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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绍禹(王明)、周恩来、秦博古(秦邦宪)答复子健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第二部分)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的问题，新华日报四月廿二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决议》，已经明显地指出张国焘被开除出党的原因，原文如下： 　　“张国焘已于四月十七日在武汉自行脱党。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其最著者为一九三五年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斗争，并自立伪中央，以破坏党的统一，破坏革命纪律，给中国革命以很多损失。在中央发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后，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西安事变时，他主张采取内战方针，怀疑中央的和平方针。此次不经中央许可私自离开工作，跑到武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与全党团结的各种活动。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他仍毫无改悔，最后竟以书面声明自行脱党。张国焘这种行动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由此可见，张国焘之所以被开除出党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在政治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信任及对于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因而达到组织上破坏党的纪律，自由离开工作，从陕西私自跑到武汉作反党和破坏抗日团结的活动。 　　的确如来信所说：“张国焘在党内是一个著名的老机会主义者和小组织者”。在一九二三年至二四年，他始而站在“左倾关门主义”的立场来反对国共合作的政策，继而在一九二七年时，又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与陈独秀一起造成革命失败的严重错误。当时大家都晓得，对机会主义负主要责任的，即为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等。在一九二八年中共六次大会时，张国焘虽然承认了他的错误，但在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时，又犯了对许多政治问题有右倾倾向及参加少数中国学生的反党反国际的右派小组织活动，而这种右派小组织，当时曾与托洛茨基派勾结。关于这一点，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在一九三○年曾通过有专门的决议，当一九三○年中国党内反立三路线斗争取得胜利时，张国焘开始表示承认自己在代表团工作中反国际反党的错误，并表示反对立三路线。一九三一年四中全会后，张国焘回国，表示拥护四中全会决议及四中全会新选之政治局。党为给张国焘以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和对党表示忠诚起见，派他赴鄂豫皖区工作。在鄂豫皖区及四川通南巴区工作中，张国焘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其中重要者为轻视军队中党的政治教育工作，忽视建立地方党组织及群众工作，特别是肃反工作中马虎和对青年的不负责任和罪恶的态度。当一九三五年秋季，原一、四方面军会合于川西时，张国焘因为在政治上估计中国革命已完全失败，革命形势已又如一九二八年六次大会时一样的所谓“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落，于是主张采取完全右倾消极的机会主义路线，当其机会主义主张为我党中央拒绝时，并擅自成立伪中央以分裂党的统一，破坏党的纪律。一九三五年冬我党中央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告诉他时，他表示怀疑。一九三六年秋原二、四方面军在朱德、任弼时、贺龙等同志督促和四方面军绝大多数干部要求下，复出甘陕而与原一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路线之错误，虽经党中央及全党同志严厉指责，但张国焘时常采取口是心非两面派的态度，时而承认错误，时而重复错误，对于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始终表示怀疑和不了解；到西安事变时，更坚决主张继续内战方针，因而极力反对党中央联合全国一致对外的政策。中央为教育干部起见，特再三帮助他改正错误，并仍给以负责工作，希望他能在工作中学习和改正错误，不料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和反党积习既深，势难挽救，因而有此次擅离工作自动脱党之举。 　　此次张国焘从延安到武汉以致被开除党籍的事实简单经过如下： 　　四月四日，因为张国焘在边区政府工作．他要求去中部参加祭黄帝陵，可是祭陵完毕后，张国焘不通知我党中央即自行到西安，住西京招待所两天，没有与驻陕办事处发生关系，只在火车快要开动前，用电话约林祖涵同志在车上略说几句，即自动来武汉。到武汉后又不肯来驻汉办事处，经我们三人屡加责劝，才勉强搬住办事处，当时他曾电告中共中央：“不辞而别。歉甚，愿在武汉做些工作。”我们看到他这种态度，表示还有回党工作可能，即来武汉，他是边区政府负责人之一，当然应当晋谒中央政府领袖，报告边区工作情况，于是由周恩来同志陪同晋谒蒋先生，不意在见蒋先生后，渡江至江汉关码头的，乘恩来同志与另一同行朋友谈话之际，抽身急驰而逃，始在汉口继在武昌各大街小巷乱跑乱撞数小时，然后始在武昌寓住一个事先与别人约好的旅馆中。我们见张国焘深夜未归，派人四处寻找，得知他所住旅馆后，即又于深夜渡江劝其返汉，当他不得已而返汉时，坚不愿再回办事处，于是遂转寓于一个朋友家中。在我们与他几次谈话中，他在政治上再三表示说：“国民党没有办法，共产党也没有办法。中国很少办法的。”因此，他再三提出意见说，“我感觉到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去作老百姓，我家里饭还有得吃的，我此后再不问政治了。”同时，他却又私自去找陈独秀等人。由此可见，张国焘在声明中说什么他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并未绝望等，完全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昧心之谈。 　　张国焘的政治观点既然如此悲观，而个人行动又如此反常，我们知道他已无从迁就可能，遂正式向他提出三点办法：①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最希望的)。②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③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当时他的回答认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从第二第三条考虑，并允许两日内闭门考虑答复。不料谈话后一小时，即十七日晚张国焘竟跑到太平洋饭店，乘一有三人保护的汽车而去，临行时，用书面写交我们三人的信说：“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寓别处，请不要派人找，至要”。从此，张国焘就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因此党中央于十八日正式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于廿三日才将开除他的决议公布。因为中央还希望他在脱党后尚有所考虑。 　　只在开除党籍的决定公布后，张国焘又派人将他写明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两封信同时送到，在二十四日的信上说：“连日因寓所未就绪，故不曾致函诸兄，昨晚即写好一信，拟今晨派人送来，突阅报裁有开除弟党籍的决定之公布，深使我痛心。……千祈我们间应维持冷静而光明之政治讨论，万一决定不能改变时，亦希彼此维持最好友谊”。由此可见此次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首先由于他不能遵守一个共产党员应当遵守的起码的党的纪律——由于擅自离开工作而至自动脱离党。 　　由此可见，确如来信所说：“共产党中央对每个党员的党籍问题，素持慎重态度。”而对于处理张国焘问题，真是已仁至义尽，由此可见，张国焘在声明中假装声势地说，好象他正在拿诚恳的态度与我们三人谈判政治问题时，中央忽而开除了他的党籍，是一种完全抹煞事实的自欺欺人之谈。当然，外面不知此事底细之人，初见张国焘声明。或不免有以为中央开除了他的党籍似嫌过急，但凡是知道张阅焘的为人及此事实经过者，相反均恰恰异口同声地说党中央对张国焘太宽大了。其实，张国焘早应开除党籍。的确，在过去两年中，有不少同志再三要求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以维党纪，中央始终希望以教育方法改正一个较老同志的错误，但是。张国焘既已不能再留存于共产党的队伍之内，共产党为党的纪律，党的统一和党的政治纯洁起见，只有将张国焘这类自甘暴弃于革命队伍之人驱逐出党。 　　对你所提两个问题的答复，暂止于此。以后遇有问题，望不时来信，我们当尽可能地抽时间答复你。 　　此致 　　同志的敬礼！ 　　陈绍禹(王明)、周恩来、泰博古同复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原载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集》，1938年7月汉口中国出版社出版) 　　 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盛仁学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