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中共组织领导人 > 高岗 > 全文图书 > 高岗传
|
| 十九 最后的结局 |
| 戴茂林，赵晓光 |
|
|
高岗生于1905年10月，故于1954年8月。
他的人生经历还不满49年。
49年的人生经历虽然短暂，但期间的高峰波谷，大起大落，足以让高岗大喜大悲，遍尝了人生的酸甜苦辣，风风雨雨。
曾几何时，这位一身多任的高主席还一言九鼎，众将呼应。然而，从南下回京也就几个月的时光，就成了被管教的对象，孤寂地坐在家里写交待材料，检讨反省。
这对于已经习惯了呼风唤雨的高岗而言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的。
更遗憾的，是高岗没有在反省中如陈云所言，“脱掉自己华丽的外衣，重新做人”，而是选择了最不可取的解脱方法——自杀。
1|开枪自杀
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分别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的严重问题。并决定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
参加这两个座谈会的人员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了解情况的重要工作人员40人。由于两个座谈会虽然是分别召开，但参加人员有交叉，所以，饶漱石座谈会在上午召开，高岗座谈会在下午召开。
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从2月15日下午到25日下午，共开了7次，有43人发言。在座谈会的第一天，高岗继七届四中全会上的检讨后再次做了检讨。16日下午，周恩来受刘少奇委托，在会上转告了刘少奇对高岗15日检讨的意见，并介绍了高岗进行分裂活动的有关事实。
在这天召开的座谈会上，曾经与高岗长期共事的陈云做了重要发言。
陈云在发言中，揭发批判了高岗反对刘少奇、企图当党中央副主席的言行，说：
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高岗的个人主义野心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由小到大。如果完全没有个人主义的根子，不会一下子就爆发出这样的问题。高岗现在应当脱掉自己华丽的外衣，重新做人。①
在15日和16日的座谈会上，高岗对与会者的揭发批判也进行了一些辩解，认为自己虽然对刘少奇同志有意见，但并不能因此就说成是反党。他还承认自己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发展下去就会分裂党。但高岗强调说这个后果是客观的，不是自己主观故意的，也不是现在就有的。
然而，不管高岗作何辩解，他在座谈会上都是极端孤立的。参加完16日的座谈会后，高岗回到了东交民巷8号。他草草地吃了一点晚饭，便将秘书赵家梁叫到了自己的卧室。
高岗神情严肃地对秘书说：
给你一个政治任务，你要拿党性来保证，绝不能传出去。
然后，由他口授，秘书速记，起草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密信。信中既有高岗的个人检讨，也有对一些问题的辩解，还有他与别人在一起议论刘少奇等的情况汇报。
高岗在赵家梁抄写完致毛泽东的信离开卧室后，先是把致毛泽东的信放到了一个信封里，并在信封上写下了刘少奇收。然后，又自己动笔写了一封致周恩来的信。
书写完这两封信后，已经临近午夜，一直郁闷不乐的高岗显得有些兴奋。他又把妻子李力群叫到自己的身边，述说座谈会上许多人都揭发他反对刘少奇、反对周恩来，说自己即使真的反对刘少奇和周恩来，也不会傻到同时伸开两个拳头打人，并表示要给毛主席写信，要找毛主席面谈。
第二天高岗起得很晚，在洗完脸刮胡子时，不慎将脸划破了一个小口子。对于这点小伤口并不在意的高岗用手抹了一下脸上的血迹，顺势就将手上的鲜血在昨晚刚刚写完的信封上擦了一下。上午，他先是叫来了交通员，让其把两封信直接送给刘少奇和周恩来。然后，又喊来了警卫员，让警卫员把自己佩带的手枪交给了他。
警卫员虽然不得不把手枪交给高岗，但感到平时并不带枪的高岗今天突然要枪，有些蹊跷，立即打电话将高岗要枪的反常行为向卫士长和秘书赵家梁、董文彬以及高岗的妻子李力群做了汇报。正在国家计委开会的赵家梁接电话后立即赶回东交民巷8号，与董文彬、李力群紧急磋商。
赵家梁回来后，交通员也将高岗授意送走的两封信拿了过来。赵家梁、董文彬和李力群一看信封上有血，感到情况不对，决定把信拆开看看。打开一看，给刘少奇的信正是昨晚写的致毛泽东的信，信的抬头写的是毛主席，落款是高岗，日期是2月17日。给周恩来的信主要是拜托周恩来在他不在时照顾他的妻子儿女。
看了信后，赵家梁、李力群、董文彬才知道高岗已经有了自杀的念头，便决定先稳住高岗，采取软的办法，争取把枪要下来。
于是，赵家梁来到高岗所在的客厅，一边哭着一边对高岗说：
我犯了错误，打开了你给中央领导的信，请你原谅。但你不能这样想不开。
李力群也上来边痛哭边劝说。
看着痛哭流涕劝说自己的妻子和部下，神情黯然的高岗挥了挥手说：
好吧!不了!不了!把信烧掉吧。
见高岗似乎已经回心转意，李力群和董文彬急忙找来火柴将信点燃。但就在此时，坐在沙发上的高岗突然用右手从裤袋里掏出手枪，举向头部。当时和高岗同坐在沙发上的赵家梁见状，急忙挥起右手向高岗握枪的手击去。就在赵家梁的右手与高岗的右手接触的一刹那，枪声响了，子弹打在了客厅右侧的墙上，手枪也应声掉在了地下。高岗见开枪不中，急忙去抢被击落在地的手枪，赵家梁也死死地抱住高岗，不让他拿到手枪。然而，赵家梁这位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秀才哪里是行伍出身的高岗的对手，身高力壮的高岗很快就把赵家梁压在了身下，并拿到了手枪。好在这时被刚才的枪声吓呆了的李力群、董文彬以及警卫们都冲了过来，夺下了高岗握在手里的枪，才使高岗这次真枪实弹的自杀未遂。
高岗自杀未遂事件发生后，赵家梁等立刻向周恩来总理详细汇报了高岗自杀的经过和两封信的事情。周恩来听后吩咐赵家梁等要严密注意高岗的动向，有情况及时汇报，并要求赵家梁把已经烧毁的信的内容复写出来。
记忆力超群的赵家梁将信的内容复写后交给了周恩来。
高岗开枪自杀的时间是2月17日下午1点半左右。中央书记处得到这一消息后，原定下午召开的高岗问题座谈会临时取消。5点半左右，曾在西北共同战斗过的老部下习仲勋、马文瑞、马明方等闻讯来到东交民巷8号看望高岗。下午6点半和晚9时，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和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听取了周恩来报告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和对高岗的紧急处置办法，决定立即对高岗实施管教，让其停职反省。
从2月17日自杀未遂后，高岗再没有参加揭发和批判他的座谈会，也几乎没有离开过曾经是车水马龙的东交民巷8号。
2|“十大罪行”
高岗于2月17日自杀未遂后，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只是在当天停开，18日、19日、20日继续举行。21日是星期日，休会一天，22日、23日、25日，又开了三天。在这八个半天的座谈会上，共有43人发言，揭发批判了高岗以及饶漱石的“罪行”。在座谈会的最后一天，周恩来做了总结发言，为高岗的错误定了性。
周恩来在总结发言中首先分析了高岗错误的本质，说：
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
接着，周恩来就列举了高岗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的“十大罪行”：
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高岗硬说中国党内对党史有二元论，即所谓毛泽东同志代表红区，刘少奇同志代表白区；说中国党的骨干是军队锻炼出来的，白区干部现在要篡夺党；因而：1.认为编党史要对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加以修改，重下定论；2.企图以这种荒谬理论来煽动和影响一部分军队中的高级干部，并准备八大代表团，图谋夺取党的领导地位。
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从1949年起，高岗即将中央领导同志的某些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有计划地向不少人传播，后来更将这些个别的一时的而且已经改正的缺点和错误说成是系统的错误，到处传播，有些更抄成档案，作为攻击资料；同时，又加上种种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
三、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高岗伪造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政治局或书记处的所谓“名单”有某无某，污蔑中央领导同志不赞成某同志担任中央某部工作，不支持某同志在某省工作中的正确领导等等，以挑起党内的不和。他利用某同志错误地提出的关于中央政治局及中央各部名单的个人意见，制成各种流言，广为挑拨。他利用他已有的权位，寻找矛盾，逢甲说乙，逢丙说丁，或施挑拨，或行拉拢，或两者兼施。
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内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高岗的干部政策是无原则的有派别性的，他常常拉拢一部分人，打击一部分人，企图在党内造成派别，破坏党内团结。尤其是他私自许愿，说要提某某同志为候补中委，提某某同志为政治局委员，说某某同志可为部长等等，实为党章党纪所不许。
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高岗在任东北局书记时，对工作报喜不报忧。不愿意检讨，受不得批评。他来中央工作认为是调虎离山，后来仍兼东北局书记才放了心。高岗历来不愿中央及中央各部门对东北工作进行检查，一遇检查即利用检查人员的某些弱点大肆攻击，企图使人望而却步。
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高岗对于中央政治生活作了许多曲解，并散布许多流言蜚语，攻击别人，吹嘘自己，因而也影响了一些同志对他发生错觉，破坏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威信。
七、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高岗为了便于夺取权力，就处心积虑装潢自己，卖弄自己，其办法不是自己努力学习，却是冒人之功，以为己功。高岗在讨论马林科夫报告时有关商业问题的发言，完全是别人的发言文稿，竟窃为己有，以之蒙蔽中央。高岗在中央会议上许多发言提纲，不但是由别人代笔，而且并非都由其本人授意起稿，亦非都由其本人仔细研究后才提出的，但高岗却企图以此来骗取中央信任。高岗对马列主义懂得极少，而且在实际活动中已经走到马列主义的反面，但却常宣传自己如何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以图扩大自己在同志中的影响。
八、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高岗在东北时，未向中央请示，就与个别的苏联同志乱谈党内问题。在去苏回国后的个人谈话中，他亦有不少拨弄是非的话，并借此吹嘘，抬高自己。且有不少言论和观点，显然是不利于中苏团结的。
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从财经会议前后及从中央提出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国家制度和党中央是否添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后，高岗就迫不及待地积极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活动。高岗假装举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伪造毛泽东同志的言谈，积极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同时提出自己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要求。实际上他并不是真正赞成他所推戴的同志，而只是想拿他们作为自己上台的跳板和护符。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高岗的一切阴谋活动的本质便被最尖锐地暴露出来了。
除了上述分裂党和夺取权力的阴谋活动以外，根据同志们最近的揭露，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完全违背共产主义者的道德标准。应当指出，这种私生活的腐化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们党的表现的一个方面，我们必须反对并坚决地抵制这种腐蚀。
然后，周恩来又论述了高岗以自杀行为自绝于党和自绝于人民的罪行，说：
尽管四中全会采取了治病救人、等待觉悟的方针，尽管高岗在四中全会上及在四中全会后的座谈会上进行了两次表面的检讨，但在实际上，高岗是拒绝反省的。他仇恨党，仇恨同志们帮助他揭发错误，拒绝向党揭发他自己最丑恶最本质的东西，最后，竟不顾党和同志们的多次警告，终以自杀的可耻行为，自绝于党和自绝于人民。虽然自杀由于同志们的阻止未遂，但这种在实际上是叛变党的行为已昭然若揭，无可抵赖。
周恩来的总结发言是根据高岗问题座谈会期间与会者揭发的材料，并经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讨论审核后形成的。下面一段分析高岗罪行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话，基本上是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的发言提纲时亲自加写的：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消极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却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他的严重的罪恶的活动如非中央及时地加以发觉和坚决有力的制止，就可能使党和人民事业遭受重大损失。他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作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
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3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周恩来的这个《发言提纲》作为向地委书记和解放军军党委以上作口头传达的材料。
周恩来在《发言提纲》中所列举的高岗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基本上是参加高岗问题座谈会的人在发言中揭发出来的，而高岗本人实际上只参加了两天座谈会。他在2月17日自杀未遂后，一直在家中反省，并不知道后来几天的会议上都揭发出了他的哪些罪行。看到周恩来的总结发言后，高岗的情绪又引起了很大波动。但在管教人员的帮助下，几天后高岗的情绪又逐渐稳定下来，开始撰写反省材料。
3月4日，周恩来在有2400人出席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传达报告。他在报告中介绍了会议的基本情况和关于高岗阴谋活动的主要事实以及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阐释了学习会议文件的重要意义。
3|东北高干会议
高岗十大“罪行”之一，就是“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因此，高岗负责的东北局，自然成为“高饶事件”的重灾区，也必然成为揭发批判高岗“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阴谋活动”的重点。
1954年3月25日凌晨，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与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以及曾经长期跟随高岗、现在国家计委工作的马洪和安志文一道，乘火车离京赴沈阳参加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
在来沈阳之前的3月中旬，周恩来曾将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副书记林枫和第三副书记张明远召到北京，安排布置召开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的有关事宜。周恩来在与林枫、张明远谈话时说，这次会议的重点是揭发高岗的阴谋活动，认识其罪恶，鼓舞大家，启发大家，增强团结。高饶问题的性质是分裂党，是党外性质，是资产阶级代理人性质，是党内宗派活动，是路线问题，是反党的阴谋活动。他的思想作风影响了一部分人，一些人在他的影响下做了些错事。会议要着重揭发高岗，同时要联系检讨自己。
林枫和张明远回来后，对召开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做了布置。所以，周恩来一行于3月26日到沈阳后，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立即召开。
这次东北高干会议从3月26日召开到4月24日结束，历时近一个月。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检查东北地区党的工作。出席会议的有517人，列席的190人，会议由东北局代理书记林枫主持。
会议的第一天，听取了周恩来关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岗、饶漱石问题以及初步结论的传达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高、饶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主要事实，批判了高、饶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并指出：高岗的错误已经“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组织错误，也不是党内严重的路线错误”，他已走上分裂党、反对党的道路，变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
周恩来作完报告后，于3月28日返回了北京，罗瑞卿则留下来继续指导会议。
这次东北高干会议是大会小会相结合，检讨、揭发一并进行。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等一些东北局的主要领导同志在会上做了检讨，其中多数检讨了两次；周桓等30多人在会上做了揭发批判高岗反党反中央活动的发言，发言的总人数达42人。
罗瑞卿在发言中首先重申了这次会议的任务：
这次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的任务，是传达党的四中全会的决议并依据党的四中全会的精神，来彻底揭露高岗反党、反人民、反国家的滔天罪行和肃清高岗在东北地区的恶劣影响。
然后，罗瑞卿明确说高饶联盟的出现是“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的反映”：
同志们!我们党内出了一个反党反中央并企图爬上党和国家领导地位的阴谋野心分子高岗和一个实际上形成同高岗反党联盟的饶漱石，是不是一种什么特别奇怪而不可思议的事呢?不是的。这是更加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的反映，这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我们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企图分裂和破坏我们党的一种反映。
接着，罗瑞卿提出，高岗的“罪恶活动”“至迟是在1949年开始了的”：
“高岗这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的反党、反国家、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就今天已被揭发的事实来看，是早就开始了的，这是一种有计划地在党内进行煽动和组织宗派，以便分裂党和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阴谋活动。高岗在东北地区已经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他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当作独立王国和反党反中央的资本，并且着手按照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来进行改造东北地区的党组织。我们东北地区的某些党组织首先是东北局，或者已经受着他的操纵或者在政治上、组织上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和腐蚀。”
“高岗的这种活动至迟是在1949年开始了的，到现在时间有五年之久。”
罗瑞卿在发言中第一次提出了高岗“反党活动”有“两个纲领”：
“他进行活动的口号，或者叫做他的活动纲领，一方面强调‘东北特殊’、‘东北先进’、‘东北一贯正确’，所谓‘东北特殊论’、‘东北先进论’和‘东北一贯正确论’，实际上是要拿来和中央竞争领导地位，把东北地区同中央对立起来。另一方面认为中央领导同志是他进行篡夺中央权力的障碍，所以拼命反对党中央的领导同志。”
“高岗反党、反中央，在党内煽动和组织宗派活动的另一方面的纲领，就是他拼命地反对少奇同志，说少奇同志有一系列的错误，说少奇同志有宗派，说少奇同志支持彭真同志在东北初期的错误等等。”
罗瑞卿认为“高岗反党活动的步骤和目的”是：
他的篡党、篡军、篡政的罪恶步骤，就是要把东北地区变成他的独立王国，企图把他的“独立王国”的影响超过中央的影响，无耻地胡说他比中央还正确，配合他的反对刘少奇同志的煽动，以便他推翻中央的领导，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爬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地位。而他的这一切罪恶活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工人阶级共产主义的党变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党，就是要把我们这个伟大的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重新变为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统治下的国家。
罗瑞卿在发言中还点了张秀山、张明远的名字，并宣布高岗“已经自绝于党”：
正如会议上许多同志所指出的：东北局组织内的若干成员和他的主要领导成分中的若干人，例如张秀山、张明远同志等参加了以高岗为领导核心的反党小集团，他们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他们的错误同高岗的罪恶是有区别的，对于高岗的某些阴谋，他们有的可能还不知道或者知道得不很清楚，但他们的错误绝不是一种普通性质的错误。他们这次虽然也进行对于错误的检讨，但是检讨得还很不深刻、很不老实。这就无法证明他们确实抛弃了错误，确实与高岗划清了界限，确实与那个宗派断绝了一切联系，重新回到了党的立场上。他们这种不彻底检讨错误甚至是坚持错误的态度，当然是不能取得同志们的原谅与宽恕的。应该说明：高岗已经自绝于党，高岗的叛党问题的性质已经不是党内问题的性质，但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而和高岗还有区别的一些同志，他们所犯错误的性质则还是属于党内问题的性质，因此，党仍然希望他们迅速改变态度，继续检讨，彻底交待，坚决抛弃自己的错误，坚决抛弃那个反党的宗派，停止任何的非法活动并要有决心同那个宗派内的坚持错误的任何人决裂。
罗瑞卿最后说：
同志们!我们大家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紧密地团结起来，让高岗这个蜕化变质的野心家从我们的队伍中滚出去吧，我们的事业，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是一定要继续胜利的。
罗瑞卿的这份发言稿是经中央书记处审核修改过的。4月17日，毛泽东曾对罗瑞卿在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稿作如下批示：
此件可用。略有修改。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主持会议的林枫做了总结发言。他在发言中说：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周恩来同志的报告给我们极大启发和深刻教育，这是我们会议开得好的决定关键。会议根据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和周恩来同志报告的精神，进一步揭发了高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蓄谋已久，其企图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早已积极进行。与会同志对高岗这种叛党叛国的滔天罪行，一致表示极度愤慨，并认为中央及时地揭露和制止了高岗和饶漱石反党反中央的阴谋活动，是我党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会议也揭发了东北局某些负责同志实际上积极参加和支持了高岗反党反中央罪恶的宗派活动，与会同志对于他们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深为憎恶。会议对东北局在高岗问题上所犯的严重的原则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与指责，对部分高级干部中所存在的骄傲情绪、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情绪也进行了初步的检查与批评。经过这次会议，与会同志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对于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大的教育。
林枫的发言提纲也是经中央有关领导审阅修改过的。从林枫的总结发言中可以看出，经过近一个月的会议，无论是与会者还是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对高岗错误性质的分析都在进一步拔高，对张秀山等东北局负责同志错误严重性的认识也在逐步升级。
林枫在发言中将高岗错误的开端进一步提前，提出：
高岗自任东北局书记以来，即积极进行反党反中央的阴谋活动，他并找到了某些同谋者和积极支持者，来把持东北局的领导。
我们知道，高岗任东北局书记的时间，是1949年3月。
4月24日，大会通过了《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同时还通过了《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向中央的建议》。这份建议字数很少，全文如下：
中央：
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鉴于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等同志均积极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十分严重，特建议中央撤销他们现任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局委员及其他党内职务。
4月25日，东北局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这次高干会议所通过的《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和《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向中央的建议》，同时，“鉴于东北局在过去的工作中，特别是在高岗问题上犯了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特恳请中央给予组织纪律的处分，以严肃党纪并教育全党同志”。
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准了《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和《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向中央的建议》，并于5月4日将东北局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及上述两个文件和林枫、罗瑞卿在东北高干会议上的发言批转发给各中央局和省、军以上党委。
至此，对揭发批判“高饶事件”有重大影响的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全部结束。后来被称为高岗“五虎上将”的“张、张、郭、马、赵”，也在这次会议上被正式推出。
4|生命的终结
高岗2月17日虽然自杀未遂，但这次自杀行为却对其最后的人生历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回忆：
高饶问题被揭露以后，毛泽东一直还想挽救他们。毛泽东让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找高岗谈话，想让他回陕北负责一个地区的工作。但是话还没来得及谈，就发生了高岗自杀未遂的事。我把这事报告毛泽东时，从他的表情看，他对此事感到厌恶。他说：“高到西北的事不要再提了，随他去!”从此彻底放弃了挽救高岗的想法。②
高岗自杀未遂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高岗问题的认识和对高岗其人的管理，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在事件未发生之前，七届四中全会并没有公开点高岗的名字，而且在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的1月28日，毛泽东在和杨尚昆谈话时，还提出对高岗要坚持正面批评的方针，“给一条路让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走绝路了，当作一种可能性来争取”③。但是，自杀未遂事件发生后，对此事深感厌恶的毛泽东已经放弃了挽救高岗的想法，认为高岗的问题已经不是党内错误，高岗已经走上“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叛党叛国”的罪恶道路，只好“随他去”了。
从此，昔日的“高主席”成了失去行动自由的被管教对象。
不过，当时对高岗的管教并不十分严格。管教组的组长是高岗的秘书赵家梁，成员有警卫处处长李叔怀和公安部派来的赵光华，甚至还有高岗的妻子李力群。管教组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高岗反省，督促高岗写出检讨材料。管教组直接与周恩来总理联系，周恩来几乎每天都打电话询问高岗的情况，管教组也要一周向周恩来作几次当面汇报。周恩来于1954年4月20日率领中国代表团赴瑞士参加日内瓦会议后，中央委托邓小平负责高岗的管教工作。一个月后，管教组的工作又交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负责。
自杀不成功，又被管教，高岗的情绪极度低落。特别是看到周总理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后，高岗的情绪波动很大。但是，在昔日的战友及管教人员的耐心开导下，高岗开始静下心来反思自己的错误。
4月2日晚上，老战友习仲勋、贾拓夫奉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来到了东交民巷8号，对高岗进行帮助。
此时的高岗在大家的帮助下，经过认真的反思，还是愿意悔过自新的。
4月3日，高岗给周总理并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态说：
党十八年来对我的培养教育、提拔爱护无微不至，希望我成为人民驯服的工具，替人民做点事。但是，我自己辜负了中央和主席，堕落到这样的地步，犯了这样大的错误，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实际上帮助了敌人。主席和中央采取治病救人方针，对我一再耐心帮助教育，等待我的觉悟，而我自己却一错再错，竟可耻地采取叛党自杀的行为。我愈反省愈感到沉痛，愈感到对党对人民欠一笔债。我同意总理的结论的精神，我将很冷静地从几个不同的工作地区特别是在北京时期，从历史根源、思想根源进行深刻的彻底的反省，反省我怎样从小个人主义到大个人主义变为野心家的。我一定会沉痛认罪，向党中央和主席彻底交待，听党怎样对党有利就怎样处理。
高岗还在信中保证说：
我向党和主席保证：过去犯过的可耻的叛党自杀行为决不再犯，也决不会杀人，决不逃跑。在中央决定管教期间，我一定坚决服从，遵守一切管教措施。
高岗还在这封信中提出搬出东交民巷8号，搬到一个小一点的地方住。
高岗这封信是写给周总理的，但他并不知道，周恩来已于4月1日启程去莫斯科，出席有苏联、中国、朝鲜、越南四国领导人参加的日内瓦会议预备会议，磋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政策和谈判方案等问题，一直到4月12日才返抵北京。
高岗在这封信中对自己的错误表示要“沉痛认罪”，好好反省。但他在信中提出的“让出东交民巷8号，搬到小一点的地方住”的建议，却并非自己的主动提出，而是4月2日老战友习仲勋奉周总理之命来对他进行帮助时给他提出的建议。周恩来在临去苏联之前已经指示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最好在半个月内把给高岗的房子准备好。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徐子荣与杨尚昆一起，在北京西郊(公主坟南边)为高岗找了一处住房，只是该房需要修理，一时还无法搬迁。
中央对被管教期间的高岗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他在老实交待的基础上，写出深刻的反省材料。管教组的成员可以帮助他，为他代笔，但他自己一定要认真反省，如实交待。在整个4月间，高岗基本上就是在东郊民巷8号写反省材料。
4月28日，高岗的交待材料《我的反省》终于写出。此时已变得比较谨慎的高岗决定还是在送交中央审查之前，先让老战友习仲勋看看，征求征求老战友的意见。于是，29日，他让秘书赵家梁将《我的反省》送到习仲勋处。
习仲勋是高岗问题座谈会的参加人之一，他非常清楚在座谈会上很多人的发言都说高饶问题的要害是“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因此，看完《我的反省》后，习仲勋立即派人将《我的反省》送回，并打电话给赵家梁说：
要害问题，只字未提。
高岗听赵家梁传达完习仲勋的意见后，情绪激动，几近失控。他用双手左右拍打着自己的脑袋说：
送走，送走，就这样了。
不过，在秘书的劝说下，高岗逐渐冷静下来，对秘书说：
那就写上吧。
于是，赵家梁提笔在《我的反省》上加写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然而，第二天早上，赵家梁见高岗又把“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这句话中的“国家”二字勾掉了。赵家梁不解，向高岗询问，高岗则解释说：
我已经是国家副主席，还要当什么国家主席?就这样送走吧。
见高岗执意不改，管教组只好将这份检讨材料上报了中央。
写完《我的反省》并递交上去后，高岗的心情并未好转。特别是东北高干会议的情况传来后，高岗更是坐卧不宁，寝食不安。到了7月份，电台开始陆续广播各地将要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单，高岗虽然很注意地收听，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平日里喜欢高谈阔论的高岗开始变得少言寡语，经常整夜地坐在床边吸烟，以往从不吃安眠药就可以倒头大睡的高岗开始变得不吃安眠药就无法入睡。8月初，高岗肠胃功能失调，出现了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
此时高岗的妻子李力群已经怀有几个月的身孕，妊娠反应非常厉害，心脏也有不好的症状，需要住院治疗。在李力群准备去协和医院住院前的那天晚上，高岗这位曾经背着妻子拈花惹草的负心汉握着妻子的手动情地说：
你很年轻就嫁给了我，但我有许多事情对不起你。不过我冤枉啊，我不想活了。
说着，高岗就拔下电灯的插销，开始撕电线的包皮，要触电自杀。
李力群急忙抢下电线，大声地喊道：
你干什么?你这样做，不就更对不起我和这几个孩子了吗?
高岗见状，停了下来。
第二天，李力群在住院之前，把昨晚的情况告诉了警卫和秘书，并领着他们看了昨天高岗撕破的电线，叮嘱他们要时时注意高岗的动向。
在高岗2月17日自杀未遂事件发生之前，高岗与妻子李力群并不在一个房间住。自杀未遂事件发生后，李力群搬到了高岗的房间与他同住。李力群由协和医院回来后，虽然没有发现高岗在暗中积攒安眠药，但已经感到高岗的情绪越来越不好。8月16日，是高岗开枪自杀未遂的半周年。这天晚间，高岗显得特别兴奋，与李力群唠得很晚。身体疲倦的李力群与高岗说完话后，便与小女儿一道，在高岗的房间睡下了。
据当天晚间值班的警卫回忆，17日凌晨3时20分，高岗出来要水喝，警卫员给他倒了一杯温开水。早上8点多钟，李力群起床后开始梳洗，见高岗仍未起床，便让小女儿喊爸爸起来。一会儿，女儿告诉她说：“爸爸不理我。”李力群急忙跑过去看，才知大事不好，急忙喊来了秘书和警卫。大家赶紧向医院和有关部门打电话汇报。9时30分左右，北京医院的医生们来到了现场，并立即在高岗的床上开始抢救。
但是，一切都为时已晚。医生抢救到上午10时17分，宣布高岗已经死
11点左右，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一起赶到。
中午，周恩来总理和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赶来。他们上楼看了高岗的遗体，然后在楼下听了情况汇报。
听完汇报后，总理指示管教组给中央写个书面报告，并叮嘱严守纪律，不许外传。然后吩咐保护好遗体，准备解剖检验，并口述了一份参加检验的人员名单。
晚8点半，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二十几人来到了东交民巷8号。在楼下大厅里，周恩来宣布：
今天，8月17号上午，高岗死了。现在要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成立监督检验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高岗原秘书、管教组组长赵家梁三人组成，杨尚昆为组长。请大家等侯检验结果。④
晚10时多，医生向大家宣读了检验结果：
“死者生前服用过量的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以致死亡。”
至此，49岁的高岗走完了曲折的人生历程。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197页。
② 《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200—201页。
③ 《杨尚昆日记》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02页。
④ 赵家梁：《高岗之死》，《百年潮》2004年11期。
|
|
|
| 高岗传/戴茂林，赵晓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