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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
| 戴茂林，赵晓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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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高饶事件”，自然要从1953年财经会议讲起，但也必然要谈到同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简称“组织会议”)。
然而，虽然财经会议与组织会议在“高饶事件”中紧密相连，但在这两次会议上活跃的主角却并非同一人，组织会议更多的是与饶漱石的名字联在一起。
1|饶漱石“震动”中组部
“高饶事件”的另一主角是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
饶漱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地位虽然没有高岗那样显赫，但他的资历并不亚于高岗。
饶漱石不同于农民家庭出身的高岗，他1903年出生于江西省临川县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青年时代不但读过中学，还上过大学，有相当不错的英语水平。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赣东北及浙江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秘书长。1935年赴苏联，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国际代表。抗日战争爆发后，饶漱石回到国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陈毅任代理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但当时邓子恢在安徽工作脱离不开，党中央通知由饶漱石代理政治部主任。同时决定，撤销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改为华中局，并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由刘少奇兼任书记，饶漱石任华中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华中军分会常委。1942年3月刘少奇回延安，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由陈毅代理新四军军分会书记。
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饶漱石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饶漱石1953年2月奉调进京，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本来，就历史渊源而言，饶漱石从1929年起就数次在刘少奇手下工作，进京后又在刘少奇分管的中央组织部工作，理应与刘少奇紧密配合、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但是，饶漱石来京时期正是高岗因毛泽东的重用而红得发紫的时期，他见毛泽东经常在中央会议上说“高岗同志的意见可以考虑”，又看到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某些不满，再加之与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发生了矛盾，所以，饶漱石来京后不是与刘少奇更加紧密，反倒与高岗逐步靠拢。
据饶漱石后来自己交待，他是在财经会议进行期间，“受到某些同志对安子文同志的错误认识(说安子文同志敌我不分、用人不当等)的影响，开始对安子文同志存在一种浓厚的宗派主义情绪，并从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情绪出发，产生了一种政治性的投机心理”。
饶漱石受到了哪些人的影响、产生了什么样的投机心理呢?
也是在这份交待材料中，饶漱石说：
在财经会议期间，高岗同志在会议休息时间内，不止一次地同我谈到安子文同志“用人不当，敌我不分”。7月中旬，财经会议转入对薄一波同志展开批评后，陈正人同志发现安子文同志有几天未到会，也向我谈起安子文同志有用人不当的错误，并说：“我和计划委员会都怀疑如果组织部的工作不加改进，能否从党的组织上保证国家计划的执行。”本来，我自去年3月后，对安子文同志提出的某种名单已有错觉，听了高、陈等人这些话后，更增加了我对安子文同志的错误认识。因而，我就在7月22日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对安子文同志表示极为不满，并且不问情由和不择手段地加以严厉指责。其目的一方面是促使安子文同志到财经会议表明他对薄一波同志的态度，一方面也是借此在高、陈等同志面前表明，我与安子文同志并不一致，以求得他们对我的谅解。
为了促使安子文参加到财经会议批评薄一波的浪潮中，也是为了取得高岗对自己的好感，在7月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务会议上，饶漱石确实对副部长安子文进行了“严厉指责”。他指责安子文起草的组织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说组织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必须“震动”一下。
不过，饶漱石虽然想在组织部拿安子文开刀，但他确实低估了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
安子文虽然比饶漱石小6岁，但他却是老资格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安子文1909年9月25日出生于陕西省绥德县双湖峪镇一个士绅之家，父亲是前清秀才，曾任陕西省议员。1925年6月，在北京求学的安子文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在艰苦危险的白区地下工作过程中，安子文曾经三次被捕，但他革命意志坚定，经受住了敌人严刑拷打的考验。特别是1931年2月被捕入狱后，他与薄一波、刘澜涛等共产党人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在长达六年的监狱生活中，他们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终于在1936年春在刘少奇领导的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积极营救下得以出狱。出狱后，安子文先后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中共太岳工委书记、中共太岳地委书记，与彭真、薄一波等一道，为太岳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3年5月，组织上调安子文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留校工作，任中共中央党校二部副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安子文于1945年10月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由于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已去东北，副部长习仲勋又在高岗去东北后主持中共西北中央局的工作，所以，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实际上由安子文主持。从此后，一直到饶漱石来京就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之前，安子文一直以副部长的名义实际上主持中央组织部的工作。
饶漱石在7月22日“震动”组织部、指责安子文后，安子文当晚就来到党中央主管组织工作的刘少奇处，详细汇报了饶漱石的言行，并且分析说，我估计饶漱石如果不是精神失常，就是把你、我和彭真、薄一波四个人划成了一个圈圈，存心要把我从组织部赶走。
第二天早上，安子文又把他的这个估计向高岗做了汇报。
高岗虽然与安子文是陕北同乡，安子文的弟弟安志文又从西北到东北再到北京一直在高岗身边工作，但高岗显然认为安子文与刘少奇、彭真、薄一波这些当年北方局的战友更为亲近。所以，在7月23日晚间召开的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上，高岗又把安子文早上对他说的话告诉了饶漱石。
饶漱石听后异常生气，立即就在这次领导小组会议上公开讲述了此事，这不但使会议的原定议题受到了冲击，也使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总理感到十分为难。
在7月23日的领导小组会议上发了一通火后，饶漱石猜测安子文之所以会想到自己把他们四个人划成一个圈圈，并且不但把自己的推测向刘少奇做了汇报，还告诉了高岗，可能与“三月名单”之事有关。所以，在7月24日晚间召开的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上，饶漱石突然质问高岗，“三月名单”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饶漱石就“三月名单”之事质问高岗，不仅仅是因为高岗与“三月名单”之事有关，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个“三月名单”，是饶漱石攻击安子文的“撒手锏”。
2|安子文与“三月名单”事件
关于神秘的“三月名单”事件的由来，有着不同的传说版本。
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在《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一书中写道：
“高岗在反省时谈到，大约在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送来一份文件，要他亲自签收，并立等阅后收回。在一般的情况下，中央传阅文件，即使是很机密、很重要的文件，都是由中央机要局派专人传递，由秘书签收。唯有这一次例外，是由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直接送给高岗本人，而且阅后马上收回。可见毛泽东对此文件之重视，也说明此文件之特别机密和重要。后来得知，这就是安子文拟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和各部委分工名单。高岗惊奇地发现，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这个名单，他以前从未见过。”
“这个名单如何到了毛泽东的手里?传说不一，最可能是安子文呈送给毛泽东的。”
虽然关于这份名单的出笼有不同的说法，但可以肯定名单是安子文拟定的，因为安子文后来为此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
然而，是安子文擅自做主还是谁指使安子文拟定的名单，目前仍是谜团。
但高岗显然认为是刘少奇授意安子文拟定的名单。他在《我的反省》中说：
我主观地以为，安子文怎敢擅自拟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安子文身后还有人，那就是少奇。是少奇同志授意，要安排政治局、书记处、各部委的人事。
而且他也承认对林彪说过：
我记得那单子上没有你。
然而，不管名单是如何产生的，高岗确实是看到了这份名单，而且还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传播。
但在7月24日晚间召开的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上，饶漱石提出“三月名单”之事时，刘少奇、周恩来都表示事前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份名单。
因此，当饶漱石在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安子文“三月名单”的问题后，刘少奇、周恩来等都感到震惊，当即向安子文查问此事。
安子文此时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在会上承认了确有此事，在会后向中央做了书面检讨，并请求中央给予撤销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职务的处分。
中央在审查了安子文的检讨后，认为安子文私拟名单确实违背了党的纪律，于7月末给予其党内当面警告处分。毛泽东也宣布：
此事到此为止，不许扩散。
本来事情到此可以终止了，但高岗竟然不顾毛泽东“不许扩散”的禁令，在财经会议和后来的南下休假期间，利用与一些地方和军队领导干部接触的机会，传播了这份名单。
高岗这种行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党内的混乱，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和高度警觉。
7月24日晚间的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后，刘少奇找饶漱石谈话，劝他要冷静从事，不要再向安子文追问，也不要再为此事在组织部内进行争吵。
但是，饶漱石不仅不听刘少奇的劝告，反而对刘少奇说：
安子文说我有宗派我可以不管，但他说我把你们四个人划成一个圈圈，我一定要在组织部内弄清楚。
接着，饶漱石就在7月26日召开的组织部部务会议上大发雷霆。他将安子文向刘少奇反映情况说成是“有意挑拨是非，制造分裂”，“胆大妄为”。并以中组部检查官僚主义不彻底为由，要求开会专门检讨中组部的工作，让安子文作检讨。
财经会议结束后，饶漱石又于8月17日和18日连续两天主持召开部务会议，继续在组织部内搞“震动”。虽然饶漱石在会上说会议的重点是讨论周恩来在财经会议上的结论，但他却在会议开始后首先“约法三章”：
第一，不联系思想；第二，不联系薄一波；第三，不联系组织部。
召开这样一个“三不联系”的会议，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原来饶漱石并非真的什么都不“联系”，他还是要“联系”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
饶漱石在这次部务会议上，首先借中央组织部党员管理处处长王甫和办公室主任赵汉去山东调研受阻一事斥责安子文说：
王甫、赵汉是新兵，他们听到枪声，不免有些紧张，你安子文是老兵，你不该听到一点枪声就……
饶漱石的这一番话听者莫名其妙，实则弦外有音。
原来在此之前，中组部派王甫、赵汉带领一个小组到山东考察了解开展“新三反”运动和农村整党的情况时遇到了一些麻烦，并且没有得到当地党组织的支持。于是，王甫、赵汉找到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向明谈了情况，但也没有得到解决。回京后，王甫、赵汉向安子文反映了情况，安子文又把情况向刘少奇做了汇报。饶漱石认为安子文直接向刘少奇汇报是故意怠慢他这个新来的组织部部长，便想借此事整整安子文，给他一个下马威。
所以，饶漱石借王甫之事责备了一番后，又斥责安子文说：
财经会议这样重要的会议，你为什么竟然好几天不参加?
参加会议的一些同志见饶漱石抓住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攻击安子文，有些气不过，当场就有人问饶漱石：
安子文不参加会议，你为什么不找他谈谈?
饶漱石这才亮出了底牌，抛出了“三月名单”这个重磅炸弹，郑重其事地说，问题还不在于安子文不参加财经会议，而是因为他私自拟定“三月名单”，犯了错误。
然后，饶漱石让大家追问“三月名单”问题，并逐渐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负责组织工作的刘少奇，造成了组织部内部的混乱。
3|张秀山与郭峰在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
早在财经会议召开的1953年7月，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通知》，决定于8月20日以后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有四项：
(一)关于抽调干部到新建、改建和扩建的重要厂、矿工作的问题。
(二)关于加强对干部的管理问题。
(三)关于审查干部的问题。
(四)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发展新党员的问题。此外，还要研究一下关于干部的培养训练问题。
中共中央决定会议领导小组由刘少奇负责，领导小组成员有朱德、李富春、胡乔木、习仲勋、钱瑛、杨尚昆以及中组部的饶漱石、安子文和六个中央局的组织部部长。各中央局、各局组织部长、干部处长以及各省、市委组织部部长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先是于9月10日起，召开了几天的预备会。在9月12日的预备会上，安子文提出，毛主席有指示，要检查一下中央组织部的工作，请各地做一些准备。会后，安子文又找到来参加会议的东北局组织部部长郭峰，让其给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和旅大市委书记陈伯村打电话征求意见。
刘少奇在9月13日上午召开的会议上，在讲到本次会议的内容时，也谈到了要检查中组部工作的问题。
对于中组部关于检查工作的意见，郭峰向东北地区参加会议的代表做了传达，并打电话向张秀山做了汇报，然后又到高岗处向其请示对中组部提出的检查工作问题有何指示。
高岗听郭峰介绍完意见后说：
我们东北不要讲了，有些问题讲了也解决不了，我们不要提意见了，让别的大区提吧。
9月23日，饶漱石在领导小组会议上说，毛主席一再指示，对中组部工作有任何问题都应坦率提出，摆在桌子上，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安子文也在饶漱石说完后强调说，各大区要认真酝酿，准备对中组部工作的检查意见。
听说毛主席指示要检查中组部的工作，郭峰又来到高岗处询问东北局在这次会议上是否提意见。这时高岗已经知道了毛主席确实要利用这次会议检查中组部的工作，所以，高岗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对郭峰说，中央确实有精神，要认真检查中组部的工作，所以，你要好好准备，提意见不要顾忌，不要有私心，要以党的利益为重，要敢于提意见。但提意见要有根据，不要被人家抓住小辫子。高岗还分析六个大区中，华东、西北、东北等都可能对中组部的工作提出意见。
9月底，郭峰接到了张秀山及陈伯村对中组部的书面意见，张秀山并要郭峰在将意见转给安子文之前给高岗看看。
10月2日，郭峰到高岗处汇报张秀山和陈伯村提出的意见，并说了安子文要张秀山来京参加组织会议的情况。恰好此时东北局委员王鹤寿因工业计划问题也来到高岗处，高岗即将张秀山的书面意见转给王鹤寿看，并说，张秀山只提些大问题。王鹤寿看过后说，有关纪律问题、薄一波有圈子等问题不应该谈。于是，高岗让郭峰转告张秀山，要把这些材料深刻加工，有把握的说，没把握的不说。
高岗还对王鹤寿说，你到鞍山路过沈阳时与张秀山谈谈。
从高岗处回来后，郭峰即给张秀山打电话，告知了高岗的意见。张秀山在电话中说他正好要到北京开粮食工作会议，书面意见就暂时不要转给安子文了。
10月4日，中央电告东北局并转张秀山，说：“望张秀山同志于10月8日以前来北京参加组织工作会议。”①
张秀山是10月9日到北京的，但他首先参加了中央召开的粮食工作会议。
10月10日，安子文在组织工作大会上做了关于中组部工作检讨的发言。
张秀山虽然没有听到安子文的发言，但他来京后，曾找到饶漱石、安子文谈了他对中组部工作的意见，并表示不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了。可是，在10月13日召开的讨论大会发言问题的领导小组会议上，当饶漱石说到张秀山已经说了他对中组部工作的意见，不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了时，刘少奇说，我听安子文讲，张秀山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最好在大会上讲一讲，如果他时间紧，急着回去贯彻粮食工作会议的精神，讲一个小时也可以。于是，这次领导小组会议决定由饶漱石通知张秀山在大会上发言。
当天晚间，张秀山应邀到毛主席处谈粮食问题和农村互助合作问题，同时也谈了他对中组部工作的意见。毛主席听后，表示张秀山所提的意见可以到大会上讲，但有些问题要先找刘少奇谈一谈。
张秀山从主席处回来已是午夜12时，第二天上午，即14日上午，他并没有主动找刘少奇交谈，便在14日下午的大会上做了发言。
张秀山在发言中，首先说明了他之所以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经过：
我这次是来参加中央召开的粮食工作会议的。在来以前，接到安子文同志的电话，要我和陈伯村同志给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提批评意见，后来又接到中央电报，要我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前几天因开粮食会议，未来参加，对这次会议上所谈论的问题不了解，因此不能针对会议的情况来讲，只能简单地提点意见。
几年来，中央组织部做了很多工作，进行了整党建党、调配干部，取得了很多成绩。尤其是安子文同志积极努力地工作，成绩是很大的。当然，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大国，我们的党是一个大党，各地的工作发展得不平衡，情况很复杂，工作中的缺点也是难免的。因为安子文同志要我提批评意见，所以对工作成绩不多讲，只提出五点意见——这些意见，已和安子文同志面谈过，本来想不讲了，后来主席和少奇同志还要我讲一下，因此提出来，请大家研究。也许这些意见是不对的，请大家批评。
然后，张秀山就逐一阐述了他的五点意见，主要有：
一、1950年前后，曾经有一个时期，中央组织部对于党员可否剥削这样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曾发生过动摇。把在目前阶段上社会上一般允许剥削与党员不允许剥削混同起来。
二、关于党的无产阶级的性质问题，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中央组织部也曾发生过动摇。
以上两项，经毛主席的批评指示，均已正确解决，现在只作为经验教训提出。
三、中央组织部对检查执行二中全会的决议抓得不紧。二中全会决定领导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搞生产建设。这是全党的政治任务，也是组织任务。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央组织部抓得不紧，甚至没有以二中全会决议党的总路线检查各部门、各级党委的工作。
四、对保障党的组织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对于一些曾经在革命严重关头脱党、退党、叛党而在革命高潮时又回到党内来的分子，以及对中央一级机关和各地的某些高级机关任用这些人时，处理得不严肃。
五、安子文的思想方法是有缺点的。他接受新事物迟钝，马列主义与非马列主义的界限不清，存在着右倾思想，表现在对内是非不分、对外敌我不分或者叫做敌我界限模糊。
张秀山在大会的主席台上发言时，刘少奇坐在他的右边，安子文坐在他的左边。张秀山讲完后，会间休息。在小会议室里，刘少奇对张秀山说，你会上讲的这些问题，有的不是安子文同志的问题，而是我的错误。在以后适当的会议上，我要作自我批评。
张秀山发言后的第二天，即10月15日，东北局组织部部长郭峰也在大会上发了言。
郭峰的发言主要是综合了东北地区小组在讨论安子文发言时提出的意见，论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关于中央组织部如何保证与贯彻党的政治路线与党在经济恢复时期各项任务的实现问题。
首先，中组部在干部调动问题上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三次抽调大批干部到新解放城市搞接管工作和到新区进行土改，还集中大批力量到中央机关工作。但是，若从贯彻二中全会决议、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的规定方面来检查，做得还是很差的。1951年，中组部曾向中央提出建议调3000个县以上老干部到工业中去学习，但执行得并不好。听说要给东北2000干部去搞工业，但结果只去了72人。其次，如何从组织上来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以便更好地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这一点认识不够，研究得很少，影响了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加强。再次，中组部对中央有关组织工作方面决议执行情况的检查、贯彻是很差的，特别是对于在目前历史时期内党内思想情况的了解与掌握，并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随时与违反党的总路线、党的各种具体政策的各种思想倾向作斗争方面是很差的。
第二，关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如何加强党的建设问题。
首先，从党的思想建设方面检查，中组部对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所引起的新情况认识不够，对于二中全会决议精神领会与贯彻不够。在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的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上，有“中国革命是中国工人阶级半工人阶级领导”的错误提法。在是否允许党员有剥削行为这样原则性问题上，子文同志在思想上是模糊不明确的，是有错误的。其次，从党的组织建设上来看，也还表现出对于始终不懈地坚持党的组织的纯洁性与组织原则的严肃性，认真地、有效地贯彻党的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决议不够，对于认真执行中央历次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与提拔工人干部的指示，对工农老干部的培养提高与关心做得很差。
第三，中央组织部在组织工作的业务指导上，或多或少地存在有脱离当前中心任务而孤立静止地进行工作的现象、对苏联共产党的组织工作经验学习不够的严重缺点。
郭峰在发言中最后说：
综括以上意见，我们认为中央组织部几年来做了很多工作，成绩是很大的。但是，要是从党在恢复时期的组织工作任务的执行上去检查，我们认为是有着严重的缺点和某些错误的。中央组织部最根本的问题是由于在组织工作的政策思想指导上，对党的总路线，对恢复时期党的组织工作任务存在着不明确和模糊的地方，甚至有某些右的观点，因而对党的政治路线的保证贯彻就很不够。
张秀山与郭峰的发言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很大反响，山东分局组织部部长赖可可等人在大会发言中也对中组部的工作进行了批评，但华北等组的代表对张秀山的发言提出了质问。特别是张秀山对安子文“敌我不分”的指责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鉴于会议上分歧较大，中央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
10月22日，刘少奇在领导小组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一方面对饶漱石提出批评，说：
中组部过去三个月的争论，“使得许多工作不能正常地进行，使得中组部很多同志惶惶不安，在外部也发生了一些影响，这当然是工作上的损失”。
另一方面，刘少奇又对中组部出现的分歧主动承担了责任，说：
对于这个争论，我也是有责任的。我没有在事先对双方做充分的工作，没有对双方充分交代清楚，使双方有充分的相互了解，我对双方的帮助都不够，这是我应该检讨的。
最后，他诚恳地提出：
希望各地区党的组织部的同志们，到处去提倡全党一致的精神，为巩固全党的团结而努力，反对任何只看到和只关心本地区本部门而看不到和关心全党的倾向。
在10月27日的闭幕会上，刘少奇再次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总结了中央组织部过去几年的工作，认为中组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是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的”，同时也客观地指出了中组部的领导在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并对会议中比较集中提到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半工人阶级”的提法问题、党员发展成富农应当如何处理等问题做了情况说明和自我批评。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虽然受到了一些干扰，出现了一些波折，但会议的成就是主要的，大家的认识也逐步趋于一致。
10月27日，饶漱石在会议总结报告中说：
中央组织部在过去多年中，是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执行了中央路线的，是做了很多工作并有很大成绩的。虽然正如各地同志们所指出，在过去工作中并不是没有缺点和个别错误。这些成绩的获得主要应当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及各地区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但同时也是和安子文同志及中央组织部的全体同志的积极努力分不开的。
至此，历时一个半月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宣告结束。
①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五册，第27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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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岗传/戴茂林，赵晓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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