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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发展经过及肃反胜利的原因①

张国焘

——张国焘给中央的报告(节录) 　　中央政治局： 　　在鄂豫皖苏区破获了一极大反革命组织，事实部分已详昌浩同志的报告中，我仅补充一些昌浩报告中所未提到的问题。其所以形成这样大的反革命组织之原因以及我们为什么在斗争中能获得伟大的胜利。这一肃反比富田事变所得经验还大，可以为全党的教训，特别是各个苏区可以利用这一经验。为要说明这一现状，必须略知这一苏区发展经过。 　　首先要知道的就是这一苏区整个说来，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高利贷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这一苏区第一个发源地是黄、麻。由于1925——1927年，这些共产党员(多半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员长期混合，共产党之无独立政纲，1927年后，经过许多变节、失望、消极与国民党左派去分化，其中一部分党员最具有革命热情，根据他们办农民协会时所获得之农民群众信仰，成立农民政府，组织游击队，最初是采取了土匪行为的政策，经过了烧杀、苦战、立三路线，以至与真正土匪之分化，终于把赶走了和杀死了的地主土地分给了一部分农民。可是立三路线之军事冒险竟能客观上纠正了一些军事上的畏缩、右倾机会主义，利用时机还缴得敌人一些枪枝，显然右倾的实质依然是发展着，因此形成了一部分斗争坚决的干部，并有一部分贫农、雇农和中农(由于农民所受的痛苦太深)当然也与富农混杂着拥护这些干部，这样就形成了最有根基的黄、麻赤区，一部分最精干的红军和党的基础。这苏区第二个发源地是商城。1927年国民党叛变后，大部分商城共产党员实是国民党左派，就打着共产觉的旗帜，实际与国民党左派勾结，或明或暗的反对共产党，将农民的武装缴交民团，为地主豪绅捕杀共产党员及革命农民，所谓共产党就大部分加入民团，其中有一部分所谓党员虽然做着反革命行为，心中仍不愿意完全叛党，因此乘着机会与民团分离，挂起红旗，后又经过杀党代表、党的巡视员，阴谋捕杀郭述申、刘英不遂等事变。这些所谓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改组派失势的时候，就采取了脚踏两只船的政策，明为共产党员，暗中与国民党左派勾结，成则为工农革命之英雄，败则摇身一变而为国民党，无所谓土地革命，不过与农民最痛恨之部分的地土豪绅斗争，土匪流氓都被拿入党、苏维埃与红军中，也因为农民受痛苦之深，得着一部分农民拥护，形成商城之赤区与红军。实质商城党、苏维埃和红军中的领导人物，如周维炯、陈慕(党的负责者)等始终与改组派联系着。至于六、霍、寿县等处的党的组织，始终是地主、富农分子占绝对优势。 　　在这三四年中混进这赤区和红军中来的有不少的自首告密变节为国民党捕杀共产党员的所谓共产党员(奸细)，有的是自己混进来的，有的是从信阳等处党的组织介绍来的，其中一小部分并是中央及长江局介绍来的，许继慎、熊受暄即为其首领，就是国民党、蒋介石、改组派、各国民党军队、当地地主民团派选进来的侦探也不少。 　　在这种复杂情形之下，最能影响此地一般政治方向者有以下的例子： 　　一、曹大骏来，在烧杀政策未尽转变时，主张联合富农、保护中小商人、大赦三大政策。 　　二、立三路线时代，由参加去年5月第一次苏维埃大会回来之当地代表，主张杀尽富农，实际没杀着富农，反而与中农破裂了。 　　三、三中全会后，曾中生同志等来这赤区，其积极作用就是努力对付敌人之“包围会剿”获得一些成绩，未经斗争的纠正了一些立三路线最明显的错误，对当时党及红军中没有政治斗争，却盛行了一些无原则的私人意气斗争，采取了一种家长制度下的调和手段，由立三路线的实质所形成之政策依旧继续着，对红军干部并未与其错误行为斗争，对内实行向群众借粮借钱，实际上是欺骗热心革命的劳苦工农，不没收地主家财及征发富农，因此放松了阶级敌人，对外即优容对白区群众的掳劫行为。表面上看，曾中生同志来后，似乎团结了整个干部而得到当地同志一些信用，实质党、苏维埃及红军中暗藏着许多危机，反革命的大活动。 　　国焘、昌浩4月11号到达黄、麻赤区中心，泽民、维宁(他是改组派元老)亦于此时到达金家寨，因敌人包围紧急，4军又有南下截断长江之错误政策已开始执行，因驰往军中纠正。麻埠独山一战，许继慎抗不遵命，让12师(只四营兵力)及30团与敌五团之众苦战，他带三团兵力应于上午11时前接应上去，事实上亦绝对能办到，但他到下午5时才到达，还不是军部所指定的地点，并用小团体的派别斗争反对邝继勋同志，因在麻埠4军会议上予以严厉批评，指出他是国民党军阀的行为，并提出在4军中反对国民党军阀式的残余，建立真正红军的基础。红军中如乱拿农民的东西等事件更数不胜数。曹大骏、熊受暄等并反对将麻埠反动派的财产分给当地贫苦工农。麻埠、独山之敌既退，皖西赤区稍得巩固，对皖西全盘工作匆忙布置一番。因为回师黄、麻，正是吉鸿昌部扰我赤区之后，敌军正企图进攻我新集，二次包围正在紧张，中央分局即于5月11日之军事紧急中急速于新集成立。  　　在泽民同志等到达皖西后，中央分局成立之前，此间同志都奔走相告：谓泽民来将使此苏区塌台。因泽民曾指出中生之立三路线，笃三在苏所犯错误，并批评其他同志之错误，他们认为这是引起党内纠纷之行为，泽民关于巩固苏区之提议亦被认为是保守观点。这些同志由于对立三路线之不了解，甚至认为反立三路线之斗争亦是意气争执，是党中不好现象，根本不了解党内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及至我同昌浩同志到达时，许多同志向我说：“你来的甚好，我们拥护你所领导的中央分局”。其意是国焘究系老干部，决不致如泽民之荒唐。但是这些同志那时对国际及四中全会的路线及中央分局执行这正确路线之设施，却了解得很少，甚至反对。彼时大多数好的干部，甚至最好之干部，后来成为拥护中央分局所执行之中央路线的坚决分子，亦对中央分局及其路线或中央分局之某同志有些怀疑。因此，中央分局在其初成立时，就是始终站在原则的立场上，企图将好的干部团结在自己路线的周围，力求一彻底转变。改造了黄、麻赤区一些党的县委会，过去这些县委会中常委有不少地主、富农分子，因此撤换了他们而代以工人及贫农出身的积极干部，这样就造成了后来各县委书记八个之中工农占了七个，和各县委会常委工农积极干部占大多数之局面。在重分土地及此次肃反之中表现都还坚决，彼时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仍是宣传，至多才实行到县委。红军中之公开反对中央分局路线的分子曹太骏等即被撤职而代之以最好干部如甘继时(黄安县委)、官叔衣(少共负责者)等。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实际在中央分局成立后才建立起来，由一当地的最好工人干部周纯全同志负责，慎重选择五个以至十个斗争积极的工农分子组织起来。到现在不但保卫总局有了三百个以上的工作人员，就是各县分局也成立起来了，而能起相当作用；百数十人工作，后来在肃反中就起了他的极大作用。但是那时不仅是天天要对付敌人的“包剿”，而且粮食极困难，一方面要解决粮食，同时农民对生产兴趣极低，当然是过去错误政策所造成，因设种种方法提高农民生产，如提倡赤区内无论男女老少种南瓜五棵，节省粮食，不使赤区有一寸荒土等政策，据计算黄、麻赤区那时至少有四万人绝对无粮食，皖西无统计，因红军家属无粮食几乎动摇了红军，但结果粮食危险安然渡过。 　　经过准备之后，于6月28日举行中央分局扩大会。在正式会议中，一般同志均同意中央分局的路线及决议全文，至多在会场上对中央分局有一些次要的批评而已。但在会场上就有许许多多同志中之议论，表示其对中央分局之不满，不是说中央分局督促批评太严，就是说中央分局使党员恐慌离心，不敢说话，不敢做事。因中央分局公开批评了陈定侯(当地同志，后来发现他是改组首领)极端右倾的关于工会问题的文章，他就到处宣传其他同志不敢做文章了，因做文章受打击，此种言论并未遇党员群众的反抗。就是中生同志也经过了中央分局与他的两天会，批评说服他对中央分局之不满是不正确的，在他完全承认错误与允许将中局路线传达到4军中去后，中央分局才赞成他继续4军政治委员之工作；但他始终不出昌浩同志之批评，对中局采取了外交手段，他到4军后，不但没有传达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决定改造红军之任务，反进行反中局之斗争。他如在这次扩大会中之好干部就更团结中局周围，对路线有更正确的了解，形成了一个有多数当地工农干部参加的中央分局委员会，其常委会除泽民、国焘、昌浩外，有周纯全、高俊亭、王平章、郭述申同志参加，的确组织一个最适当的中局，并且因此就立下了苏代大会成功的基础。 　　接着就于7月1日开全苏区代表大会。事先中局就改正了过去所规定的国会选举式的选举代表办法，因其结果将会阻碍工人及贫农当选代表，反给富农及知识分子当选的许多便利。并规定富农无公民权利，各乡每二千贫农、中农中，红军一千人中，工人五百人中，直接选举一代表的办法，并在选举运动中改组苏维埃及宣传大会大纲。结果苏代会到四百代表，工人约五十，贫农二百八十，中农也有五十，红军约二个人，开会八天，讨论了土地、劳动、经济、肃反、武装等政策及苏维埃建设；但是代表们最注意的是土地问题。大会结果极佳，大会后就发动一个重新分配土地，反富农的斗争，虽然在分土地中仍有不少错误，如共产党员及苏维埃负责人窃取土地革命利益及仍有地主、富农获得土地等，但大体来说，的确是在向正确路线转变，尤其是黄安重分土地进行得热烈而较好。 　　苏代会后，接着就是西余集之军事会议。其时援助中央苏区之任务正紧迫，赤区周围又无粮食，敌人“包剿”那时亦不甚紧张，并为反对4军干部出武穴之观点，因有出潜、太回师取六、霍县城以巩固皖西赤区之决定。这一决定实是战略上的错误，而红军之改造虽然都严重提出，但没有执行，仍然是一种空文。 　　此时秋收斗争正紧张，我们在秋收斗争中获得了胜利，重分土地，经济政策的实行等，同时赤区内开始一个大的时疫，群众病者三分之二，有的机关工作人员完全病了，死者黄安一县就有一万人，至今有许多病人尚未好，而肃反的大斗争就在此时开始了。 　　最初政治保卫局虽然捉到一些反革命重要分子，但没有审问出全盘线索，只杀掉一些反革命的个别分子。但是许多同志已经感觉到红军和赤区有不少反革命组织。8月初就破坏了一个岳维峻所组织的反革命团体，一名AB团，自成一系统，约一百二十之谱，最大多数是岳的旧部。由于过去对岳的机会主义，甚至幻想他，过分准其自由，甚至中央分局成立后，组织保卫局，始将其禁闭起来。岳经常供给这一反革命团体之计划和经济，建立赤区内外之交通网及侦探网，联络赤区一切反革命分子及组织，计划于9月15日暴动，毁医院药房，抢岳维峻出去，岳之参谋孟守先亦为其组织者，已枪毙。其宣传要点就是红军生活不好，白军生活好、势力大等。因为岳之反革命组织之破坏，就部分的破获了黄麻赤区AB团的组织。它们团结了富农、地主残余流氓首领等，也有9月15日暴动的阴谋。并在他们的供词中，说明过去AB团、改组派、第三党各种侦探是从各方面来的，于今年春间即企图统一，而且成了功。民团侦探，蒋介石及赤区周围各军队派来之侦探、改组派、AB团、第三党在许多实际行动中已充分证明联成一气。这时我们就知道反革命必然有一中心组织。接着又由政治保卫局破获了一些改组派的县委、区委组织，红军中的破获，皖西反革命重要组织的发现。皖西肃反工作几乎没有，保卫局也混进了不少的反革命。方英同志的错误就是由于没有团结一些真正好的干部在特委的周围。由于皖西反革命之特别多，几乎各级指导机关充满了反革命，没有能及时改造路线，完成肃反，幸政治保卫局以其所发觉的反革命组织(内中有做过多年商城县委负责人、固始书记、赤卫军组织者陈梦尧)，立即通知皖西，才开始了皖西的肃反。 　　这些破获，并证明必然有一反革命的极大组织。因将已发现的红军中反革命重要分子如丁超、陈兴X密函连夜通知中生，嘱其坚决肃反(但后来才知道他将此要函搁置箱里忘记看了)，同时因4军干部在中生领导之下反抗中局的路线及肃反严重，因撤中生之职，派昌浩同志两次坐飞机去皖西，因飞机场不好，不能到达，因又折回启程去4军，9月13日才赶到。在4军干部反对昌浩同志的空气之下，昌浩同志在迅速进行肃反，打破了9月15日许继慎、周维炯之暴动计划。 　　在肃反紧张中，军事委员会之参谋主任李荣桂(他曾在4军中长期工作，做过师政治委员及全军党委书记等要职)，日益表现动摇恐惧，企图洗刷自己。其时并有反革命首领潘皈佛之妻确实供出他来，因逮捕李荣桂，没有费半点力气，他就供出许继慎，熊受暄及他自己之全盘反革命计划，这样就逮捕了许、熊及周维炯等。而反革命之全盘组织就均陆续破获，计从9月13日至现在七十天内，我们用了全力来肃清4军中之反革命及整理4军(详情已详昌浩报告中，兹不赘)。 　　现在我们可以向中央报告，我们在4军中，在黄、麻、皖西的党、苏维埃和地方武装中，肃反都已得确定胜利。以前路线转变不能深入，就是有这些反革命的暗中破坏，曾中生就尽了如李尽如、余笃三联合托派之同样作用，甚至在英山同意放走蒋介石派来勾结许继慎之代表钟梅桥，将另一代表钟俊交许枪毙，后来为许暗中送走。好在中生现在皖西肃反还坚决，这是分局给他一最后机会去改正错误，但是他的错误必须公开批评来教育全党，同时他现在也不能担负重要工作。 　　现在的确开始了全苏区及红军的一个彻底转变，这一转变是执行中央路线之中局领导着工农群众长期斗争过程中所获得的。我们利用了富田事变的经验。将肃反与政治宣传联系起来。党内两条战线斗争正在开展，淘汰异己分子，即黄安一县在两条战线斗争中已经开除二百多异己分子，受批评者不下数百人，但还不深入。红军中的战斗情绪提高，大批工农干部加入红军，他们说，现在的红军才是真正的工农红军了。 　　1931年11月25日于七里坪军中 　　(选自《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参考资料选编》) 　　①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张国焘就鄂豫皖苏区白雀园“肃反”问题给中央的书面报告。 　　 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盛仁学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