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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叛逃以后

刘建阜

刘建阜 　　一九三八年四月，张国焘经过一番密谋和策划，在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和胡宗南的保护下，逃出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了国民党政府临时首府武汉，投靠了国民党，开始了他叛徒的后半生。 　　了解张国焘叛逃以后的一些情况，看看这个叛徒的下场，对我们和子孙后代都是很有教益的。但是，过去我们对张国焘叛逃后的情况知道得很少，似乎只知道他到国民党那里当特务去了。实际情况怎样?他叛逃后干了些什么?国民党蒋介石对他怎样?张国焘死后，国民党报刊发表了一些有关文章，除给他较低的评价外，我们从字里行间了解到张国焘在国民党蒋介石那里处境并不好，既未加以高官，也未给予厚禄，受到的是冷遇、排斥甚至打击。他的晚年更是悲惨。 　　张国焘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一日逃到武汉的。到武汉后晋见了蒋介石。并向蒋介石表示了“悔过”之意。蒋介石立即派陈立夫与张国焘晤谈。晤谈中，张国焘泄漏了我党大量机密，当陈立夫问他想干什么工作时，张国焘表示希望办一刊物，“从思想理论上揭发共产主义不适于中国……，唤醒一般青年人的幻觉，迷途知返。”但未得到蒋介石的批准。随后，蒋介石将张国焘交戴笠“招待”。笠把张国焘安置在武昌一个极为神秘的地方严加“保护”起来。国民党的一些特务组织象审讯一样，轮番地从张国焘口里索取有关我党我军的情报以及党的地下活动线索。据蔡孟坚(一九三一年曾任国民党武汉警察局长捕获叛徒顾顺章，现在台湾)讲，特务们为从张国焘身上获取大量我党我军情报，竟使张处于很窘迫的地位，甚至不得不跑到蔡家“避难”。可见国民党把张国焘当成了一只猎犬。在武汉期间，张国焘曾会见住在武昌粮道街、受戴笠“保护”的陈独秀和罗汉、张东荪等人，来往密切，但具体情况不详。只知陈独秀曾告张“少管闲事”，并托人劝张早日离开武汉。在武汉失守前，张国焘应广西“朋友”之邀到桂林观光，但国民党广西省建设厅长黄公度(曾是托派)在张到桂林的第三天，在他所办的《建设杂志》上全文公布了共产国际开除张国焘的决定。张国焘大感丧气，认为这是省里有意戏弄讥嘲他，因此败兴离桂去渝，住重庆“张家花园”。 　　张国焘到重庆之初，国民党没给他安排具体工作。他曾应戴笠之邀到磁器口军统局办的特务训练班“讲课”，每周两小时，内容主要是如何从思想上理论上反共的问题，但是特务们相信的是武力反共，对张国焘的那些“道理”根本听不进去，因此，张国焘每讲课时，特务们极为冷淡，反映不好，张为此深感失望。大约一九三九年初前后，张国焘通过同乡、朱家骅的亲信机要秘书甘家磬的关系，认识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朱又是北大毕业，与张国焘算是“同学”。朱家骅慕张国焘之名，推荐他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反共设计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张是无功受封，特务们甚不服气，更不信任，仅给他安了一张办公桌，有时让他参加一些会。为此，张国焘曾感叹地说。在这里我“无计可设，无公可办，每日坐一、二小时，颇无聊。”不久辞职。后由朱家骅推荐，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一九四一年十月、一九四五年七月，分别任国民参政会第二、第三、第四届参政员。国民参政会本是国民党政府的谘询机关，样子货。参政员均系由国民党政府“聘请”的各党派代表，以国民党籍的参政员为主体，无党派人士甚少。张国焘在参政会中既无党派，又不是知名的无党派人士，又有共产党叛徒之名，再加上参政员的活动多系代表党派活动，因此，他在参政会中活动不开，无政可参。 　　张国焘在重庆期间，除继续保持与陈独秀的联系外，还会见过另一叛徒何畏——原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何畏是张国焘路线的忠实追随者，犯有严重错误。张国焘叛逃后他决定走张国焘的道路，当了叛徒，被国民党特务扣押。他致函张国焘求救。张持何函去找戴笠，央求戴将何速送来渝共谋反共“大计”。戴虽然表示同意，但仍拖了半年之久才将何释放。何见张时大哭大悔，说什么“失去了大批部队归向的机会”。其意是说，如果早释何来渝会张，他们可以阴谋策划我四方面军部队投靠国民党。这是叛徒的痴心。后来何畏投靠了中统局，成为国民党特务。南京解放前夕，这个叛徒投江自杀。 　　总之，张国焘在重庆虽积极从事反共，但未得到主子的赏识，处处碰钉子，坐冷板凳，甚感无聊，不得不常约二三狗友玩麻将牌自作消遣。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前夕，蒋介石召见张国焘，叫他草拟一个如何管理全国粮食和物价问题的方案。他尽管在这方面一窍不通，却不负主命，到处搜集资料，熬了几个夜，写就一个万言书复命，但如石沉大海，既未采纳他的意见，也未给予回音。 　　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张国焘通过同乡、当时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长的熊式辉向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推荐，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救济分署署长。当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是王陵基。当年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入川时，曾与军阀田颂尧、王陵基交战川北。田、王损失惨重，大败而逃。王陵基因此被刘湘撤职，拘禁数月，是为王陵基终身之恨。张国焘到南昌就任署长，王陵基旧恨未消，因此给张以冷嘲热讽，多方刁难。张国焘到职不满两个月，就被排挤去沪。 　　张国焘到上海后，坐了近两年的冷板凳。到一九四八年六月，他筹集了约一百二十两黄金的经费，邀集一帮人，在四达路(旧施高德路)办起了周刊“创进”。“创进”的工作者都是临时拼凑起来的，其中有纪*(左纟右玄)(现台湾的诗人)、瞿景白(瞿秋白之弟)、魏道明等，总编辑是郑学稼。“创进”主要从事思想上的反共。但并没有得到国民党的重视。例如，按国民党中宣部规定，凡采取反共立场的报章杂志，按月分给官价白报纸(较市价便宜得多)，唯有张国焘办的“创进”不受这种优待。后来张国焘托人向国民党中宣部长黄少谷说情，才配给官价纸。到一九四八年底，国民党百多万主力部队在辽沈战役的惨败和即将在淮海、平津战役中被歼，使张国焘惊恐不安，他见蒋家王朝大势已去，便举家大小于十一月中旬先逃往台湾去了。在台北市新北投租住了一栋房子栖身。反动刊物“创进”停刊。 　　蒋介石逃台湾后惊魂未定，更不会把张国焘放在心上了。再说，这条猎犬已完全失去了使用价值。因此，张国焘在台湾住了近一年，国民党既未安排他的工作，也没过问他的生活。原准备复刊的“创进”也因无房和资金而罢。据说此间曾有人想推荐他任台湾省政府秘书长，可是大批国民党官员拥挤在小小的台湾岛而没官作，秘书长的官位怎么会轮到张国焘的头上呢?结果由于某有力人物反对而告吹。最后张国焘在台北市的住房也被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大员所占，无栖身之处。他看到蒋家王朝已成为历史，一去永不复返了。因此决定离台赴香港，另寻出路。 　　一九四九年冬，张国焘举家到了香港，他化名“凯音”。鉴于过去的政治波折，到港后，他企图采取超然的政治态度，拒绝与一些所谓左派或右派接触，专与第三立场者交往。不久，他参与了顾孟余等人的第三势力运动，创立了“民主战斗同盟”，成为该盟的领导人之一。同时创刊了“中国之声”杂志，张国焘任社长，“战盟”宣传部长李微尘为主编。不久，张国焘与李微尘发生分歧。相处不洽，张辞去社长。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黄金市价逐渐上涨，张国焘见猎心驰，即以其仅有的全部家产五千元美金作押金，到香港金融市场上干买卖黄金的生意。最初颇有收获，后因国际金价下跌，张国焘的老本全部亏蚀，一贫如洗，仅靠大儿子张海威在香港“圣士提反学校”任教所得维持全家粗茶淡饭，其妻杨子烈为生活奔波摔断臀部盘骨，成了跛子。大约一九六一年前后，张国焘应美国肯萨斯大学之约，开始撰写回忆录，费时四载，写就《我的回忆》一书，共一千三百余页，百万言。据说，他在写回忆录时，搜集不少资料，进行考证，终日思索苦忆，写个不停。“肯大”每月给他二千元港币作为生活费。《我的回忆》成书后，张国焘取得一批稿酬。此时，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也写了一本《往事如烟》的回忆，后改为《张国焘夫人回忆录》。以后十余年间，张国焘多靠此版权维生。我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度波及香港，张国焘异常惊恐，移居美国(有材料说他未去美国；由香港去了加拿大)。中美建交后，张国焘和杨子烈移居加拿大多伦多。 　　张国焘夫妇有三子。大子张海威在多伦多研究数学，二子张楚湘在纽约当医生，三子张渝川在多伦多当工程师。张国焘夫妇迁到多伦多与大儿子张海威同住。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张国焘患中风，右手脚瘫痪，卧床不起。按照加拿大规定，凡六十五岁以上老人，均可申请享受政府福利救济，住官办养老院。张国焘夫妇一跛一病，住儿家多有不便，因此，张国焘申请住了一个官办免费老人病院，杨子烈住进官办养老院。张国焘住的老人病院条件很差。病人多，护士少，医生更少，除每日服侍三餐外，平时病人按铃多数不理。张国焘和另一个外国老人挤在一间约六七平方米的小房里，床窄而小，他终日睡在狭窄的小床上。冬天到来，病院有时关闭暖气。冻得张国焘发抖、呕吐。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初，多伦多满天大雪，天气异常寒冷。二日夜间，张国焘翻身时被子、毛毯掉在地下，叫人无人，自己又动不了，至三日晨冻死。五日埋葬在多伦多公墓。 　　张国焘死后，杨子烈悲愤地说：“我们……反共四十年，一生未享到半点福，天道真不平呀!”这那是什么“天道不平!”而是自选的邪道所至。历史是无情的判官，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叛徒，是决没有好下场的。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盛仁学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