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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在长征中分裂党和红军的历史不容篡改

王秀鑫 李仲英

王秀鑫 李仲英 　　举世皆知，张国焘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人。可是，他在《我的回忆》中却颠倒是非地说，“毛泽东等破坏了中共和红军一致行动的最高原则，私率一、三军团单独行动，结果造成中共和红军的分裂。”这是对历史的篡改。让我们翻开历史文献和资料，用事实揭穿他这个厚颜无耻的阴谋家、野心家的真面目吧! 　　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就开始了。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三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后，党中央分析了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形势，宣布继续北上抗日。六月十五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与蒋介石卖国宣言》，指出“蒋贼已将等于半个欧洲的中国领土双手奉送给日本帝国主义，而且动员百万白军拦阻红军北上抗日”，“现在中华苏维埃政府继续宣布对日作战，号召全中国海陆空军与红军携手共同北上抗日”。六月十六日，中央军委电示四方面军：“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 　　但是，张国焘却反对党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两军会师后，他派黄超到彭德怀同志住处，送去一些牛肉干、大米和二、三百元银元，挑拨一方面军内部的团结，表示不同意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说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由于彭德怀同志高度警觉，认为黄超来意不善，不予理睬，张国焘的卑鄙行径未能得逞。六月十七日，张国焘致电党中央，提出由于北川地区地形给养条件不利，敌人已有准备，不宜向北向东，可向西或向南进攻。 　　六月十八日和二十日，中央军委又先后两次复电张国焘、一再指出北上抗日方针的正确。十八日电报指出，“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二十日电报进一步强调“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并令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为了统一认识，进一步明确今后的战略方针。六月二十六日，党中央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同志在报告中分析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指出今后的战略方针应是向北发展，在岷山山脉以北地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主张红军“迅速前进”，“向松潘与胡宗南作战”，要求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意志”，“指挥统一”。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应力争在六月底突破”岷江以北地区，并指出四方面军是主张南下打成都的，应向他们作解释工作。朱德同志也主张“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刘少奇同志亦表示不同意向南发展，指出“不能向成都去”。当时张国焘强调松潘以北地区的情况不了解，怕立足不稳，提出战略方针应“向南向成都打”，由于多数同志同意向北发展，他也表示赞成。六月二十八日，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提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在会议期间，张国焘要求改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党中央拒绝了他的意见。毛泽东同志指出，应由党中央统一指挥。并建议“统一指挥问题。责成常委军委解决。”六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拟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计划打下松潘，攻占平武，尔后北上甘南，沿文县、武都一线前进。六月底，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自懋功一带继续北上，向毛儿盖行进，以便求得迅速占领松潘。 　　可是，张国焘在反对北上抗日方针没有达到目的后，即在行动上违抗和破坏北上方针的贯彻执行，大搞分裂。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回到杂谷脑驻地，仍坚持其南下方针。六月三十日，他致电党中央，再次反对北上，提出一、四方面军应就地向北稍扩张些，主张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一部向西康发展。七月，他在杂谷脑召开四方面军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攻击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同时，张国焘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延宕红四方面军的行动，频繁地进行篡权活动。七月一日，他致电党中央，叫嚷“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在张国焘的指使下，七月九日川陕省委致电党中央，提出“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建议由陈昌浩但任红军总政委，七月十八日，陈昌浩又致电朱总司令，建议“焘(指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给军委独断决行”权，还威胁说。“不然无法顺利灭敌”。党中央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为了团结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八日，中央军委发出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的通知。七月二十一日，党中央在芦花召开会议，与张国焘会商解决组织问题，几经曲折，他才同意四方面军主力向毛儿盖集中。到了毛儿盖后，张国焘又提出组织问题还未完满解决，又拖延占领松潘的计划。 　　八月四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讨论当时的形势与任务，重申了北上抗日的方针，五日，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指出继续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必须在红军中反对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必须在红军中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一、四方面军的兄弟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在党中央耐心教育与大多数同志的解释批评下，张国焘同意了决议。沙窝会议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决定陈昌浩、周纯全等三人参加中央政治局，陈昌浩为前敌总指挥部政委。 　　由于张国焘延宕攻打松潘，致使《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如期实现。八月初，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胡宗南部主力已集结松潘地区，薛岳部已进抵文县、平武，并相互策应。这时，红军已不可能按原路线北上，否则，就有覆没的危险。党中央不得不改变进军路线，决定向夏河流域前进，由毛儿盖出发，经过草地北上。 　　这时，张国焘仍和党中央唱反调。沙窝会议后，他在四方面军干部会议上，提出向青海、甘肃边陲地区发展的主张。八月十五日，党中央电示张国焘，指出“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需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二十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又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要求“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的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继续发展之有力的支柱与根据地”。为了贯彻这一方针，中央军委制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 　　当时，党中央曾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分兵两路北上。右路军集中于毛儿盖，在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下，从毛儿盖经草地到班佑。党中央随右路军北上。左路军集中于卓克基，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下，从卓克基经草地到阿坝，然后东向班佑会师，两路军一起继续北上。 　　八月二十日，右路军开始进入草地行军。在途中，中央政治局于二十四日致电张国焘，要求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右路军经过七天草地行进，到达班佑巴西一带，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但是，左路军过了草地到阿坝一带后，迟迟不到班佑巴西一带与右路军会合。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又电告张国焘，中央已制定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待左路军会合后，即集中红军主力向武都、西固、岷州等地前进。在党中央一再催促下，九月三日，左路军先头部队红五军团进抵墨洼附近，但张国焘又借口葛曲河水涨，不愿继续东进。九月三日，张国焘为改变北上方针而南下致电党中央，说什么“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并要求右路军南下“回击松潘敌”。接着，他便擅自决定左路军三天内返回阿坝，拒绝东出与右路军会合。同时，张国焘密电他的支持者陈昌浩，要他挟持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密电发至右路军指挥部。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获悉，立即报告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随即亲到陈昌浩处商谈行动方针，陈昌浩称：张总政委(即张国焘)来电要南进，毛泽东同志表示行动方针问题，必须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于是，毛泽东、张闻天、博古三同志到三军团司令部周恩来和王稼祥住处举行会议，在张国焘企图要挟党中央的危机情况下，党中央不得不当机立断，决定率一、三军团于九月五日凌晨先行北上。 　　一、三军团先行北上后，陈昌浩派右路军副参谋长李特送信给彭德怀同志，要他停止北进。彭德怀同志严词拒绝，并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叫李特转告张国焘，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川康十分不利，希望他认清形势，率部跟进。九月九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说：“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们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的困难环境，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张国焘置之不理。当日，他即复电中央军委，顽固坚持错误，要“乘势南下”。十日，党中央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上”，“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走草地”，“南下是断路”。十一日，中央又电张国焘，指令他“立即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张国焘仍执迷不悟，九月十二日，他致电一、三军团，诡称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妄图诱令一、三军团南下。同日，党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是“绝对不可容许的”，号召四方面军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九月十四日，党中央又致电张国焘，明确地说：“中央先率领一、三军团北上，只是为着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三十军、四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北上。”九月十九日，一、三军团到达甘南哈达铺，改为北上抗日先遣支队，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毛泽东同志兼政委。支队在此停留数天，等候张国焘率部北上。 　　综上所述，张国焘违抗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关于北上抗日的决定，破坏中央军委关于《松潘战役计划》和《夏洮战役计划》的实施，拒不执行中央的电令，企图凭借手中的兵权，要挟中央服从他的南下退却方针。这些事实有力说明，破坏党和红军一致行动的是张国焘，而不是别人。在《我的回忆》中，张国焘攻击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是“破坏了中共和红军一致行动”，这完全颠倒了是非。至于张国焘攻击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是所谓“私率”，更是无稽之谈。第一，一、三军团先行北上是党中央在张国焘破坏红军共同一致行动和要挟中央南下的严重情况下作出的决定，它维护了党的根本利益，保存了红军的力量。第二，这一行动坚持了党历次会议决定的北上抗日的方针，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前进。第三，一、三军团先行北上后，党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告诉他一、三军团先行出发是为全军北上开路，要求他率部随即跟进，并且，先遣支队还在途中停留，等待张国焘率部会合。所以，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是非常正确的行动，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私率的问题。张国焘颠倒是非的胡言乱语，掩盖不了他分裂党和红军的罪行。 　　一、三军团先行北上后，张国焘更疯狂地继续着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他炮制了《大军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十七日发布南下命令，九月下旬强令左路军和右路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第二次过草地向马塘、松冈、党坝一带集结。十月五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公开揭出反党黑旗，非法作出《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宣布成立“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宣布“毛泽、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十二月五日，张国焘狂妄要求取消党中央。他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乙、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丙、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至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张国焘从搞小组织活动，一直发展到成立伪中央，严重地破坏了党的统一和纪律，是我党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反党事件，是凭借枪杆子进行反党分裂篡权的典型。 　　张国焘在长征中分裂党和红军的历史，是他当时的言论和行动写成的。他在《我的回忆》中篡改自己不光彩的历史，是枉费心机的。 　　张国焘在投靠蒋介石后，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六日发表了《敬告国人书》，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民国二十四年夏毛泽东领导之一方面军与本人所领导之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当时曾发生不同意见，毛泽东等估计长征是胜利，主张应北出陕西，形成川陕甘根据地，重建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本人彼时估计长征是失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前途早成过去，吾人应在川西和西康地区域或甘肃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中央军休战，再图举国一致抗日方针之实现，因为两种主张未能一致，遂至形成中共之分裂。”在这个叛党声明书中，张国焘当然不会承认他分裂党和红军的罪行，但却谈到了他主张南下是由于对形势的悲观估计，南下和北上之争开始了分裂。可是，《我的回忆》却矢口否认他反对北上是分裂的开始。两相对照，《我的回忆》与他的叛党声明书也是自相矛盾的。这种矛盾的出现，恰好说明《我的回忆》是张国焘妄图用谎言篡改历史的拙劣表演。 　　(原载《党史研究》1981年第3期) 　　 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盛仁学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