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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立三的父亲之死——辟张国焘的一则谣言

唐纯良

唐纯良 　　张国焘在他写的《我的回忆》里，为了证明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过火”，绘声绘色地说李立三同志的“温文尔雅”的父亲被湖南省“一个乡农民协会当作土豪劣绅处决了。”笔者接触了有关李立三同志家事的较多材料，证实张国焘的说法纯系谣言。 　　李立三的父亲是个无名人物，他的死本是无关宏旨的事情。但是张国焘却用这件事大肆污蔑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污蔑中国共产党。张国焘这部书在全世界发行极为广泛，被国外一些研究中共党史的人当作“难得的”、“珍贵的”和“可靠的”历史资料，在国内，他的这部书也正在传播开来，对书中的这则谣言，很有辟谣的必要。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说：“一九二七年一月间，李立三的上了年纪的(看来是六十多岁)父亲来到了武汉，我曾经和那位老人在李家几次一同进餐，也谈过他的遭遇。我所得的印象，他是一位温文尔雅，态度严肃，心地善良的老人。他不否认他是逃到武汉来避难的。他也表示他愿跟他儿子的主张走，不反对农民协会的一切。不久，他拿着他儿子亲笔致湖南负责同志的信，担保这位老人不会有反对农协的态度和行为，高高兴兴地回到湖南去了。不料后来消息传来李立三的保证并无效力，这位老人仍被他本乡的农协‘乱干’掉了”。 　　“李立三父亲的遭遇尚且如此，其他不问可知了。李立三是一个湖南籍的著名的共产党员，他担保他父亲的信，似也由湖南区委转到了醴陵县农协会去了，而竟不发生效力，这不特显示出中共湖南区委会对于农协控制力的薄弱，也证明反土豪劣绅的风气已到了疯狂的程度。李立三遭逢了这个变故，一时显得甚为难过，他咬紧牙关，再也没提过这件事。” 　　所有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李立三的父亲本来就不是土豪劣绅，他一九二七年初到武汉也不是来避难的，他没有受到农民运动的冲击，更不是死在一九二七年。 　　李立三的父亲李镜蓉，家住醴陵县城附近的阳三石，是晚清秀才。他和程潜是同乡，一起考中秀才，有“同年”之谊。他一生以教书为生。家是没落的小地主，只有不足二十担租的土地，还兼管着李家祠堂中一个分祠堂的土地，这些封建剥削，仅是他家的补充收入。一家十几口人主要是靠他教书(后来他的二儿子——李立三的弟弟也教书)来维持生活的。李镜蓉的封建思想极为浓厚，从辛亥革命到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从思想上说，他都是格格不入的。在家里，他的家长制统治也极严格，李立三青少年时代和他的冲突是很多的，后来是逃出家庭参加革命的。李立三在法国勤工俭学，由于带头参加了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和其他一百多名同学一起被法国政府强行遣送回国。回国后，他在上海立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派往湖南从事工人运动。李镜蓉原以为儿子留学法国归来，该要当官发财了，他问：“你留学回来准备作什么事?”立三回答：“我要干共产”。这个完全出乎意料的回答，使他十分吃惊，气得暴跳如雷地说：“这是自古以来没有的事，你们纯属胡来，是找死。人家督军们有那么多的兵，那么多的枪，你们几个小娃娃一千年也搞不成，不送死才怪呢!”李立三坚定地说：“军阀有兵有枪，我们有真理，有人民，我们死了不要紧，牺牲一些人，一定有更多的人起来革命，革命一定成功。”由于儿子是刚从国外归来的，又已经是二十几岁的大人了，这位一家之长才没有用他那一套封建家规来惩治这不肖之子。这场争论也就不了了之。不久，李立三同志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随后他又在武汉当了十个月共产党的区委书记，特别是在震动全世界的五卅运动中，他是上海总工会的委员长，成为全国赫赫有名的人物。北伐军在一九二六年的秋冬打到长江流域，占领了武汉。这些事情都出乎这位老人的意料，证明儿子的预言是对的。于是他也感到世道是变了。因此，他在许多事情上也顺从了儿子。居然让他的大女儿跟着立三出外去搞革命(先是在安源平民学校教书)并且同意她同著名的共产党人蒋先云自由恋爱结了婚。一九二六年秋后，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湖南省的农民运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醴陵县的农运更为激烈，但是就在这里，李镜蓉这样的小地主，也并没有被当作土豪劣绅加以打击。这说明当时的农运尽管有“左”的错误。但也并不象国民党右派和后来张国焘所诬蔑的那个样子。那么李镜蓉是不是靠着儿子一封亲笔信的保护，才免遭打击呢?也根本不是。 　　一九二七年初，李镜蓉确实和老伴同去了武汉，但不是避难。老伴去武汉是因为她的女儿生小孩，她是去看女儿的，而李镜蓉则另有打算，他认为北伐军胜利了，李立三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秘书长，是不小的“官”了，想从儿子那里要一些钱回来养家。他这个企图自然是要落空的。当时的李立三同志，每月只有三十元的生活费。这种情况，他是无法理解的，是不相信的。他亲眼看到李立三指挥全武汉市的几十万工人运动，当了那么大的“官”没有钱才是怪事。因此，他从武汉回到醴陵后，到处骂李立三，说：“共产党不顾家，当了那么大的‘官’，我跑了一趟武汉，只给我十六元钱，怎么拿得出手!” 　　当地的农民运动从来也没有触动过他。他的名为“芋园”的庭院，现在虽已残破，但仍保持着完整的规模。当然这位受过系统的封建教育，充满封建思想的秀才，是不会支持农民革命的，但是他也不参与反对农民运动的活动。当着一九二七年下半年革命低潮到来以后，他又觉得早年对儿子说过的，革命不会成功，干革命是送死的看法还是对的。此后，他还是要收那十几担租子，还是教他的学。至于儿子，他已经管不着了，只好听天由命，由他干去。后来彭德怀同志带领红军打下了长沙，红军在醴陵县城贴布告，落款是“湖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李立三”。别人对他说：“这是你儿子。”他赶紧说：“不是，不是。我儿子叫李隆郅。”①红军从长沙撤走后，何键杀害了毛泽东同志的夫人杨开慧，屠杀了成千上万的革命人民，李镜蓉也吓得逃往几十里外的女儿家，躲了三个月。这位老人就是在这样的矛盾状态中生活着。晚年他患了气管炎和肺心病，直到一九四一年的元宵节的晚上，他口中叨念着远在苏联的不知死活的儿子②溘然逝世，享年七十七岁。 　　现在仍然健在的李镜蓉的二儿媳和由他抚养长大的两个孙子(李立三的两个儿子)以及他的乡亲和教过的学生，对这位老人的身世都记忆犹新，所提供的材料是可靠的。 　　还有一个情况：当时醴陵县农民协会委员长，就是陪同毛泽东同志考察当地农民运动，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里提到过的孙小山。③他是李立三同志的启蒙教师，对李立三早期革命思想的发展有过很大的影响。他对李家是熟悉的，李家又在县城附近并不是僻远的乡村，这里怎么会发生不听共产党省委的指示，“乱干掉”李镜蓉的事情呢? 　　张国焘的这则谣言，是凭空捏造的还是传播当时流传过的谣言，一时无法搞清楚。但是他添油加醋，绘声绘色，甚至胡说他自己“也为之伤感良久”，这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尤其是他还从这里得出了国民党右派反共有理的结论，说：“我曾设想过，如果这种遭遇是落在一位国民党员或北伐军官身上，他对农协的愤恨将是不共戴天的。”这就完全暴露了他的反动立场。 　　张国焘这类人物的回忆录，由于他们长期混在革命队伍里，身任要职，干过许多“大事”，因而能够提供许多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情况，引起了人们的较大兴趣。正因为如此，做为历史材料，仔细辨别其真伪，是完全必要的。 　　据我考察，张国焘所提供的历史材料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他自己参加过的，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一些历史活动，他写得比较充分和具体。他不仅对自己的这些活动，而且对这些革命运动也往往持赞许的态度。这方面的材料是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的，我们可以参考。但是其中对他自己的作用，则加上了许多夸大之词，其目的显然是想说明他也曾是革命的英雄。另一种是他自己的错误和犯罪的历史，他就极尽其掩盖和歪曲之能事。有时他颠倒黑自，硬把错误说成正确，有时对明显的错误也要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对他犯罪的历史(例如被捕变节和叛逃出走等等)他就厚颜巧辩，是非颠倒，尽力掩盖其丑恶行径，这方面的史料极不可信。第三种是对我们党在革命斗争中犯错误的历史，有的地方他虽然以貌似客观的态度进行了一些分析，但是常把我们的错误加以夸大进行恶意攻击，把我们党在革命中的暂时的局部的错误硬同我们党的根本性质和革命的根本道路联系起来，以便把我们党的一些错误当成他们叛变革命的“合理依据”。似乎革命犯错误，他们就有理由叛变革命，这是张国焘这类人物写回忆录的最大的共同的特点，这反映了他们的叛徒的哲学。李立三的父亲之死的问题，就是张国焘利用谣言(造谣或传谣)夸大我们党在农民运动中“左”的错误，讨好敌人，贩卖叛徒哲学的突出例证。 　　这里提出了一个如何对待历史，如何对待各种人物所提供的历史资料问题。 　　过去我们讲革命史，喜欢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认为既然我们党在大革命时期的主要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那就不肯承认也存在“左”的错误。这当然是不对的。我们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来写历史，在承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错误的同时，也承认当时在实际斗争中，也发生过“左”的错误。刘少奇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在党内的一封通信中，给我们树立了坚持这种科学态度的模范。我们要有勇气坚持这种科学态度。但同时又要对张国焘这类人物所提供的情况保持警惕，不能简单地用他们提供的史料来证明我们党的错误。要首先辨别真伪，然后才可使用。这是我们阅读和参考这类著作的时候，应当特别注意的问题。 　　(原载《党史研究》1981年第3期) 　　①李立三同志原名李隆郅。一九二四年他在上海担任党的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他的名字笔划繁难，在从事公开活动时不易为工人所熟悉。因此，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党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中夏同志，在同李立三同志一起乘小火车去吴淞参加工人会议的路上建议他改一下名字。刚好看见有三个人站在车门口，于是两人商定他改名李立三。这个问题，1980年7月，李立三的子女李人纪等同志所写的纪念文章，在时间和人物上与事实是有出入的。 　　②李立三同志1940年从苏联给父亲写过一封家信，信中附一张他和李沙的合照，这封信从新疆辗转寄到家中，家里才知道他还活着。如果象张国焘所写，他的父亲在1927年已经死去，十三年后他为什么还要给父亲写信呢? 　　③孙小(筱)山，醴陵人，1890年生，早年参加同盟会(后来是国党员)，1925年加入共产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牺牲。曾任醴陵县农民协会委员长、中共县委书记等职。 　　 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盛仁学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