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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路线和党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

何干之

何干之 　　一 张国焘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军阀主义 　　我今天要讲的问题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问题。张国焘的错误是一贯的而且也是最严重的。他自1931年从共产国际回国后参加鄂豫皖工作到1938年叛党为止，他是一贯的犯着严重错误的。 　　他首先犯的错误是冒险主义和军阀主义。一个是从“左”的方面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一个是从右的方面犯了军阀主义的错误。 　　首先来讲他在鄂豫皖所犯的“左”倾冒险主义。张国焘的“左”倾冒险主义主要表现在政治上的过左政策与军事上的过左政策两方面： 　　第一方面，在政治上的过左政策的错误。 　　土地革命中，张国焘所犯的许多错误，是由于他执行第三次“左”倾路线而且更加发展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在土地问题上主要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张国焘从鄂豫皖退出到了川陕(或叫川北)地区之后，在这里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首先是对地主阶级。没收地主土地以后，不能利用农村劳动力，来发展根据地的经济，而是肉体消灭地主的政策，以致杀了很多人。  　　其次是对富农的问题。富农的好地或多的地，一律没收。对富农是割韭菜的政策，长一点就割一点，有的富农甚至被没收了两三次。没收了富农的一部分土地之后就将富农的剩余劳力组织起来，作为军属的代耕队，结果破坏了富农经济，影响了中农不敢积极生产，大大的减少了生产。因此第四方面军到川陕后，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使生产率不能恢复到战前水平。 　　同时对富农虽然也分了土地，但由于对富农的破坏政策的结果，使许多雇农都被解雇了。而且还规定了许多过左的劳动条件，使许多雇农工资增加20％，工作时间也减少了，结果富农都不敢雇人，许多雇农失业，加上战争动员参军，劳动力的减少，生产情绪降低，以致许多土地荒芜，使红军在此两年多的时间未恢复战前生产水平。 　　另一方面对工商业的过左政策：当时对工商业不是采取扶植的方针，而是采取严重打击的方针与破坏的政策。动不动就将资方关押起来、罚款、没收，严重的破坏了工商业的发展。从当时通江县的毛浴镇镇上一个材料可看出张国焘对工商业过左政策破坏的结果。1931年毛浴镇有油房8家、醋房2家、染房3家、酒房4家、白耳庄3家、茶叶庄3家、造舟庄3家、筏子庄1家、药房6家、盐产房5家、布产庄20家，到1934年油房只存下两家，醋房没有，染房只剩一家，酒房没有，白耳庄没有，茶叶庄没有，造舟庄没有，筏子庄没有，药房还剩一家，盐产房没有，布产庄没有了。由此可见，在张国焘过左政策统治下使工商业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后来政府所开办的，及剩下来的一些工商业由于劳动条件的过左政策，特别是工会中的严重错误，造成了经济上的混乱，造成了许多损失。当时，对私人工商业强调保护工人利益，完全不顾资方的利益，常常惩罚资方，结果使资方自发的解雇工人停止生产，工人失业。在政府所办的工业中，在张国焘的过左政策领导下，工会强调8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他不考虑我们是在小城镇，是在战争环境，因此，增加了厂方与工会的矛盾，厂方要支援前方而工会要强调工人福利，把国家利益和工人利益对立起来，把发展生产和照顾工人福利对立起来。由于政策过左，破坏性大，建设性小，使红军和政府财政，主要不是依靠税收，而是依靠缴获，依靠没收和罚款，在没收上常常是不问情理的乱没收，因此造成经济上很多的混乱状况。 　　第二方面，是军事上的过左政策。 　　上面是根据张国焘在川陕的材料，下面要讲的是根据张国焘在鄂豫皖的材料。 　　在反围攻中，张国焘在军事上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 　　首先是在战略方针上的错误。从第三次反围攻胜利后，以张国焘为首的一部分人形成一种错误的看法，当时认为国民党是“偏师”，不是红军主要作战对象，认为国民党是次要力量，而今后作战的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因此在第三次反围攻胜利后主张继续进攻，而不是作好准备以便打破敌人新的围攻，因此继续出击京汉线南下进攻麻城，不是战略上的防御方针，而是进攻方针，不是在两次围攻中整顿扩大发展红军，准备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完全和毛泽东同志在一、二、三次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围攻的方针根本相反，不了解红军战争的主要形式是围攻和反围攻的长期反复。在敌我强弱形势未能转变前，红军是应该采取防御方针的，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反围攻中的战略方针。因此张国焘的这些错误是战略方针上的错误。 　　其次，在战术上的严重错误。张国焘不是进行运动战，不是集中兵力歼灭敌人一路以取得战役上的以多胜少，而是采取阵地战，与敌人主力军硬拚，结果第四次反围攻时红军受到很大的损失。在第四次反围攻时，蒋介石动员四十万兵力越过了京汉路，这时红军主力还在麻城，以后在张国焘的领导下，回到根据地中心，当与敌人接触时，以三个团的兵力去与敌人二十个团的兵力硬拚，结果张国焘领导的红军主力丧失，使第四方面军的元气也就丧失了，由此被迫退出鄂豫皖苏区。 　　这些就是张国焘的“左”倾冒险主义，并发展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 　　另一方面是右的军阀主义。 　　张国焘在红军中保存了军阀主义的思想和作风，结果使红军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领导，脱离了根据地的人民。 　　红军力量的源泉，红军之所以能以少胜多，主要是依靠党的正确领导，依靠根据地人民的支援，因为它是建立在为人民革命事业而斗争的思想基础上的。 　　关于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具体表现在，军党关系上的军阀主义，军政关系上的军阀主义，军民关系上的军阀主义和官兵关系上的军阀主义，特别是肃反工作上的军阀官僚主义。 　　首先，表现在军党关系上的军阀主义。 　　张国焘是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政委，是党代表，但他的作法已完全违背了作为一个党代表的作风。他在红军中造成个人系统，军权高于党权，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当成张国焘个人的干部。对红四方面军干部的奖惩按张国焘个人的利益为标准，无条件跟张国焘走的当成好人，团长可以一下子升为军长，明明白白是没有能力的干部，只要是无条件服从他就可提升，怀疑他离开鄂豫皖逃跑是不是对的干部，张国焘就撤他的职，或是杀掉。象邝继勋这样鄂豫皖红军中一个很好的干部，因为不同意张国焘的军阀主义而被杀掉了。张国焘不把红军当作党的军队，而当成他个人阴谋活动的工具。 　　其次，在军队中不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教育，而是愚民政策。不识字的是好兵。从不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以提高阶级觉悟。后来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检讨．在张国焘统治时期，许多干部既不了解中国的社会性质。也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更不知如何总结自己的经验，也从不叫下级干部总结自己的经验，不许下级干部提领导的缺点，从未用党的政策、路线、纲领去教育干部，提高他们的思想政策水平，因此虽然红四方面军也打了许多胜仗，并未很好的总结。 　　同时，张国焘带的军队，党中央不能调动，认为红四方面军是他个人的军队，是他个人的阴谋活动的工具，不是党的军队，党没有权力指挥调动他的军队，他想怎样就怎样，中央不能过问。党中央要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他偏要南下，甚至另立中央，同党中央对抗。 　　第二，是军政关系上的军阀主义。 　　他不尊重和帮助地方政府，把地方政权作为他的附属品，当作是给红军办差事的工具。张国焘并提出“改造政权”的口号，这个口号的目的是企图在政府机关里打击有能力的老党员、好干部。他在鄂豫皖撤换了许多老干部，并杀掉了一些老干部。当时川陕苏区的省政府的副主席，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被撤换了，将文化委员会主席换上一个刚参军不久的15岁的小孩(农民出身)。他撤换这些干部的目的是便于操纵政权，作为他统治的工具。虽然他在名义上是喊着工农民主专政，实质上是他个人专政。当然这些干部的成份都是好的，都是工农子弟，但没有能力和经验。张国焘的阴谋是先换上这些工农干部，然后第二步就派出自己的亲信去代替他们，如财政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保卫局和革命法庭等部门，都派他的亲信去掌握，以此来达到他个人主义的野心。 　　第三，军民关系上的军阀主义。 　　军队打骂群众、打骂向导、打骂运输队，甚至将向导杀掉，完全保留了军阀的作风。特别是在反围攻战争中，烧老百姓的房子，抢老百姓的粮食，尤其是红军退出川陕时，张国焘命令三个团在后面掩护撤退，然后把老百姓的房子烧掉，从千佛山到威州170多里的民房几乎都烧光了，造成人民对红军的极大不满。 　　另一方面对地方武装的军阀态度，强编地方武装，吞并地方武装，将地方武装变成张国焘的军队，取消地方武装。在川陕苏区两年间，有两万多地方武装完全改编为红军。当时人们叫张国焘是“拔萝卜”政策。因此使红军得不到地方武装的配合，变成了“独臂将军”。这就是张国焘军阀主义下的军民关系。 　　第四，是军队内部的官兵关系。 　　在红四方面军中，军队中打骂现象是普遍的，特别是张国焘两个最亲信的军长，在军队中乱打人骂人。甚至随便杀士兵，贪污腐化，形成了严重的军阀主义。 　　张国焘的肃反工作，是军阀主义和恐怖主义政策的混合物。关于张国焘的与军阀主义有紧密关系的肃反工作，我党中央曾在一个决议上有这样一段结论，指出张国焘在同反革命斗争中以恐怖代替了明确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张国焘乱杀人的肃反工作在红四方面军中造成了很大的恐怖与混乱现象。在川陕根据地肃反中曾杀了两万多人，其中也有些剥削阶级地主富农豪绅，但多数是农民。张国焘的政策是不管什么人凡是参加过反革命活动的都杀掉，不分主犯和从犯，不管剥削阶级的豪绅地主富农，是一般的地主呢?还是地主阶级的当权派?不加区别几乎全部杀掉。完全用恐怖手段代替了明确的阶级路线，特别是杀保甲长，川陕地区过去许多保甲长都是轮流当的，因此当过保甲长的人，自然就不少，而张国焘到川陕以后，凡是当过保甲长的就杀掉，因此造成保甲长与地方军阀联合共同反对红军，这是张国焘肃反政策错误的结果。 　　特别是张国焘仇视知识分子，学生出身的都要杀掉。他之所以要杀掉学生的公式是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是出身地主富农、而地主富农都是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就必须杀掉，因此知识分子就应该杀掉。”这是他杀人的公式，是分析反革命分子的推理，因此在红军中有二百多党员，过去在白区工作过的知识分子于部大都被杀掉了。 　　他把党内斗争和肃反工作混在一块，把党内思想斗争和肃反的政治斗争混合，凡是过去怀疑他的党员干部，都利用肃反来杀掉他们，因此许多经过长期考验的优秀干部被他杀掉了。 　　同时，在肃反工作中，以恐怖手段代替群众路线，不是经过调查研究真情实据，而是采取“逼、供、信”的手段，红四方面军的218团，未完成一个军事上的任务，本来是一个工作中的错误问题，而张国焘将这一事作为反革命行为，逮捕了团政委并严刑逼供，后来这个政委被迫承认是AB团，被杀了。 　　二 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党分裂红军 　　由于张国焘过左的政策破坏了根据地的建设，由于张国焘军阀主义使红军脱离了根据地的人民，由于过左的政策与敌人在反围攻中硬拚，结果造成了红军很大的损失。开始轻视国民党，后来害怕国民党，由极“左”到极右，最后不得不退出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先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后又退出川陕根据地，完全是张国焘造成的，完全是逃跑主义，并不是战略上的退却，都是由轻敌到害怕敌人的结果。战略上的退却与逃跑主义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战略退却是为了进攻。逃跑主义恰是相反，他的退却是无目的的逃窜。 　　从鄂豫皖逃跑到川陕，从湖北到四川走了三千多里，渡过了汉水，两次翻过秦岭，又翻过了一个三千多公尺高的巴山，经过了两百多里无人烟的地方，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经过三个多月的时间，且战且走，因此没有能在西征中组织可能的反攻，前进没有一定的目的，本来渡过汉水后，张国焘是打算转到鄂西去的，后被军阀范百生所堵，又改变了这个去鄂西的方向，后来到了陕西的商县，准备进入关中，又被胡宗南所阻，到了汉中以后又被迫转到川北。从以上说明张国焘从鄂豫皖带着红四方面军到川陕地区他不是有预定的目的的，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计划，因此他不是有计划转移，而是处处表现了无目的无计划的乱窜。所以他不是战略上的退却而是逃跑主义。 　　到川北后，建立了川陕根据地，两年以后又由川陕逃跑。为什么又叫他是逃跑主义呢?因为张国焘带着红四方面军离开川北时，是企图由四川的东北转到四川的西北，企图在西北的北川县、江油县、青川县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后来被胡宗南由甘肃天水阻住，于是又向西逃跑，直到后来才在懋功与一方面军会合。 　　张国焘的逃跑主义特别是表现在红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会合以后，当时发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一条是以张国焘为首的逃跑主义路线。 　　在当时由于张国焘对当前的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作了根本错误的分析，他完全忽视了当时抗日民族运动的新高潮，看不到日本帝国主义由东北侵入华北，引起了全国人民抗日的高潮。同时夸大了国民党的力量，轻视了红军的力量，把敌人估计得太强大，把自己看得太弱小，因此悲观失望主张逃跑。 　　而党中央当时对当前政治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认为红军虽在转移中受到很大的损失，但转移到抗日前进阵地来说，是取得了胜利的，蒋介石在红军转移中有许多阻击，但未成功，这说明蒋介石是失败了的。同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向华北进攻，激起了全国人民一致积极抗日的高潮，因此，党中央必须到西北去，接近抗日前沿阵地，以领导全国抗日，迎接抗日的高潮。 　　张国焘既看不见抗日民族运动的高潮，又把敌我力量对比看错了，因此主张向中国西南部边界西康西藏少数民族地区去，躲开国民党主力，企图在西康西藏找到安全地区，因此当时在党内发生向北走还是向南退。向抗日前进阵地进军还是向西康西藏找安全地区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党如果是按张国焘的逃跑主义路线来办事，那就要犯极大的错误。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少数民旅地区就使红军离开了汉人区，就会削弱红军，不能同抗日民族运动结合，也就削弱了抗日的力量，特别是几万红军跑到少数民族地区，就会使红军在给养上与少数民族发生严重的矛盾，同时加上由于反动统治造成的少数民族对汉人有着传统性的民族仇恨，这样就更会使红军陷于困境。 　　后来张国焘按他的失败主义路线将红军拉到南部地区，更进一步的发展了他的军阀主义和失败主义。 　　在南下中，他组织了反党的组织，将少数相信他无条件跟他走的干部团结在他的周围，同党中央进行分裂，公开违背中央命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川康去。这是战略上不利于红军的地区。 　　张国焘到川康后，就成立了伪中央、伪中央委员会、伪中央政府、伪中央革命委员会，走到反党叛党的道路上去了。 　　后来张国焘碰了很多钉子，南下目的没有达到，就跑到甘孜同任弼时同志所领导的第二方面军会合了。当时张国焘又想要挟二方面军跟他走，但遭到了任弼时的积极反对，后来张国焘被迫也只得北上。北上时，分成两路，准备在陕北与中央红军会合。到了会宁以后，张国焘又反对到陕北去，反对同中央红军会合，因此张国焘在会宁又组织了西路军，不打算继续北上，不准备与中央红军会合，而是准备跑到新疆、甘肃去，他的目的是想避开国民党追击，企图得到一个所谓安全地区，脱离抗日民族运动，企图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同中央继续对抗分裂。因此在会宁渡过黄河(会宁在甘肃省)，继续组织西路军前进。西路军一共有二万一千五百人，而国民党军队则有三万四千四百人，主要是马步芳、马步青、毛炳文、胡宗南的部队，西路军1936年12月24日渡过黄河，正值西安事变的时候，党中央即电示四方面军，用一部分兵力渡过黄河，将黄河两岸控制住，以此来促进国内和平，但是张国焘却违抗中央指示，将军队组成两路都渡过黄河，同时在西进中又表观了逃跑乱窜。张国焘本来企图在宁夏南部来建立根据地，以定远营为中心，后被国民党挡住了，此时中央又再一次电告张国焘，要西路军北上，同时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也要求北上，而张国焘又未按中央北上的指示，而是继续西进到甘肃的凉州，甘州，同国民党马步青主力硬拚，结果红军完全拚垮了。 　　这就是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活动，使红军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这都是张国焘路线的错误结果。 　　三 党反对张国焘路线的胜利 　　从上面许多事实看出，张国焘脱离党、对抗党，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张国焘在党员中犯错误是最多的，也是最严重的，而且是一贯的。但党自始至终一直到他脱党为止，是采取帮助教育劝告他争取他的方针。 　　张国焘虽然很早就参加了党，而且在党内负责很多的重要工作，但是他一贯地犯错误的，为什么说是一贯犯错误呢?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早期的工人运动中，张国焘就进行过小组织的宗派活动。后来党在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建立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合作问题时，张国焘反对国共合作，以“左”的面目出现来反对党的正确主张。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而张国焘帮助他，作为陈独秀的左右手，因之由“左”又变成了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张国焘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第六次大会上，他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他不但不帮助党来清算陈独秀的错误路线，而且还帮助陈独秀辩护，并进一步进行宗派活动。六大以后，党中央决定将张国焘留在共产国际学习三年，在这三年中，他们进行着反党的小组织活动，打击瞿秋白同志，同托洛斯基派勾勾搭搭。1931年他由共产国际回国后，写了很多的悔过书，表示要坚决改过，因此在1931年党中央又派他到鄂豫皖工作。到鄂豫皖以后，他又进行活动，打击鄂豫皖一个主要负责人沈泽民。长征时犯了逃跑主义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而西安事变时主张杀掉蒋介石，主张打内战，而不是主张和平解决西安问题。从以上事实证明，张国焘的错误不少，是严重的，而且是一贯的。党同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同张国焘进行了正确的斗争。 　　我们党是如何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斗争的呢?我们从斗争中学到些什么呢? 　　党对一个党员的错误，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采取教育改造政策，是用一切办法来诱导他使他走向党的正确路线上来。党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斗争，当他承认了错误以后，还是分配他做重要的工作，希望他在工作中改正错误。 　　从几个主要过程中看党对张国焘路线斗争的方针： 　　1935年8月5日，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又称毛儿盖会议，讨论了长征的路线问题，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指出了抗日民族运动走向新高潮，分析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方针，指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接近抗日前进阵地，特别是指出了加强党在军队中的领导的重要性，指出了党的民族政策，指出了党内两条路线的分歧，指出了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意义，这些都是针对张国焘路线而作出的决议。虽然分析了这个问题的错误，但未指明谁犯了这个错误，没有指出代表右倾机会主义的是谁，仅仅说明了是个别同志犯了错误，党这样作是为了教育团结帮助他，诱导张国焘走正确的路线。 　　后来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毛泽东同志率领了中央红军坚决北上，在俄界(1935年9月12日)举行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指出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指出了张国焘向川康藏退却是失败主义，是完全错误的；指出了张国焘在红军中的军阀主义，拉拢干部，保存军阀主义的打骂制度；指出了张国焘组织反党宗派，违抗中央命令的错误。但这个决议仅仅发给中央委员。党所以这样做，也是为了教育挽救张国焘。这看出进行党内斗争的严肃性和灵活性。 　　后来张国焘成立了伪中央，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为一个党员所不容许的错误，根据这一严重的错误。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后又召开丁中央政治局会议(1936年1月22日)，作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这时还是称他为同志，决议指出中央命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一切伪中央组织放弃反党立场，同时还决定在全党公布俄界会议的决定，让全党来讨论张国焘所犯的错误，但仍希望他能够承认错误彻底改造自己。特别是要争取团结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免受张国焘的蒙蔽。 　　后来张国焘回到陕北，三个方面军在陕北会合以后，1937年3月，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叫张国焘在会上检讨，特别是对张国焘在长征中的错误作了一个决定，更加明确的指出了张国焘的错误性质，而且分析了错误的阶级本质、是异己阶级在党内的反映，在这个会议上中央又指出不作出张国焘的组织决定，就是保留他的党籍还是开除他的党籍问题，未作决定的目的还是为了教育他，希望他以自我批评彻底改正和揭发自己的错误，同自己的错误作坚决斗争，并在实际工作中改正自己。因此中央又分配他很重要的工作。叫他当陕甘宁边区副主席。 　　当时许多四方面军干部会合了，党对四方面军干部采取了正确的方针，一方面指出他们的错误，另一方面为了团结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特别指出三个问题： 　　第一，指出第四方面军的干部，是党的干部，不是张国焘的干部。 　　第二，指出造成第四方面军错误路线的主要原因，应由张国焘个人负责。 　　第三，党号召四方面军干部要同张国焘进行坚决的斗争，认识张国焘的错误实质，及自己受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 　　这是在延安召开的会议所作的决定。 　　七七抗战爆发以后，此时张国焘一方面假意承认错误，一方面继续他的阴谋活动。1938年4月张国焘由陕甘宁边区跑到西安，由西安跑到了汉口，在汉口见到了蒋介石，他对蒋介石说：“我在外面糊涂多年”，“我是浪子，现在回头”。后来与国民党特务机关接头，到1938年4月17日，张国焘声明自己脱党。1938年4月18日党就开除他出党。 　　在张国焘脱党前，中央还是一直说服教育他争取他的。他到武汉后党中央又派人去汉口说服他，叫他回来，万一不能回来，叫他向党请假，或者暂时找一个地方休息，把他“糊涂多年”的账算清楚，或到外国去学习，而张国焘拒绝不回。 　　党是尽了一切努力，真正是无微不至的帮助他教育他，一个党员犯了错误，党在未决定开除他以前，是采取一切办法来挽救他。 　　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以后，在党内进行了广泛的教育，特别是对四方面军干部进行了严肃的正确的教育方针，指出只要现在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叛党，拥护党的路线忠诚于党的事业，就不问他过去是否犯过张国焘的错误等等，中央都采取爱护干部教育干部的方针。同时通知全国各地的党员，不要因反张国焘叛党，而无根据的怀疑牵涉到其他好的干部，同时也指出全党要提高觉悟，提高警惕性，严格防止张国焘的阴谋活动。 　　因此，第四方面军的干部全部回到了中央，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认识了自己所受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及危害。因此，最后只有张国焘一个人跑了。 　　四 从党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我们学到了什么? 　　从张国焘所犯的严重错误和党对张国焘路线斗争的方针，我们学到了什么呢? 　　1、首先是党员的思想改造的重要性。我们党由于许多党员出身非无产阶级，就是出身工人阶级的党员，也会受到其他剥削阶级的侵蚀，因此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很重要的一环。 　　党员的思想改造，不管新老党员都是重要的，不要说我是老党员就不需要改造，也不要说我是青年党员因而迁就自己，不论新老党员都要时时刻刻改造自己，这样才能避免，少犯错误，如不加以重视，常犯错误就会由小到大，结果跑到叛党道路上去。 　　2、党对一个党员的关怀，对党员犯了错误，对事不对人。反对错误的行动，不是进行人身的打击，如果他认识了错误，而且要改正他的错误，就必须分配他的工作，使他在实际工作中来改过自新。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党内斗争的方针，也就是“弄清思想，团结同志”。 　　张国焘是阶级异己分子，是混进党内来的，因此党虽然用尽了一切办法也不能挽救他，但他的错误实质完全在党内暴露揭发了，特别在斗争中团结了广大的四方面军干部，后来党在整风中仍然是运用的这个方针：“弄清‘左’右倾的本质，团结了全党同志。” 　　我们党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领导，使得党内大团结，通过党内大团结，又大大的团结了全国广大人民，因此取得了民族革命的胜利，现在又不断的在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此稿根据何干之同志1966年11月10日讲课的记录整理) 　　 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盛仁学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