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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张国焘阻止南昌起义是“奉命行事”的谬论

王德夫

王德夫 　　五十四年前爆发的伟大的南昌起义，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吸取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特别是战胜了张国焘的投降主义思想，坚持了党中央的正确决议而胜利实现的。 　　在南昌起义期间，张国焘假借中央名义阻止南昌起义，这是早有定论的历史事实。早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临时扩大会议上，对张国焘曾有这样一个处分决定：“张国焘同志受中央常委委托，赴南昌指导暴动，但国焘同志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反怀疑暴动主张，甚至反对暴动，南昌事变后，主张联络张发奎，……这些违抗中央政策和派其往前敌指导使命之结果，反给前敌同志更坏更右的影响……国焘同志应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中央通讯》一九二七年第十三期)对于这个决定，当时张国焘曾经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为其错误狡辩。但是当时中央就为此写了《中央回信》，给予严厉驳斥。 　　然而，半个世纪以后，曾经面对铁的事实，弄得理屈词穷的张国焘，却又在《我的回忆》中，胡说党中央对他私自阻止南昌起义错误的处理，是“硬将我这个奉命行事的人陷害一番，诬指我假传圣旨私自阻止南昌暴动的举行”。(着重点是作者加的，下同)并且耸人听闻地说：“这是中共内部从未有过的一次大黑幕!” 　　张国焘怀疑南昌起义反对南昌起义，这一点他是难以否认的。问题在于，张国焘为了抵赖他阻止南昌起义的罪责，在《我的回忆》中玩弄阴谋，转弯抹角地把他阻止起义的种种罪行统统说成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央的命令去做的。似乎他之所以阻止起义，是“奉命行事”，是违心之举，不应由他负责。 　　事实果真是这样吗?不是，完全不是这样!现在就让我们揭开这个所谓的“大黑幕”，从两个方面看看事实的真相吧!一、在南昌起义的决策和实现过程中，党中央是否有过阻止起义的指令?张国焘阻止起义是不是“奉命行事”?二、张国焘是积极主张南昌暴动，还是怀疑、反对南昌起义，阻止南昌起义的行动，是不是他被动的违心之举? 　　一 在决定和实现南昌起义的过程中，中央没有阻止起义的指令 　　南昌起义是在大革命失败，党和中国革命处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决定的。虽然，当时党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批判纠正还不够彻底，虽然党在发动南昌起义问题上几经讨论，但是我党在南昌独立领导武装起义，挽救中国革命的决心是很坚定的。南昌起义的整个发动过程，中央没有作出和发布过阻止起义的决定和指令。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公开反共，武汉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我党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四军、第二十军因讨蒋任务，集中到了九江、南昌一线。同时，武汉政府已完全走向反革命，特别是张发奎也高唱拥护汪精卫，对我党表示不满，并放出了“在第二方军(十一军、二十军均属该部——引者注)之高级军官中的CP分子(即中共党员——引者注)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CP”的空气。因此联合张发奎共同南伐广东的设想，已无成功之可能。 　　这时，因武汉形势险恶，先后来到九江的我党部分领导人，首先提出了依靠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和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主张。李立三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向中央的报告，对此曾有详细的记载：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九日李立三、邓中夏奉中央命令到达九江，与谭平山等一起会商后，认为“应该抛弃依张(即张发奎——引者注)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因此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政府来号召”。又指出“在这次会议中没有不同的意见……秋白亦完全赞同这项意见”。(《中央通讯》一九二七年第七期)叶挺在《南昌暴动至潮汕失败》一文中对南昌起义的提出，也有与李立三上述说法相同的详细记载(详见《党史研究》一九八○年第四期)。这些记载说明，南昌起义的主张，一经在九江的我党负责同志提出，就“完全赞同”“没有不同意见”。 　　那么，对九江同志的提议，当时在武汉的党中央及国际代表是什么态度呢?对这一点，张国焘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八日致中央的信中有明确说明。他说：“中央常务委员会得知九江的同志主张在南昌、九江一带发动起义，这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国际虽然没有对为什么在这一带发动起义进行详细讨论，但都表示赞同，而且中央还为起义的多方面的需要作了切实的准备……中央又派周恩来同志前去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指导前方工作”。(《中央通讯》一九二七年第十三期)可见，中央是同意南昌起义的，国际代表也是同意南昌起义的。 　　九江的同志，在得到中央同意在南昌举行起义的意见后，即积极开始了起义的军事准备工作。这一情况，李立三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向中央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恩来自汉赶到，报告中央意见，认为形势既已于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遂积极进行军事之准备。”(《中央通讯》一九二七年第七期) 　　这时候，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有一来电。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利用这个国际来电，硬说国际是训令阻止南昌起义。事实是怎样呢?关于这个国际来电，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回信》转述的内容是：“假如没有任何胜利的机会，不发动南昌起义将是正确的。”(《中央通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第十三期)张太雷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在广东省委和南方局联席会议上讲到这个国际来电时指出：“此时，国际也决定要我们采取行动，我虽然不知道国际来电的详细内容，但我知道它要我们行动。”(《中央通讯》一九二七年第七期)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张国焘自己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八日致中央的信中也承认：“……国际来电曾说假如有一线成功的希望，就同意发动起义”。 　　以上记载说明，第一、这个国际来电虽然不够明确。但是，它没有提出阻止起义的主张，更没有阻止起义的指令，这一点是很清楚的。第二，国际来电不仅没有阻止起义的指令，而且是同意发动起义的。这一点不仅张太雷的记载说明了，而且张国焘本人当时的上述记载也清楚的说明了。值得注意的是张国焘七十年代写的《我的回忆》，完全回避了他自己一九二七年当时关于国际来电内容的说法。这就证明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关于国际来电的说法是有意歪曲事实。 　　现在，让我们看看，接到国际来电后，中央的态度和决策是怎样的。这是澄清问题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如果由于国际来电不明确，使张国焘钻了空子，那么判断张国焘是否奉了阻止起义之命更重要的依据应该是当时党中央对这个国际来电的认识和决定，是张国焘赴南昌前所奉中央之命是什么。中央是怎样认识这个国际来电的呢?《中央回信》指出，中央认为国际上述来电“只不过是说：‘要不是没有任何胜利的机会，南昌起义就应该发动。’”显然，中央认为国际来电是同意发动南昌起义的。对于有无胜利可能及如何决定行动的问题，《中央回信》又指出：“当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全体都看出，即使在汉口，仍能看出某些胜利的机会，所以我们派国焘同志到前线去坚定那儿的行动。” 　　由此可见，中央在接到国际来电后，经过对来电及形势的讨论，认为南昌起义有胜利的机会，决定坚决举行起义，并派张国焘去坚定前线同志们举行起义的行动。张国焘由武汉到南昌去所奉之命，就是传达中央这个决定，坚定暴动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当然不可能有阻止起义的指令。这一切就是张国焘接受中央使命离开武汉前国际来电及党中央决定的基本事实。 　　但是，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却百般抵赖，企图把他阻止南昌起义的罪责报给国际和党中央。那么，他拿出什么证据了吗?没有!在他连篇累牍的狡辩中，除了一再提到苏联顾问加仑的建议而外，就是用“罗明纳兹不肯明白说出前线同志们须遵从国际电令立即停止发动的话”，“罗明纳兹明白表示了遵令阻止南昌暴动的意向”等含混不清的表述，企图浑水摸鱼。在这里，既然“罗明纳兹不肯明白说出……停止起义的话”，那么就是说张国焘并没有接受过共产国际代表关于阻止起义的指令和任务，既然张国焘说的“罗明纳兹明白表示阻止南昌暴动”，是别人猜测的一种“意向”，那就不能说是罗明纳兹的原话。难道这种似是而非的遁词，能作为张国焘所谓“奉命行事”的事实根据吗?当然不能。至于加仑建议，也不能证明张国焘阻止南昌起义是“奉命行事”。第一，加仑的建议，并没有明白表示反对南昌起义。张国焘自己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八日致中央的信中是这样记载加仑建议的：“加仑同志又说，按他自己的想法，如果张发奎愿意回广东，而且也不强迫叶挺部及其余诸部与中国共产党分离，那么我们就在这两个条件下和他一起回去。但我们到广东之后，同张发奎之间的决裂，仍不可免。……当然，如果张发奎不同意上面所谈的两个条件，我们就毫不犹疑地在南昌发动起义”。第二，退一步说，假如加仑有意阻止南昌起义，那么加仑只是一个军事顾问，并不是国际代表，他的建议和共产国际的指令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决不能把加仑建议和国际指示等同起来。因此张国焘企图以加仑建议，抵赖他私自阻止南昌起义的罪行，也是枉费心机的。 　　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国际来电以后，张国焘就被派往南昌。从此，张国焘就由九江而南昌，一路游说阻止起义的进行，连连遭到强烈的反对。七月二十九日，张国焘唯恐南昌起义爆发，连发两封电报，称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后再决定。七月三十日张国焘到了南昌，在准备已经就绪，起义即将发动的前夕，他仍坚持主张不得张发奎同意，起义不可发动，没有胜利把握起义不能发动；最后，他又以修改宣言为名，拖延起义。经过周恩来等前委同志的坚决斗争，张国焘的种种破坏终告失败之后，南昌起义才在八月一日凌晨二时胜利实现。 　　总之，上述南昌起义提出和实现过程的基本事实，不仅有文字记载，而且是我党当时在汉口和南昌的负责同志一致“确认无误”的(引自《中央回信》)。这一基本事实说明，中央在南昌起义的问题上，从提出到实现的整个过程中，没有阻止起义的指令和决定，张国焘以国际来电为借口所作的种种狡辩，是不能成立的。张国焘所谓阻止起义是“奉命行事”，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编造。是他推脱罪责的一种拙劣表演。 　　二 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的罪行是他右倾投降主义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张国焘为了把他阻止南昌起义的罪行说成是“奉命行事”，除了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个国际和中央授命他前往南昌阻止起义的神话外，在《我的回忆》中，张国焘还着重指出：他阻止南昌起义是“奉命去停止我赞成过的事”让一个“赞成过”起义的人去阻止起义“究竟有点不合适”。张国焘在这里想要说明的就是：阻止起义是违反他自己心愿的，是被动的违心的。 　　然而，事实却完全和张国焘上述表白相反，应当指出的是，张国焘虽然“赞成过”南昌起义，但那是以依靠张发奎发动起义为前提的。这和我党独立领导的南昌起义完全是两码事。为了说明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的罪行并不是被动的违心之举，而是他右倾投降主义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有必要把他对发动南昌起义的认识，以及对张发奎的态度，略加介绍。因为，正是在这些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右倾投降主义思想，早已形成了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的思想基础。 　　张国焘对南昌起义一直是抱着怀疑和否定的态度的，在他没有赴南昌以前，起义还在讨论和准备阶段。这时，张国焘认为南昌起义是什么“不计成败，不顾后果的孤注一掷”，是所谓“铤而走险的作法”(见张国焘《我的回忆》)。因此，尽管张国焘一再表白自己曾“赞成过”南昌起义，实际上，从开始他就是怀疑和反对南昌起义的。 　　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张国焘被中央派往南昌，“坚定那儿的行动”。这时，起义已经进入行动阶段，而且要张国焘亲身参加到这一行动中去。因此张国焘怀疑反对南昌起义的真实面目进一步暴露。当时张国焘对南昌起义的认识和他自己的心情是怎样的呢?他在《我的回忆》中写道：“我当时的心情异常尴尬……我一直认为南昌暴动没有成功的希望并为此苦思焦虑，现在共产国际显然欲置身事外……这就使南昌暴动陷入绝境。”还写道：“当我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晚踏上长江下游船，由汉口往九江时，我的心情很不愉快……，认为南昌暴动并无成功希望，不免有进退两难之感”，“对于暴动失败后可能引致的严重后果的顾虑”使他十分“不安”。 　　张国焘的这一段自白，一方面表明在南昌起义中张国焘右倾畏敌的恐惧和“不安”，另一方面也表明，张国焘到达南昌后必然要竭力阻止南昌起义的实现。因为，“一直认为南昌暴动没有成功希望”，在暴动尚未爆发前已经“陷入绝境”已经认定“暴动失败”，并对此“引致的严重后果”“顾虑”和“不安”的张国焘，只能是自觉地想尽办法阻止起义，而不可能有别的作为。 　　张国焘本来是不愿去、也不敢去南昌参加暴动的，但毕竟是勉强去了。他是抱了什么样的态度和打算去的呢?在《我的回忆》中他说：“在无可奈何之中，只有加仑将军的那种苦心孤诣的建议给我一些解脱。我总在设想，中共的军事势力与张发奎所率领的第四方面军(应为第二方面军——引者注)全部共同回师广东，是比较可行的，应当争取其实现。”尽管当时张发奎已公开拥护反革命的汪精卫，并对我党表示不满，上述设想已不可能实现，但是张国焘仍然一厢情愿地这样幻想着，而且抱着这种右倾投降主义的幻想，准备到南昌去付诸实现。可见，力争阻止南昌起义的爆发，换取和张发奎所率领的第二方面军全部共同回师广东，这就是张国焘为他自己规定的赴南昌的真实使命。 　　总之，张国焘的上述自白所表明的他对南昌起义的认识和态度，无可置疑地证明：张国焘到九江、南昌后千方百计地阻止南昌起义，完全是他这种右倾妥协投降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根本不是什么被动的“奉命行事”。张国焘对南昌起义抱着这样的思想而不反对南昌起义，那才是不可思议的。 　　对张发奎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是和赞成、拥护南昌起义，或者反对、阻止南昌起义有直接联系的。因为我党要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所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都属于张发奎统辖的第二方面军，要举行南昌起义，就意味着和张发奎决裂，要联合张发奎就必然反对南昌起义。张国焘对于张发奎的右倾投降主义态度，也充分说明他阻止反对南昌起义，完全是他自觉自愿的行动，而决不是别的什么人和组织违反他的意愿强加于他的。 　　中央对于张发奎的态度、在南昌起义爆发前已经决定。对此，张太雷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在广东省委和南方局联席会议上的报告，是这样记载的：“当秋白把南昌决议从九江带到汉口的时候，中央已经决定了对张发奎的态度，那就是张如不同汪联合，我们在到达东江之后去掉他；如果他同汪联合，那么我们在九江就把他搞掉。”(《中央通讯》一九二七年第七期)这表明，我党认为迟早要和张发奎决裂，而迟或早和张发奎决裂的关键，要看张发奎是联共还是拥汪。因为当时张发奎已经“高唱拥汪，并表示对我不满”(同上)所以，中央同意在南昌发动起义，决定在南昌就和张发奎决裂。 　　张国焘在对待张发奎的态度上，也违反了中央的决定。他认为张发奎是“没有军阀气味”的“模范军人”，是“难得的”“英雄”，他还说我党担心张发奎反共是“多余的”(均见张国焘：《我的回忆》)。在临近爆发南昌起义时，张国焘仍然对张发奎充满幻想，张太雷曾指出：“国焘不赞成在南昌起义，那是因为他对张发奎有许多幻想。他在赴南昌的前一天晚上，还和张发奎长时间地谈话，事后又说什么仍然存在希望。”(《中央通讯》一九二七年第七期)张国焘自己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八日致中央的信中也承认，他当时认为和张发奎的“决裂如果发生在南昌，那确实无法保证胜利”，“这是我最担心的”。也就是说，当时张国焘“最担心的”，是在南昌爆发起义、和张发奎决裂。这是张国焘未占南昌时对张发奎的态度。 　　张国焘到南昌后，我党与张发奎的决裂已无法避免。七月二十九日，汪精卫、孙科、朱培德、张发奎等已在庐山开了反共会议，严令叶挺、贺龙将部队撤回九江，要在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但是，这时张国焘仍然坚持要联合张发奎，提出不得张发奎同意起义不可动的主张。当这个投降主义的主张遭到前委强烈反对之后，张国焘依然处处想拉拢张发奎，他给张发奎发电报，“派代表到他那儿去和他保持联系，以便拉住他”(张国焘：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八日致中央的信)。直到起义实现之后，张国焘还提议张发奎为革命委员会的主席团委员。 　　总之，张国焘对待张发奎的妥协投降是十分明显的。对此，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八日致中央的信中写道：“说我对张发奎采取比较妥协的态度……等等，对这一切，我完全接受。”正是张国焘对张发奎的这种妥协投降，导致他阻止和反对南昌起义，同时也说明，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决不是盲目地“奉命行事”，而是早有其顽固的思想基础的。 　　(原载《党史研究》1981年第4期) 　　 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盛仁学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