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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1953年财经会议 |
| 戴茂林，赵晓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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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财经会议本来只是一次普通的经济工作会议。但这次普通的经济工作会议在高岗的一生中，却有着极不寻常的意义。
它既是高岗展现自己的最后一个高峰，也是高岗由高峰跌落谷底的开始。
所谓的“高饶事件”，一般而言就应当从这次会议讲起。
1|周恩来负责会议的筹备
1953年是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局之年，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虽然第一个五年计划尚在编制的过程中，但由于采取了“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的做法，国家建设仍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到1953年上半年结束时，工业总产值和税收都已完成或超额完成了上半年的预定目标，苏联援助建设的156项工程也相继上马，进展顺利。
但是，由于缺乏经验等原因，1953年上半年的财政经济工作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摊子铺得过大，财政收入却不能有相应的增加，而且制定年度预算时在收入上有虚假现象，把上一年的财政结余40多万亿元(系旧币，相当于新币40多亿元)打了进去，事实上这笔钱已存入银行变成信贷资金，被银行贷出去了。这样，上半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出现了21.5万亿元的赤字。
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财政会议研究解决这些问题。
这次会议原定于5月20日召开，筹备工作由中财委主任陈云和副主任薄一波、李富春负责。
1953年5月6日，毛泽东亲自致信负责此次会议筹备工作的陈云、薄一波和李富春，说：
5月20日开始的财政会议，应讨论些什么问题，请你们考虑一下，并在发开会通知中写进去，使各地有所准备。似乎预算问题，增薪问题，县区乡财政统一问题，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问题，税收问题，五年计划问题，今年下半年经济安排问题，军费问题，均应有所讨论。除由你们对每项问题准备方案外，各大区财委最好能在本月中旬召开一次财政会议，收集意见带来。①
然而，此时中财委主任陈云正因病在上海、杭州一带疗养，这次会议需要讨论的问题又很多，所以延至5月22日，才由薄一波起草了《会议通知》，并改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负责会议的筹备。
6月9日，周恩来约请高岗、邓小平、饶漱石、彭真、薄一波、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齐燕铭等开会，研究召开全国财经会议的有关事宜。会议议定了财经会议的宗旨、议程和组织领导等问题，确定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关于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三个方面的问题以及财经工作方面的其他具体问题。并决定：
(一)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彭真、习仲勋、李维汉、曾山、贾拓夫和各中央局、分局书记组成会议领导小组；
(二)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做会议的总的经常主持人。
会后，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全国财经会议如何进行的请示报告》。当晚，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
6月1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由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各大区、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同志参加的预备会议和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由周恩来对会议的方针做了说明。周恩来指出：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财政问题，准备解决中央提出的以及各地有意见并且能够解决的一些问题。解决的方针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听取各地意见，然后加以集中写成决议。
周恩来强调说：
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制度是一个过渡的制度，这个社会是一个过渡的社会，这个过渡时期的每时每刻都在增长社会主义成分，走完了这个过渡阶段就到达了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能不能胜利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取得了全国的胜利，而且已经把帝国主义加来的压力打退了。能不能恢复经济的问题亦急需解决了，三年的经验证明，我们能恢复。目前摆在我们面前要解决的问题是能不能在政治上巩固我们已得的胜利，能不能建设新中国，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②
这次会议原定半个月左右结束，但在预备会议上，大家提出这次会议应当解决一些问题，建议会议开得时间长一点，最好过了党的生日后再结束。会议领导小组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周恩来在预备会上说：
我们接受大家的意见，准备把会开得长一点。但是必须说清楚，在这个会上，经过讨论，把成熟的问题肯定下来，不成熟的问题继续加以研究，我们不能希望经过一次会议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不过，会议的进展却同周恩来的设想不一样。
会议不是“开得长一点”，过了7月1日就结束，而是由6月13日一直开到8月13日，足足开了两个月。
2|高岗在会议上“指桑骂槐”
这次财经会议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从6月13日正式开会到7月13日召开扩大的第十五次领导小组会议为第一阶段，之后为第二阶段。
6月13日会议开始后到6月27日，先是按东北、华北、华中、中南、西南、西北六个大区分组，后又按专题分为税制修正、商业、粮食、农业税四个组，讨论财政工作中的问题。6月29日至7月4日，由高岗作《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李富春作《在苏联商谈我们五年计划问题的几点体会》的报告，并分组进行讨论。7月6日至12日，主要是召开各种专题座谈会。
在会议的第一阶段，大家对新税制的意见较多，批评新税制逐渐成为讨论的中心话题，批评意见也自然集中到了负责新税制实施的中财委和财政部部长薄一波身上。
毛泽东对财经会议的进展情况是极为关注的。据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回忆：
毛主席很重视这次会议，十分关心会议的进展情况。他要我从始至终出席会议，作记录。他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我去详细汇报头天会议的情况。我的记录记得很详细，谁讲了些什么话都记下了。我汇报完后，再由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李琦等同志补充。③
7月11日，毛泽东在听完周恩来的汇报后，指示召开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以便大家把意见拿到桌面上来说。
12日晚，周恩来写信给薄一波说：
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从思想、政策、组织和作风上说明问题，并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公开讨论。此点望你在发言中加以注意。④
在7月13日下午召开的第十五次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薄一波按照周恩来信中的要求做了第一次检讨，会议气氛立刻变得紧张起来，薄一波也成了“桌面上斗争”的集中目标。从7月14日到7月25日，连续召开了八次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对薄一波进行批评。8月1日，薄一波又做了第二次检讨，但仍然过不了关，批评的调子居高不下，而且攻击的矛头逐渐指向了刘少奇。
高岗作为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之一，在会议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在大会上做了《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但在会议的第二阶段，高岗看到大家对中财委和薄一波的意见较大，毛主席又把薄一波放到了“桌面上斗争”，感到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经过精心准备后，高岗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做了“指桑骂槐”的长篇发言。
高岗在发言中指责薄一波在农村政策上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方针，认为薄一波的主张是“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接着，高岗借批评薄一波之名，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刘少奇。
高岗说，薄一波在1950年到1951年说，党在农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现在农村阻碍农民积极性的主要问题是对“冒尖”思想有顾虑，要使农民不怕“冒尖”，不怕发展成富农，这样农民才有奔头。如果农民对当富农有顾虑，共产党员就可以雇工。有十万八万党员当了富农有什么可怕?将来到社会主义，他们愿意跟着走，那自然好；不愿跟着走，可以开除出去。
高岗还拿出薄一波在1951年纪念建党30周年时发表的《关于加强农村政治思想工作》的文章，指责薄一波提出的没有拖拉机不能搞合作化的观点，并质问说：那么，农民在推翻地主之后，实行集体化以前，究竟走什么道路呢?农民把地主斗倒了，取得了土地以后，是有冒进思想的，几千年的个体经济是农民走的老路。我们能不能引导农民经过合作的道路而达到集体化呢?是不是一定要富农雇工?农民就是知道“谷物满仓，牛羊满圈，黄金万两”。他们总是想由贫农变成中农，由中农变成富农。他们不知道有新的方向，而我们则应该引导他们向这个新道路上走。
高岗还认为薄一波的错误是“在个人与党的关系上摆错了位置、对党不老实的态度、不民主的作风和行会主义的情绪”。
在会下，高岗也鼓动一些同志“放炮”，“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
高岗为何要利用这次会议“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
据高岗的秘书回忆说：
高岗在财经会上的发言稿，是我们几个人参加起草的。高岗说，我的讲话要站得高些，要从思想上、理论上批判薄一波。财经会的第二天，毛主席在报告中讲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讲了要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我们在起草高岗的讲话时，注意到了与毛主席讲话的一致性，有的话确实不是单纯批薄，而是批刘少奇右倾。这个稿子拿出来后，毛主席、周总理看后都是同意的，毛主席还在“右倾”之前添了“资产阶级”四个字。⑥
高岗在后来写的《我的反省》中也承认说：我在财经会议上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
3|毛泽东坚持既定目标
在财经会议上把薄一波放到“桌面上斗争”，是毛泽东点头同意的。但批薄的调子居高不下，会议的走向脱离了贯彻总路线的既定方针，则是毛泽东不愿看到的。毛泽东之所以要把薄一波放到“桌面上斗争”，虽然起因是新税制风波，但深层次原因，仍然是要解决党内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不同认识问题。
1953年11月4日，毛泽东在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的谈话中明确说：
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⑦
因此，在贯彻总路线这个大的方向问题上，毛泽东既不允许薄一波等向右偏，也不允许高岗等向左偏。所以，当看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处于既不好公开为薄一波解围，又难以驾驭会议局面而两难时，毛泽东便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打电话到北戴河“搬兵”，请正在那里休息的陈云、邓小平火速回来参加会议。⑧
陈云是6月27日离开杭州，29日到达北戴河休养的。接到“搬兵”的指令后，陈云于7月23日提前结束了在北戴河的休养，返回北京。第二天，即24日，陈云就出席了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25日上午，陈云又去毛泽东的住所谈话。28日晚，陈云和周恩来一道与薄一波谈话。29日和30日，陈云又先后两次参加周恩来、朱德同高岗、李富春等人的谈话。⑨
在充分掌握了解了各方情况的基础之上，陈云于8月6日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做了重要发言。他说：
新税制的结果是明显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这个错误的原因在于当初对税收减少缺乏分析。当初之所以没有过问新税制的制定，薄一波也没有来问我，是因为去年年底，高岗尚未到中央就任计委主任，要帮助他搞出五年计划草案，以便提交中央全会，为此向中央声明过，中财委的工作交薄一波负责。但这不等于说我对新税制的错误没有责任。我的责任在于没有指出1950年调整税制的教训，去提醒薄一波。在几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国家，税制改革影响到各个阶级、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相互间的关系，也关系到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必须十分慎重。薄一波在中财委做了很多工作，尽管有许多是事务性的，但如果没有人做这些工作，中财委的工作就不可能做好。工作中个别不同意见是有的，但不能说中财委内部有两条路线的问题。⑩
陈云的发言既批评了薄一波在新税制问题上的错误，又做了自我批评，还否定了中财委内部有两条路线的提法，对于调节会议的气氛和走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薄一波后来就认为：
在高、饶问题尚未揭露，会议批评的调子降不下来的形势下，陈云同志的这些话，无疑起到了降温和替我解围的作用。(11)
毛泽东指示搬来的另一员“大将”是邓小平。邓小平于8月3日回京后，也在会议上发言说：
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12)
本来毛泽东搬来的“兵”起到了预定的效果，会议气氛起了变化，高岗也应当有所收敛。但在8月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高岗仍然对薄一波进行指责。
这次政治局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周恩来的会议结论稿。会上，毛泽东问大家有什么意见，薄一波表示他有错误，但有些具体事情还说不清楚。此时高岗站起来批评薄一波态度不好，毛泽东则打断高岗的话说：你的态度也不好。毛泽东批评说：
你为什么不准上书的人写信给中央?东北的工作为什么就不能检查?东北各省出了错误，你东北局还不是要进行批评、检查?(13)
毛泽东对高岗的批评事出有因。
“三反”运动期间，原鞍山市市委书记和原东北局党校教育处长以“东北一党员”的名义向党中央写信，反映高岗及东北个别干部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的问题。此信于1952年1月27日，由当时任中央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转呈给毛泽东，薄一波同时给毛泽东写了这样几句话：
这封检举信是叙述东北三个阶段的贪污浪费情况，写信的人是响应主席的号召，衷心拥护党的；而对贪污腐化则表示愤慨。(14)
接信后，毛泽东把这封信批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
不久，鞍钢无缝钢管厂发生了八号高炉铜管瓦斯部分爆炸事故，死11人，伤15人。1952年8月，由中监委和中财委联合组织了一个检查组去调查事故的原因。调查组认为这是因为鞍钢没有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不仅造成了事故，还推迟了建设进度。
这两件事虽然过去了一年，但高岗认为，这都是薄一波在故意挑东北的毛病，给自己抹黑。
8月11日，周恩来作会议结论。
周恩来的结论，是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后定下来的。毛泽东修改过的或是他加写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做了比较完整的表述。提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左’倾或右倾错误。”“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1949年3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经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以薄一波同志为代表的若干财经工作干部对私人资本主义所犯的错误，是直接违反上述规定的。”但是，“所有这些错误，还未构成一个系统，所以还不应该说成是路线错误”。
第二，强调要加强党的统一领导。提出：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总是强调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各个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人向党闹独立性，反对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反对分散主义，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次税收、商业、财政、金融工作中所犯的许多错误，是与向党闹独立性、与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与分散主义离不开的。修正税制及其他许多违反党的原则的措施，不向党中央请示，不与地方党委商量，亦不考虑有关部门的不同意见，就独断专行地加以实施，而修正税制竟反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事先取得协议，离开了党的立场，这都是分散主义发展起来的必然恶果。
周恩来在结论中首先说：
这次会议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在大家的督促下，彻底地揭发和批判了税收、商业、财政、银行工作中在最近一个时期的某些严重错误，并集中地批评了对这些严重错误负有主要责任的薄一波同志，同时，在财政、税收、商业、银行等项工作的方针政策上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这样，就将使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工作有可能大大地前进一步。
然后，周恩来阐述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党的总路线的胜利，国内外情况及我们经济建设中的几个问题，半年多来税收、商业、财政、银行工作中的某些错误，财政、税收、商业、粮食、银行等项工作今后的方针任务等几个方面的问题。
8月12日，毛泽东到会作重要讲话。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
“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党内有两种性质的错误，一种是一般性的错误，如‘五多’，大家都可能犯，什么时候都可能犯。‘五多’的错误也可以变成‘五少’的错误。另一种是原则性的错误，如资本主义倾向。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问题。”
“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十二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
“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我们现在要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也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是巩固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说：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全国有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恩来、陈云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
然后，毛泽东还检讨了自己在六个方面的错误。
毛泽东发表讲话后，历时两个月的财经会议终于结束了。
不过，高岗并没有参加完这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原因是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党内于1953年6月发生了贝利亚事件。在财经会议进行期间，苏共中央电告中共中央派一位负责人到苏联去听取苏共中央关于贝利亚事件的紧急通报。中共中央决定派高岗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赴苏听取苏共中央关于贝利亚事件的情况通报，同时与苏联政府签署有关协议。高岗领取了任务后，告知他的秘书赵家梁做好随他赴苏的准备。但第二天，高岗又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通知，由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和翻译师哲陪同他去苏联，他的秘书赵家梁就不要去了。
为什么不让高岗的秘书去，而是改派毛泽东的秘书去呢?
高岗的秘书赵家梁认为：
党中央、毛主席做出这样的安排是很有意思的。对苏共方面来说，派去了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两个同志，令人感到高岗是代表中共中央、毛主席前去的，是够隆重够规格的。可是另一方面来说，可以更好地了解高岗在苏的活动和苏共的意图，这至少是一种谨慎而警惕的措施。(15)
高岗一行是8月初去的莫斯科，听完苏共中央的情况通报后，8月11日，高岗又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了《苏联在1953年至1955年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恢复与改建鞍山钢铁公司方面以技术援助的决定》，然后便乘飞机回国。
也许纯属工作需要，高岗没有听到周恩来的会议结论和毛泽东的重要讲话。但回国后，看到周恩来的会议结论和毛泽东的讲话，相信高岗会很高兴。因为在他们二人的讲话中，对薄一波的批评都是很严厉的。然而，高岗不会想到，虽然他对薄一波的批评看起来与毛泽东的调子一致，但他在会内会外流露出的“批薄射刘”的目的，是逃不过毛泽东的眼睛的。
毛泽东1955年3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到“高饶联盟”时说：中央是“在财经会议期间，发现了他们的不正常活动”。
高岗也不会明白，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的“要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各个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人向党闹独立性，反对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反对分散主义”，既是对薄一波等人的批评，也是对他高岗的警告。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9月第l版，第21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第307页。
③ 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291页。
⑤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40页。
⑥ 笔者1999年2月2日访问赵家梁同志谈话记录。
⑦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04页。
⑧ 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290页。
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170—171页。
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171页。
(11)(1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44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173页。
(1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44页。
(15) 赵家梁：《对<毛泽东谈高岗事件>一文的几点意见》，《百年潮》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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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岗传/戴茂林，赵晓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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