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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连升三级 |
| 戴茂林，赵晓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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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多变，职务频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这在战争年代的领导者身上屡见不鲜。
然而，个人政治生命的沉浮虽然与自己的努力有关，但更取决于大环境的改变。
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陕甘宁边区的形成，这些大的历史背景，为高岗个人的升迁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虽然还要经受一些磨难，但鲜花已在招手，掌声即将响起。
1|戍守三边
高岗获释后，先是被安排到中央军委武装动员部负责扩军和筹款，后于1936年1月被派往内蒙古带领当时只有十几人的陕北骑兵团。
后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期间，包括高岗在内的许多西北根据地的干部，认为郭洪涛、朱理治当时对在“肃反”中被关押的干部获释后仍然压制，未予重用，安排得不当。马文瑞曾在会议上说，把高岗“放在草地上让他做蒙古的工作，这等于流放，好像苏武牧羊”①。
李维汉后来也说：
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带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②
马文瑞的“苏武牧羊”论也是高岗的想法。他后来在《我的反省》中说：
郭洪涛派我带13个人到蒙古地，那里的工作不好搞，一片黄沙地，天天刮风，跑来跑去，经常打仗。当时认为自己是流放去了，是苏武牧羊，迟早会被郭洪涛害死，不如出家去当和尚。志丹去山西前，我和他谈了自己的想法，他批评了我，我也明白自己的想法不对。后来他牺牲了，我发狠在蒙古地干出个样子给他们看看。
客观地说，李维汉的评论是公允的，当时对高岗等人的工作分配，“是不公正的”。但从高岗后来的反省中也可以看出，从小就想“出人头地”的高岗，虽然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出生入死并不含糊，但从为了“报仇”到“干出个样子给他们看看”，既反映了高岗的淳朴，也体现了高岗的狭隘。
在高岗看来，既然是“苏武牧羊，迟早会被郭洪涛害死，不如出家去当和尚”，那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及时行乐吧。所以，他后来在《我的反省》中交代说：
在蒙古地工作，私人生活对我影响很深的。生活确实腐化，社会反映是落后的。
生活作风腐化，是高岗从参加革命后一直到生命的终结也没有能够彻底改正的错误。
但高岗也并非是酒色之徒，打土匪，与国民党军队作战，高岗是既不怕苦也不怕死。他很快就率部与当地的蒙汉游击队一道，打出了一片天地。
不久，高岗即被派往中共三边③特委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早在高岗来三边之前的1935年12月20日，高瞻远瞩的毛泽东就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号召内蒙古人民起来抗日反蒋。
这个宣言指出：
“我们认为只有我们同内蒙古民族共同奋斗，才能很快地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同时相信，内蒙古民族只有与我们共同战斗，才能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
“我们愿意彼此缔结攻守同盟，去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④
要联合内蒙古同胞抗日反蒋，就必须首先主动与蒙古族上层认识联系，做好蒙古族上层的工作。对此，高岗是如何运作的呢?
1986年5月27日，中共横山县委党史办整理了一份《田万生主要经历及早年革命活动》的材料。在这份未刊稿中，有一段田万生关于高岗到三边后开展统战工作的回忆：
1936年1月，高岗与张爱萍率领二路骑兵团来到了长城区(田万生时任长城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笔者注)。一天，张爱萍找我谈话，意思看能否先联络蒙古上层中一二个有威望的人洽谈，进一步开辟蒙古工作。事后，我们分头积极联络。由于志趣相投，革命志士蒙古副协理齐国贤表示愿与我方进行谈判。谈判伊始，我方在史家洼举行了欢迎会，会上，高岗、张爱萍宣讲了我党对蒙提出的“由上至下、由政治到经济，政治上平等、经济上扶助”的工作口号，以及打通国际路线，联络苏联经济的战略方针。会后，高岗还和他开诚布公地谈了好多革命道理及斗争形势，使齐国贤听后大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当即慷慨地表示：“过去我对贵党不够了解，今后你们开辟蒙古工作，只要在我的管辖范围内，尽可畅通无阻。”第二天，齐国贤欲返，二路骑兵团200多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高岗、张爱萍送了齐国贤一支双管马步枪，作为分别留念。一时，大家依依不舍，神色黯然。张爱萍提出：“既然大家志同道合，何不结为兄弟。”众皆赞同。于是，焚香、拜天，高岗、张爱萍、我、赵成蜀(长城区书记)、张金贵(蒙古族人)、齐国贤等海誓山盟，滴血饮酒，结为异姓兄弟。
关于高岗与齐国贤结为拜把兄弟的情况，目前只有田万生一人的回忆，还只能作为参考。但高岗在内蒙古工作期间与著名的蒙古族革命领袖那素结为拜把兄弟，则有《解放日报》发表的文章为证。
1943年7月31日，蒙古族革命领袖、边区政府委员那素先生在延安不幸病逝。8月8日，延安党政军民代表及蒙、回各民族群众1000余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高岗在追悼大会上发表了演说。次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高岗同志在那素委员追悼会上演词记略》一文。文中说：
1936年4月，在蒙汉边境的房子里，高岗同志和那素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素先生畅谈他和石尼喇嘛、蒙克耳纪两次革命运动的故事，那时他曾教给高岗同志一个歌子，高岗同志现在还记得，汉文的大意是：“高高举起解放的旗帜，把一切阻碍解放的势力都推翻，不管他是蒙人还是汉人。我们要求光明，我们要求解放……”以后，他们的关系就更好了。由于彼此深相敬慕，故于同年10月，在定边结为拜把兄弟。那素先生行四，高岗同志行七。
中国人重理讲情，其中的少数民族更是以友情为重。在团结少数民族共同革命的工作中，拜把结盟是一种常见的形式，而高岗的天性显然更擅长此道。他在三边工作期间，不但注重与蒙古族上层人士搞好关系，也经常与平民百姓拉家常，了解情况，联络感情。
当时负责后勤供给的曹怀文回忆说：
1936年2月间，高岗负责指挥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等地工作。当时高岗被关押拷打的身体还不太好，带两个警卫员住在赤源县六区麻城界、八岔等村，约半年时间，指挥曹动之蒙古游击队和红军骑兵团，他们的粮草生活供需由六区供给。这段时间我负责供给他们部队的粮草工作，和高岗在一起住过。高岗对同志、对群众很亲切，生活很朴素，住在农村，和群众吃、住在一起，给群众讲革命道理，闲时也要我叫群众拿纸牌来和他玩纸牌。他对陕北农村人民生活情况和人情习惯很熟悉，群众爱和他拉家常。⑤
高岗爱玩纸牌、下象棋，后来甚至到了不赢不收摊的地步。这是后话。
据田万生回忆，高岗在戍守三边期间，还有一件“只身平定哥老会叛乱”的传闻：
1936年，我党发表了《致哥老会宣言》，蒙古工作委员会立即响应，马上在三段城(三段城位于伊克昭盟，笔者注)成立了哥老会招待所，并派人四处联络活动。一时间，各地哥老会组织闻风响应，竞相投奔，使我党声威大震。哥老会组织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团体，但其中也不乏由土匪流氓、地痞恶棍组成的团伙，他们有奶便是娘，对革命事业有极大的威胁性。其中有一个哥老会头目叫李大辫子，他在国民党特务的金钱引诱下准备策动武装叛乱。高岗在延安闻讯后，立即率领一支游击队来到了哥老会招待所。在座谈会上，高岗问大家对我党的政策、方针有什么想法和意见，李大辫子马上站起来，说这也不对，那也错了，企图蛊惑人心，激起公愤，达到那罪恶的目的。高岗见状大怒，但他不露声色，假装赞许，乘其不备，从地上捡起一砖猛击，李大辫子当场脑浆迸裂，死于非命。其余个别呼应者，见李大辫子已死，群龙无首，只好跪地求饶。我军未失一人，未放一抢，就很快地平定了叛乱。
一砖将叛匪打死，也许只是个传闻。但高岗当年31岁，身高力壮，如从入中山军事学校算起，从军已近十年，刀枪丛中已闯荡过无数次，情急中做出此事，也极有可能。
高岗在三边地区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确实是“干出了个样子”，而干出了样子也是会被人看到的。
1936年9月15日至17日，高岗列席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议上汇报了开辟绥蒙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情况，得到了好评。
2|高司令
高岗在三边工作的时间不到一年半。
不管高岗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后内心作何感想，调三边后，他是携妻带子居住在定边的。
来定边之前，高岗的妻子杨芝芳在安定县(今子长县)女工被服厂工作。虽然定边的生活条件比安定更艰苦，但一生勤劳的杨芝芳并不在乎环境如何。与频繁的战斗生涯比较起来，高岗担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已经是相对稳定了。能与丈夫和孩子在一起，对于杨芝芳来说，也已经是非常幸福了。儿子老虎(当时还叫“赖狗”)6岁，虽很调皮，但活泼可爱。眼见着自己养育的小生命渐渐长大，这对于丈夫经常不在身边的杨芝芳来说是莫大的安慰。
高岗到远离中央所在地的三边地区工作，业绩还是不俗的。但高岗由三边调到延安，却与其他因素有关。
1936年4月14日，红二十八军军长兼北路军总指挥刘志丹，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仅34岁。
刘志丹是西北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他的壮烈牺牲不但是西北人民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损失。这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共产党人，不但才华横溢，有着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而且品格高尚，从不计较个人的地位得失。中央纠正了陕北的错误“肃反”后，虽然刘志丹仅被安排为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和当时只有五六百人的红二十八军军长，但他顾全大局，没有怨言。东征战役开始后，他身先士卒，亲临前线，血洒疆场，奉献一生。
由于当时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还刚刚到达陕北，陕北人民更熟悉的还是刘志丹、谢子长这些土生土长的西北根据地领袖。因此，当谢子长和刘志丹相继去世后，曾经与他们并肩战斗过的高岗就自然成了西北根据地的代言人，党中央和毛泽东要更加注重发挥高岗在陕北的特殊作用，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突然爆发。
西安事变成为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已经被世人所熟知，它对中共中央机关驻地的直接影响，则是事变后的第五天，即12月17日，驻守延安的东北军撤出延安。又过了半个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保安县城迁驻延安。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为高岗离开定边创造了条件。1937年3月，高岗虽然还担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但奉命全家搬到了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为了明确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毛泽东在报告中论述了中日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的矛盾，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前的总任务是“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并阐述了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具体任务。在结论中，毛泽东还专门论述了干部问题，重申了斯大林提出的“干部决定一切”的重要观点，认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刚刚结束，5月15日，中国共产党陕甘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叫苏区党代表大会)即在延安召开。这是党中央来到陕北后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首届代表大会。时任中共三边特委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高岗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理应参加这次党的重要会议。然而，十分可惜，高岗并没有能够成为会议代表出席这次会议。但是，不是会议代表的高岗竟然在这次会议上以最高票当选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
5月16日，苏区党代表大会秘书处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党委选举结果：
高岗：83票；林伯渠：82票；吴亮平：78票；马明方：78票；李富春：71票；周兴：69票；李坚贞：68票；郭洪涛：64票；王达成：61票；习仲勋：60票；白治民：59票；刘长胜：57票；崔田民：49票；张秀山：48票；刘景范：48票；崔田夫：46票；李维汉：43票。
以上17人当选为边区党委正式执委。
罗锌铭、蔡畅、马锡五、王世泰、张邦英、马丕勋六人当选为边区党委候补执委。
17日，第一次执委会议进行了书记和各部部长的选举，确定由郭洪涛任书记，王达成任组织部长，吴亮平任宣传部长，李坚贞任妇女部长。
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成立后，中共陕北、陕甘两省委逐步撤销，党在陕甘边地区的领导机构又逐步归于统一。
中共陕甘边第一次代表大会后，高岗虽然当选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但他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变动，仍然担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不过，高岗在没有参加会议的情况下仍然以最高票数当选，确实说明了他在陕北人民心中有较高的威信，自然引起了党中央的关注。两个月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并任命高岗为书记。中央初到陕北时成立的蒙古工作委员会和定边工作委员会随即撤销，改为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所属的蒙古工作部和回民工作部。
虽然担任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职务也难说是重用，但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不但表明高岗在蒙古工作委员会的工作确有业绩，也意味着高岗已经进入了毛泽东的选拔视野，非常有可能成为“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之一了。
在党的组织进一步完善的同时，边区政府的建立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由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引发的全国抗战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步伐加快。9月6日，根据国共谈判口头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将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正式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由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高岗与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等为边区政府主席团委员。边区政府首府设在延安，下辖陕西、宁夏、甘肃的23个县(市)，面积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
边区政府成立后，下设机构逐步建立。秘书长为伍修权，民政厅厅长为马明方，财政厅厅长由林伯渠兼任，教育厅厅长为徐特立，建设厅厅长为刘景范，贸易局局长为叶季壮，保安司令为高岗。
虽然高岗在三边时也被称为“司令”，但那时的十几人的“司令”与此时的“高司令”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虽然这时的保安部队也只是由原来的游击队、警卫队等地方武装改编而成，主要任务是动员与组织民众、镇压汉奸、清剿土匪、维持边区的治安等活动。但此时的高岗在陕甘宁边区的地位已经开始上升。在党内，他是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在政府，已经升任保安司令，并且很快又将成为八路军骑兵司令。
11月16日，毛泽东同张闻天、萧劲光致电高岗，指出：
太原失守，绥远更加紧急，急需我们有一支兵北出蒙境，以便镇定人心，联络各族开展游击战，保卫三边。因此，决定你为八路军骑兵司令，率骑兵及蒙汉支队北出，活动于三边以北及沙漠以南地区。其任务是：甲、以蒙汉两民族团结一致抗日保护绥远的口号，去发动起与奔走各旗王的联系会议，做到伊克昭盟各旗上层的抗日统一战线团结抗日(对德王、沙王采取批评态度)，同时进行扩大蒙汉民族工作，组织与武装他们，建立新的抗日游击队以扩大自己。乙、与马占山、何柱国等及当地国民党人取得联络，传达我们抗日主张及八路军在晋情况，督促他们改善民族政策，去团结全绥远抗日组织与武装当地人民，坚决向汉奸作斗争，发展独立自主的群众的游击战争，来打击日寇进攻。
看起来，当年戍守三边并非是件坏事。正因为有担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的经历，高岗才能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被任命为八路军骑兵司令。
能够荣任八路军骑兵司令，对于高岗而言确实是一件十分高兴的事情。这不但表明党中央对于高岗在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中的作用给予了认可，更是有可能得到更大重用的信号。因此，接命令后，高岗立即率部开到陕北的靖边、定边、安边以北及沙漠以南地区，联合蒙古族同胞，清剿土匪，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从这时开始，高岗可以经常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些会议记录上，也可以找到高岗的名字了。例如，在1938年1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决定高岗以八路军代表名义到榆林工作，与傅作义、邓宝珊协商办蒙民干部训练班。
抗战全面爆发后，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唯一一块根据地，既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又是八路军的总后方。八路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后，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中央军委从三个主力师中分别抽出部分兵力，组建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由萧劲光任主任。1937年12月，留守处改为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兼政委，全兵团共有万余人。陕甘宁边区的另一支武装力量，就是高岗任司令的保安部队，共有4000余人。此外，还有基干自卫军2万多人、普通自卫军14万余人。
1938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边区保安部队统归留守兵团指挥。此后，高岗虽然兼任保安司令，但他的主要工作，已由军事斗争转到了党的领导工作上。
3|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
按照1937年5月15日制定的《特区党选举条例》中的有关规定，“特区党委每一年半改选一次”。党中央在1938年4月决定改组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任命高岗为书记，张邦英负责组织工作，王若飞负责宣传、统战工作。
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是在中共西北中央局领导下的党在陕甘宁边区的领导机构，负责整个边区党的工作。
边区委员会书记职务之重要，不言而喻。
后来，高岗又担任了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并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为什么高岗能升任如此高位?
存在的就是有缘由的。
高岗能步步升迁，主要源于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
第一，高岗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西北根据地的代表。
通过上文的叙述读者已经清楚，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主要创立者是刘志丹和谢子长，其次就是高岗、阎红彦、王泰吉、杨森等人。就资历而言，深于高岗的刘志丹、谢子长先后去世，同于高岗的阎红彦、王泰吉、杨森也非亡即走。曾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的王泰吉，毕业于黄埔军校，是渭华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他于1933年7月率领骑兵团近2000人在耀县起义，极大地激励了处于困难境地的西北革命活动，对于壮大西北红军和发展陕甘边苏区都起了重大作用。1934年1月初，他要求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经党组织同意后，他于农历正月初二秘密从师部出发，但行至淳化县通润镇时，被旧友——当地民团团长马云从出卖，于1934年3月3日在西安英勇就义。曾于1934年1月接替高岗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的杨森，与高岗同时进入中山军事学校，1933年11月包家寨会议后四十二师正式成立时，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杨森任师党委书记。1934年5月南梁寨子湾会议后，杨森任四十二师师长，高岗复任政委。红十五军团组建后，四十二师改编为七十八师，杨森仍然任师长。1936年东征战役开始后，杨森任红三十军参谋长，不幸在奉命掩护东征主力红军回师陕北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成为红军东征期间继刘志丹、杨琪之后光荣献身的第三位红军高级将领。阎红彦1925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他于1933年初因“左”倾错误的排挤被迫离开陕甘游击队到上海中央局“受训”，后被派往河北工作，1934年10月又到苏联，一直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才回到陕北。
这样一种无法预料的复杂局面，历史地将高岗这位幸存者推到了台前，使其成了西北根据地的代言人。
第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照顾山头政策”的需要。
高岗虽然在客观上具备了西北根据地代言人的条件，但能否升迁还要取决于中共中央政策调整这个大的环境。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几次讲到了实行“照顾山头”，政策的必要性，也几次检讨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初到陕北时没有重视陕北地方干部的失误。在中共七大的讲话中，毛泽东首先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然后，毛泽东极富哲理地说：“一定要认识山头，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毛泽东还在口头政治报告中专门以西北根据地为例，论述了如何正确对待当地干部的问题，说：“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了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不好。”“上面那些话，证明这些同志是受了气的。”“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据地，江西根据地现在就没有了；人家没有走路，但是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
高岗等人搞起了西北根据地，西北根据地又成为中国革命的“两点”(即落脚点和出发点)。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又认这个账，并因此给予了特殊的关照，这才是高岗能够逐步升迁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三，粗中有细的性格与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
生长于黄土高坡的高岗虽然具有西北人的耿直和东北人的豪爽，但并非如有些人所言，只是一介没有文化的武夫。他虽然不是知识分子出身，但读过高小，上过中学，进过军校，受教育的经历也可谓不少。高岗确实有过赤臂冲杀、抡砖砸敌的举动，但他也善于察言观色，揣摩领导人的旨意。与高岗共事多年的贾拓夫就曾经评价过高岗粗中有细，或者说是先粗后细的性格特点，他说：“1930年至1933年，我在陕西省委工作期间，高岗搞兵运工作。当初对象的印象，一方面听人说高岗很勇敢，从外表上也能看得出来，人是凶凶的；另一方面，感到他有些粗，水平不高，生活浪漫。”“1942年边区党的高干会，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证明高岗‘代表’了正确路线。我当时感到：‘不错啊，高岗还是粗中有细的。’”
不过，高岗在工作中也确实有平易近人、善于与百姓沟通的特点。因此，在陕甘宁边区一直有较高的威信。在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高岗虽然没有当选为书记，但他在选举中却得票最高。
高岗后来给人们留下了敢说敢干、雷厉风行，但说话粗俗、办事鲁莽的印象，所以经常被称为“二杆子”。但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的那个年代，高岗的文化程度并不算低，况且高岗的性情外露，又极善言谈，加之土生土长的高岗非常熟悉陕北的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所以讲起话来很有煽动力，极易打动听众。
仅举两例。
1944年3月5日，高岗在延安纪念三八节集会上发表讲话。他开门见山地说：
我不是做妇女工作的专家，也不是妇女，要我讲话我就讲不出来。白主任(指陕甘宁边区妇联会主任白茵)讲得很好，因为她是妇女专家，是妇救会主任。我今天乱讲一气，有不对的地方，大家把它改掉。在去年开过这样一个会，我也讲过话，说的是怎样喂猪，怎样纺织，还不是那一套。……不过经过去年一年努力之后，今年是新的气象。就在这个礼堂里边，可以看得很清楚，每一个同志的手中都拿着一个毛衣，拿着一个针，挑来挑去。那一个同志手中拿着鞋帮子，锥来锥去。去年开会时，这种现象就很少。那个同志用毛团子在那里捻毛线，在去年这个现象就是很少。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过去思想没有搞通，现在因为脑子搞通了，手也搞通了，手中拿着一个毛衣、一个鞋帮子、一个毛团子。这因为大家对生产有了认识。白主任讲得很好，思想改变了，手也改变了。从前说我这个手是写政治报告的，写大纲的，是政治家、演讲家。现在说我的手是捻毛线、织毛衣的，纳鞋帮子的。在思想上搞通了，行动就会一致，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这里把什么东西不要了?把什么东西否定了?把什么办法否定了?就是说有一种一般号召——我们男女要平等呀!我们女子要解放呀!我们反对封建压迫呀!我们反对贫困呀!我们养娃娃，都要养活，把男女搞得肥肥胖胖。这个话对不对?很对，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能不能说天天在这个礼堂里喊，肥肥胖胖呀!男女平等呀!反对贫困呀!反对封建压迫呀!天天这样喊，天天这样讲，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天天这样开会，天天这样号召，天天这样讲，我也讲，大家也讲，这样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还达不到。如果你天天那样讲，没有做，那还是贫困。在纬华毛纺厂有一个女人，是从米脂逃下来的，是米脂一个什么富人的媳妇，过去是做官的，两个儿子都死了，一个媳妇和李景波结婚了，一个跑到延安和一个老百姓结婚了。你说反对贫困，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结果怎样解决呢?她去纺毛，她一年纺了十八石小米，这样就把贫困解决了，可以吃得肥肥的胖胖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从前妇女工作中有那样一套作风，那样一套理论，那样一个派头，下去的时候拿一个包包，到了农村去老百姓怎样讲?老百姓说二流子又来了(笑声)。大家不大赞成，因为她们去了讲的是，看你老公是那样，婆婆是那样，要离婚。这样一鼓动，我们想一想，如果他是一个工人，是一个雇工，没有二百洋、一百石粮食、几个牛、几间房子，家庭生活差不多，她就不来。那些贫农雇农，一年不洗脸，手上的死肉很厚，肮里肮脏，胡子也不剃，也不是用烟锅子抽烟，也不刷牙，看见他土里土气的，看见就不爱。好几年搞了一个老婆，现在又被搞走了，怎么办?这个方向就搞得不对。女人要解放呀!反对男人压迫女人呀!你这样一下，把一部分贫农雇农的老婆搞得没有了，做一辈子光棍，一辈子没有老婆，那就不叫压迫?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使得贫农雇农的经济生活向上发展，使他们也会刷牙，也会穿好衣服，那就把问题解决了。⑥
以上这段是高岗讲如何做妇女工作。下面这段话是高岗1944年4月3日在中央党校第五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主要讲如何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
高岗说：
“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与彭真同志的工作作风，到底怎样学呢?毛主席经常向我们说的就是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这就是我们要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但是，人做事情是相当顽固的，很不容易就了解了这句话，也很不容易就接受了这句话，所以我们大家就得要下决心来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和彭真同志的工作作风。”
“比如吧，我们今天组织变工队，毛主席在那里号召我们组织起来，我们说，对!要组织起来。怎样组织起来呢?好，于是开个会我们也来个号召动员。但是，这并不等于解决了组织起来的问题。组织起来的实际问题却在这里：比如十八个全劳动力，十八个牛，组织在一块，我只有两垧包谷，组织起来就发生大家土地太分散不集中的困难了；或者，我的牛没力气，你的牛力壮，组织在一块套着耕地，没两天我的牛累坏了；遇着天下雨，大家都要犁地，可是前十天给你犁，后十八天才给我犁，但是，轮到犁我的地时，天旱把地全晒干了；或者有人说：‘我过去同他打过官司的，我们两人关系不好。’因此不愿组织在一块。像这些具体的问题怎么办呢?组织起来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呀!所以说，在组织起来这个号召下，它的本身就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困难和新的现象。倘若我们不在这些新的事物发生中间去摸索，让事情听其自然而然地去做，靠组织起来这个口号、这句话去解决组织起来的问题，结果是什么也没解决，什么也没组织。一切客观事物，光靠自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一定要靠人，靠人去了解，去行动，然后问题才有办法。”⑦
高岗是1938年4月被中共中央任命为陕甘宁边区书记的。1939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作为边区书记，高岗在大会上做了《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的总结报告。
在这个分三部分、近两万字的报告中，高岗论述了边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共产党保卫边区的任务，总结了陕甘宁边区两年半以来的工作，提出了今后的任务，论述了边区党的建设。
这篇报告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以高岗的名义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载于1941年5月15日出版的《解放》杂志第128期。
在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高岗继续当选为党委书记。
4|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
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成立后，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刚刚到达陕北时规定的领导体制，就一直归张闻天兼任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不过，张闻天这位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领导人，自1939年初起，实际上不再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了，只负责宣传部与干部教育部的工作。
因此，1940年9月1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提议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由张闻天先同高岗、高自立、谢觉哉商量。
既然是毛泽东提议商量，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现意外的。9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决定由高岗、谢觉哉、林伯渠、萧劲光、高自立等19人为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委员(其中本地干部11人，外来干部8人)，高岗为书记，谢觉哉为副书记。高岗、林伯渠、谢觉哉、萧劲光、高自立、张邦英、王世泰、刘景范等8人为常委。会议还决定由任弼时代表中央领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
毛泽东在会上指出：陕甘宁边区要把经济建设当做党和民众团体整个工作的中心，在边区的六万五千干部和部队要争取全部自给。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同样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民主建设要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
这次会议还决定，边区中央局下设财政经济委员会，高岗为主任；军委系统的财经委员会、中直机关的财经管理处的负责人，参加边区中央局的财经委员会，经济生产工作归边区中央局财经委员会统一管理，财政分系统管理。
中央政治局会议后，高岗主持召开了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常委会议，毛泽东、任弼时和张闻天参加了会议。高岗在会上表示说，为了做好工作，军事干部要有涵养，地方干部要有耐心。
9月25日的政治局会议虽然成立了边区中央局，但对中央局的领导体制和职权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10月5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代表中央领导陕甘宁边区工作的任弼时就此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同意。
这些建议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明确中央局的体制和职权。原边区工委的组织、宣传、统战等部，工青妇团体，边区政府，保安部和留守兵团政治部的工作，均应集中由中央局讨论解决，需要请示中共中央的问题，经由中央局讨论后提请中共中央或中央有关部门讨论解决；中央和中央各部门下达的指示，经由中央局讨论执行。中央局讨论各部门工作时，请中央有关部门派人指导。有关边区军事上的大的行动，经中央局商议后，由书记高岗报毛泽东主席批准执行，一般的军事行动由高岗负责解决。
二是加强和充实中央局各部门的干部。调陈正人为中央局组织部部长，任作民为秘书长，原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改任建设厅长，原建设厅长改任民政厅长。
会议同时还决定：
(一) 由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统一负责盐的产运销工作，留守部队实行自给。
(二) 三五九旅由王震负责实行“屯田政策”，生产自给，拨给生产资金40万元。
(三) 任命谢觉哉为边区政府党团书记，公开职务是秘书长。
(四) 由中央组织部调39名干部充实边区中央局机关。
这是一次明确界定边区中央局职权与边区中央局书记高岗权力的重要会议。通过这次会议的人事安排与决定内容可以看出，边区中央局已经由党在一般根据地的领导机关，上升到党中央以及中国革命大本营所在地的领导机关，直接划归中共中央领导，高岗也可以直接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了。
然而，改革仍未到位，变动还要继续，高岗还要高升。
194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原则决定，将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是1939年初成立的，主要负责陕甘宁边区以外的西北陕、甘、宁、青、新、内蒙各省区地下党的工作，书记由张闻天兼任，日常工作由李维汉和贾拓夫负责)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委员名单由任弼时与陈云商定；中共陕西省委划归西北中央局领导。
政治局会议的原则决定很快得到了落实。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中共西北中央局正式委员为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候补委员为李卓然、贾拓夫，高岗任书记；陕西省委改为陕甘省委，隶属西北中央局。这次会议还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由任弼时召集，李富春、王首道、陈正人、康生、陈云参加，以解决过去边区党内争论的问题。
5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成立西北中央局的通知》：
为着统一整个西北工作的领导，特将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中央局，以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等七同志为委员，贾拓夫、李卓然二同志为候补委员。高岗同志为书记。特此通知。
至此，从1937年9月担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到1938年4月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再到1941年4月担任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短短的三年半，高岗完成了“三级跳”，登上了他在黄土地上的权力巅峰，开始逐步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机构。
① 《马文瑞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11日)，未刊稿，现存于陕西省档案馆。
②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373页。
③ 三边指陕北与内蒙古交界的靖边、定边、安边。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96页。
⑤ 《曹怀文回忆西北革命斗争》(1985年1月30日)，未刊稿。现存于中共横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⑥⑦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西北中央局文件汇集》(1944年)，1993年编(内部出版)，第37—38、60、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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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岗传/戴茂林，赵晓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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