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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参加西北局高干会议

戴茂林，赵晓光

颇受争议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开了88天，一个很吉祥的数字。 　　西北局高干会开得确实很顺利。 　　这次会议时间较长，内容丰富，所解决的问题也很重要。因此，西北局高干会成为全党整风中整顿党风阶段的最主要事件。 　　虽然西北局高干会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召开的，但由于西北局的书记是高岗，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又是研究如何评价与高岗关系密切的西北局历史。因此，对于这次会议的研究就成了中共党史研究领域鲜有涉足的问题之一。 　　不过，作高岗传，西北局高干会是绕不过去的。我们越翻阅历史材料越感到，这次高干会议不仅不应该回避，而且非常有必要对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1|会议的由来 　　中共西北中央局高干会议是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延安召开的。 　　此时，正是全党整风的关键阶段。 　　延安整风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中进行的。从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干部学习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发出整风动员令，到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整风运动画上圆满句号，延安整风历时四年之久，几乎是八年抗战的一半。 　　为什么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要用那么长的时间，花那么大的精力，从上至下地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有的论著引用胡乔木的回忆，说关于整风的意义，“毛泽东曾对彭德怀说：只有你才懂得这一点，其他很多人不懂得这个意义”①。 　　实际上整风的意义并非如此玄妙，毛泽东对彭德怀所说的“只有你才懂得而其他人不懂得”的“这个意义”，仅是指整风的意义之一。《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为什么整风文件要那样学习讨论?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用那么长的时间?这里还有个重要原因，是抗日战争处在相持阶段，前方根据地正处在缩小时期、困难时期。毛主席给彭德怀讲，只有你才懂得这一点，其他很多人不懂得这个意义。如果不是那个条件，在延安集中那么多干部来学习也是很难理解的。② 　　也就是在这本书中，胡乔木用翔实的史料回答了上述关于整风的疑问。他说：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其主要目的是清算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路线及其表现形式——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整风运动分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全党干部的普遍整风两个层次进行。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党的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③ 　　延安整风的主要目的是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 　　整风分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全党整风两个阶段进行，而高级干部又是整风的主要对象，这在今天已经不难理解。可是，要理解为什么在全党整风阶段会召开一次长达88天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则有必要从延安整风起于高级干部整风、经过全党整风后又终于高级干部整风的复杂过程讲起。 　　整风运动是从党中央一级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研究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开始的。毛泽东从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就号召要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来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是从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的。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到会的政治局委员有在延安的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朱德、康生、陈云、凯丰、博古、邓发。高岗和李富春、杨尚昆、罗迈、陈伯达、林伯渠、叶剑英、王若飞、彭真等列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虽然横跨九、十两月，但实际上只在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开了五次会。据担任会议记录的胡乔木回忆： 　　在九月会议上，发言者对1932年至1935年问的中央路线的认识趋于一致，都承认是路线错误。但是涉及到评价六届四中全会，中央领导层的认识差距则较大。除王明肯定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外，也还有别的同志认为四中全会决议基本正确。比较多的发言是没有完全否定四中全会，但持明显批评态度。④ 　　由此可见，虽然毛泽东在九月政治局会议第一天所作的主题报告中，就指出了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比立三路线的危害更严重，还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克服的办法，但不用说全党，就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认识也是相当不一致的。 　　这也表明，想在此时就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结论，时机尚未成熟。 　　因此，毛泽东果断决定，要把整风运动推进到全党，“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 　　为此，毛泽东首先采取了两项重大步骤： 　　一是高级干部先走一步。 　　9月26日，中央发出了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高级学习组的设置在军队是到师、军区或纵队一级，在地方是到区党委或省委一级。各地的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管理和指导，毛泽东亲任中央学习组的组长； 　　二是在理论上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进行彻底的清理。 　　毛泽东在九月会议后亲自撰写了《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系列文章和起草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虽然这两篇文章没有公开发表，但毛泽东通过对集中体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九个文件的批判，已经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对其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为在全党肃清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做好了理论准备。 　　在做了组织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做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标志着延安整风进入了全党整风阶段。 　　全党整风包括整风动员、思想整风和审查干部三个阶段。思想整风阶段又按照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和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三个内容分为三个小阶段依次进行。而其中整顿党风阶段的最重要事件，就是长达88天的西北局高干会议。 　　为什么西北局高干会议能够成为整顿党风阶段的最重要事件? 　　第一，西北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虽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计三年又四个月，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无处不被其毒”⑤，但“左”倾冒险主义对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宗派主义对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影响，在当时只剩下了西北根据地这一处例证。认真总结、深入剖析“左”倾冒险主义在西北根据地造成的危害，对在全党肃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显然具有典型的意义。 　　第二，西北根据地又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时的重灾区。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虽然在全党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在各个根据地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如果西北根据地仅仅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唯一保存下来的根据地，而不是受第三次“左”倾错误影响的重灾区，那么，它在全党整风中也不会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然而，历史就是这样巧合，在西北根据地的历史上确实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党内斗争，西北根据地的曲折发展历史，恰好就是以王明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激烈斗争的一个缩影。在“左”倾错误即将葬送这片唯一的革命根据地时，中央红军的到来又使它绝处逢生，并且使它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因此，在全党整风阶段，总结西北根据地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就具有典型中的典型的特殊意义。 　　第三，抓住西北根据地这个典型，首先在陕甘宁边区的广大党员和干部中彻底肃清“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这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特别是对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统一认识，具有先行一步的示范效果。 　　陕甘宁边区系统参加整风学习的有3240多人，占延安参加整风学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陕甘宁边区的整风搞好了，取得全党整风的胜利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因为西北局的整风具有如此特殊的意义，党中央和毛泽东才直接领导召开了这次西北局高干会议，也使这次长达88天的西北局高干会议成为全党整风中整顿党风阶段的最重要事件。 　　2|会议的筹备 　　西北局高干会议就形式而言，可以如某些论著所言，是一次“区域性的高干会议”。但这次区域性的高干会议却有全党性的影响，对推进全党整风运动的顺利进行和陕甘宁边区的全面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因此，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这次会议的召开，并直接领导了这次会议。 　　西北局高干会议是经过充分准备后才召开的。 　　首先，为了召开这次会议，边区政府和西北局分别组织了两个考察团，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早在1941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确定了西北中央局的书记和委员的同时，就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以解决过去边区党内争论的问题。然而，连毛泽东在1941年5月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都“毫无影响”，如果没有1941年的“九月会议”，毛泽东都“不敢到中央党校去做整风报告”，⑥所以，当时显然还不可能解决边区党内争论的问题。因此，一直到“九月会议”后，高级干部的思想趋于一致，中央才决定召开一次西北局高干会议，来解决边区党内争论的问题和陕甘宁边区发展中急需解决的一些问题。 　　1941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虽然年过花甲，但仍然率领一支20多人的考察团赴富县、甘泉进行调查研究，以掌握区、乡基层的具体情况，为召开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做准备。 　　1942年1月4日至3月20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高岗带领一支30多人组成的考察团，到绥德、米脂调查经济工作、政权建设、文化教育、社会阶级关系和党务状况等问题，为西北局高干会议做准备。考察团分成三个分团，高岗亲率第二分团深入到双湖峪、周家硷等地，进行实地调查。这次调查历时两个半月，形成了《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书。该书通过生动翔实的材料和大量统计数字，详细介绍了绥、米两地农业生产概况、土地分配状况以及农村的阶级关系，为西北局高干会议的召开和中央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其次，整风动员和整顿学风的进行，为召开西北局高干会议做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 　　全党整风开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42年4月10日批准成立了由任弼时、高岗负责的陕甘宁边区总学习委员会。总委员会下设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留守兵团及保安司令部、西北中央局及民众团体三个分委。 　　4月18日，西北局向各地党委发出了《关于准备整顿三风工作》的指示信。指示信论述了整顿三风的重要意义，部署了总学习委员会制定的学习计划。 　　4月21日，总学习委员会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召开了边区干部学习动员大会，2000多名干部出席了会议。任弼时首先在大会上指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在遵义会议以前，曾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现在它是党内“保存的残余”。整顿三风就是要在思想方法上来一个大的转变，真正掌握马列主义的精神与方法，使党更加巩固、团结，更有战斗力量。高岗在讲话中也说：在学习中，不是望文生义就算懂，而是要真正领会精神实质。要精读，要写笔记写心得写反省出墙报，帮助学习，要使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为了检查督促各单位的学习情况，4月27日，总学习委员会决定，由西北中央局抽出七位同志组成巡视团，了解整风学习情况，吸取学习经验，发现学习中的问题。5月1日，巡视团到边区政府秘书处、审计处、教育厅、边区党校等单位巡视后，认为干部学习情绪很高，非党人士亦有很多人自愿参加，计划周密，纪律严明，好像正规学校一样。 　　为了促进学习运动的深入开展，总学习委员会还作出关于单位互相参观的决定。各单位纷纷行动起来，组织参观团互相观摩。 　　6月2日，总学习委员会在参议会大礼堂召开了各单位学习委员及学习小组长联席会议，200多个学习小组的400余人以及各校的300余名学员参加了会议。高岗代表总学习委员会在报告中首先指出，当前的学习热潮是空前的，但在学习中反省自己不够，这是很大的缺点，今后要加强领导深入学习。然后，提出了七项具体的改进办法。 　　陕甘宁边区的整风学习一直到1942年9月才大体结束。经过近五个月的学习，广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普遍提高，对第三次“左”倾错误的认识基本趋于一致，为西北局高干会议的召开做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 　　再次，党中央对会议的召开进行了精心部署。 　　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加强陕甘宁边区工作和召开西北局高干会议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议由任弼时代表中央指导中共西北中央局的党、政、军工作，王稼祥负责军队编制工作；西北局高干会议由任弼时、王稼祥负责指导。这次会议还决定由陕甘宁边区系统党政军干部参加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于10月中旬召开，内容是整党、整财、整政、整军、整军民关系，以实现整顿三风、精兵简政两个目的。 　　中央作出召开西北局高干会议的决定后，9月1日，西北局发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的重要通知。通知指出，这次会议的内容主要是：讨论整风、统一党政军民领导、精兵简政、财政经济问题。要求县委、分委、特委、省委书记，党员县长、专员、副专员，团长、团政委及旅长、旅政委等全部参加会议。 　　10月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再次召开会议，研究西北局高干会议的问题。会议同意任弼时提出的关于西北中央局高干会议准备工作的通知。决定由西北中央局高干会议讨论的各种决议草案，可先经会议讨论，于会议结束前提到中央讨论，再交高干会议最后通过。 　　至此，召开西北局高干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胜利召开一次对推进全党整风产生重大影响的会议的各项条件已经齐备。 　　3|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西北局高干会议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地方县以上、部队团以上的党内负责干部300多人出席了会议，中央高级学习组和中央党校的大部分领导干部也都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不但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11月14日还参加了大会关于边区历史问题的讨论，并且几次在讨论中插话发言。11月21日、23日，毛泽东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情况，在大会上讲解了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还在会议期间亲自组织收集、整理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历史的和现状的材料，为会议写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由贺龙在12月21日和29日向会议做了传达。 　　会议期间，刘少奇就党的历史问题、任弼时就几个问题的意见、林伯渠就简政整改问题、贺龙就整财问题、谭政就整军问题分别做了报告，朱德、陈云、彭真、叶剑英、吴玉章、徐特立也都在会上发表了讲演。会议的最后两天，由西北局书记高岗作大会总结。 　　这次近三个月的会议共分三个阶段，主要解决了以下三个重大问题： 　　第一，总结了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 　　会议于10月19日开幕后，21日即由陈正人报告整党问题。在接下来的小组讨论中，代表们纷纷要求用整风的精神来研究边区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解决过去的争论，达到思想上的一致。因此，大会主席团接受了代表们的意见，从11月2日起，整党问题的小组研究转变为大会讨论。在长达十几天的历史问题大讨论中，张秀山、习仲勋、马文瑞、贾拓夫、阎红彦、张邦英、刘景范、霍维德、王世泰、贺晋年等边区老干部纷纷在大会上发言，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揭发和批判党内“左”倾错误领导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郭洪涛、朱理治、戴季英等执行过错误路线的同志也在会上做了检讨。11月17日和18日，高岗代表西北局做了《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长篇报告，实际上是代表中央对边区历史问题作出正式结论。 　　第二，检讨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主要偏向。 　　从11月24日起，会议转入第二阶段，检讨抗战以来边区在思想上、政策上以及组织上存在的主要问题。高岗做了关于统一党的领导问题的报告，林伯渠做了关于整顿政府的报告，陈正人做了关于整顿民众团体的报告。与会代表结合这些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展开了尖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了某些党员干部把党和政、军、民众团体并列的观点，明确了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有70多人在会上发言，普遍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为了实现党的统一领导，会议在组织上作出四点决定：第一，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工作都统一于以高岗为首的西北局领导；第二，更加紧密军队与地方的关系；第三，要克服党政军民各部门本身组织关系上存在的问题；第四，整顿党的组织，重新登记党员。 　　第三，明确了发展生产、发展教育是边区党今后的基本任务，而又以生产为第一。 　　大会的最后一个月主要研究当前的工作与任务，毛泽东为会议撰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书面报告为确定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方针和任务指明了方向。代表们经过充分讨论，完全接受毛泽东书面报告中的指示，认为生产与教育是边区当前的主要任务，而“生产更有决定性”。高岗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代表西北局宣布对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等22位生产模范授奖，各奖毛泽东同志题字一幅；对三五九旅、延安县政府及延安南区合作社等三家有特殊贡献的单位，各奖奖旗一面。 　　这次会议所讨论解决的三个问题，对陕甘宁边区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关于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检讨，为延安整风的最后一个阶段——高级干部再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提供了难得的样板。 　　1943年6月25日，西北局作出了《关于高干会对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决定》。该决定说： 　　关于陕甘宁边区党在中央未到达前内战时期的历史问题(1935年11月以前)，西北局完全同意和批准1942年11月高干会检讨的基本精神及高岗同志对此问题所作的报告。并决定陕甘宁党各级组织全体干部和党员，应将高岗同志关于边区党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作为整顿三风的重要文件之一，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讨论。 　　高岗关于《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三万多字，分六个部分： 　　(一)陕西党的建立到大革命时代；(二)国共分家到九一八事变；(三)反帝同盟军成立到肃反事件以前；(四)肃反事件；(五)肃反事件以后；(六)结论。 　　报告的前五个部分分阶段回顾了西北党的历史发展，最后部分作出了关于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五点结论： 　　(一)历史上的争论是路线的争论 　　报告认为，从反帝同盟军成立后整个创建红军与苏区的时期，包括三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另一条是以黄子文等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三条则是从杜衡到朱理治、郭洪涛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这三条路线的斗争中，主要是正确路线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二者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是对立的。 　　首先，政治上，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他们不了解以下各点。 　　第一，不了解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的革命，必须以武装为主，以农村为主；第二，不了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强大的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因此必须有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联合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级和力量进行斗争；第三，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与长期性，主张两条道路的决战，幻想革命一下子就在全国胜利；第四，不了解敌我力量的对比，否认客观事实，认为革命力量已占绝对优势，主张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其次，在军事上，在革命战争问题上，他们不了解以下各点。 　　第一，不了解游击战是发展革命战争、强大革命武装的惟一正确的战术；第二，不了解根据地的建立不在平原而在山上，不在城市而在山村；第三，不了解革命武装的建立是与白军兵变和土匪运动不可分开的。 　　再次，在各种社会政策上，也都是错误的。 　　第一，对农民土地问题的极左政策。如主张在肉体上消灭地主，给富农分坏田，侵犯中农利益等等；第二，完全不懂得同盟军问题。不要任何的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军队、民团、哥老会以及各种中上层分子，统统不许接触联络与争取合作；第三，不懂得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采取严厉打击知识分子的政策；第四，对会门游民分子，不懂得争取感化与转变他们的必要，而采取消灭的政策；第五，执行疯狂的“肃反”政策；第六，不了解游击运动中政权的特点，而要求这种政权要正规化；第七，对边界工作不与中心区工作相区别，在边界实行“左”的政策，造成严重的赤白对立；第八，对白区白军工作方针，完全不懂得精干荫蔽与积蓄力量，而空喊白军哗变与地方暴动。 　　最后，在组织上，在干部政策问题上，是完全不正派的。 　　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合自己“左”的口味的干部，无条件地拉拢，反之则严厉打击。 　　(二)“左”倾机会主义的来源 　　报告认为，陕甘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不是本地特有的现象，而是带有全国性质的。其来源有两个方面： 　　首先，政治上的来源：就是九一八事变后党内的关门主义与“打倒一切”的错误政策，特别是北方会议的决议。 　　其次，组织上的来源：就是当时党内的组织路线是有毛病的，是本本主义的干部政策，实行钦差大臣制度。 　　(三)革命家的品质 　　报告认为，过去的错误不单是路线问题，还有个人品质问题。由路线错误变为“肃反”的错误，其重要关键是人的关系，是朱理治、郭洪涛个人品质的恶劣所造成的。他们是一切从个人出发的个人主义的野心家和阴谋家。而刘志丹同志不但坚决执行了正确的路线，而且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典型。他一贯坚持党的立场，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他把马列主义的真理具体地运用于西北的斗争中。我们应当把刘志丹同志作为我们前进的方向。 　　(四)思想斗争问题 　　报告认为，这次高干会检讨历史上的争论，也是一场大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以错误路线反对正确路线，是借思想斗争之名，达到打人之实；以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是通过思想斗争，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目前党内存在浓厚的自由主义，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斗争，就不能克服这种自由主义，就会使党逐渐腐蚀下去。 　　(五)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报告认为，历史给了我们最深刻的教训，就是必须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脱离了实际，他们的理论是教条主义的。而我们过去虽有实际经验，但缺少理论，还不善于把我们的经验上升为理论，以更好地抵制与克服错误路线。因此，凡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必须努力学习理论；一切新的知识分子干部，则必须到实际工作中去取得经验，学会把自己与农民和枪杆子结合起来。 　　从高岗的报告内容可以看出，报告中关于“左”倾机会主义的表现、根源以及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等方面的论述，几乎就是毛泽东在1941年“九月会议”后关于“左”倾机会主义相关内容论述的翻版，与后来所召开的政治局1943年“九月会议”上对“左”倾机会主义的论述也基本相同，甚至包括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词，也都大同小异。这表明，高岗在这次中央直接领导下召开的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是经中央审议后同意的。 　　正因为中央认为“朱理治、郭洪涛在陕北所执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遵义会议以前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错误的政治路线的具体化”，才使这次会议成为在全党彻底肃清“左”倾机会主义影响的先声。 　　4|会议的一点不足 　　具有重大意义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也有其不足，主要是在批判“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时，过于追究个人品质问题，批评犯错误同志的语言、方式也过于偏激。 　　西北根据地是“左”倾机会主义影响的重灾区，朱理治、郭洪涛积极贯彻“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也确实是严重的。一些深受“左”倾机会主义迫害的老同志在高干会上言词比较激烈，还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的错误是积极贯彻“左”倾机会主义，仍然属于认识上的问题。如果对其简单地全盘否定，归结为品质的极端恶劣，不但不利于深刻剖析“左”倾机会主义的根源，对这些犯错误的同志也是不公正的。特别是作为中央的决定，就更应该慎重。然而，不但高岗在报告中认为朱理治、郭洪涛是“极端恶劣的个人品质”，“毫无党性的个人主义野心家”，《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1942年12月12日)也认为他们是“个人主义、高度领袖欲和政治野心家的恶劣品质”。 　　从会议记录可知，在大会讨论时，也出现了“大批判”的场面。朱、郭等人在大会检讨时，不但要经常回答代表们的各种不乏过分责难的提问，而且座中经常有人大声呼喊：“要老实回答!” 　　西北局高干会议出现过于追究个人品质的不足，反映出如何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也有个逐步成熟的过程。 　　西北局高干会议结束后，从1943年9月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又连续召开会议，进一步研究党的路线问题。这次会议比1941年的“九月会议”开的时间长，参加的人数也多。原准备开五次会议，但后来改变了计划，断断续续开到年底，实际上直到六届七中全会才完全结束。 　　胡乔木认为：这次会议 　　对于错误路线的批评，在基本方向上和内容上无疑是正确的，但在言辞上要比1941年“九月会议”尖锐，涉及的人更多一些，会议的空气有时也紧张一些。这是1943年“九月会议”的一个特点⑦。 　　这次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在前两个阶段，还是比较注重追究“左”倾错误路线的个人品质问题的，也曾出现了“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⑧。1943年12月28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错误的指示》，同一天，中央政治局也发出了《关于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指示。中共中央的这些文件认为，王明的投降主义实质上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部的代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一直到1944年1月2日，毛泽东在回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还坚持认为“王明进行了很多反党活动”，并且“一直在从事各种反党活动”。 　　1944年春，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进入第三阶段，转入对整风进行总结和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结论的最后时期，也开始纠正此前整风过程中的一些缺点。2月24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统一了对五个问题的认识，其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王明、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3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就如何认识“左”倾错误路线的根源等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指出： 　　过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反对张国焘斗争外，有两次大的斗争，即反对陈独秀与反对李立三的斗争，那是在思想上没有很彻底地讨论但结论作得很严重，因此未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前车之覆并没有成为后车之鉴。这一次我们要在思想上弄清楚。过去未做过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对犯错误者只是惩罚。没有认清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问题，因此我们的组织结论可以宽大些。⑨ 　　很显然，在一年前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全党对如何认识“左”倾机会主义产生的根源，尚未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会议出现过于追究个人品质的偏差，就不可避免了。 　　另外，作为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高岗对于会议出现的一些偏差，也应当负有一定的责任。 　　① 高新民等：《延安整风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448页。 　　②③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0、188页。 　　④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198页。 　　⑤ 毛泽东在1943年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上的发言。 　　⑥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289页。 　　⑦⑧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282、298页。 　　⑨ 《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498—499页。 　　 高岗传/戴茂林，赵晓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