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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七届四中全会 |
| 戴茂林，赵晓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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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岗看来，一个月的南方之行是收获颇丰的。他在沿途与各地党政领导人的交谈中，听到的也多是奉迎之词。
然而，高岗并不知道，早在其南方之行之前的财经会议上，毛泽东就已经发现了他的不正常活动。
毛泽东后来在1955年3月31日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曾说：
中央也是1953年才发现他们的反党阴谋。经过财经会议、组织会议，以及财经会议以前的种种问题，看到他们不正常。
1|毛泽东决心解决高饶问题
早在高岗南下之前的9月初，陈云就把他听到的高岗等人对刘少奇的意见向刘少奇做汇报。高岗南下回京后，刘少奇约陈云一起找高岗交流意见。在谈话中，刘少奇就某些问题向高岗做了解释，并进行了自我批评。陈云也表示同意刘少奇同志所谈的意见，并说自己也有过很多错误。但高岗在刘少奇和陈云谈完后，并未表示意见。
12月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议题之一是讨论彭德怀在高干会上的报告稿。此前毛泽东曾在一次会上讲过彭德怀的这个报告稿没有思想性，彭德怀也曾建议，请高岗主持修改，想趁机把军委日常工作推给高岗，集中精力去搞经济建设。但毛泽东不同意，并在这次会议上两次说到，报告稿的修改还是以彭为主吧。
12月15日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高岗、彭德怀、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胡乔木列席。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则谦虚地表示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主持为好。书记处的其他同志都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赞成轮流。但高岗说：“轮流吧，搞轮流好。”
高岗的言行使毛泽东认识到解决高岗的问题已经不能再拖延。12月17日下午5点，毛泽东召陈云、邓小平来他住所谈话，8点后周恩来也一起来毛泽东处交谈。
第二天晚间，毛泽东又召陈云、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前往他住所谈话。
12月19日晚上，毛泽东再次召陈云、邓小平前往他的住所谈话，并在谈话后委托陈云即刻去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沿着高岗南下的路线，代表党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
1954年1月9日，陈云返回北京，向毛泽东汇报了在各地打招呼的情况。
据杨尚昆回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他休假期间是否由刘少奇主持工作，实际上是“有意亲自‘测试’一下”高岗的态度。因为毛主席不在北京时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这已是近几年的惯例。高岗却表示反对，主张由几个书记‘轮流坐庄’。这一试，果然使他露了底”①。
但高岗显然并不知道毛泽东是在“有意亲自‘测试’一下”自己，此时他仍天真地认为会有很多人和他站在一起。
在此之前，高岗确实得到了一批重要人物的支持。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与中共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
毛主席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也得到了彭德怀同志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候六个大区，他得到四个大区的支持，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西北是彭德怀同志。华北是高所反对的。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这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又转过来进行试探，说把恩来同志推上来好不好?我说：恩来同志我很熟悉，但两个人比较，还是少奇同志合适。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主席反映，引起毛主席的注意。后来陈云同志去做林彪的工作，林彪说受了高岗的骗；我去做彭德怀同志的工作，他说：我相信你。高岗确实是搞谈判、搞交易。还有苏联人的关系。苏联有个顾问在东北。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高岗也确实抓住了少奇同志的一些小辫子、高岗批评少奇同志的东西，不是完全批评错的，有批评对了的。例如土改时搬石头、反五大领袖；天津讲话，还是有缺点错误。最近报刊上好几篇文章都说，天津讲话没错误。高岗夸大事实，但少奇同志确有讲得不妥当的地方，起码语言不准确。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
12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不点名地向与会者点出了高岗问题的严重性。他不同凡响地说：
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
在毛泽东看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竟然会在以“我”为首的司令部之外，出现另一个司令部，问题何其严重?岂能坐视不问?
据杨尚昆回忆，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后，毛泽东已经就高饶问题向党内一些高级干部打了招呼：
1953年12月，陈毅由上海到北京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期间，毛主席两次约谈。头一次，主席向陈毅询问他所了解的饶漱石情况，陈不明底里，按一般情况下尽量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说了几句，毛听后反应冷漠。陈毅感到困惑，出来后向一位中央机关负责人谈起，对方提醒他：“主席问你，是要听你说真实情况。”陈马上折回去，把他所接触到的饶漱石言行向毛主席和盘托出。毛主席这才点头，并且把已经掌握了的高、饶不正常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几天后，第二次约见陈毅，专门谈高、饶问题，其中主要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毛主席告诫陈毅：“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要警惕非法活动。”又说：“你推让是不对的，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对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会使党受损失。”②
还是在12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议中央起草一个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得到了与会者的同意，并委托刘少奇主持起草这个决定。这次会议还决定，在毛泽东请假休息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
在安排妥当后，毛泽东于12月24日当晚，乘车南下杭州，也住进了高岗不久前住过的刘庄，一边休息，一边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2|高岗想当面向毛泽东检讨
中共中央12月24日政治局会议在高岗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此之前，高岗自以为有毛泽东的欣赏，有一批重量级人物的支持，便摩拳擦掌，四处活动，欲把刘少奇拉下来。甚至在毛泽东已经察觉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之后，他仍然自以为是，自我感觉良好，继续搞非组织活动。但是，毛泽东在12月24日会议上抛出的“两个司令部”的论断太严厉、太明确了。虽然毛泽东的论述大大出乎高岗的预料，打得高岗晕头转向，但毛泽东对于自己的极端不满，高岗终于明白了。
12月26日，鞍山钢铁公司举行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这三大重点工程的开工生产典礼。鞍钢的这三大重点工程是苏联援助我国建设项目中首先竣工投产的项目，中方和苏方都很重视。苏联方面特意委派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赴鞍山参加落成典礼，中国政府决定派国家计委主席高岗参加，陪同前往的还有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翻译李越然、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马洪和高岗的秘书赵家梁等。参加完鞍钢三大工程落成典礼后，高岗又于12月28日来到沈阳，出席由各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东北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已经感到形势不妙的高岗，除重点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指示外，还一改往日对刘少奇的态度，强调刘少奇在历史上的功绩和在党内的重要作用。同时，他也要求东北局要团结在林枫的周围开展工作。
会后，高岗在沈阳度过了他的最后一个元旦，于1954年1月初返回了北京。
从12月24日政治局会议结束后，高岗的情绪就开始低落。从沈阳回到北京后，高岗的感觉更加不好。他上班开会时很少发言，下班回家后也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到处设法打听有关消息。
进入1954年，毛泽东也确实加快了解决高饶问题的步伐。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捷沃西安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毛泽东在与他们会谈中，暗示中国共产党内将要出现大的问题，而且说问题的性质是“有人要打倒我”③。
在毛泽东向苏联人吹风之前，刘少奇已经根据毛泽东在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提议，组织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并且在12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予以通过，随即派人送往杭州，请毛泽东审定。
毛泽东这次去杭州虽然是在休息的同时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但他更为关注北京的动态。在收到《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后，毛泽东做了比较大的修改，并提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通过这个决定，以便解决高饶问题。
1月7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并书记处各同志：
信及决议草案收到。
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的几位同志，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
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工作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1月下旬为宜。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报告可分为三段：第一段，略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反、恢复经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成绩等事；第二段，为了讨论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有必要于本年内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述代表已经选出，只待文件准备好，即可召开；第三段，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此报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1月25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
余请尚昆同志面报。
写完上述内容后，毛泽东感到言犹未尽，又加写了这样几句话：
全会应发一简单公报，将三项议程公布就可以了，其他都可不公布。又及。
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做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还是1月7日，毛泽东又致信刘少奇说：
如各同志同意开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④
第二天，毛泽东再次致信刘少奇：
杨尚昆同志于7日上午10时由此返京，9日可到，带有修改了的决议草案及我的一封信。我在信中建议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这个决议以示慎重，目前大多数中委在京，召开全会甚为容易，请待尚昆到后会商酌定。⑤
由此可见，毛泽东不但对《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极为重视，亲自修改，并决心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这个决定。对于即将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毛泽东虽然不打算回京参加，但他对于会议议程以及刘少奇在会上报告的内容，都做了详细认真的交代，甚至一些比较细微的环节，都做了精心的布置。
杨尚昆是1月7日上午由杭州乘车回北京的。他于1月9日凌晨到北京后，立即向刘少奇做了汇报，并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初步商定1月25日召开七届四中全会。
1月16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
四中全会决定在1月30日开会(后来改在2月6日开会)，通知今日发出。向全会的报告正在起草中，大约在1月20日可送交主席，现将我准备在全会的检讨发上，请予审阅和修改。这个检讨已经周、陈、彭、邓(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诸同志审阅修改过。其中有几处地方不是检讨，而是辩护，因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要让人攻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如何?请主席指示。⑥
1月18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并书记处各同志：
中央全会既定本月30日开会，还有十几天时间，为使在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参加会议的同志事先有所准备起见，建议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即日用电报发给他们阅看，如有因病因事不能到会的，请他用电报表示意见，以供全会参考。又张闻天同志宜通知他到会。以上请酌定。⑦
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彻底解决高饶问题的决心已定，身在北京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筹备召开七届四中全会的刘少奇也已经做好了准备，而四处打探消息的高岗却已经乱了阵脚。思前想后，高岗决定亲自向毛泽东检讨。于是，高岗于1月19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想到杭州向毛泽东当面检讨的愿望。高岗还同时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一封信，要杨尚昆派专人将他致毛泽东的信送杭州呈毛泽东。
杨尚昆接到高岗的信后，首先将信交给了刘少奇。刘少奇阅后找来了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协商对高岗信的处理办法。
协商中大家提出了四种处理方案：
一是让高岗去杭州与主席面谈，但结果是不好处理；
二是请主席回来，结果是同样不好处理；
三是由主席指定书记处成员与高岗谈话，结果还是不好处理；
四是由主席指定刘少奇与周恩来与高岗谈话，邓小平可以参加，但陈云以不参加为好。这种方法可能较为妥当。
会议最后决定，如果毛主席同意第四方案，就请主席电告刘少奇，高岗不必来杭，由主席委托人与其交谈。⑧
毛泽东果然采纳了第四种方案。1月22日，他致电刘少奇说：
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示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侯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1月7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同志留此几天即回北京。此电请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⑨
高岗见到毛泽东不愿面谈的电报后十分沮丧，也更加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但此时的高岗尚未绝望，认为自己如果有个姿态也许能够过关。于是，他分别找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就自己的问题做了一定程度的检讨和解释。
1月25日和2月5日，刘少奇按照事先与毛泽东的商定，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两次找高岗谈话，对高岗进行批评帮助。
1月30日，曾经与高岗长期在一起共事的张闻天也来高岗处对其进行帮助。
然而，虽然高岗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但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后来的结局竟然会是如此的严重。
3|刘少奇主持召开七届四中全会
经过紧张筹备，召开七届四中全会的条件已经齐备。1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听取从杭州回到北京的杨尚昆介绍毛泽东对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意见，介绍对刘少奇在全会上的报告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修改情况。会议决定七届四中全会将于2月6日召开。
2月6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中央全会的正式中央委员共有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因病因事缺席9人。列席全会的有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同志共52人。
毛泽东因在休假期间没有出席会议。
在全会上，刘少奇受党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位同志做了重要的发言。全会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而提出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并一致通过了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在1954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
刘少奇的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比较详细地总结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提请四中全会予以审查和批准；第二部分简单说明了中央政治局决定于1954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第三部分是整个报告的重点，用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论述了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
刘少奇在报告的第三部分说：
当前我们的党面临着两个基本的事实，一个是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军事、政治包围，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企图破坏我们的事业，企图在中国制造反革命复辟；另一个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正在采取步骤来逐步地消灭剥削制度，而资产阶级为了摆脱被消灭的命运，正在和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进行拼死的抵抗。对于这种激烈的阶级斗争，并不是所有的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都认识清楚了。因此，中央政治局认为应当严肃地指出，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制造派别活动，利用某种派别作为他们代理人的危险。
刘少奇严厉地指出：
“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虚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
“对于那种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结，而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
最后，刘少奇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自己的长篇报告：
我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所作的报告，就是这样。
刘少奇的报告确实是经过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其他同志反复讨论和修改后才形成的，代表了当时党中央的认识水平。人们从刘少奇的报告中不难看出，党中央和毛泽东是从当时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出发来认识高饶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的，是从防止某些党的高级干部成为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的战略高度来解决高饶问题的。
而高岗和饶漱石在会议上的检讨，则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高岗在会议的第一天做了检讨发言，全文如下：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向四中全会所作的报告和党中央根据毛主席的建议所提出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少奇同志的自我检讨是我们很好的范例，使我深受感动。
党的三中全会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从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期间，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胜利地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同时胜利地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思想改造、“三反”、“五反”等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争取了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以及其他各方面工作的胜利。这样就使我们的国家胜利完成了恢复经济的任务，进入有计划地大规模地建设的新时期。
现在，提出全党面临的任务，就是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所确定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地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增强党的团结，则是实现这一伟大任务的基本保证。
正如党中央在增强党的团结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鉴于我们党的内部外部的复杂情况，鉴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紧要历史关头，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斗争又是极为复杂、极为尖锐的，因此，增强党的团结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负责同志，都应有很高的马列主义的自觉性和警惕性，来百分之百地保证这一决议的贯彻。
根据党中央这个决议来检查，我认为自己在党的团结问题上，犯有以下的错误：
第一，在1950年至1951年间，从我的直接感觉和经过一些同志的传达中，我认为我和刘少奇同志在一些工作问题上是有些不同意见的。从那时起到这次主席关于增强党的团结问题的指示以前，我对少奇同志的看法上是有严重的错误的，这就是把少奇同志个别的、一时的和不重要的一些工作上的缺点看成是系统的；同时，我认为少奇同志对某些干部有偏有私，并曾一度认为少奇同志在干部问题上有“摊子”。所有这些，都是我在认识上的严重的错误。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在这次主席休息之前的一次书记处会议上，我对少奇同志代理主席主持中央工作的问题，未表示意见，实际上我当时在思想上是不赞成的。这是很错误的。
第二，我这种对少奇同志的看法，和少奇同志本人谈得少，有些问题没有提，有些问题提得也不正确。尤其错误的，是我曾经把一些我对少奇同志的看法，和一些同志谈论过，甚至和一些非中央委员谈论过。这是一种违反组织原则和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行为，这是宗派情绪的表现，应该受到党的处分。
第三，我对于一些干部的看法上，好就很好，坏就很坏，缺乏分析。我不善于团结各个方面的干部共同工作，特别是不善于和不同意见的同志共事；我对于自己认为好的干部，也缺乏对他们的批评和帮助；我对于一些犯了错误但表示愿意改过的同志，缺乏像中央决议所指出的那样，采取“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的态度。这也是错误的，是达不到党的团结的目的的。
第四，过去的西北和东北工作有一定成绩，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西北、东北全体干部及人民的努力奋斗的结果，而我只是参加西北和东北工作中的一员，况且在工作过程中错误和缺点还是很多的，事实上，我的党性不好，德、才和所负的工作职位极不相称。而在这方面，我个人缺乏共产党员应有的自觉性，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喜欢别人讲成绩，不喜欢别人讲缺点(如去年夏季财经会议上我对于“东北一党员的信”和对鞍山检查组的态度上，就表现了这种情绪)。这也是错误的。
我之所以发生上述错误，是由于自己马列主义的原则性修养很差，对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是由于从1938年六中全会反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以后，特别是从1942年西北高干会议以来，一帆风顺，逐渐产生了骄傲情绪，加上由于我在思想上的片面性和工作经历的局限性而产生的狭隘观点和宗派情绪，缺乏共产党人所必须具备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这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如果不经过党和同志的严格批评和我自己坚决克服，任其发展下去，是极危险的。
今后，我一定要努力提高马列主义的自觉性，并从实际行动中坚决改正错误，用一切力量为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而奋斗，兢兢业业地、埋头苦干地把工作做好。我对于自己的错误有认识不深刻的地方，希望同志们提出批评，以便帮助我进一步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
饶漱石在8日大会上也做了检讨发言，主要检讨了1943年在华东敌后时与陈毅的关系和到中组部后与安子文的关系。他在发言中说：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四中全会作的报告，衷心拥护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所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
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中央这个决议的精神和原则来检查我的思想行动，我是有很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的。
首先，在党内团结方面，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犯过错误。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党内不少同志都发生过争吵和彼此关系搞得不好……
在这里，我想着重检讨下面两件事情：
其一，是1943年我与陈毅同志在华东敌后共事时曾一度关系搞得不好……
其二，是去年七八月间我与安子文同志在中央组织部共事时也曾一度关系搞得不好。这次我所犯的错误尤其严重。虽然，这一关系问题在去年10月刘少奇同志所主持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领导小组会议上作了处理……
第三，在计较个人地位方面，尤其严重地暴露了我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例如，在1949年，我对由谁来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不是等候中央的决定，而是采取了由华东局建议由我来担任的方式。当我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曾告诉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本拟以陈毅同志担任。可是我在听了毛主席这话之后，除了仅仅以虚伪的态度要求改变由我来担任的意见外，并未作任何诚恳的坚决的表示。因此，最后中央还是决定由我担任了。待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名单同时公布后，党内外发现除华东外其他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均由军区司令员兼任，曾引起猜测和造成不良影响。
总起来说，我所犯的错误是极端严重的。这种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个别问题上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在另外的个别问题上，对党对同志采取不老实的态度，和对个别同志怀有宗派主义的成见。
以上这些错误，说明了我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认识不足；同时它又说明了，我由于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和党中央对我的信任而冲昏了头脑，滋长了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夸大了个人作用，强调了个人威信，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虚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甚至发展到严重地自以为是，不服从领导，不受党的纪律约束，不按党的章程办事，终于堕落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泥坑里。
我的这些错误，在过去之所以没有被同志们所发现和所以能够发展到这样严重的程度，其主要原因就是深深隐蔽在我严肃与谨慎的表象里。在我初到解放区的时候，对于战争和根据地工作全无经验，与根据地部队和地方干部也无联系，而一到根据地就担负起了重要的责任。当时自己的确深感责任重大，力不胜任，常常产生自卑心理(当时若干同志曾讥笑我为外国回来的“洋学生”)。因此，我在对待日常工作问题上和处理同志普通关系问题上，特别兢兢业业，一般表现谦虚、谨慎和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对于个人的生活作风，更特别注意克己；这两方面甚至发展到“谨小慎微”的程度……
我经过再三的考虑，认为我最大的、主要的错误，还在于：没有时时刻刻把党的团结看作是党的生命，没把破坏党的团结看作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也没有牢牢记住“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要维护党的团结，就必须首先维护党中央的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特别是维护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党中央的领导核心的团结和威信。我们都知道，刘少奇同志是党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之一，一向为全党同志所爱戴和尊重；而我在处理自己和安子文同志这个关系问题上，却对刘少奇同志表示不尊重，甚至发展到对他表示不满。这种极端错误的行为，必然是损害党的团结的，必然是损害中央威信、妨碍中央统一领导的，因而也必然是危害革命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我的这种错误，如果不是由于中央政治局及时敲了警钟，使我有所警觉，而任其发展下去的话，不仅对党极为不利，对我个人也是不堪设想的。
现在我已开始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及对党的危害性。因此，今天我有决心向全会彻底揭发我的错误，并向全会保证在今后的工作和行动中彻底改正我的错误。我所作的检讨还是不深刻的。我要求大家对我进行严格批评，并要求中央给我以严格的处分。
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少奇做了结论，并就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做了自我批评。
参加七届四中全会的同志在发言中，从不同角度对高岗、饶漱石的错误做了揭发和批判。虽然这些发言没有公开点名批评高岗和饶漱石，很多人在发言中也做了自我检讨，但对于从做完检讨后就一直默默坐在会场上静听的高岗而言，每个人的发言都犹如一支支利剑，直插心中。
也许到这时为止，高岗才真的感到大势已去了。
① 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293页。
② 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298—299页。
③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第489页。
④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第432—433、434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318—319页。
⑦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第439页。
⑧ 《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01页。
⑨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第440—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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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岗传/戴茂林，赵晓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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