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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穿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肃反问题上的谎言

韩熙型

韩熙型 　　张国焘于一九三一年四月来到鄂豫皖苏区之后，极力推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打击坚持正确意见的干部，把许许多多红军的创造者、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与敌人血战中久经考验的干部，竟以莫须有的罪名——改组派、AB团、第三党而加以陷害，使这些优秀的共产党员含冤地下久而莫伸，其罪恶如山，罄竹难书。可是，叛徒张国焘在他的臭名昭著的《我的回忆》中却对鄂豫皖苏区的极其严重的肃反事件，从起因到后果，都作了别有用心的歪曲事实的述评，妄图颠倒是非，美化自己，推却罪责，嫁祸他人。他在《回忆》中说，“新集党代表大会反军阀土匪倾向的斗争，曾引起被批评者或明或暗的反抗，终于酿成一次突然大波的整肃运动”。肃反的结果，只“有许继慎等百余人。其中判死者约三十人，判处各种刑期的徒刑者约百人”。因此，“鄂豫皖苏区的肃反进行的非常成功，可为各苏区的模范”。①说得多么娓娓动听！历史事实果真如此吗！非也。 　　张国焘是王明“左”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 　　鄂豫皖苏区是按照中共中央一九三〇年二月决定，在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六霍起义产生的三支红军队伍和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三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于一九三〇年四月正式成立的。党中央派郭述申同志任中共鄂豫皖特区委员会书记、许继慎同志任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曹大骏同志任政委、熊受暄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在他们的领导下，统一了边区党的组织和红军的指挥，根据地和红军得到迅速发展。中央纠正第二次“左”倾错误路线后，鄂豫皖特委和军委领导全区军民，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第一、第二次“围剿”。收复了失地，扩大了红军。当一九三一年四月，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来到时，鄂豫皖边区已建成一块东西三百里，南北一百五十里，人口二百五十万的革命根据地。红军已发展到两万人。 　　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是张国焘卖力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产物。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当前主要危险是右倾，党内刻不容缓的任务，一是“改造”中央和地方各级党部，二是在实际工作中实行转变，集中力量开展反右倾斗争。王明集团认为苏区问题更严重，他在《两条路线》小册子中说：“许多苏维埃区域富农成分充满在党及苏维埃领导机关中，甚至在一部分红军队伍中，改组派、AB团、取消派都能有许多机会利用着来作反革命活动”。并指责各苏区“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未曾经常有计划的执行。”提出在苏区要开展反对富农路线的斗争，要改善党和红军成分，要反对改组派。于是王明路线的中央决定取消中共鄂豫皖特委，设立鄂豫皖中央分局。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来鄂豫皖负责。实质上是派他们来夺权的。 　　张国焘等人领受了“反右倾”和“改造苏区党政军”的重任，戴着“左”倾的“墨镜”，一踏入苏区，便对根据地的工作横加指责。看到皖西苏区“只打击为富不仁”的地主，豫南和皖西地区，地主家属分有土地，富农留有好地，认为苏区的土地革命执行富农路线，手工业工人没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是苏维埃政府不维护工人利益；红军领导干部中工人成分占少数，战士中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起义过来的战士，认为红军中隐藏着危机。张国焘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九日向中央报告说：“鄂豫皖苏区党组织最严重问题是有极深远的右倾路线、立三路线及调和倾向”。从否定根据地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入手，达到否定鄂豫皖苏区党组织的正确领导。并提出要在党内开展反对不良倾向斗争，要立即重新分配土地等“左”倾政策，这还不够，接着又对组成鄂豫皖苏区的原三省边界党组织和三块根据地，从根本上予以否定。对三省中最早发动农民，夺取地主武装，建立农民自卫军，经过长期游击战争而建立起来的鄂东北根据地，贬斥谓“采取土匪行为的政策，经过烧杀苦战而建立起来的”。把豫东南和皖西的党组织派共产党员打入民团进行工作，举行商南起义成功的斗争策略，诬蔑是“采取脚踏两只船的政策，明为共产党，暗与国民党左派勾结，成则为共产党，败则摇身一变为国民党”。并把商南起义的领导人说成“是些所谓的共产党员，始终与改组派联系着”②的投机分子。“至于六、霍、寿县等处的党组织，始终是地主富农分子占绝对优势。”③这是对安徽党组织的恶毒攻击。当时六安中心县委十二名委员中出身工农家庭的有十一人，只有一个是出身地主家庭的(周狷之同志)也已经为革命光荣献身。④张国焘为什么要这样攻击、诽谤鄂豫皖苏区党和红军?按他自己的话说，无非是要证明“这里的中共组织简直不象共产党”，⑤以便为王明集团“改造苏区党、政、军”极左路线提供“事实依据”，也为他自己竭力推行“左”倾肃反路线辩解。 　　利用肃反，打击、迫害干部 　　鄂豫皖根据地的军民，对张国焘的恶意指责和全盘否定，当然不能接受。对张国焘卖力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理当抵制。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同志不同意在春耕大忙季节重新分配土地，以及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被作为“不可救药的右派小组织分子”而开除出党。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定候，写文章批评那种不顾客观实际，一味强调提高工人工资，影响工农联盟的“左”的劳动政策，被作为“不可救药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撤职。红一军政委曹大骏主张中立富农，保护中小商人，也被撤职。舒传贤在皖西没有奉命坚决处置“改组派”，而受到批判。红四军政委曾中生和十二师师长许继慎对张国焘等人，一来苏区就否定一切和打击地方老干部的做法，提出批评，张国焘对此十分忌恨，利用一九三一年六月召开的鄂豫皖中央分局扩大会议，抓住许继慎同志生活作风上的缺点，以及红四军某些领导人身上存在的一些军阀作风残余，无限上纲，大加鞭挞，开展“反不良倾向”的斗争。既是“杀鸡给猴看”，又能借以否定苏区和红军的工作成绩。这种卑鄙的做法，引起参加会议的部分代表不满，批评张国焘等人借机打击干部。张把这些正确的批评，诬蔑为“反中央分局的暗流”。他深深感到这些老干部是他推行“左”倾路线和实行家长专制统治的障碍。不久，在领导层发生了关于红四军行动方向的争论。曾中生、许继慎等四军领导人不同意张国焘的“主力集中苏区剿匪”的方针。认为应趁蒋介石忙于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而暂时无力“围剿”鄂豫皖苏区的有利时机，红军主力应南下，恢复圻春、黄梅、广济地区，可以威胁武汉，牵制敌人，支援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张国焘却指责这个正确的意见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后来，虽被迫同意红四军向外发展，但他又在具体行动方向上出难题。限定红四军在一个月内，攻下英山，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红四军攻下英山后，曾中生、许继慎等同志分析了敌情、地形与群众基础等条件，认为进击安庆不如南下浠水、黄梅、广济有利。一面将意见报告分局，一面南下，取得很大胜利。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俘敌五千余人，缴获长短枪四千余条，牵制了胡宗南部队的行动，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反第三次“围剿”斗争。四军领导人与张国焘在红军主力向外发展方向上的南下与东进之争，是具体的行动方向的分歧，不是根本原则的分歧。实践证明曾、许的南下行动是正确的，分歧已经解决。正在这时，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曾扩情“略施小计”。借与许继慎同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同学关系，派钟梅桥等带亲笔信到英山，面交许继慎。信中诡称许愿与他挂勾，欢迎许带队伍过去。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许继惧同志，连人带信一起送交军部。张国焘正苦于无从下手，便抓住这个机会，在后方机关逮捕军委参谋主任李桂荣和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的妻子，采取逼供信的手法，炮制出所谓“许继慎、熊受暄等九人委员会，确有准备把部队拉到长江边，于九月十五日举行暴动，投降蒋介石的全盘反革命计划”。于是别有用心地把红四军领导人与中央分局在红四军行动方向上的分歧，歪曲为敌我之争，制造了在红四军中开展肃反的借口。 　　采用逼供信，制造冤案 　　鄂豫皖根据地的党组织和红军，处在强敌包围之中。既要对付敌人的军事“围剿”，又要防备敌特从内部破坏。不能否认在斗争紧张的时候，革命队伍内部变节投敌的事也有发生。早先，在特委时期开展过肃反锄奸工作，打击了反动豪绅地主和混进内部的敌探和叛徒。由于比较注意政策，杀人少，对保卫根据地，安定社会秩序，巩固党和红军起了积极作用。因此，“有反必肃”，提高革命警惕，保持内部纯洁，是革命利益的需要。 　　张国焘利用革命人民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心理和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以中央分局书记的身份号召根据地军民：“打破敌人内外夹攻，肃清敌人在党内军内隐藏的内奸”。把所谓的反革命分子活动的罪证登在报上、印成传单，广为散发，欺骗和蒙蔽干部、战士。不少人信以为真，以为红四军内真的出现了“反革命集团”，掀起了军内“肃反”的狂热。张国焘为从组织上保证其错误的肃反路线的贯彻执行，撤销了曾中生的红四军政委职务。派陈昌浩赶到前方接任红四军政委职务。并命令红四军立即北返。陈昌浩于九月十三日赶到军部，立即逮捕了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等二十余人，开始了大肃反。这时部队边行军，边打仗，边肃反，情况紧急。陈昌浩又把正在指挥作战的十二师师长许继慎、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等逮捕。他们一面捕人，一面大造混淆两类矛盾的错误的肃反谬论。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列宁报》发表社论提出“要把肃反工作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从“不正确的政治观点斗争中间去寻找反动组织的线索。……和不正确的倾向斗争，一定能够发现敌人的组织。”⑥鄂豫皖分局监委甚至提出“从日常生活的表现中去找到反革命的线索。”⑦他们把大量的内部矛盾，用对敌斗争的办法来解决，将工作中的过失，指挥上的失误都作为政治问题，敌我问题，予以打击。说战斗失利，是团长、政委故意破坏，战斗中伤亡大，是团长、政委有意将部队带往敌人火力网；对伤病员照顾不周，是院长、政委破坏。作风上的毛病也作为反革命行为对待。肃反深入到基层，思想认识问题，也成了政治问题。“红军中表现畏缩的分子，对革命前途表示怀疑的分子，受过责罚的分子”，⑧甚至当过和尚道士的人，都作为异己分子，加以清洗。凡是被捕者，都是先定罪名，后用酷刑逼供。张国焘也不得不承认“被审问者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几乎无法为自己辩护，甚至刑讯的事也发生不少。”⑨根据口供再捕人，辗转株连，捕杀数千无辜者。而张国焘却说，红四军中实际被整肃的只有百余人。想赖账，想掩盖罪责，是枉费心机，只不过欲盖弥彰而已。陈昌浩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彭杨军事政治学校作的报告，就是一份铁证。他说：仅两个月时间，在红四军中“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张国焘不会愚蠢到连加减法都不懂吧，把一千多人说成一百余人，不是谎言，是什么！ 　　张国焘在红四军中的肃反，当然得到王明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完全支持。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日中央给鄂豫皖中央分局一封信，表示“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并声称，中央已得到情报，许继慎包庇大土豪，勾结改组派。要中央分局对许进行严厉的考查。张国焘更肆无忌惮了。于是于一九三一年底，将红四军中“屈打成招，辗转株连”的经验，用中央分局给各县委指示信的方式，推广到地方。大捕杀的恶浪波及到各部门各系统，被错捕错杀的，又何止千人啊！ 　　大肃反几乎把领导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六霍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与红军的负责人都杀害了。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是参加改组派、第三党、AB团。这纯粹是诬陷，是莫须有的罪名。这三个不同政治背景的组织，在鄂豫皖苏区没有什么组织活动和影响。被杀害的红军指挥员、地方党政负责人和群众领袖中，从现在所看到的历史资料记载上，还未发现哪一个是真反革命。据曾经在红四军和鄂豫皖根据地担任领导职务的一些老同志回忆，在他们当中找不出哪一个是改组派、第三党、AB团。徐向前同志一九五八年回忆这段历史说：“改组派、AB团，是王明搬来的，我看没有一个是真的。我熟悉的一些人，不过是成份不大好，有的作风上不大好。都是有文化的。⑩郭述申同志回忆说：“鄂豫皖时期被肃的指挥员、干部中，我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是反革命。”(11)鄂豫皖苏区肃反中被杀害的干部，大大超过战场上牺牲的人数。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左”倾机会主义者居然办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确是“模范”，不过是充当反面教员的“模范”而已。 　　张国焘是历史的罪人 　　鄂豫皖苏区肃反，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且影响深远。 　　一是削弱了红军的指挥能力和战斗能力。红四军中有战斗经验的老干部几乎被杀光了。陈昌浩也承认“现在红军中军政党团的干部全部改造了。”(12)“红四军主力四个师十二个团的干部，只剩下两人。有的团，营以上干部换过三遍，连、排、班干部，前后也换过两至三遍，有的换过四次。有个团，被杀的班长以上干部有五百多。”(13)大杀大换，严重削弱了红军战斗力。 　　二是损害了党的形象，降低了党组织的威信。一大批经过斗争考验的、深受群众拥护的领导干部、群众领袖，都成为改组派、第三党、AB团，真正的共产党员在哪里呢?群众迷惑不解。一九三二年后，在红军和地方苏维埃中，出现了不愿加入共产党，不愿当干部的极不正常现象。 　　三是出现了极端反对知识分子的恶劣倾向，影响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和稳定。鄂豫皖苏区有一批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投身革命斗争的知识分子，经过较长期的锻炼和考验，已成为党和红军的领导骨干。张国焘把他们摆在不平等的地位，予以压抑。他说：“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14)肃反开始提出“把知识分子从党内洗刷出去。”(15)许多知识分子被杀害。它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仇视、排斥知识分子，给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带来困难。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九日鄂豫皖省委向中央报告，诉说没有知识分子，工作困难的窘景：“鄂豫皖省委也没有专门秘书。……一个简单的信条子都是书记自己写。地方县委中多是政治、文化水平很低。全苏区没有一个写得文句清楚的秘书，有的游击队和区委无一人识字，有的游击队中连写账的人都没有。” 　　四是助长了家长制的统治。鄂豫皖苏区有一批联系群众，了解乡土风情的干部，他们对张国焘推行的脱离根据地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提出不同意见，本是马列主义政党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现象。由于张国焘顽固执行王明“左”倾路线以及家长专制的作风，根本不允许党内有不同意见，把党内矛盾用对敌斗争的办法解决，利用肃反的机会，打击、迫害持不同意见的干部，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助长了党内盲目服从的风气。总之，肃反的后果是严重削弱党的领导和红军战斗力，加剧根据地的困难，对第四次反“围剿”的失利有一定影响，阻碍了鄂豫皖边区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因此，一九三一年九月开始的，在鄂豫皖苏区红军部队和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内部的肃反运动，是完全错误的，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颠倒过来。 　　张国焘对鄂豫皖苏区肃反的错误，负有推卸不了的历史罪责。他任中央分局书记期间，卖力推行王明“左”倾路线，亲自主持肃反工作。而且他个人的思想方法极端主观，品质十分恶劣，为排斥持不同意见的干部，在肃反中不择手段的陷害干部。他亲自审问过许继慎同志。只要不带偏见，许的问题是完全可以搞清楚的。可是他一面承认许继慎、曾中生坚持南下正确，一面又诬陷许继慎坚持南下，是为了到长江边“投敌”。从对许继慎同志的迫害开始，肃反完全是在逼供信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批批的改组派、第三党、AB团被制造出来了。张国焘对鄂豫皖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明明是历史罪人，却装扮成正人君子，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事。《我的回忆》的“整肃”一章中充满着无耻谎言；他的老婆杨子烈为张国焘涂脂抹粉，出来帮腔，说什么“更难得的是张先生能客观冷静，所述力求其真”。(16)骗子加骗子，妄图用谎言欺骗不明真相的读者，那是徒劳的。如果说难得的话，《我的回忆》的确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谎言一揭穿，张国焘的可憎面目就暴露在人们眼前，让张国焘和帮腔者们在铁的事实面前去丢丑吧! 　　(原载《党史研究》1981年第2期)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 　　②③张国焘：《给中央的综合报》(一九三一年十月九日)。 　　④见安徽省皖西革命斗争史编写组鲍劲夫同志在鄂豫皖苏区历史研究会一九八〇年年会上发言材料。 　　⑤张国焘：《我的回忆》。 　　⑥《列宁报》社论《肃反与两条路线斗争的联系》(一九三一年十二月)。 　　⑦《鄂豫皖分局通告第一号》(一九三一年十二月)。 　　⑧《鄂豫皖分局通告第十四号》(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⑨张国焘：《我的回忆》。 　　⑩《访问徐向前同志记录》(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11)《访问郭述申同志记录》(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12)陈昌浩：《关于此次肃反详情报告》(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13)徐向前、倪志亮：《鄂豫皖苏区和红军历史材料》。 　　(14)张国焘：《在鄂豫皖分局第一次扩大会上的结论》(一九三一年六月)。 　　(15)《鄂豫皖分局给陂孝北县委的指示信》(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 　　(16)杨子烈：《张国焘先生的略历》，见《我的回忆》。 　　 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盛仁学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