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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 不尽的尾声 |
| 戴茂林，赵晓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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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8月17日，本书的传主在曾经车水马龙的东交民巷8号，服用大量的安眠药自杀身亡。
然而，高岗的生命虽然已经结束，围绕着“高饶事件”的风波却再三发生：
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定》；
1955年5月，搞出了一个“饶、潘、扬反革命集团”；
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在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又出了个“彭高联盟”；
1966年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叛徒、特务、内奸、工贼”刘少奇时，使用了当年高岗反对刘少奇的一些材料。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得“高饶事件”在高岗死后，给人们留下了更多的思索。
1|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为“高饶事件”定性
虽然高岗于1954年8月17日自杀身亡，但高岗的后事按照周恩来总理“善殓厚葬”的指示，由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用了很好的棺木，没有火化，于8月21日安葬在北京郊外的万安公墓。
高岗的灵柩是由一辆大卡车拉往墓地的，伴随的亲人只有从陕北赶来的胞兄高崇义和妻子李力群。车上没有花圈，人们也没戴黑纱，棺材上盖着几片麻袋。下葬时没有告别仪式，甚至也没有亲人的痛哭。
下葬当天没有来得及立碑，但后来立起的墓碑是一块没有任何字迹的无字碑。
高岗在昏睡中走了，人们在静默中将他葬了。
高岗生前并没有离开东交民巷8号。但他死后，妻子李力群和孩子搬出了这个住所，搬到了由周总理亲自指示有关人员帮助找的一处比较合适的院落，几个子女的生活费用也在周总理的安排下，由中央有关部门定期发放。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李力群及高岗的孩子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为了让无辜的孩子们免遭迫害，周总理又让李力群劝孩子们暂时改随妈妈的姓。当时李力群与高岗的大儿子高轩已经大学毕业，去了河南插队劳动；大女儿延延和二女儿安安已经高中毕业，改为“李延延”和“李安安”，不久分别到湖南和甘肃插队，当上了“赤脚医生”；小女儿滨滨1948年出生于哈尔滨，当时只有18岁，高中尚未毕业；小儿子燕生是在高岗去世后三个月出生的，当时只有12岁。周恩来建议说，让孩子做个纯洁的人吧。于是，滨滨改名为“李洁”，燕生改名为“李纯”。李力群本人则于1967年被下放到安徽干校。1970年，周恩来派人将其接回北京，安排了工作，补发了工资，并将她的孩子们也都调回了北京。李力群还于1974年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
不过，虽然党中央对高岗的家属做了比较妥当的安排，但高岗的问题并没有完结。
高岗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出了这么大的事，自然会引起国内外的关注。1954年2月26日，合众社在发自东京的一篇电讯稿上，在推测毛泽东的继承人时就提到了高岗，说高岗“精明”，“曾由于治理满洲有成绩而得到当地领袖们的尊敬”。
看到合众社的这篇报道，毛泽东于1954年3月4日批示说：
“合众社传日本人论高岗，值得注意。”
“日本情报机关对高岗很熟悉，美日两情报机关是合作的。”
1954年9月1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向苏共中央通报了高岗自杀的情况。
通报中说：
苏共中央：
现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最近自杀身死的事，正式通知你们。关于高岗进行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事实，今年3月间我们曾经告诉过你们。
在最近半年，根据中央各个地方党的组织所揭发的材料，更加证实了高岗的罪行。但是，高岗在被管教的这一期间，却毫无悔悟表现，反于8月17日实行第二次自杀，充分暴露了他的坚持仇恨党的立场和自绝于中国人民。
高岗死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以便确切查清他的死因。根据医生所作的临床诊断、尿便化验、病理剖检的各项结果和公安工作同志的调查、现场检查情形等，可以肯定高岗确是自杀，是服用多量安眠药致死的。同时，从其他各方面所作的进一步调查，亦证实了高岗在他的阴谋被揭穿后，早就有意识地积存安眠药和准备用这种办法实行自杀。
对于高岗的自杀事件，中共中央决定对外暂不公布。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高岗及另一中共中央委员饶漱石的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行为，向中共全体党员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体团员进行传达，对中国国内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党外干部，亦作适当通知。中共中央还决定将“高饶事件”通知各兄弟国家的党中央，并以书面向苏共中央作如上的通知。①
1955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正式使用了“高饶反党联盟”的提法，并论述了粉碎“高饶反党联盟”的重大意义。他说：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的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全党在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的领导下，已经把这个反党联盟彻底地粉碎了，我们的党因此更加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了。这是我们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中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还总结了通过“高饶事件”应当吸取的教训，说：
对于我们的党说来，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②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提出，要按照党章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代替过去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借以在新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对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斗争，特别是防止像高、饶反党联盟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
毛泽东致辞后，由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邓小平的报告有两万多字，详细阐述了“高饶反党联盟”出现的背景、目的与特点、阴谋活动的基本事实以及产生的原因和应当吸取的教训。报告中建议：
为了严肃党的纪律，应当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改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应当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3月31日，也即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做了结论。他在结论中，专门用了较大的篇幅，分六个方面，讲了“高饶反党联盟”的问题。
毛泽东首先回答了一些同志关于高、饶是否有反党联盟的疑问，列举了五个方面的证据，证明“他们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独立国和单干户”。
毛泽东列举的这五个证据是：
第一，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共同活动。
第二，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
第三，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
第四，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三月名单”。
第五，高岗两次向毛泽东表示要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给高岗申冤。
毛泽东还针对有的同志认为高岗、饶漱石并没有明文协定，很难说成是联盟的疑问，批评说：
这是把阴谋分子组成的反党联盟同一般公开的正式的政治联盟和经济联盟等同起来了，看作一样的事情了。他们是搞阴谋嘛!搞阴谋，还要定个文字协定吗?如果说，没有文字协定就不是联盟，那末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内部怎么办呢?高岗跟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之间，也没有订条约嘛!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文字协定嘛!那末连他们这个反党集团也否定了!还有饶漱石跟向明、扬帆之间，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条约嘛!所以，说没有明文协定就不能认为是联盟，这种意见是不对的。③
如何对待受高、饶影响的同志，同志之间应当保持什么样的距离，怎样避免骄傲自满情绪，如何既要反“左”又要反右，毛泽东也在结论中做了比较详尽的论述。
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以及《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提出：
“高岗从1949年起，‘就以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为目的而进行阴谋活动’，‘在1953年被调到中央工作以后，他的反党活动更为猖獗’。‘饶漱石是高岗反党阴谋活动的主要同盟者’。他们‘企图推翻以毛泽东为首的久经考验的党中央的领导核心，以便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特点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在任何党的会议上或公众中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党中央的纲领，他们唯一的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一致决议：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认为党中央政治局对参加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活动的向明、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陈伯村等同志的处理是正确的。”
至此，高岗问题在其本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八个月后，终于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决议的形式“盖棺论定”。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盖棺”未必能够“论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史料的发现，人们的认识也有可能发生改变。
2|饶漱石的最后结局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闭幕后，按照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从1954年2月15日上午开始，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总共开了七次，分别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华东局在京干部与调京干部及中央各部与饶漱石工作有关的同志26人。在座谈会的最后一天，饶漱石作检查，参加者有各大区及中央各部人员共66人。
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与高岗问题座谈会的一个较大区别，是饶漱石一直参加了会议。因此，与会者在对饶漱石问题揭发的过程中，可以与饶漱石随时对证。
1954年3月1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在《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向中央的报告》中，归纳了座谈会对饶漱石问题的几项结论：
(一)饶漱石同志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个人野心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1953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并且在实际上与高岗形成了反党的联盟。
(二)饶漱石同志的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不是一般性的，有其特殊之点。他善于伪装，不易暴露他的这种本质。饶漱石确是党内少见的伪君子。
(三)饶漱石同志在党内进行争权夺位的斗争中采用了与党的作风完全相反的一套办法，即采用了一套用于取得权位的“权术”。
(四)饶漱石同志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直到现在，还不是采取彻底承认的态度。
饶漱石对与会者揭发自己的错误，有的承认，有的否认。他在座谈会期间的最大顾虑，就是害怕别人把他和高岗放到一起。因此，他虽然承认自己与高岗“在行动上，目标上都是反对少奇同志，并且对个别问题也是相一致的”，但他又极力表白自己和高岗不一样，辩解自己和高岗是有区别的。
饶漱石在座谈会上说：
坦白讲，在这几天会议上，我有两个大错误。第一，我曾经有这样一个顾虑：是不是我犯了错误之后，真的假的都加在我的身上呢?我相信党，我相信同志，但是这样事实不好辩呀!所以开始我是有抵制的，认为这个会议既然要对证材料，就在材料上斤斤计较。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前天昨天我才大致上解决了，因此谈在组织部的材料我就不多讲了。
另外一个顾虑：好像我同高岗一样，这个顾虑在昨天特别厉害。前天我听到高岗同志的反省报告，我觉得高岗同志牵连那样广，那样多，如果我承认这个东西是这样，那这个问题就来了，我同他一样?所以，昨天我专门找安子文同志谈这个问题，谈了四个钟头。我说：你对华东的干部不熟悉，你对组织部的干部熟悉，请你客观地研究一下，我是不是和高岗的性质一样?我有这样一个顾虑，请你帮助我弄清楚。我不否认我们两个在行动上、目标上都是反对少奇同志，并且对个别问题也是相一致的。但是在政策方面，我是没有批评过少奇同志的，只是在干部问题上，对薄一波同志、彭真同志的看法和少奇同志是不一样的。关于这，我曾经和少奇同志谈过几次。过去我和少奇同志在其他方面都是很好的，就是在这一点上搞得不好。今天讲完全是我的宗派主义。以前说是彭真同志、薄一波同志有宗派主义，现在证明是我错了。四中全会彭真同志检讨，在财经会议那样搞以后，我自己是宗派主义。因此少奇同志完全是正确的。我回想过去跟少奇同志之间没有其他争论，就是在干部问题上。所以在这一点上是有的。在这一点上我同高岗是一致的，他也恰恰讲少奇同志在干部方面有宗派。我曾作了一番研究，是不是少奇同志是宗派头子呢?少奇同志也问过我：“你是不是感觉我这样?是不是你感觉我没有划清界限?”我说我怎么会这样讲呢?当时我是这样讲的：你应该批评他，因为你批评他比别人批评他作用大。这是在财经会议上谈的。所以我感觉这几个人有宗派，这个认识曾经取消过，我说我对彭真同志、薄一波同志的看法过去是错误的。但是在财经会议以后，我又恢复了，我感觉以前我的看法还是对了。这个东西一直坚持到四中全会以前，我对彭真同志的这种看法取消了，完全我错了。对彭真同志是我错了，对薄一波同志也是我错了。讲人家宗派，结果自己恰恰事实是宗派。认为少奇同志那天没有批评他，是客观上纵容了，这是错误的，恰恰少奇同志是对的。自己是宗派主义，反说人家是宗派主义。这中间包含有个人主义。
不过，不管饶漱石自己是否承认，组织上的认定是不会因为他个人的意见而更改的。2月17日高岗自杀未遂后，饶漱石也被停职反省，待在家里写检查材料。
4月1日至15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和讨论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揭发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
会议认为：
“饶漱石长期在华东担负领导工作，他又善于伪装欺骗，因而在华东党内和干部中是有很大的影响和‘威信’的。”
“必须肯定资产阶级代理人饶漱石在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中，不可能不贩卖一些资产阶级的‘私货’。因此。除了应着重揭发饶漱石的反党阴谋外，还必须同时揭发他在执行政策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饶漱石是一个十分奸猾、巧于伪装的阴谋家，其平时的一些活动和错误思想常常都是隐蔽在马列主义、中央路线和所谓‘稳重’、‘严肃’、‘朴素’等外衣之内，有时虽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但一般同志往往从正常的方面去设想或作为一般负责同志难免的缺点而加以谅解，故不易察觉其搞阴谋的本质。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华东党内还存在着适宜于个人野心家发展的‘土壤’和‘气候’，如党的集体领导不健全，党内民主空气淡薄，缺乏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还存在着顾虑得失、个人打算、自由主义、骄傲自满、个人崇拜与‘迷信’个人、政治嗅觉不高、分散现象与地方主义倾向等弱点，这些都是为什么饶漱石的阴谋诡计虽曾有若干暴露，但终未能及早地、系统地予以揭发的重要原因。”
饶漱石停职反省后，花了半年时间，字斟句酌地写出了一份两万多字的书面检查，主要交待了在四个问题上的“错误”：
第一，关于1934年在淮南黄花塘处理和陈毅关系的错误。承认自己“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和作风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黄花塘事件本身并不是党内正常的政治、组织问题或路线问题的争论，而是我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出发，为了建立个人威信和巩固个人的领导地位，而不顾党内团结，不顾革命战争的利益，采用了不正确的斗争方法，抓住陈毅同志的个别缺点来打击他，并在事实上造成了赶走他的结果。”
第二，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承认自己“当时如果没有任何个人主义的打算，就应当坚决拥护陈毅同志当军政委员会主席，可是当时我并未这样做。”“当我见到毛主席时，主席又当面告诉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本拟以陈毅同志担任，但我除了仅仅以虚伪的态度要求改变由我来担任此职的建议外，并没有任何诚恳和坚决拥护由陈担任此职的表示。这样，就不能不造成主席和中央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的顾虑和困难。”
第三，关于来北京休养的问题。承认自己从个人主义出发，患得患失，无端怀疑中央让自己来京休养是“调虎离山”，不信任自己，而且竟然在毛主席已经睡下后，“硬请他起来长谈了三个钟头”。
第四，在中组部斗争安子文及在处理此事过程中对刘少奇同志不尊重的问题。承认自己在去年七八月间，在与安子文的争吵和处理过程中，“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而且“在处理自己和安子文同志争吵的这个问题上，不服从少奇同志的领导，不执行他的指示，不听从他的劝告和制止，甚至发展到公开对他不尊重”。
但是，饶漱石在这份检讨中，并不承认自己“全面反对刘少奇同志”。他说：
“我过去同刘少奇同志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少奇同志的领导，我一向是真诚拥护的。过去和现在，在方针、路线、思想、政策、组织原则等问题上，我对少奇同志从未有过任何怀疑或有过任何不同的意见。”“在这次座谈会上，有的同志以为我是全面地反对少奇同志；以为我是反安为名，反刘是实；以为我对待少奇同志的态度是与高岗同志的反刘宗派活动必然有其密切联系；以为我为先锋，高岗在幕后；甚至有个别同志以为我在这个问题上存有什么重大政治野心。同志们对我的这种种猜测，我现在无法申辩。我只有请求党中央在这一点上据实考察，查明真相，再作结论。我愿在这个问题上将一切有关材料向党中央作专门的报告和交代。”
由于饶漱石当时患有面部神经痉挛症，看和写都有困难，这份书面检查，由他自拟大纲后，逐点口授，让秘书记录整理，读给他听，再按他的意见修改、补充而成。一直到1954年年底后，才定稿签字，上报中央，等候处理。
对于高、饶问题的处理，毛泽东在高岗自杀前后的想法变化很大。在高岗自杀前，毛泽东曾有过在他们作出检讨后，撤销原有职务，安排到基层工作，给予改过机会的打算。即使在高岗自杀后，毛泽东和党中央还打算保留饶漱石的党籍，认为这样做对党比较有利。一直到全国党代表会议召开预备会，请各代表团讨论大会报告(其中有一部分专谈高、饶问题)时，尽管已有不少代表不赞成把饶漱石留在党内，纷纷提出要开除他的党籍，中央政治局在1955年3月18日开会，经过讨论，仍然认为“不必改动原来的意见，应向代表进行说明”。3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七届五中全会，讨论到高、饶问题时，他说这个文件也搞了一年，几经反复才搞成这个样子，他们的联盟是一个阴谋集团，不是什么堂堂正正地拿出自己的主张来争取领导，而是烧野火，煽阴风，见不得太阳，这样来看，肯定是比较恰当的，也是合乎实际的，是一种政变式阴谋。尽管如此，全会最后除同意饶漱石不出席党代表会议外，仍然决定不开除饶的党籍，只撤销他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部长职务。
不过，全国党的代表会议召开后，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1955年3月21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在报告后的讨论过程中，高、饶问题“逐步升级”，最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会议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在七届四中全会后对高、饶问题所采取的措施，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但将决议中对饶漱石的组织处理，改为同高岗一样“永远开除党籍”。经毛主席拍板，认定饶犯有反革命罪，指示公安部在1955年4月1日将他逮捕入狱。三天后，又把饶漱石列为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的首犯来查究。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呢?
杨尚昆在《回忆高饶事件》一文中对此做了详尽的分析。虽然这段文字比较长，但目前很难找到比杨尚昆的回忆更详尽的材料，所以下面全文引述，读者们可以从中了解饶漱石的最后结局。
杨尚昆说：
这个突如其来的大变化，是怎么造成的?据我了解，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饶漱石闹翻案，激起了众怒。
1954年底前后，国际共运中出现了苏共与南共和解、赫鲁晓夫为铁托恢复名誉的新情况。这个消息在我国见报后，饶漱石突然一反其沉默寡言的常态，先后向陈麒章(饶漱石秘书)等人大发牢骚，矢口否认自己曾经勾结高岗进行反党活动，声称他那份书面检查是被迫说了违心话；进而说他这次“挨整”是陈毅蓄意挑起，对他进行打击报复；一再表示他要向党中央申诉冤屈。陈麒章等将饶的这种反常表现如实地向中央办公厅分别写了两份书面汇报。这两份书面汇报由全国党代表会议秘书处印发给全体代表，作为讨论高饶问题的参考资料。饶的翻案行为把代表们惹火了。
其二，扬帆案件，火上浇油。
扬帆，原名石蕴华，江苏常熟人，1912年出生，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参加新四军，历任新四军军部秘书，军法处科长、处长；解放战争期间，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情报部部长；上海解放，先后任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
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印发的材料中，有一件是揭发扬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镇反，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护了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三千三百多人”，其中好些事涉及饶漱石。
事情得追溯到上海市解放前夕。当时饶漱石作为华东局书记和内定的上海市委书记，提出在上海解放后清理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要采取“以特反特”的方针，并在江苏丹阳亲自接待了由扬帆引见的大特务胡均鹤，交代扬帆将胡带去上海使用。胡均鹤早年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30年代被捕后叛变，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抗日战争初期，他被日伪逮捕，又成为汪伪特工总部头子、我党叛徒李士群的重要助手；1942年前后，李、胡为给自己“留后路”而同潘汉年建立了情报联系，并曾掩护过上海地下党领导同志刘晓等人安全通过封锁线返回淮南根据地。日本投降后，胡再次成为国民党中统骨干；后来他感到国民党大势已去，派人去香港向潘汉年表示，要弃暗投明，立功赎罪。潘将此事电告扬帆。扬取得饶漱石同意，报经中央社会部批准，决定把胡暂留在解放区作为备用的“特情”人员。上海解放后，扬帆在市公安局主管情报和清查潜特等工作，他认为胡均鹤呈交的《可予运用之沪地伪两统人员表》，对上海的镇反有重要参考价值，便在组织“情报委员会”时，提议让胡担任主任。这项任命，也报经饶漱石批准。
根据“以特反特”方针，上海市公安局由扬帆负责，经过筛选，先后运用各类反正人员为镇反工作提供线索，取得很大成绩，但也出现了某些疏漏，如让胡均鹤担任情报委员会主任是不恰当的。这种情况引起了华东公安部和中央公安部的注意，经过他们派工作人员下去检查和批评后，上海市公安局作了认真的检讨，并采取了整顿措施；经中央公安部同意，胡均鹤由上海市公安局继续就地控制使用。这时饶漱石已因病离开华东。
高、饶问题发生后，华东和上海在揭发、批判饶漱石时，“以特反特”的事被重新提起，在并无确切根据的情况下，把本已基本查清和解决的上海市公安局利用反正人员参与镇反斗争中所犯的某些错误，耸人听闻地说成饶漱石和扬帆借“以特反特”“重用包庇、掩护了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三千三百多人”，工作上的失误变成了严重政治事件。
全国党代表会议一召开，毛主席在开幕词中对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作了十分严峻的估计。他说，帝国主义势力还在包围我们，我们必须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很可能进行突然袭击，因此，我们要有所防备。另一方面，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活动很猖獗，必须有计划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如果我们有所准备，采取适当措施，就可以避免敌人给我们造成重大危害。否则，我们可能要犯错误。
本来，参加全国党代表会议的代表们得知饶漱石闹翻案，已经很恼火，看过反映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大批敌特分子的材料，很自然地把它同毛主席开幕词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联系起来，更加群情激愤，认为饶的问题已超出犯错误范围，而是对党对人民犯了罪；进而对饶的政治历史提出了疑问，还联系到他抗日战争时期在皖南事变中的脱险，究竟是如他安抵苏北后给中央电报中说的“派警卫员下山收买敌连长成功”，还是被俘后叛变而被派回来充当内奸的。毛主席在作会议结论说到高、饶问题时，提的已经不只是高、饶两个人的联盟，而是高岗反党集团和饶漱石反党集团(在饶的反党集团里点了扬帆和向明的名)的联盟。扬帆既然已被列为饶漱石的“一丘之貉”，饶的问题实际上已由人民内部矛盾转为敌我矛盾了。扬帆早在1954年底就由公安部派人押解到北京隔离审查。1955年4月1日饶漱石被捕入狱同时，扬帆被正式逮捕；与扬有牵连的许多人，包括胡均鹤在内，也相继被逮捕了。
其三，潘汉年的“交待”，引发更大“爆炸”。潘汉年，江苏宜兴人，1906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中共谈判代表、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华中局情报部部长、华南局情报部负责人。上海解放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这次开全国党代表会议，潘是上海市代表之一。
1955年3月下旬，当全国党代表会议的议程进入“高、饶问题”后，一些受到高、饶影响或和“高、饶问题”有牵连的人，先后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或交代。毛主席对此表示充分肯定。会议临结束时，毛号召所有同高、饶反党联盟有过某种联系或有所牵连的干部，以及本人历史上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都应当主动向中央或口头报告或写书面材料讲清楚。潘汉年受到很大震动，他想到：自己同扬帆、饶漱石都有过工作联系；在所谓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的问题上，自己作为分管政法、情报工作的副市长当然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胡均鹤是由他介绍到解放区去投诚的，如今出了问题，他不能毫无干系。尤其是，他同胡均鹤在抗日战争时期有过一段特殊的联系：当年他策反李士群的过程中，胡是一个重要联络人。1943年夏天，他从新四军淮南根据地到上海同李士群联系时，李借故把他骗到南京，用劫持的手段拉他去见汪精卫，这件事他在回到根据地后，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组织上报告过，现在胡均鹤已被逮捕审查，自然会将有关情况交代出来。会见汪精卫这件事虽然没有对党的利益造成损害，但长期没有向党组织报告，这已是很大的错误了，并且不容易说清楚。经过反复考虑，他在全国党代表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即1955年4月1日，带着写好的材料去向出席党代表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报告，并请他将那份材料转呈中央。陈毅也大吃一惊，感到事关重大，安慰了潘几句，便匆匆将潘的交代材料亲自送到中南海给毛主席。毛主席看过材料大为震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作出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在4月3日责成公安部执行。潘汉年的罪名，一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秘密会见过汪精卫而又长期没有向组织上报告；二是对上海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胡均鹤等大批特务的问题负有直接责任。据此，潘汉年被认定为隐藏在中共党内的“内奸”。1962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即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大都得杀。”语气虽是宽容的，却又给潘的问题再次定了性：实际上已断定，潘早在30年代参与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期间就叛党投靠国民党了。
1955年4月4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七届五中全会，除通过全国党代表会议公报外，正式批准逮捕饶漱石和潘汉年(实际上是追认已执行的决定)。在这次全会上，毛主席特别批评了党内存在“宁右勿左”的思想，对敌人从我党内部来破坏的实际危险认识不足，因此失掉了警惕，形成了空隙。他强调，今后必须着重反右，反对落后于政治斗争，反对麻痹。在大家注意了这样的问题之后，再注意防“左”。以潘汉年来说，多年在党内，大家同他熟悉的不少，是与老虎睡过觉，是瞎了眼睛；但是，一旦发觉了他是老虎，眼睛就应当光亮起来，与之划清界限，帮助党揭露，不要以为与老虎同床过就有所顾虑，而丧失一个党员应有的立场。毛主席还说，因为党在过去肃反问题上曾犯过错误，以后采取九条方针生了效，因而形成了一种右的偏向，总是原谅自己而失去应有的警惕，今后必须改正。一时全场气氛十分紧张，事先对此毫无精神准备的中央委员们，包括我在内，听了都大吃一惊，实在料想不到“高、饶问题”最终会发展到这一步!
潘汉年的问题，直接同饶漱石、扬帆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当时毛主席认为：“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于是，饶漱石又被认定为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从1955年5月到1957年底，公安部根据中央指示，成立饶、潘、扬专案组，下分三个小专案组，对他们进行长时间的侦讯。虽然几经内查外调，没有查出他们是“内奸”的确切证据，也没有发现新的问题，只查明了饶隐瞒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才收买敌军连长成功，而向中央谎报为“派警卫员下山收买”这样一个情节，但在侦讯结束后公安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仍然断言这三个人“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此后，这个案子被长期搁置，并没有依法移交检察、司法机关审理。直到“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讲了潘汉年可以不杀以后，潘才在1963年1月由最高人民法院结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扬帆也在196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饶漱石因为在狱中患了精神分裂症，经公安部报请中央批准，在1965年予以假释，安排到一个农场养起来，配备了服务员、厨师各一人，每月发给生活费二百元。“文革”中饶、潘、扬三人再次被捕入狱。饶漱石在1975年病故。④
虽然饶漱石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被捕入狱，但狱中的饶漱石并没有落井下石。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共中央刘少奇专案审查小组”在收集刘少奇的“叛徒”证据时，让曾在刘少奇手下工作过的饶漱石写刘少奇的“叛变”材料。饶漱石在1967年6月1日，写下了如下的证明材料：
我是1929年到满洲(即东三省)担任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之职的。当时刘少奇同志担任党的满洲省委书记。刘出狱不久即离开满洲。刘离开满洲后，我当代理党的满洲省委书记之职。关于刘少奇在满洲被捕事件，因为时间已隔三十多年，详细情况无法回忆，我只记得他是因为到沈阳奉天纱厂等候工人党员谈话被敌人把他当作小偷而被捕的。因为敌人未得刘的其他材料，故刘只在监狱住了十天左右即获释放。刘被释放后即到我家将上述情况告诉了我。当时我们对秘密工作都缺乏经验，故发生刘被捕后我仍未立即搬家和刘于被释放后即到我家的事情。当时我对刘被捕被释事件过分信任刘的报告，故未作详细研究，当时党内已有个别同志因刘被释放手续过于简单，而向我提出过意见的。现在，我认为我当时对刘过分信任的态度是有错误的，我认为今天把此事彻底审查清楚是完全有必要的。
由饶漱石的这份证明材料可知，他是中共党内第一个知道刘少奇被捕和被释放经过的人，所以，他的这份证明材料就显得尤其重要。因此，当年要把刘少奇打成“叛徒”的“中共中央刘少奇专案审查小组”并没有使用这份不能证明刘少奇“叛变”的材料，反倒是要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刘少奇案件复查小组”，在证明刘少奇当年并没有“叛变”时，引用了饶漱石的这份证词。
虽然这份证词的功效让人哭笑不得，但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回到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想想当年与刘少奇1929年被捕事件有关联的人几乎都写了证明刘少奇“叛变”的材料，而与“反对刘少奇”有关而身陷囹圄的饶漱石却写下了这样一份与众不同的证词，也许对于理解饶漱石为何拒不承认自己“全面反对刘少奇同志”，再三强调“少奇同志的领导，我一向是真诚拥护的”，恳请“党中央在这一点上据实考察，查明真相，再作结论”，是十分有益的。
年长高岗两年的饶漱石虽然比高岗多活了21年，但这21年基本上是在狱中度过的。
“饶漱石反党集团”的其他成员后来境遇也都很凄惨。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宣布“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但潘汉年并没有看到这一天，他已于1977年含冤去世。
扬帆的平反昭雪比较曲折。1980年3月28日，党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对扬帆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的批复》，说：
中央同意由最高人民法院按照手续撤销1965年8月30日对扬帆的判决。恢复公民权，然后由公安部党组织给扬帆同志作出复查结论报中央备案。⑤
1982年8月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后，扬帆给公安部写信，要求公安部对其问题重作复查结论。公安部于同年第二次作出《对扬帆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说：
扬帆同志长期从事革命保卫工作，对党是忠诚的，对革命事业卓有贡献。解放后在上海市公安局任职期间出色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各项公安保卫任务。在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绩。在过去认定扬帆是内奸、反革命，包庇重用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使用敌特电台供给台湾敌人情报，引起敌机轰炸上海等问题，均不是事实，应予否定，对扬帆同志隔离、逮捕、判刑都是错误的。扬帆同志蒙冤二十余年，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⑥
向明还是比较“幸运”的。他当年虽然被说成是“饶漱石反党集团”的重要骨干，但1963年就被甄别平反了。
3|“高饶联盟”演变为“彭高联盟”
“高饶联盟”是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高饶事件”的定性。但出乎意料，四年之后，“高饶联盟”又演变成了“彭高联盟”。
1959年8月16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这个决议开篇就说：
在1959年7月党中央召集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前，直到庐山会议的一段时间内，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
决议认为：
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同志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的联盟，并且是这一联盟中的重要成员。张闻天同志也参加了高岗的宗派活动。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中，党中央已经知道了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同志参与这一反党联盟的若干事实，给了他们以严肃的批评，希望他们得到教训，从此悔悟，并没有加以深究。但是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同志虽然表面上作了检讨，实则不但没有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长期对党隐瞒他们参加这一反党联盟活动的某些重要事实并且继续发展他们的反党的分裂活动。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而彭德怀同志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
这份决议还认为，彭德怀从“社会主义改造刚一开始，他就同高岗结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
庐山会议在揭发和批判彭德怀的“反党罪行”时，很多人的发言都从“彭高联盟”说起，下面这段话就是陈伯达8月14日在大会上的发言：
我们现在可以判断，如果没有彭德怀同志的活动和他组织的这个摊摊，高岗那个时候是会有所顾虑的。我们听说那个时候高岗说，军队已经没有问题了。这就是说，他背后有彭德怀同志这个摊摊做他的支柱。彭德怀同志自己现在承认，他是高饶集团的重要成员。当然，这是客气的，实际上，他是高饶联盟主要的一个头头。没有他这个支柱，高岗可能不敢那样放肆，不敢那样猖狂。高饶事件以后，根据小组会和大会所揭发出来的事实，彭德怀同志所搞的这个摊摊的活动并没有停止，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的反党活动就是这个事件的进一步爆发。高饶事件是几个野心家，主要是高岗这个野心家，和彭德怀同志这个野心家的结合。⑦
还有人在发言中说：
高、饶反党，高岗是野心家，彭德怀同志是主谋者。⑧
本书不想分析彭德怀是在什么样的形势下承认自己是“高饶集团重要成员”的，但我们知道，彭德怀在1955年召开的全国党的代表会议上，确实就自己与高岗的关系做了检讨，而彭德怀的这个检讨，是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审议通过的。
1955年3月18日，彭德怀用信件的方式，将自己关于高、饶问题的发言稿分送给中央常委和有关同志。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我准备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关于高、饶联盟的发言稿，已分送各位军委委员和克诚、粟裕、谭政、任穷同志看了一下，大家提了一些意见，现将修改稿送上，请阅批复。
3月19日毛泽东批复：
彭德怀同志此件已阅，可用。
邓小平也在稿上批复：
彭总，你的发言稿，我作了个别修改，并送主席、少奇、陈云同志看了。他们都认为好，主席还作了一些修改。现退回，修改处是否妥当，请斟酌。⑨
陈云、贺龙、罗荣桓、陈毅也都热情地写了复信，提出自己对发言稿的评价和个别修改意见。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召开后，彭德怀在大会上发言说：
在对待高、饶问题上，特别是高岗问题上，我是有错误的。党中央对高、饶问题的揭发处理，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对我个人有特别重要的教育意义。高岗1951年1月到朝鲜时就开始散布对中央同志的流言蜚语，挑拨同志间的团结，我当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与高岗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但未加说明，是犯了严重自由主义错误的。高岗自我吹嘘和散布谣言，我为什么能够听得进而又信以为真呢，首先是因为我马列主义水平低，嗅觉不高，对高岗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本质没有认识。由于我本人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未能肃清，对马列主义学习不够，因而对问题的看法存在着成见和感情的成分，是我在高岗问题上犯错误的基本原因。⑩
全国代表会议以后，彭德怀、马明方依照中央指示，于4月上旬召集西北地区的代表和在京的有关同志就高岗问题进行座谈，会后他们给中央写报告说，会议共开了8次，到会47人，对高岗在西北的错误做了揭批清算，一些同志做了检查，表示要进一步肃清其恶劣影响。
但是，虽然彭德怀在“高饶事件”后既对高岗的错误做了揭发批判，又对自己当时受了高岗的一些影响而没有能够及时向党中央反映高岗的宗派活动做了检讨，但在庐山会议上，这件事仍然成为彭德怀“反党”的重要证据，彭德怀也由此成了“高饶反党联盟”的另一个头头。
彭德怀与高岗在西北时就接触较多，抗美援朝时又一个在前线指挥打仗，一个在后方负责后勤工作，配合得十分默契，俩人敢说敢干的泼辣作风又比较相似，所以关系较深。彭德怀还曾经向毛泽东举荐由高岗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自己专心于搞西北经济建设。而且，彭德怀也确实对刘少奇的工作有些意见，并向毛泽东做过反映。1953年9月9日，彭德怀曾“到毛泽东处讲他对刘少奇和周恩来个别问题上的意见，毛泽东要他同刘、周面谈”(11)。因此，在庐山会议上，与高岗的关系就成了彭德怀无法讲清的关键问题。
在庐山会议召开期间的8月1日，在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以及彭德怀、彭真、贺龙等人参加的常委会上，刘少奇说：
高岗事件前，对我有七八点意见，有些事同我毫无关系。如一件事，召集华北座谈会。(毛泽东插话：这是我建议的。因彭要到党校作报告，怕作不好，对他不利。小范围扯清楚，使彭得到了解，再去作报告。有人要求彭去党校讲讲，何必去党校作报告。不开会，也势必作不好。华北会应开，人家这么多意见，同中央关系如此恶劣，而你名之曰操四十天娘)账挂在我身上。另一件事，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高岗事件前，讲了很多对我不满的话。这种话，我沾不到边。(毛泽东插话：关向应讲中了，你这人是搞派别活动的)(12)
彭德怀在8月12日曾经痛苦地对人说：
现在要我彻底交代高饶问题的错误和军事俱乐部，就是这两个问题难过关。(13)
1959年10月24日，陈伯达在《红旗》1959年第二十二期发表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的长篇文章，对彭德怀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文章提出：
“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同志都是高饶反党联盟的参与者，而彭德怀同志还是这个反党联盟的一个头头。”在“高饶反党联盟”被粉碎后，彭德怀“又亲自挂帅，打起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旗，重新搞起反党集团，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彭德怀看到这篇文章后，在这段话下面批示道：
搞“反党集团”确实没有，对于问题的看法表示共鸣，倒是有一些人。(14)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即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他一方面说，彭德怀同志“信中所谈一些问题不少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是不对的，也不算是犯错误”。另一方面又说，“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都有国际背景，背着中央进行派别活动。”刘少奇还说：“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有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彭德怀看到刘少奇的讲话后，气愤地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电话，让杨尚昆“转报主席和刘少奇，申明我没有此事”。然后，彭德怀写了《评刘少奇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和讲话》，说刘少奇强加给自己的“里通外国”的罪名，“完全是无中生有”。
从1962年2月到6月，彭德怀开始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申述信，即著名的“八万言书”。
“八万言书”共有五个部分，其中的第二部分是《关于高、饶联盟的问题》。彭德怀在这部分中回忆了自己从1936年西征认识高岗到抗美援朝前后同高岗的几次接触的情况，承认自己“由于感觉迟钝和政治上的落后”，对高岗认识不清，这是个“严重的错误”，但“以上我同高岗来往的经过和谈话，是抱着对党忠实的态度回忆和写出来的，自问是真实的”。“少奇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到底是高、饶联盟，还是彭、高联盟呢，恐怕是彭、高联盟。’我认为少奇同志这样来强调这个问题，未免太过分。同时与事实也是有出入的”(15)。
不过，即使彭德怀自己不承认有所谓的“彭高联盟”，但党中央的决议并没有改变。而且“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与高岗的关系又成了交待的重点。虽然正直的彭德怀在严刑拷打下，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然而，在那黑白颠倒的年代，昔日的“彭大将军”终于在1974年11月29日被迫害致死。
将军逝去，日月无声。四年多以后的1978年12月24日，彭德怀追悼会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不过，彭德怀虽然从此又被重新戴上了“党、国家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的桂冠，但限于当时拨乱反正刚刚开始，还难以对庐山会议作出科学的评价。一直到了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对彭德怀及庐山会议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既然“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彭高联盟”也就自然不存在了。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537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91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98页。
④ 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303—308页。
⑤⑥ 扬帆口述，丁兆甲整理：《断桅扬帆》，群众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506—507、507—508页。
⑦⑧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23、331页。
⑨ 王焰：《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592页。
⑩(11) 王焰：《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592—593、560页。
(12)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04页。
(13) 王焰：《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747页。
(14)(15) 王焰：《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754、7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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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岗传/戴茂林，赵晓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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