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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恢复红二十六军

戴茂林，赵晓光

红二十六军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西北建立的主力红军部队。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北根据地的兴衰，是与红二十六军的曲折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而红二十六军能够从挫折中奋起，高岗是功不可没的。 　　1|陈家坡会议 　　高岗于1932年6月离开陕甘游击队到省委工作后，陕甘游击队并未摆脱困境，反而进一步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 　　1932年7月23日，中共陕西省委派李艮来游击队传达省委关于“彻底转变陕甘新苏区的机会主义领导，以创建陕甘新苏区与二十六军”的指示，并委任李艮为陕甘游击队政委。由于李艮强迫部队执行“左”倾路线，不到一个月内同敌人打了三次硬仗，结果全部失败，引起指战员不满。他却认为是阎红彦等人搞阴谋，便通过省委撤销了阎红彦的总指挥职务。省委重派谢子长任游击队总指挥。 　　谢子长任总指挥后，部队采取了分路游击、休养生息的策略，逐步恢复了元气。但在形势刚刚有所好转时，杜衡又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陕西省委代表的身份于1932年12月18日来到了游击队。12月22日，游击队在宜君杨家店子(今属旬邑)召开党员会议，由杜衡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决定。会上，杜衡指责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提出要彻底改造陕甘游击队的“机会主义领导”，并要对谢子长、阎红彦、刘志丹、杨重远四人执行党的纪律，开除出部队，让他们到上海中央去受训。由于谢子长、王世泰等广大干部、战士的要求和考虑到军事技术问题，才勉强将刘志丹、杨重远留在了部队。 　　12月24日，部队在宜君县转角镇(今属旬邑)举行改编授旗仪式，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二团。军政委兼团政委杜衡，党委书记汪锋，团长王世泰，参谋长郑毅，政治处长刘志丹，参谋处长杨重远，经理处长刘约三，管理处长杨琪，青年团书记史克寿。红二团下辖一个骑兵连、一个步兵连和一个先锋连，共200余人。 　　红二团组建后，决定在位于耀县西北的照金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这里地处耀县、三原、淳化、旬邑、宜君、同官(今属铜川市)六县之交，沟壑纵横，山峦重叠，地势险峻，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之地。部队开赴照金后，很快就消灭了当地民团，并帮助当地党组织建立起游击队，打开了局面。 　　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成立，书记金理科，军委书记习仲勋。同时还成立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由李妙斋任总指挥。3月下旬，红二团进入三原武字区，组建了红二十六军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黄子祥任总指挥。随后，又陆续建立了十几支游击队。 　　4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副主席习仲勋。至此，东起香山，西至淳化塬畔，南抵高山槐，北至马栏，东西50余里，南北80余里，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 　　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和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引起了敌人的恐慌，4月下旬，敌人以四个正规团和六个民团的兵力，分四路“围剿”照金根据地。面对强敌，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团党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红二团跳出敌人的包围到外线作战，游击队则在当地坚持斗争。在游击队的配合下，红二团经过20余天的机动作战，消灭了一批敌人，部队扩大到500余人，迫使进犯照金的敌人撤出了根据地。 　　然而，形势的好转却使杜衡的头脑发热，他不顾刘志丹等的反对，强令红二团乘胜南下，创建渭华新苏区。结果，部队在南下抵达蓝田张家坪时，遭遇强敌伏击。指战员虽经血战，但仅有不足百人得以突围。 　　历经磨难建立起来的第一支西北红军主力，就这样被打散了。 　　杜衡是在红二团南下不久只身一人返回西安陕西省委驻地的。他回西安后，即在福盛楼被捕并叛变。而高岗则是在福盛楼逃脱后按照与贾拓夫的商定，直奔照金苏区。 　　本来按照贾拓夫与高岗的商定，也是中共陕西省委以前就做好的安排，高岗是到位于耀县的王泰吉骑兵团工作。但王泰吉骑兵团于1933年7月21日在耀县起义后，在三原辘轳把村被敌人打散，余部已经退到了照金，所以，高岗在西安脱险后，就直接来到了照金。 　　高岗于8月初到达照金地区时，革命形势已经处于非常危急的时期。 　　红二团南下后，中共陕甘边特委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由黄子祥任团长，同时建立了新的渭北游击队。7月21日王泰吉骑兵团在耀县起义后，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中共耀县县委也乘势建立了耀县革命委员会和耀县游击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失败后，王泰吉率领余部300余人，于8月初进入照金根据地，耀县游击队也于此时来到这里。然而，几支革命力量尚未站稳脚跟，敌人又纠集了九个团的兵力向渭北根据地发起了进攻，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渭北根据地也被敌人所占领。 　　在此关键时期，高岗作为中共陕西省委代表，与陕甘边特委一道，于8月14日在照金陈家坡召开了对重建红二十六军有决定性意义的党政军联席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陈家坡会议。 　　当时的陕甘边特委就在照金，汇集到照金的革命武装主要有红四团、耀县游击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及几支游击队，因此，参加会议的人员有陕西省委的代表高岗，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王泰吉，陕甘边特委负责人习仲勋、张邦英、秦武山，红四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耀县游击队队长王伯栋、政委张秀山以及其他几名军队干部。 　　陈家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陕甘边地区的革命力量如何统一行动、怎样创建主力红军的问题。虽然这次会议不可能留下原始的文字记载，但我们从当事人后来的回忆中，还是可以看到这次通宵达旦的会议是如何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统一了思想，确定了正确的路线。 　　1983年4月，参加了陈家坡会议的习仲勋回忆说： 　　1933年8月，我们在照金根据地陈家坡召开会议，克服了存在于一些同志中的右倾主义情绪，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拉起队伍再干。我们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决定分三路建立游击区：第一路陕北，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陇东，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为关中，以照金为中心。当时陈家坡会议发生路线分歧，一种意见足以黄子祥为代表的，反对集中领导、统一指挥，主张把红四团带回渭北，不承认高岗为省委代表；一种是以高岗为代表的，主张成立指挥部，统一行动，坚持扩大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会议终于以后一种正确路线取得胜利，成立了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这时的方针是：不打大仗，打小仗，集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深入陕甘边积极活动，并拟定了有战略意义的一、二、三路根据地的创立计划。所以，陈家坡会议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 　　1988年3月，同样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张秀山回忆说： 　　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讨论重新组建主力红军问题。参加会议的有秦武山、习仲勋、李妙斋、杨森、高岗、张秀山、张邦英、黄子祥、王伯栋、陈子鼎，还有几个连队指导员、义勇军中的党员干部。会上，讨论了三支革命武装会合照金苏区后的形势和任务，认为应当拿出切合实际的对策，扭转被动局面。但是，在三支革命武装是统一活动还是分散活动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将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红四团统一起来，组成主力红军部队，使分散的相对弱小的红军能形成有力的拳头，打击敌人的薄弱部分，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扩大边区的游击战争；另一种意见认为，红军和苏区接连受挫，敌人攻势凶猛，成立主力部队目标大，在现在形势下还不行，主张各部队仍回原地分散游击。围绕这两种意见，会议整整进行了一个通宵，绝大多数赞成第一种意见。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领导红四团、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同时，决定撤销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改编为一个大队。陈家坡会议是一次恢复与扩大红二十六军的关键会议。实践证明，它为重建红二十六军奠定了坚实基础，对陕甘边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一位与会者秦武山也在1983年回忆说： 　　陈家坡会议是在红二团南下失败后，恢复与扩大红二十六军的关键性会议。这次会议在三支部队统一与分散活动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黄子祥、王伯栋等少数人不主张统一行动，主张回各地打游击。这种主张遭到了与会的绝大多数人的反对，反对这种主张的有习仲勋、秦武山、杨森、高岗、李妙斋、张秀山、张邦英、陈子鼎等同志。第二个争论是总指挥部的人选问题。大多数同志主张王泰吉任总指挥，黄子祥、王伯栋认为这是义勇军领导红军，不同意。第三个问题是高岗任政委的问题。大多数同志主张高岗为总指挥部政委，但黄、王反对。会议从当日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太阳大照才结束，最后正确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 　　通过上述回忆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这次会议时间长、争论激烈，但最终还是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高岗是代表陕西省委参加并主持这次会议的。在这次对重建红二十六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党政军联席扩大会议上，高岗力主将分散的小股革命武装力量统一起来集中行动，坚持创造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方针，并基本上统一了与会者的思想。他本人也在这次会议上被推选为新成立的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委。 　　2|违纪被撤职 　　陈家坡会议后，部队按照会议确定的“集中主力，不打大仗，集小胜为大胜”的战略方针，频频出击，节节胜利。10月4日，刘志丹又由南山脱险回到照金，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更加强了部队的领导力量。 　　革命力量的恢复和壮大引起了敌人的恐慌，10月上旬，敌人调集了四个正规团和六个县的民团共6000余人，向照金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面对强敌，高岗与王泰吉、刘志丹冷静地分析了敌情，认为敌强我弱，不宜在狭小的根据地内与强敌周旋，必须跳出包围，转到外线作战。于是，总指挥部决定，主力红军转到外线，寻机歼敌，游击队留守内线，坚持斗争。10月10日，红军主力出发北上。18日，一举攻克敌人守备薄弱的甘肃合水县城，毙伤敌人200多名，缴枪百余支，使部队声威大震。紧接着，部队又在合水县毛家沟门重创敌赵文治团，使该团元气大伤，不敢再战。 　　然而，红军主力在外线的胜利仍然无法避免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失守。虽然留守根据地的游击队英勇顽强地与敌人血战，在保卫照金根据地的首府薛家寨的战斗中，一天曾经打退了敌人的数十次进攻，予敌以重大杀伤，但游击队也伤亡惨重。敌人于10月16日占领了薛家寨，坚持了十个月之久的照金根据地终于失守。 　　照金根据地的失守，使陕甘边红军再次陷入漂泊的困境。到哪里安家?怎样发展?由谁来领导?这支西北红军的主力部队又一次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为了决定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方向，11月3日至5日，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作出了三项极其重要的决定： 　　第一，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首先成立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由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师长兼参谋长。 　　第二，开辟陕北、陕甘边、关中三个游击区。在这三个游击区分别由四十二师派出一些干部，建立三路游击队。 　　第三，军事后方移至南梁，创建以南梁堡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1月8日，部队根据包家寨会议决定，在合水县莲花寺正式成立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全师人枪500余，下辖红三团和红四团两个团。同时建立了红四十二师党委，由杨森任党委书记。 　　南梁位于陕甘两省交界处，地处桥山山脉中段大梁山南麓，东距延安、西距庆阳、北距保安(今志丹县)均很远，南却与原照金革命根据地相邻。南梁地区以荔园堡川的南梁堡为中心，包括平定川、豹子川、林镇川、玉皇庙川、白马川、二将川、大凤川等，方圆百余里。这里重峦叠嶂，梢林密布，沟壑纵横，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理想之地。红四十二师于11月中旬进入南梁地区后，首先扫荡了反动民团，然后发动民众，在各地逐步建立起了农民联合会和赤卫军。红四十二师还派出一批军事干部，拨出部分武器弹药，帮助地方组建游击队。为了廓清南梁外围，红四十二师主力在根据地基本建立后，又主动转入外线，先后击溃了井岳秀部一个营，全歼了新堡民团和赵沟民团，消灭了陕西警备骑兵旅四个连，为创建并巩固南梁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应当说，高岗为红二十六军的重建和南梁根据地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功不可没。然而，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高岗却过不了美色关。1934年1月初，高岗在正宁南邑堡战斗结束后打扫战场时，见一窑洞内有一妇女，便上前调戏。此事恰好被红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发现，并报告了师党委。 　　1月上旬，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合水县蔺家砭召开会议。此时红四十二师因1月初师长王泰吉请求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已经由刘志丹任师长。这次会议对高岗在正宁南邑堡的严重违法乱纪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决定撤销他的师政委职务，由师党委书记杨森接任。 　　高岗因违纪被撤销了红四十二师政委职务后，被下派到第二路游击队，任总指挥部政委，总指挥是杨琪。 　　包家寨会议决定开辟三个战略游击区，建立一、二、三路游击队后，随着南梁根据地的建立，各路游击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当时第一路游击队主要活动在安定县一带，第二路游击队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游击队以照金为中心。由于第二路游击队实际上就在南梁根据地内，能够及时得到红二十四师的支持和帮助，所以在各路游击队中发展最快。 　　1934年2月，国民党陕甘军阀调集了八个团的兵力，向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企图将新生的革命根据地扼杀在摇篮中。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军主力继续采取外线作战的方针，红四十二师跳出南梁，转入外线，二路游击队则坚守南梁，与敌人展开游击战。 　　1934年3月，刘志丹率领红四十二师回师南梁，与高岗、杨琪率领的二路游击队会师，然后一起向北进发，突袭蔺家砭，轻取崖窑，在庆阳元城活捉国民党第四自治区区长高明山，在赵梁子消灭谭世麟部一个骑兵连。4月上旬，红四十二师在二路游击队的配合下取得西华池大捷，全歼敌人两个营共600多人，创造了红二十四师成立以来的歼敌最高纪录。西华池大捷也成为粉碎敌人“围剿”的决定性一战。 　　3|复职与再被撤职 　　西华池大捷后，刘志丹率领红四十二师南下三原、淳化、耀县等地，高岗、杨琪仍率领二路游击队坚守南梁。 　　1934年5月中旬，敌人借红军主力离开南梁之机，再次向南梁根据地发动“围剿”，高岗和杨琪则率部与敌周旋。敌军抓不到红军，就以疯狂的仇恨，在占领的区域内毁坏窑洞，焚烧粮食，屠杀牲口，而且还丧心病狂地烧了刘志丹的家，挖了刘志丹家的祖坟。 　　高岗、杨琪则指挥二路游击队避敌锋芒，转入敌后，开展游击战。高岗在动员部队坚持战斗时说： 　　敌人来进攻，我们就抄他的后路。敌人后方就像老姑娘的屁股，摸不得，一摸就得回头。 　　果然，二路游击队在敌人后方攻城拔寨，迫使敌军回撤保家，使敌人“围剿”根据地的计划再次破产，南梁根据地又胜利收复。 　　5月下旬，红四十二师主力又回师南梁。5月28日，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健全中共陕甘边特委，由张秀山任特委书记；成立陕甘边军事委员会，由刘志丹任主席；杨森任红四十二师师长，高岗复任红四十二师政委。 　　在曲折、复杂甚至是惨烈、悲壮的战争环境下，部队领导人的变化经常、频繁，有时也是出人意料的。高岗从1933年8月担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委到1934年5月重新接任红四十二师政委，短短的九个月，已经是四任政委了。但这还仅仅是开始，不足两个月后，高岗又一次被撤销了政委的职务。只不过这次被撤职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高岗个人的过错，而是受“左”倾错误打击的结果。 　　1934年7月下旬，谢子长、郭洪涛率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来到南梁，与红四十二师会师。 　　提到陕北游击队，还必须从谢子长和陕北根据地的建立谈起。 　　谢子长1897年1月19日出生于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枣树坪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父亲谢标朋以务农为主，兼开柴草店，家中生活尚可。1919年，谢子长考入西安陕西省立第一中学，次年转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曾担任校学生会负责人。与高岗和刘志丹由榆林中学而军校的生涯不同，1922年春，中学尚未毕业的谢子长就抱着教育救国的信念，返回家乡办起了一所小学。然而，愿望虽好，办学却并非易事。谢子长虽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办起了学校，穷人家的孩子却无钱上学。同年秋，谢子长决心投笔从戎，毅然只身赴山西，考入阎锡山办的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1924年，谢子长离开学兵团，先是回到家乡办起了民团，后又奔赴京津，探求革命真理，并于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初，谢子长受党的委派，回到家乡，以县民团团总的身份开展秘密工作。大革命失败后，谢子长与唐澍等人领导了著名的清涧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副总指挥。清涧起义失败后，他又受省委的委派，于1928年5月与刘志丹等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兼第三大队队长。 　　从渭华起义起，谢子长与刘志丹经常并肩作战，共同搞兵运，高岗则追随其中。但从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后，谢子长被迫离开了部队，先到上海中央局“受训”，后被派往张家口察绥抗日同盟军工作，一直到1933年11月，才又被派回陕西，被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任命为西北军事特派员。1934年1月，谢子长辗转回到了安定县。当时正值陕北根据地困难时期，主力部队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已经被打散。谢子长回来后，立即集合失散人员，取出埋藏的枪支，于3月8日正式恢复了红一支队。 　　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继派谢子长回陕后，1933年12月又派郭洪涛、李铁轮前往陕北工作，并改组了陕北党、团特委。党的特委由书记崔田夫、组织部长郭洪涛、宣传部长马明方组成，团的特委由书记马文瑞、组织部长崔田民、宣传部长李铁轮组成。1934年1月，陕北特委在佳县南洼村举行了党团联席会议，决定迅速恢复红一支队，加强红二、三支队，组建红四、五支队，开辟绥、米、佳、吴游击根据地。会后，一支队在谢子长的领导下迅速恢复，四、五支队也逐步建立。 　　1934年7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杨道峁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游击队下辖一、二、五三个支队，300余人。7月18日，谢子长指挥游击队一举攻克安定县城，开创了陕北红军攻占县城的先例。 　　7月23日，谢子长率领陕北游击队来到南梁阎家洼子，与刘志丹、高岗、杨森率领的红四十二师会合。2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与中共陕北特委、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阎家洼子举行联席会议，即著名的阎家洼子会议。 　　由于当时的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分属于两个上级机构领导，陕甘边特委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陕西省委直接归党中央领导。而陕北特委归中共北方局领导，中共北方局归中央驻北方代表直接领导。所以，阎家洼子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陕甘边与陕北两个根据地的战略配合问题。 　　会议作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是红四十二师三团北上陕北，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二是撤销高岗红四十二师政委职务，给予留党察看三个月处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职务由谢子长兼任。 　　会后，陕甘边特委调拨步枪一百支、银元数百枚，支援陕北游击队。 　　如何评价阎家洼子会议?至今公开出版的著述鲜有涉及。 　　为什么在这次会议上要撤销高岗的政委职务，并且给予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至今仍是个谜。 　　虽然有的回忆材料说这次会议撤销高岗的职务是因为他在正宁南邑堡战斗中违纪，但通过本书的上述材料读者已经清楚，高岗因违纪而被撤职是在半年以前的蔺家砭会议，而且在两个月以前的寨子湾会议上，高岗已经恢复了政委职务。 　　果真高岗被撤职是个难解之谜? 　　实际上又并非如此。虽然在当时的战斗环境中，无法保存会议记录，一些新中国成立后的回忆材料又受当事者的记忆力以及各种政治环境的影响，未必准确，但1942年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却为我们了解这次会议的真实情况，留下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参考材料。 　　参加阎家洼子会议的有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的刘志丹、杨森、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王世泰，陕北特委和陕北游击队的谢子长、郭洪涛、贺晋年以及红四十二师连以上和陕北游击队支队长以上的干部。虽然陕甘边根据地建立得较早，红军与游击队的实力也比较大，但陕北游击队的郭洪涛和谢子长是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来的，他们更了解党中央的方针和路线。因此，会议首先由谢子长宣读了中共上海中央局和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由于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已经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两封信的基本精神也就不可能不受“左”倾错误的影响，自然对红二十六军的游击战争进行了一些无端的指责。接着，郭洪涛在发言中又批评红四十二师是“梢山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虽然刘志丹、高岗等在发言中对红四十二师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选择进行了辩解，但由于指示信与郭洪涛的发言代表了当时“左”倾中央的基本路线，所以会议还是决定撤销高岗的政委职务，由谢子长接任。 　　1942年11月11日，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习仲勋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提到了阎家洼子会议的情况。由于是当时会议的记录稿，习仲勋的发言又是即兴的，所以有些话未必很恰当。但为了保持历史原貌，照录原稿如下： 　　阎家洼子会议“大概是阳历七月前后开的，我也是参加那个会议的一个，许多情形都了解。洪涛同志来的时候，就是钦差大臣的派头，当时我确实也是马马虎虎，不知他是中央的代表，还是北方局的代表，介绍信我也没有看。在那个会上我很拘束，过去我不爱说话，一说话面孔就红。我在这次会议上讲话很少，当时我还是主席团之一，也不知是争论了一些什么问题，我只把照金苏区、武子苏区讲了一些意见，讲的不很多。在会议后，洪涛同志便根据这个东西，写了一篇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经验教训一文。他主要批评陕甘边党和红二十六军主要领导者刘志丹、高岗同志都是右倾机会主义、逃避路线、串山林主义、枪杆主义。我们大家想想在那个时候，谁不愿意在一个大平原上建立一个根据地，省得上坡、下坡(笑声)，但国民党不能让我们这样干，要存在只有实行梢山主义。甚至在打开延长后，还有一位八十四师的政治部李主任，还批评我是梢山主义。后来刘志丹讲，梢山主义不错呀!没有梢山主义就不行。谁说不能以南梁堡、二将川、豹子川为中心去开展新的进攻呢?所以我觉得洪涛同志不懂，当时有意识模糊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党的当时斗争的真实事实，而且确实有企图篡军。在这次会议上好像洪涛同志胜利了，把大家批评了一顿，高岗同志被打击了，撤了他政治委员的职。为什么没有篡军呢?就是真的把军队交给他也不行，自己无能，他手中又没有这样的干部。”① 　　如果说习仲勋的发言还只是他个人的意见，不一定代表绝大多数人的看法，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看看中共中央对这次会议的评价。 　　1942年12月12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尚未结束之际，中共中央通过了一份党内秘密文件，题目为《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这份党内秘密文件虽然没有专门评价阎家洼子会议，但在提到郭洪涛时，有一个括号，在这个括号中，这样写道： 　　郭是1933年底到达陕北，曾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打击过陕北特委重要负责同志马明方。1934年7月在阎家洼子会议上又打击过刘志丹、高岗，企图夺取二十六军及陕甘党的领导地位，但这种企图受到抵抗而未能成功。 　　虽然说在当时的战争时期，部队领导变换频繁，并且无论就资历还是能力，谢子长取代高岗任政委都无可非议，但上述的回忆材料和中央的决定已经清楚地回答了高岗在阎家洼子会议上被撤职的原因。 　　至于如何评价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和中共中央当时的决定，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将在后文予以专门的探讨。 　　4|周家硷会议 　　阎家洼子会议后，谢子长虽然担任了红四十二师政委，但在会议结束后，他并没有留在红四十二师，而是率领陕北游击队返回了陕北。红四十二师第三团也按照会议的决定，在团长王世泰的带领下，北上安定，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 　　陕北游击队和红四十二师三团在谢子长指挥下，先后在安定、绥德、清涧、横山等地连战连捷，基本上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但不幸的是，1934年8月26日，谢子长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胸部中弹，身负重伤。 　　阎家洼子会议后，高岗虽然被撤销了红二十四师政委的职务，但他并没有离开部队，而是以参谋长的名义，与红四十二师二团一起战斗。然而，非常遗憾，从阎家洼子会议到周家硷会议这半年间高岗的情况，我们没有找到更多的材料，目前只见到曾任西北工委书记的崔田夫1945年在谈陕北苏区创建时提到了高岗被撤职后的行踪。 　　崔田夫说： 　　七八月间(阎家洼子会议是7月25日召开的，笔者注)，高岗带了红二十六军二团北上，在安定打垮了敌人，收了百多条枪，又到清涧打了两个胜仗，在安定成立了红一团，还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群众组织了贫农团和自卫军，实行了分粮。清涧二支队扩大后，到10月成立了红二团，在神府成立了红三团。还有十三四个支队。 　　年底，高岗北上在安定白庙岔，以红一团、红二团配合几个支队，成立了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在安定南沟岔打了一个胜仗，收了几十条枪和两架轻机关枪，跟着刘志丹也带来一团，统一了陕甘、陕北两苏区，成立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总指挥部，刘志丹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② 　　经查实，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团是1934年9月18日在安定县西崖窑沟成立的，团长贺晋年，政委马佩勋，参谋长路文昌。全团200多人、100多条枪；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团，是1934年底在清涧县大马家山成立的，团长郭育仁，政委马万里，参谋长惠世良。全团300人、100多条枪；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团，也是9月18日在神木县南乡王家庄成立的，团长王兆相，政委杨文谟，参谋长刘洪飞。全团300多人、100多条枪。 　　1935年1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在安定县白庙岔宣布成立。下辖八十四师，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参谋长朱子休。八十四师成立后的第二天，就在安定县南沟岔歼灭了国民党军高桂滋部一个连，并击溃了由老君殿开来的援兵。接着，部队乘胜东进，连战连捷，使陕北游击队扩展到延长、延安和宜川一带，并把清涧、安塞、安定、靖边四个县连成了一片。 　　调刘志丹到陕北来统一指挥陕甘边和陕北两支红军部队，是中共中央北方代表巡视员的决定。1934年10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派巡视员黄翰来陕北，布置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相互配合和两支红军统一指挥的问题。 　　土地革命战争兴起后，西北逐步形成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两支主力红军。但是，由于陕甘边和陕北是被敌人分割开的两块根据地，党和红军也就存在两个领导关系。陕甘边根据地属陕西省委领导，陕西省委被破坏后，直接归陕甘边特委领导；陕北根据地则直接受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领导。虽然阎家洼子会议后，两支红军部队有了配合，但基本上还是以各自活动为主。1934年10月黄翰来到陕北后，鉴于谢子长身负重伤的实际情况，建议调刘志丹到陕北，统一陕甘边和陕北两地的军事领导。黄翰并致信刘志丹，指示刘志丹尽快来陕北。 　　接指示后，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军部分部队，于12月底奔赴安定。1935年1月下旬，刘志丹来到陕北根据地中心区赤源县(今子长县)的水晶沟灯盏湾，探望了在此地养伤的谢子长。两人就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和两支红军的统一指挥共同作战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共识。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即著名的周家硷会议。 　　刘志丹率部来到陕北时，已经率部在陕北活动的高岗立即与刘志丹会合到一起，并一同参加了周家硷会议。由于陕甘边特委的主要领导正在领导反“围剿”斗争，没有到会，所以，参加周家硷会议的除刘志丹、高岗外，还有陕北特委的崔田夫、郭洪涛、马明方，白坚作记录。 　　周家硷会议召开时，蒋介石正调集重兵，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因此，会议首先研究军事问题，并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及陕甘、陕北两块根据地的其他武装力量。刘志丹为军事委员会主席，谢子长为副主席，高岗、杨森、杨琪、张秀山、张达志为委员。 　　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又产生了军委归谁领导的问题。因此，会议又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书记惠子俊(未到任前由崔田夫代理)，组织部长郭洪涛，宣传部长张秀山。西北工委成立后，陕北特委撤销，原陕北特委领导的各县县委改由西北工委直接领导；陕甘边特委保留，原陕甘边特委所属的各县县委仍由其领导。 　　周家硷会议不久，2月21日，时年39岁的谢子长因病情恶化，不幸逝世。 　　谢子长是与刘志丹齐名的西北红军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在西北党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有“谢青天”之称。 　　谢子长的逝世是党和西北人民的重大损失。然而，历史的机遇有时就是这样的无情。谢子长逝世后，高岗接任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成为仅次于刘志丹的西北根据地二号人物。 　　① 《习仲勋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11日)，未刊稿，现存于陕西省档案馆。 　　② 《崔田夫谈陕北苏区创立记》(1945年)，未刊稿，现存于陕西省档案馆。 　　 高岗传/戴茂林，赵晓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