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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连任参议会议长 |
| 戴茂林，赵晓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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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民主政权的旗帜。在八年抗战的历史进程中，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也一直走在全国的前面。
作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言人，历史已经注定高岗要承担更多的权力与荣誉。
高岗不仅是陕甘宁边区党的负责人，他还是陕甘宁边区第一任参议会议长，而且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三届的参议会议长。
1|离婚与再婚
高岗是1938年4月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的。此时的延安已经成为抗日民主的一面旗帜，众多的热血青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历尽艰辛，涌入延安。
青年，是热血沸腾、蓬勃向上的标志；青年，也意味着阳光灿烂、青春爱情。
当时虽然是残酷的战争年代，但革命圣地延安却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一方面，这里汇集了大批中共的精英，他们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士，历经土地革命战争的磨炼，跨越二万五千里征程来到了延安，又高举起民族战争的旗帜。这批大浪淘沙的将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真正脊梁。另一方面，追求民主、渴望光明、立志报国的大批知识青年也来到了延安。用毛泽东的话说，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先锋队，他们所代表的方向，就是中国革命的方向。虽然他们只是一个方面军，还不是主力军，但他们只要与工农这支主力军汇合到一起，就会成为战无不胜的伟大力量。
代表着中国光明与前途的两股力量，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年代，于黄土高坡上的延安交融了。
这种交融不但使中国抗战的力量大为增强，也必然会碰撞出火花，产生出爱情。
高岗，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与结发之妻杨芝芳离异的。
爱情是可以跨越时空、不分民族、不计年龄而超现实展开的，但婚姻是具体的、讲条件的、有缘由的。
1998年11月12日，杨芝芳老人向笔者倾诉了她当时与高岗离婚的情景：
那时高岗已经是陕甘宁边区的领导，经常出席各种会议。我是家庭妇女，又是小脚，外边又来了很多年轻的革命的女同志，所以，高岗提出要分开。记得是王子宜(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跟我谈的。他说，高岗活动很多，经常出头露面，你是小脚，与高岗一起出面不太合适，最好与高岗分开。我就同意了。分开后，我们还是革命同志，经常有联系，他作报告我也去听。我与李力群(高岗的第二位妻子)相处得也很好。
满头银丝的世纪老人在谈到她人生中唯一的婚姻时，声音轻微，心态沉稳，神态安详，使人置身于历史的真实，回到了那并不平淡的年代，更感到岁月的沧桑在不停地冲刷着人们心灵的伤痕，时间老人会帮助任何人走出悲伤。
高岗与杨芝芳的离异，并非如某些传言所讲，系高岗生活作风糜烂所致，而是与当时的环境、风气、地位有关。当时陕甘宁边区婚姻法已经公布，婚姻自由的新风在革命队伍内部迅速传播。为了革命事业与个人幸福，不少领导干部都与早年的包办婚姻脱钩，与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年轻知识女性重结良缘。
杨芝芳老人虽然忘记了她与高岗是哪月离婚的，但她记得大致的时间是在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前后。而我们知道，毛泽东与江青是1938年11月结婚的。
高岗与杨芝芳离异后并未马上结婚，到了1940年，高岗才与时年19岁的李力群缔结良缘。
1921年12月出生于江苏省宿迁县的李力群与目不识丁的杨芝芳不同，1937年来延安之前，李力群是徐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的高才生。抗日战争爆发后，学堂的书桌已经载不下抗日的志向，李力群与几位同学毅然离开家庭，走出校门，辗转来到了西安，并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来到了延安。
延安是座革命的大熔炉，热血青年在这里迅速成长。1938年，李力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她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夙愿。
然而，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没有想到，她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考验，在她毫无准备时已经悄然降临身边。
1998年11月12日，笔者在北京李力群的家中第一次采访了这位饱经沧桑的离休老人。未谋面之前，因为在材料中已经知道李力群是1940年与高岗结婚的，所以在笔者脑海中跳跃着的总是一个留着短发、穿着军装、扎着皮腰带的一脸稚气的小八路。
然而，真实地坐在笔者面前的却是一位耄耋妇人。年近八十岁的老人有些耳背，但思维清晰，也很健谈。虽然坎坷的岁月使老人有着高度的政治敏锐，但随着交谈的深入，老人也慢慢地向笔者谈起了她半个世纪前与高岗结婚时的戏剧性场面：
“我十七岁去延安，后进党校学习。有一天，高岗去党校讲党建课。我个子小，听课时始终坐在前面，他可能在讲课时就看上了我。党校学习结束后，陈云就把我留在了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当时我很不情愿，我愿意去敌后，我觉得这里的人太土，但组织上的安排必须服从。不久，高岗就带我出差去了安塞，这次出差大约有三四天。出差回来后，毛主席请我们吃饭，是高岗带我一起去的。毛主席请我们吃腊肉，席间毛主席说了许多高岗的好话，让我向高岗学习，而且说，你将来如果能找到这样的对象如何如何。我当时心里就一惊，因为那时候我见到高岗就害怕，他样子很凶，又是大首长，但毛主席的意思我已有所觉察。又过了几天，王明、王若飞、习仲勋等人又请我和高岗吃饭，还请周围的一些小姑娘吃枣，并说今天就是结婚的日子。一听这话，我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延河边。但这时王若飞找到我说，你学过党建吗?党员要听党的话，这也是党的安排。他劝我回去，但我当时还是没回窑洞吃饭。”
“就这样。我们没有任何感情，一天也没恋爱，就结婚了。结婚后，高岗半年内不准我下山，怕我见到同学们。后来，我曾经对陈云等人说，是你们把我强配给他的。不过，结婚后他对我还不错。”
真让现代青年男女们无法想象，为追求民主、自由而来到延安的李力群，却“遭遇”了这样一场，“包办”婚姻，竟然在“一天也没恋爱”的暗箱中被“操纵”成婚。
不过，这并非是一场封建的包办婚姻，只不过带有浓厚的现代政治色彩。这种政治色彩足足伴随着李力群度过了坎坷的半个多世纪。
李力群与高岗结婚后，虽然半年内未被准许下山，但“下山”后，先后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党委秘书处秘书、延安柳林区党委宣传科长、区委书记、县委委员等职务。一直到1945年10月高岗离开延安去东北，李力群始终与高岗战斗在延安。
2|参议会议长
参议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
但中国的参议会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分属于国统区和根据地两个方面，而且从参议会诞生之初，就具有不同的性质。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民党在政治上实施了一些民主措施，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党派的合法地位。1937年8月，国民党政府成立了国防参政会，邀请各党派和社会名流参加，共议国是。1938年4月，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其中也决定要成立“国民参政会”，并于4月12日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同年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9月下旬和10月初，又相继公布了省、市参政会的组织条例。
虽然国民参政会在国民党的把持下难以真正地发挥作用，但它是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实施的具有初步民主形式的咨询机构，因此，它仍为各党派和进步团体开展抗日民主运动提供了某些方便条件。所以，就国民参政会的诞生，1938年6月17日的《新华日报》曾发表短评说：
虽然国民参政会的产生方法和人员成分，不能完全如国人所希望，可是这一战时相当代表民意机关的产生，的确是政治上一个进步的改革。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抗日民主的模范。早在国民参政会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就实行了议会民主制度。
1937年5月12日，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的名称也由此开始使用。
这一纲要规定：
“陕甘宁边区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实行最适合于抗战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各级议会议员由选民直接选举，各级行政长官由各级议会选举。”
从同年7月起，乡级代表会和区、县、边区三级参议会逐步产生，然后由代表会和参议会选举出各级行政长官，并把选出的边区政府主席和行政委员呈请国民政府加委。
1938年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召开后，为了在名称上与全国保持一致并促进地方参议会的早日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1月25日发出训令，将边区议会改为参议会，并积极筹备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与国民党把持的国民参政会不同，它不仅是陕甘宁边区全体人民的民意代表机关，而且是全边区人民管理自己政治的最高权力机构。组建一个什么样的参议会，不但事关边区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而且必然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对如何坚持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也将产生重大影响。当时，国民党虽然公布了省、市参议会的组织条例，但它并不希望中共打出参议会的旗号，不想让民主的旗帜在陕甘宁边区飘扬。所以，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训令将边区议会改为参议会后，国民党政府竟然向陕甘宁边区政府发来电报，提出边区参议会是否改为准备会，并不要向外宣传。
针对国民党的无理要求，1939年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问题的会议上尖锐地指出：
边区议会要开，国民党攻击我们立异，我们为实行民主制度必须立异，否则不能表示我们的进步。议会名称仍用参议会好。边区问题解决必须坚持下列原则：(一)边区事情由我们办；(二)保证民主制度。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了著名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反摩擦原则。
边区议会要开，而且必须开好。参议会的名称要用，而且必须用足。为此，由谁来做边区参议会的代表呢?这可是中共的第一位参议会议长啊!
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党政合一是最有效率的组织结构，而且一年多的实践也已经证明，高岗胜任全面领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因此，党中央决定，由高岗来兼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
后来的实践证明，党中央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高岗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后，较好地履行了议长的职责，得到了边区人民的拥护，并连续三届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的职务。
第一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1939年1月17日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开幕的。到会的参议员共有145人，加上国共两党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人、地主、社会名流等各界来宾，约有70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中共中央对第一届参议会的召开非常重视，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会议从1月17日到2月4日共开了19天，毛泽东三次到会发表讲话。在第一天的开幕式上，毛泽东指出：
抗战一定要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是互相配合的。没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不能实现民族主义，抗战就不会胜利。边区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民主，而这民主又是苏维埃在现阶段的发展物，现在各阶级、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可参加参议会。1937年边区的施政方针是：大大发展国防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发展国防教育，办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学校，开展识字运动，使边区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水准；大大发展国防的民众运动，加强军事训练。
在会议开幕的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又做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指出：
武汉失守了，但还没有进到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而是敌攻我守与敌我相持两个阶段中间的过渡时期。完成这个过渡需要三个条件：中国坚持持久抗战并增强抗日力量；日本的困难增长；国际上给中国更多的援助。目前军事、经济、国内矛盾、国际环境都使日本更加困难，这就逼使日本不得不在一定时间停止其进攻。中国的抗战，一方面更加困难，一方面更加进步，而进步一定压倒困难。近几个月来的国际形势也对中国有利。
报告最后指出：
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坚持抗战，强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八路军、新四军的任务，主要是在敌后拖牛尾巴，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陕甘宁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又在闭幕式上发表了讲话，批评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确定的反共、溶共方针，指出：
为国为民的共产党绝对不应当溶化的，应当溶化的是那些发国难财、吃摩擦饭的顽固分子和其他的坏东西。国民党鼓吹的“一个主义”、“一个党”的谬论应当取消。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两年后召开的。会议听取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副主席高自立关于边区政府两年来的工作报告及政府各厅、院、处负责人对各部门工作的总结，作出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对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并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
会议选举高岗为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常驻参议员为毛齐华、崔田夫、陈伯达、周长安、路志亮、王观澜、高述先。会议还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边区政府委员为林伯渠、高自立、周兴、王世泰、周扬、曹力如、刘景范、阎红彦、雷经天、霍维德、马锡五、王兆祥、贺晋年、李子厚、乔钟灵。常务委员为林伯渠、高自立、曹力如、雷经天、刘景范、王世泰、周扬。
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大会向国民参政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各战区司令长官及全体将士和八路军新四军分别发了专电，还发表了《告边区同胞书》。
2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会议胜利闭幕。
关于本届参议会的特点，时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的周扬在1939年2月22日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个专论，总结了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它是包括各党派各阶级的真正边区全体人民的代表机关；第二，它是根据普遍、平等、直接、不记名的原则选举出来的；第三，它不仅是陕甘宁边区全体人民的民意代表机关，而且是全边区人民管理自己政治的最高权力机关。
自此，高岗除高书记、高司令外，又多了一个高议长的头衔，成为陕甘宁边区民意代表机关的最高代表。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是1941年11月6日至21日在延安举行的。在第二届参议会开幕的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问题。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继续提议高岗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李鼎铭、谢觉哉、安文钦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
此时的抗日战争虽然仍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但陕甘宁边区经过大生产运动，已经度过了经济上的最困难时期，政权稳固，人心安定，民主气氛愈加浓厚。
第二届参议会在新修建的“民主之宫”——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举行。这是陕甘宁边区空前的民主盛会，也是高岗在黄土高坡上极为风光的时刻。1941年11月7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特讯，详细记述了开幕式的盛况和高岗、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的主要内容。虽然这篇报道在本书中全文引用略显冗长，但就其含量而言实属精悍，可省去更多的叙述文字，故全文引用如下：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昨日在延安开幕。出席者有正式参议员高岗、林伯渠、李丹生、安文钦、李鼎铭、贺连城、阿里阿罕、巴素华、马国藩、那素滴勒盖、森健等一百九十三人，候补参议员十六人，政府首长到会者有林主席、高副主席、谢秘书长及各厅厅长等五十余人，来宾有第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军委会驻十八集团军高级联络参谋陈宏谟、周劲武、郭亚生三先生，晋西北行署续主任范亭，晋察冀、冀晋豫、胶东、鲁西、冀中、苏北等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代表，各界来宾等五百余人。各参议员、政府首长、各界来宾准时络绎入场，会场周壁遍悬由各方送来祝贺大会开幕之联幛及边区三年来施政成绩之图表五百余幅，壮丽辉煌，琳琅满目，主席台上高悬孙中山先生大幅遗像及用大字标写的抗战建国纲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各参议员来宾入场后，彼此见面，握手言欢，着礼帽长袍之银髯耆绅，包头布留发辫的老年农民，着短服之工人士兵，蓄发髻的农村妇女，名流、学者，各民族、党派、阶级团体职业之人民参议员齐集一堂，态度诚恳，情绪热烈，会场内充满感奋的空气。振铃开会后，全场肃静中大会筹备会南汉宸同志报告到会参议员已过法定人数，当即请前届议长高岗同志宣布开会，立时乐音奏起缭绕全场，后唱国歌，向国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后，由谢参议员觉哉恭读总理遗嘱，并为抗战死难将士静默三分钟。静默毕由高议长致开幕词，首先申述国内外形势，指出这次参议会的主要任务在于团结全边区人民，坚持抗战，检查政府工作，确定今后施政方针，并选出新的政府。后林主席致词，朱总司令、陈联络参谋相继讲话。这时毛泽东同志乘车莅场，立时掌声雷动，会场空气更为振奋。毛泽东同志身着灰色军装入场后与全场参议员来宾颔首为礼，后被请登台讲话。毛泽东同志申述参议会开会之惟一目的，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三民主义。共产党今天实行“三三制”，有义务与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党外人士，共产党员绝对不许一意孤行，把持包办，最后并希望各参议员一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供意见，实行三民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场参议员兴奋倾听，约三十分钟始毕。后续范亭先生讲话，续范亭先生为老同盟会会员，矢志革命三十余年，语词恳挚，令人感动。后荷印籍参议员阿里阿罕、印度籍参议员巴素华、日籍参议员森健先后分别用英语日语讲话，由专人负责翻译。何思敬教授，文艺家萧军，绥德参议员安文钦，米脂参议员贺连城、赵亚农，女参议员路志亮，华侨参议员李介夫，工人参议员李平等先后就民主政治之意义及本届参议会之任务发表意见后宣告休会。
会议的第二天，进行了议长和副议长的选举。高岗以152票当选，连任第二届参议会议长，谢觉哉以139票、李鼎铭以129票当选为副议长。
这次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此《纲领》于1942年5月1日在《新中华报》正式发表，故又称为《五一施政纲领》)，通过了李鼎铭等11人提出的“精兵简政”案及其他各类提案共380件。会议根据“三三制”原则，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为副主席，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边区政府各厅长是：建设厅长高自立，副厅长霍子乐；民政厅厅长刘景范；财政厅厅长南汉宸；教育厅厅长贺连城；秘书长周文。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名义发布的，实际上是由毛泽东亲自起草和修改的。《纲领》共21条，毛泽东做过多次修改，而且其中的第七、第八、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九、第二十条是毛泽东直接起草的。1942年4月30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发布新的施政纲领的决定》，提出：
此纲领之发布，具有严重之政治意义。各级党组织收到后，须立即加以讨论。为本党同志所领导之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学校均须讨论此纲领，或用为教材，加以熟读。
5月26日，高岗撰写了《为实现陕甘宁边区新的施政纲领而斗争》的长篇文章在《解放》杂志第一二九期发表。文章论述了《五一施政纲领》的主要内容、重要意义，对如何贯彻实施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是1946年4月在延安举行的。此时的高岗已经从黄土地来到了黑土地，任北满军区司令员。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三届一次会议仍然选举高岗任议长。到会正式议员111名，经无记名投票，高岗以87票连任。
为什么在高岗已经离开陕北后仍然选举高岗任议长?笔者认为主要因素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当时尚无能够替代高岗的更合适的人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既是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又是边区的最高民意机关。参议会议长作为边区的代表，必须由边区内最有威信者担任，而能够以陕甘宁边区代言人出现的，当时又只有高岗。
高岗于4月3日连任议长后，1946年4月4日的《新中华报》刊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对记者说的这样一段话：
高议长为边区创始人，自1939年一届边区参议会以来，举凡边区一切实际工作，如生产建设、保卫边区、文化教育，特别是干部作风之转变方面，高议长无不予以全面的密切注意及督促。1941年二届边区参议会通过之边区施政纲领，亦在高议长之帮助督促下，得以贯彻实施。
该报同时还刊登了边区合作英雄刘建章在选举后说的话：
高岗同志把咱老百姓从多灾多难的旧社会里救出来，他把陕北这块贫苦地方建设得多繁荣!他事情很忙，还亲自到南区合作社，问我关于农民生活改善的情形，指导我办合作社的方针，他心里就是离不开老百姓，连任议长是最适合了。
劳动英雄吴满有也说：
他是时时挂念咱老百姓，曾和我谈过四次话，我还在他那里住过三天。他每一次和我谈话都是谈劳动英雄要怎样为群众服务，对我的帮助很大，真正是一个好议长。
第二，1945年10月党中央虽然决定调高岗到东北工作，但当时还没有让高岗长期留在东北的安排。在9月26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还决定高岗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中共西北中央局办公厅在9月28日转发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调整西北局成员的通知中，还任命高岗等九人为西北局常委。是毛泽东于10月11日结束重庆谈判返回延安后，才决定高岗等人去东北加强东北局工作的，但也不是说到东北后就不再返回陕北。这从1946年3月27日刘少奇致东北局的电报中可以得到证明。
电报中说：
为了应付东北目前紧张的局面，高岗、立三同志暂时不必回延，留在东北工作，高岗最好留东北局帮助彭真工作，立三工作由东北局决定电告。①
既然是“暂时不必回延”，就意味着不是长期留东北，从而也就可以继续担任参议会议长了。
3|在大生产运动中
2000年9月16日的《北京晨报》，发了一条《南泥湾50年前开荒，50年后种树》的报道。
这篇并不惹人注目的报道写道：
“南泥湾位于延安城东南九十华里处。过去方圆百里森林茂密，土地肥沃。1940年，朱德总司令勘察后认为是个屯田的好地方，就将回防边区的一二○师三五九旅从绥德调往南泥湾开荒生产。在王震旅长的带领下，战士们仅用三年时间就使昔日的深山老林变成了丰衣足食的陕北好江南，粉碎了国民党对边区经济的封锁。”
“然而向荒山要粮、战争以及管理等原因，使南泥湾在生态环境上欠了债，也使当地进入了‘越开垦越穷、越穷越开垦’的恶性循环中。”
我们相信这条消息不会与事实不符，但在本书将要叙述的那个年代，如果没有那么大规模的开荒种地，陕甘宁边区的党、军队和老百姓，就将被困死、冻死、饿死。因为当时已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绝境。②
这种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确实有些难以理解的举动，在当时确是必须的，而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此也是非常清楚的。1942年毛泽东在大生产运动蓬勃进行中就明确指出：
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③
这样一场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当时却是完全合理且完全必要的大生产运动，实质上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与命运，关系到中国的抗日战争能否取得最终胜利。
指挥这场“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具体负责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民众大生产运动的，是时任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的高岗。
1939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讲话时，就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号召边区人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的全体人员开展必要的生产。
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政军民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上说：
今天开生产动员大会，意义是很大的。要继续抗战，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要发动人力，就要实行民权主义；要动员物力，就要实行民生主义。今天的生产动员大会，也就是实行民生主义的大会。陕甘宁边区有二百万居民，还有四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二百零四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生产运动还包含一个新的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的意义。这二百零四万人中，有学生、军人、老百姓等等，今年都要种田、种菜、喂猪，这是农；要办工厂，织袜做鞋等，这是工；要办合作社，这是商；全体都要学习，老百姓要开展识字运动，这是学；最后是军，八路军自然是军，学生要受军训，老百姓要组织自卫军。这样，工农商学兵都有了，聚集在每一个人身上，叫做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也叫做知识与劳动团结起来，消灭了过去劳心与劳力分裂的现象。
毛泽东还在大会上尖锐地提出：
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④
李富春代表中央总生产委员会在大会上做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指出，1939年生产运动应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同时帮助人民发展手工业，统筹发展生产合作事业。
这次动员大会吹响了在陕甘宁边区全面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角。会后，陕甘宁边区政府立即成立了由高岗、高自立、王世泰、周兴、毛齐华等人组成的总生产委员会，高岗亲任主任，并在各学校、机关、单位亦相继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开始了全民齐动手的大生产运动。
作为陕甘宁边区的主要领导，高岗自然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经济建设作为主要工作。从他这一年的主要活动来看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大生产运动动员大会结束后，2月6日至8日，高岗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及县长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对政府施政方针、国防建设、国防教育、肃清土匪、优待抗日军人及工作人员家属、社会救济等问题作出了实施决定。
5月1日，高岗陪同毛泽东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开幕式。毛泽东在会议上表扬说：
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建设、军事建设、经济建设、文化都搞得很好。这次工业展览中，有重工业、轻工业，有大工业、小工业，在边区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作出这些成绩来，是非常有意义的。⑤
7月12日，高岗又与毛泽东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县长、区长联席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工作!学习!生产!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又要生产”的口号。
11月15日，高岗在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的总结报告。这次大会总结了抗战以来边区经济工作的经验，通过了《关于继续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号召边区人民继续努力，渡过难关，自给自足，丰衣足食。
1939年和1940年，还是大生产运动的发动和探索阶段。转入1941年，中国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陕甘宁边区也迎来了最困难的时期。一方面，国民党政府不但断绝了抗战初期拨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少量军饷，而且对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企图把边区军民困死、饿死；另一方面，边区的军政人数却急剧增加，不但国统区许多人因不满国民党的统治纷纷来到边区，各解放区的干部也相继来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而且为了保卫边区，边区的驻军迅速增加，以军队为主的脱产人员，从1939年的4.9万人增加到1941年的7.3万人，边区百姓的负担更加沉重。在如此严峻的困难面前，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势将饿饭；如果取之于民太多，则人民负担不起，人民也势将饿饭”。只有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才能解决军民的吃饭问题，并逐步达到丰衣足食的目标。
因此，从1941年起，大生产运动进入了渡过难关、争取自给的第二阶段，所有的机关、部队和学校都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各级领导干部也都投身到生产劳动当中。毛泽东亲自下田种菜，朱德与他的生产小组开垦了三亩荒地，周恩来曾被评为纺线能手……这些中共领袖们的以身作则，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战胜困难的信心，成为推动大生产运动迅猛发展的巨大力量。
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总生产委员会的主任，高岗自然也要在大生产运动中率先垂范。据1944年2月2日《解放日报》报道，在1944年2月1日召开的边区党民系统生产动员大会上，高岗曾经当众宣布过他自己的生产计划：
带领他的秘书、警卫员、勤务员和马夫，种棉花两垧、洋芋两垧，生产细粮两石，被服全年自给。而且以后不吸纸烟，改吸旱烟。
1943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也进入了实现丰衣足食的最后阶段。经过边区军民几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达到了“猪羊满圈，骡马成群，瓜菜满地，粮食满囤”，实现了丰衣足食的目标。
金色的秋季，丰收的季节，鲜花颂模范的时刻。1943年11月26日，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边区生产展览会，在延安隆重开幕了。200余名劳动英雄和3万多名各界群众出席了大会。朱德、高岗、林伯渠等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高岗在讲话中说：
今天我们开劳动英雄大会，同时开生产展览大会，这不仅是中国从来没有的事情，而且也是东方各民族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是拿锄头的、拿斧头的、拿鞭子的、拿剪刀的人民所开的劳动英雄会议。在苏联，劳动者已经成了社会的主人，他们被人尊重。在我们这里，革命以前劳动者是被人看不起的，可是他们现在已经受到了无上的尊重。他们是劳动英雄，是新社会的状元。
高岗还总结说：
今年我们边区增加了十六万石细粮，生产了一百万斤棉花、六十万驮盐。我们把消费合作社变成供给合作社，又由供给合作社变成了生产合作社，又把消费、供给、生产三者统一起来了。这许多发明，许多创造，使我们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这些都是和劳动英雄们的努力分不开的。今天，我们召开这个大会，就是要号召大家向劳动英雄们学习，学习劳动英雄们的创造精神，把我们的丰衣足食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
这次生产展览会共展出展品6600多件，反映生产过程的图表、照片1980多张。这些活生生的事物与详细的图表表明，一年来，耕地面积扩大为1338万亩，粮食总产量184万石，棉花总产量173万斤，产盐60万驮。全边区的33万劳动力中参加集体劳动互助组的占四分之一，改造好4500个“二流子”，安置移民8000户，部队开荒21万亩，合作社发展到255处，公营工厂百余家，各种日用品基本自给。
这次盛会还评选出特等劳动英雄25名、甲等34名、乙等8名。
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席这两大盛会的开幕式，但他11月29日下午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接见并宴请了出席会议的劳动英雄，做了著名的《组织起来》的讲话。12月9日，毛泽东参观了展览会，并邀请吴满有、申长林等17位劳动英雄座谈生产经验。
16日，两大盛会胜利闭幕。
这次英模大会和展览会是对大生产运动的最好总结，用汗水、泪水和血水浇灌硕果的普通劳动者们理应戴上英雄的桂冠。作为大生产运动的组织者之一，高岗也为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自然也会得到百姓们的拥护。然而，作为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高岗只是党的领导集体中的一员。如果把百姓的拥戴看做是个人功劳的回报，把所有的桂冠都心安理得地戴在自己的头上，那将是摆不正个人与组织关系的危险信号，势必留下严重的隐患。
12月5日，高岗以中共西北中央局的名义宴请全体劳动英雄。6日的《解放日报》对这次招待会做了如下的报道：
在昨天，英雄们又会见了时刻渴望的老朋友、他们最亲近的知心人高岗同志。十年以前在关中，及以后几年在三边，在绥德，在陇东，在延属各县，高岗同志头上缠着手巾儿，穿着破上衣烂裤子，和他们一块闹革命，一块挨饿受冻，向黑暗势力作斗争，英雄们没有一分钟忘记过他。
招待会上，各分区的劳动英雄向高岗献上了六面旗帜，每面旗帜都写上了颂扬高岗的词句：
关中分区为：“西北星辰”；
延属分区为：“你给我们创造了丰衣足食的边区”；
绥德分区为：“西北人民的领袖”；
陇东分区为：“西北灯塔”；
三边分区为：“西北人民的灯塔”；
中直、军直、留直、边直为：“西北人民的领袖”。
这位“西北人民的领袖”代表中共西北中央局在献旗仪式上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虽然高岗的讲话主要是赞美英雄们的业绩，称劳动英雄是“群众中的圣人”，号召全体军民要向他们学习，并且告诫英雄们说：“我们不要自满，毛主席说，我们的房子要天天打扫，不扫就要有灰尘，意思就是说，要经常注意和检查自己的缺点，今年当了劳动英雄，明年还要当劳动英雄。”但高岗在讲话中并没有对英雄们给自己戴上的桂冠表示谦让。
4|一场由“盐”引发的争执
1941年七八月间，在大生产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时，以高岗为首的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和以林伯渠、谢觉哉为首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之间，在边区财经政策上，出现了分歧和争论。
关于这场争执的来由和焦点，《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有着至今为止最为详尽、权威的回忆。
边区政府从1937年成立以后，主席职务一直由林伯渠同志担任。在开头的几年，林老曾作为中共代表常驻西安，但边区政府主席一职仍由他兼任着，政府日常工作先后由张国焘、董必武、高自立代理。1940年10月林老返延后，便专任边区政府工作。边区政府的另一重要领导人是谢觉哉同志，谢老于1940年10月出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后西北中央局)副书记，兼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和政府党团书记。边区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为高岗。自1938年4月以后，高岗相继担任边区党委书记、边区中央局书记、西北中央局书记。林老、谢老年高德劭，中央苏区时就担任过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工作，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毛主席对他们十分尊重。高岗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熟悉边区情况。毛主席把高岗看做本地干部的代表，非常器重，常加表扬，在决定成立边区中央局时，明确讲：“高岗的意见应成为主要的意见。”
1941年，抗战进入最艰苦的岁月，各种矛盾都突出起来。在一些经济政策问题上，如怎样看待减轻民赋问题、如何认识当时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运盐政策问题、政府预算问题、纸币发行问题等，边区政府与中央局之间出现了分歧和争论。⑥
胡乔木还指出，这场“争论的问题是所谓施仁政，减轻民赋”，焦点是“对‘官督民运’的运盐政策的不同估计”。
争论的焦点竟然是怎么运盐!
很多读者看到这里肯定会不以为然。
然而，盐，在当时确是边区政府除公粮之外的最大收入，边区对外出口的90％就是盐。
1941年5月18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了《关于运销食盐的决定》。这份决定引用高岗在西北局会议上的话说：“目前组织全边区人民驮盐运动，成为我们边区党与人民当前迫切的中心任务”，争取时机运销食盐，“关系到边区的生死存亡”。⑦
因此，如何组织好盐的产、运、销，成为发展边区经济、克服财政困难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而这项工作关键中的关键，就是运输，即如何把边区北部出产的盐，更多更快地运往边区南部，以待外销，换取急需的药品和棉布。
以高岗为首的边区中央局坚持实行“官督民运”的运盐政策。这项政策就是从乡到边区，全部成立食盐运销委员会，高岗亲任边区运销委员会主任，军队负责人为各路运销司令，县、区、乡、村四级分别成立运盐总队、大队、小队、组，由党政正职干部亲自挂帅，实行带有军事化的半强制性的运盐政策。
很显然，这种半强制性的“官督民运”政策不可避免地要进一步增加边区群众的负担，工作中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林、谢二老在工作中发现了这一政策的不足方面，并为此进行了一些研究，谢老还写出了《华定池盐运销研究》，送交毛泽东批示。他们的基本主张是：“盐的运销应由政府管理，实行自由贸易，即使有强制，也应以政治动员和群众压力为限，不应把运盐变成军事性质的。”⑧
我们没有找到高岗与林、谢二老直接争论的具体材料，但官司打到毛泽东那里，双方肯定会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一方是年高德劭、威望崇高的老字辈，另一位是代表一方、且得到毛泽东器重的“坐地炮”。要想解决二者的矛盾，并且是事关边区财经政策的大分歧，看来也只有请出毛泽东了。
因此，这一期间，“毛主席以很大精力来解决双方的矛盾，主要是说服林、谢二老，维护中央局现行的政策”⑨
从1941年7月24日至8月22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毛泽东给林伯渠、谢觉哉写了十封信，还与二人数次长谈。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7月24日下午，谢觉哉到毛泽东住处来访，二人长谈至深夜。26日上午，谢老致信毛泽东并附上了《华定池盐运销研究》一文。当夜，毛泽东就来到谢老的住处，谈话至次日凌晨一点方归。
7月31日，毛泽东在给林、谢二老的信中写道：
“最近两次谈话，又读谢老两信，又得高岗同志转达二老意见，使我对现行边区财经政策的争论问题有更多的了解。我的了解仍不足，现行政策的几个根本点(预算分散，纸币，运盐)又尚在执行之中，最后的谁是谁非，还无法作结论。”“我现在不能断定纸币与运盐不失败，我同二兄谈过，如弄得不好，也许要失败的。但我现在还不能同意停止现行政策，采用另一政策，因为另一政策也许要失败的，或失败的更大。”
毛泽东在信中还建议二老：
多从反面(即现行政策的正面)设想，现行政策固然已出了很多毛病，但另一政策是否即毛病较少?从相对性设想，勿只从绝对性设想(即只设想现行政策完全是错的，另一政策完全是对的)。
上述内容引自《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15页，但这封信的下面一段话《毛泽东年谱》中没有，《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中的第139页却予以完整的引用，现转抄如下：
引用搜集材料亦应从两方面搜集，勿只注意现行政策的缺点或错误方面，这方面要密切注意!请继续给我以材料，尤要注意现行政策的成绩与正确方面，我觉得二兄在这点态度上是不足的。要注意积极克服执行现行政策中所发生的各种困难。
毛泽东是化解矛盾的大师，更是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鼻祖。为了说服林、谢二老克服片面性，加强边区党政机关的团结，8月5日，毛泽东又致信谢觉哉，说：
“你的各信我都转给弼时、王明、高岗、陈正人四同志看，使他们多了解你。他们都愿意多和你及林老谈，都愿把事情把关系弄得好些。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过去的一些‘气’，许多也是激起来的，实在不相宜。我因听得多了，故愿与闻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现在问题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办。”
对于毛泽东的上述两封信，胡乔木评论说：
毛主席的信说理透彻，词意恳切，态度又是那样谦恭有礼，使人不能不感到折服。在当时发生的争论中，主席既不因林、谢是革命老人就对他们的意见加以迁就，也不因他们的某些偏颇和不足就对他们的看法一概否定。对中央和西北局确定的现行财经政策，既肯定其在当时环境下的正当性、必要性，又指出其确实存在和可能发生的缺点与问题。他殷殷期望二老不固执己见，以和为贵，求得边区党政领导机关意见和行动的统一。这些信，对林谢二老的触动是很大的。⑩
虽然“毛主席干预这个争论，支持边区党委”(11)，但毛泽东并未放过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指示高岗等要调查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8月8日，谢觉哉致信毛泽东并附一份从安塞来的报告。第二天，毛泽东即致信高岗和西北中央局组织部长陈正人，并附上了谢觉哉的信和报告，要求：
下列两点请予示复：(一)如安塞报告，情形是很坏的，是否属实?你们有此类调查否?是否你们所得的仅偏于好的一面，而事情之实际则基本是坏的，即是说运盐是行不通的。又报告中所说“向友区迁徙”，“收成已坏”，“无人锄草”等项是否属实，统请见告。(二)盐运正紧，国特操纵，须在庆富设栈收囤，否则等于白运，如谢老所说，两驮仅抵一驮，此事宜即解决，是否已在着手?(12)
作为土生土长的陕北人，高岗对陕甘宁边区的乡土民情还是比较了解的，对边区的经济工作也比较熟悉。他在1940年9月担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的同时，就兼任了中央局下设的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亲自主管财经工作。接毛泽东的信后，高岗不敢怠慢，立即组织人调查了解情况，并向毛泽东做了汇报。虽然我们没有高岗向毛泽东汇报的具体材料，但从高岗在10月14日召开的边区政府专员县长联席会议上专门就运盐检查问题作的报告来看，他对运盐工作的实际情况还是非常了解的。
在这份报告中，高岗首先论述了“官督民运”的必要性，然后分别总结了各县运盐工作的状况，表扬了靖边、志丹、陇东、安塞、延长等地在运盐工作中的不同特点，严厉批评了一些地区存在的缺点与不足。他在报告中举例说：
如安定有一乡长与支书，有驴不去驮，引起群众反对，也效尤不去，不但不自认不对，还骂上级，这是顶坏的一个，要给以适当的处分。
报告认为，当前运盐工作有三大缺点：
一是事前准备不充分，二是行动当中有缺点，三是执行命令精神差。而“组织得好，牲口好，派出的人有经验，都赚了钱，反之，都亏本”。
作为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高岗的工作确实是比较繁忙的。但高岗干工作确实有一抓到底的作风，往往直接处理基层工作中的一些很微小的问题。1941年，中共西北中央局公布了高岗答复延安县干部关于运盐工作的一些疑问，以此作为各地运盐干部的工作参考。我们从这些非常细小的问题中，可见高岗工作作风之一斑。
问：动员大批人和牲口去运盐，家里草没人锄，地不能翻耕，荞麦、春麦、菜都种不下，那就误了农时，误了大事，怎么办?
答：我先说锄草。头次(最难除的一次)已经过去了。现在是第二次，比较容易。我们要有组织地来补充新的劳动力。
强壮妇女可以锄草。延安壮年妇女一万以上，除去妊妇三分之一，带娃娃的三分之一，有病的一千左右，身强力壮的总还有两千个，可以动员组织她们上山。这时候我们同志的家属尤其是干部的老婆，要首先出动，起模范作用。再加以各方面宣传鼓励，妇联会也努力加油，不会不成功的。
青年娃娃青救会也应努力动员一下，青年应该成为锄草的模范者。
老年人也可做点轻松的事。
还有难民，他们除照顾自己的庄稼以外，劳动力还有剩余，可以组织扎工队到各家锄草。许多难民借了附近老户的粮，用自己的力去还清借粮岂不两得其利。
照计算延安一县动员六千牲口去运盐，不过抽动二千个壮丁去赶牲口，如果有方法把妇女、青年、老人、难民都组织起来，保证能够抵得上两千个壮丁吧，锄草是决不会耽误的。
再说耕麦地，这就首先要把麦地到底有多少垧数，所要留的每条牛力到底有多大，计算得完全切实，要对老百姓说明白，是为的最恰当地解决牲口，把必需要的耕地牛力留下，不至于留多了耽误了运盐，留少了耽误了种麦。则尽量把所有强壮有力的牛上路运盐，母牛、比较小的牛留在家里翻地，再不够才留下少数壮牛在家。
牛力也要有很好的组织，互相调剂，彼此照顾运盐，彼此照顾翻地，彼此照顾锄草，要双方都顾及到，不但运盐计划要完成，而且庄稼也必须锄好，绝不能因运盐耽误了庄稼。我们的老百姓如此地团结一致，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问：运盐路费太贵，赚不了钱，老百姓不愿意去，怎么办?
答：运盐贴本，这个事是有的。其原因是在于天旱，草长得迟，不能放场；路上自己不带吃粮，用费本高等等。
现在不同了，天下了普雨，大部分可以放青，牲口不要草，不要料，就算要险上边有一二站路没有草，现在麦割了，所以装两袋麦穗、一点麦麸带去。还不放心，再做些准备，往上走时带点草，到一个地方留下来，记下账，存在那里，牲口回来时吃，也就解决了。
至于人的粮食，在家时也不是一样要吃?一个人带八升粮米，午饭锅，自己做着吃，也不会比家里吃用贵多少。
一乡一区的人在一起走，一部分人赶牲口，走得慢；一部分人打栈，沿路就割些草，找好放青的地方，停下来做好饭，等得牲口队到了，松下驮子，牲口放青，人吃饭，老实一点用钱，路费决不会很大。
每人赶三个牲口，自带粮食都算钱，也不过花费百元左右，三驮盐起码卖上四百元，运盐是有钱赚的，赔本是例外。(13)
1941年8月13日，毛泽东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做了总结性发言。他说，现在边区财经问题主要有两个矛盾，一是人民负担过重，二是出入口不平衡。解决矛盾的方针也有两个，一是发展经济，二是使出入口平衡。平衡出入口，就要大量出口盐。“现在采用组织人民运盐的官督民运办法，是平衡出入口的好办法”。
至此，一场由“盐”引发的争论，基本上画上了句号。
由盐引发的争论虽然结束了，但陕甘宁边区党政之间的关系尚需进一步加强。1942年9月，为了进一步协调边区政府与中央局的关系，毛泽东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派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李维汉同志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以弥补林、谢二老在工作中的某些不足。
李维汉临行前，毛泽东找他长谈。毛泽东说：
今后边区政府的工作，第一，要讲团结，全边区要团结在以高岗为首的西北局周围，边区政府内部要团结在以林伯渠为首的政府党组周围；第二，要精兵简政，做到五句话：精简，节约，统一，效能，反对官僚主义；第三，要发展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也要搞好工业生产；第四，要搞好文化教育工作，边区文化教育太落后，文盲多，巫神多，迷信多，文化教育要抓紧发展；第五，要搞好“三三制”政权，此事，陕甘宁边区一定要带头搞好。
我离开时，他送到窑洞外，特别叮咛说：“罗迈，延安好比英国的伦敦。”我体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伦敦是英国的首都，它的政策影响着英国的众多的殖民地。我们当时也有很多根据地，根据地当然不是殖民地，但需要一个“首都”作为政策中心，则是一样的。毛泽东是要求陕甘宁边区在执行党的政策中带个头，自觉承担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期望殷切，鼓舞极大。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我向西北局报告过，也在边区政府党组传达讨论过。(14)
从后来的实践看，李维汉的到来加强了边区政府的领导力量，促进了政府与中央局的团结。陕甘宁边区也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在各根据地中，确实起到了“首都”的作用。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32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92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08—109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121页。
⑥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38、141，139页。
⑦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西北中央局文件汇集》(1941年)，1992年编(内部出版)，第4、5页。
⑧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38页。
⑨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41页。
⑩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39页。
(11)(12)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35、140页。
(13)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西北中央局文件汇集》(1941年)，1992年编(内部出版)，第316—318页。
(14)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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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岗传/戴茂林，赵晓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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