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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追随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

于吉楠编著

“投降代表” 　　张国焘摘机会主义的表现形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当着不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革命就不能前进时，张国焘是以“左”倾关门主义来阻碍革命的，在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革命潮流日益高涨的形势下，搞右倾机会主义便成为他反对革命的主要策略。 　　一九二五年，从上海掀起的五卅运动，迅速扩展到各地，形成全国范围的反帝斗争高潮，揭开了第一次国内萆命战争的序幕，大革命的洪流一泻汪洋。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日趋尖锐，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发展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一向反对国共合作的张国焘，突然对联合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右派，异乎寻常地“热心”起来，成了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的左右手。 　　五卅运动后期，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国民党右派，加紧进行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七月，戴季陶主义出笼。十一月，谢持、邹鲁、林森等西山会议派，公开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发出反共叫嚣。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联合国民党左派，向国民党右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同志主编《政治周报》，连续发表文章，指出，国民党右派秉承帝国主义意旨，企图打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战线，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对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必须给以坚决的回击，右派从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并不足以阻挠国民革命，革命派将因此更加团结。 　　当时，形势十分有利，可是陈独秀却错误地估计形势。他悲观地认为，郭松龄部倒戈失败，奉系军阀气焰复张，冯玉祥的国民军四面受敌，这就是革命低潮到来了，害怕我们党的力量大了，吓跑了资产阶级，因此，主张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对国民党右派实行让步政策。他公开鼓吹“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固然应该和国民党左派结亲密的联盟，无论在党内或党外；即右派，亦应与之在每个行动上联合作战”。① 　　在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面前，胨独秀节节退让，实行“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错误方针。张国焘充当陈独秀的“投降代表”，作了一次又一次的丑恶表演。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陈延年等同志计议，要在会上团结左派，打击右派，使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占绝对优势，以巩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但是，陈独秀却来电反对。陈独秀、张国焘在上海，同被驱逐出广东的右派戴季陶，孙科等人谈判，商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指导机关中不得占有过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数，并延迟二次大会，等这些右派头面人物回到广州再开。陈独秀还多次给中共广东区委写信，强调必须退让，指名要把蒋介石、戴季陶，孙科等右派头目，选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促进所谓“团结”。张国焘在订立了这个退让协定之后，于十二月二十日，发表致国民党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宣称：“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虽然他负着为工农阶级斗争的特别使命，可是中国此时的革命是国民革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计，为无产阶级的初步利益计，也就毅然决然的自愿在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旗帜之下，一致进行国民革命的工作”。②同陈独秀唱的完全是一个调子。 　　为了推行右倾退让政策，陈独秀特派张国焘去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张国焘下车伊始，就大肆宣扬退让是绝对必要的谬论，反对开除西山会议派，污蔑坚持正确主张的同志犯了“过左”的偏向，压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向右派让步。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二大”开会以后，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吴玉章等共产党员，抵制了陈独秀的错误方针，联合国民党左派，沉重地打击了右派势力，开除了邹鲁、谢持等人的党籍，给林森等人以书面警告，责令戴季陶反省，会议开得很激烈。但是，张国焘极力推行陈独秀的退让政策，使大会在选举时受到了影响。在选出的六十个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共产党员仅占十四人，而蒋介石等右派势力却在国民党中央占了优势，造成了严重恶果。         　　会后，张国焘回到上海，歪曲事实真相，欺骗舆论，于二月十日发表文章，硬说“所有参加这次大会的人们，没有一个不承认全体代表都在孙总理遗嘱遗像之下，充满革命精神之中……根据孙总理的主义和政纲，以最大多数的投票而决定的。”③     　　然而，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严酷的阶级斗争现实，刚刚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革命军总监的蒋介石，便利用窃取的权力，向我们党发动猖狂进攻，制造了反革命的中山舰事件。三月二十日，蒋介石污蔑“共产党阴谋暴动”，突然出动军队，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住所，逮捕了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扣押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五十多人。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同志主张把一切反蒋的力量集中起来，给蒋介石以坚决回击，并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军队。周恩来同志也坚决主张反击蒋介石，当天上午，立即赶到扣押着共产党员的广东造币厂，当面痛斥蒋介石制造反革命事件、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蒋介石理屈词穷，不得不将关押的人全部释放。那时，蒋介石的实力并不很大，他还没有控制国民政府，在国民革命军中也是孤立的，而工农运动都掌握在共产党利国民党左派手中，并且拥有二千多工人纠察队，还可以调动黄埔学生军，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是可以粉碎的。但是，陈独秀却胡说中山舰事件是由于共产党员过于“急进”，包办国民党事务太多，“当退让而没有退让”的结果，而我们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又不可能压倒蒋介石，除了继续退让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因此，他提出了“办而不包，退而不出”的荒谬主张。 　　四月初，陈独秀再次派张国焘赶赴广州。张国焘一面召开广东区委紧急会议，蛮横地压制共产党员，不准对蒋介石实行反击，一面跑去探望蒋介石，奴颜婢膝地表示“始终支持”他，“希望彼此仍能精诚无间的合作。”④这样，就帮助蒋介石在政治上占了上风，顺利地篡夺了军权。 　　蒋介石得寸进尺，又以“消释疑虑，杜绝纠纷”为借口，在五月十五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所谓“党务整理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人数不得超过全体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的指示，均须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后始能发出。这个阴谋篡夺革命领导权的反动提案公布以后，遭到毛泽东同志和党内多数同志的坚决反对。陈独秀竟完全同意，说什么这样做可以避免共产党“包办”的嫌疑，有利于两党团结。张国焘秉承陈独秀的旨意，在会前同蒋介石秘密谈判，达成“谅解”，然后在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会议上，极力兜售这一反动提案，不顾毛泽东等同志的激烈反对，使用极其卑劣的手段，强行签字接受。结果，在国民党中央任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了，蒋介石则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一举篡夺了领导大权，为后来发动反革命政变做了重要准备。 　　五月底，张国焘完成“投降代表”的使命，溜回上海，向陈独秀报功去了。六月四日，陈独秀便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完全接受反革命的“党务整理案”，胡说什么“贵党‘党务整理案’原本关及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凡为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而于贵党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则“与本党合作政策并无所谓根本冲突，此原则为何，即团结革命势力以抗帝国主义，不问其团结及合作之方式为何也。”⑤同时，陈独秀还发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极力美化蒋介石，说什么“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并把蒋介石一再发动反革命进攻的原因，归咎于“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⑥ 　　陈独秀、张国焘的右倾退让政策，帮助了蒋介石反革命篡权阴谋的实现，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反对农民运动 　　一九二六年七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国民革命军从广州誓师北伐。北伐战争和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相结合，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占领了长江流域。在革命胜利向前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潜伏着严重的危机。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磨刀霍霍，反革命面目昭然若揭。为了粉碎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中共广东区委的负责同志曾到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在北伐战争中对蒋介石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陈独秀借故推托，不予回答，由张国焘出面主持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他故弄玄虚地说，我们的方针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使参加会议的同志，莫名其妙，无所适从。 　　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并不是没有明确的方针，他们的方针就是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自愿放弃革命的领导权，抛弃农民同盟军，使无产阶级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一九二六年七月，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等人，在上海召开四届三次中央执委会议，通过一系列决议，把他们的这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强加给全党。陈独秀在会上作《中央政治报告》时，公然宣称：“资产阶级在民族民主的革命运动中，乃站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依现时世界政治环境，中国的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在事实上，自‘五卅’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已渐渐成了民族运动中之重要成份，且有领导此运动之倾向”。他还污蔑“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或提出口号过高，或行动过左，往往敌人尚未打着而自己已受很大的损失”。会议通过的《农民运动议决案》，百般限制农民运动的发展，规定农会组织“尚不能带有骱级色彩”，“不可简单的提出打倒地主口号”；农民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对民团“要根本消灭这种组织是不可能的”，要“以正绅代替劣绅为团总”。⑦一贯否定农民、不准农民革命的张国焘，积极推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更加反对农民运动。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武汉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陈独秀把张国焘派往武汉，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张国焘到武汉不久，就面临着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大革命风暴。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犹烈地冲击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基础，成为影响革命全局的突出问题。张国焘不但不敢支持农民的革命斗争，反而跟着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右派，反对农民运动。他恶毒攻击湖南农民运动“左倾”，叫嚷这样下去“要出乱子”，必须“纠正偏差”。当时，湖南的国民党右派头目、大恶霸地主刘岳峙，组织“保产党”和“左社”，猖狂反对农民运动。刘岳峙攻击农民运动“赤化”，污蔑农运干部是“地痞流氓”，要农民和地主“联络感情”，“注全力于农产物之增加”，鼓吹由国民党管辖农民协会，如不“服从纪律”，则“分别改组处究”。一九二六年冬至一九二七年初，毛泽东同志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过程中，点名批判了刘岳峙的反动谬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主体的国民党湖南省、市党部，决定查办“左社”，永远开除刘岳峙等人的党籍。张国焘对这件事大为恼火，公然为刘岳峙鸣冤叫屈，极力赞扬刘岳峙的反革命“农运计划”，胡说刘是“著名的左派”，攻击开除刘是粗暴地破坏了国共合作政策，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右倾机会主义立场。 　　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助长下，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四月底至五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革命面临危机的形势下，于武汉召开了。这次大会，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同志虽然参加了，但在陈独秀的家长式统治下，被排斥于大会的领导之外，并被剥夺了在大会上的表决议。他提出的大力开展农民土地斗争、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政权的提案，也被陈独秀压下，没有提交大会讨论。陈独秀在《中央政治和组织的报告》中，继续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对革命形势作出悲观的估计，说什么“我们现在也没有力量推翻上海的蒋介石”，提出革命应退到西北去的谬论。在农民问题上，他叫嚷，“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太右了，可是无论如何，在目前没收一切地主底土地，也是太革命了的。我们在相当时期以内，必须保持一种折衷的中庸的路线”，“加深基础，只有在基础扩大和巩固以后才有可能”。陈独秀还为一九二六年他的机会主义政策辩护，胡说“照当时中央的意见，则戴季陶主义底思想不仅有蒋介石的武装力量，而且中国整个资产阶级都在他这方面。要用我们底力量去镇压蒋介石是不够的。因此中央便通过了退守和让步的策略。我以为党在当时的策略是正确的。”⑧虽然会上几乎所有发育的同志都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并且通过了斥责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但是仍然选举陈独秀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而作为陈独秀左右手的张国焘也被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主要领导人之一，这就使“五大”实际上没有解决问题。 　　“五大”闭幕后不久，湖南长沙发生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武汉地区的形势急转直下，汪精卫集团的叛变已迫在眉睫。毛泽东同志主动向党中央提出去湖南工作。他担任省委书记后，立即组织革命群众对反革命势力进行反击。可是，只有十天，陈独秀竟把毛泽东同志调回武汉，并且指责毛泽东同志对反革命的反击妨碍了国共合作。蔡和森等同志也于六月二十五日致信中央，建议中央即刻检查自己的势力，作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但都遭到陈独秀的拒绝。张国焘紧跟陈独秀，顽固坚持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六月三十日，陈独秀召开党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之武装纠察队为因避免政局之纠纷与误会，可以减少或编入军队”。为了“避免政局纠纷”，共产党员可以“请病假”的名义退出政府。这无异于自动向国民党投降。     　　第二天，张国焘在汉口向国民党记者发表公开谈话，无耻地宣称：“现在的形势很险恶，这大部分是我们自己应该负责任的，民众运动的发展，超过了我们主观的力量与客观的要求，弄得不易驾驭，又引起了当局的反感。现在不能不采取退却的步骤，不退却，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他攻击工农运动“过火”，并叫嚷“如果要想和国民党合作，就不应这样过火”，“昨天中央已经决定将工人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的武装自动交出一部分来。以后，我们的工作应该切实一些”；。他还自欺欺人地说：“据我看来，武汉的局面，可以因为我们的退却而稳定下去”。⑨ 　　局势的发展同张国焘的梦呓恰恰相反，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压制工农运动、解除工农武装，只能更加助长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了惨痛的失败。 　　阻挠南昌起义 　　我们党从大革命的失败中，得了惨痛的教训，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进入了发动武装起义、创造红军的新时期。 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旬，我们党摒弃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成立了由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张国焘等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建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委派周恩来同志为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的书记。这时，陈独秀已经靠边站了，隐居在汉口的一家文具店里，张国焘则继续坚持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七月下旬，根据党的决定，贺龙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同志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朱德同志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以及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等共三万多人，陆续向南昌地区集中。七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同志亲赴南昌，二十七日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 　　在南昌起义临近爆发的紧急时刻，七月二十七日，张国焘突然以临时中央代表的身份，由武汉赶到九江，妄图阻止南昌起义。他一下船，就急忙把前委委员恽代英，青年团中央委员贺昌、关向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等同志找来开会，借口情况变化，别有用心地提出重新讨论是否要发动南昌起义。大家看穿了张国焘的祸心，纷纷表示坚决反对。恽代英同志愤怒地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还有什么可讨论的，谁要阻止南昌暴动，我是誓死反对的!张国焘碰了一鼻子灰，仍不死心，又跑上庐山去拉拢张发奎。张发奎已经叛变革命，在张国焘来九江前，他就同汪精卫，唐生智，朱培德、孙科等人开紧急会议，秘密商定在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严令贺龙、叶挺部队撒出九江，集中在江西省德安和贺、叶去庐山，并通缉恽代英等同志。九江街头，白色恐怖笼罩，反动军警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在这种紧急的形势下，第四军参谋长叶剑共同志，得悉张发奎的阴谋，于七月二十四日秘密来到九江，找到叶挺和贺龙同志，三人在甘棠湖中的小船上开会决定，贺、叶不去庐山，部队不去德安，开往南昌，叶部二十五日开，贺部二十六日开等三件事，以促成南昌起义顺利实现。这时，贺、叶部队已经全部开进南昌。可是，张国焘不顾这一切，于七月二十九日早晨和中午，连发两封密电给南昌前委，说什么“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须等他到南昌后再作决定。周恩来同志和前委其他同志，根据当时的紧迫形势和实际情况，认为起义决不能停止，决定仍按原定计划进行，没有理睬张国焘的那一套。 　　七月三十日晨，张国焘从九江坐火车赶到南昌。当天，前敌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会议开始以后，张国焘抢先发言，叫嚷“起义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否则不可动，在军队中的同志可退出，到各地农民中去工作。”他还胡说张发奎是国民党左派，“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起义须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亦不可动”。张国焘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要制止南昌起义，把我们党掌握的军队拱手交给国民党反动派。在这严重时刻，周恩来同志强调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不能退出部队，不能把枪交出去，相反，我们要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还是干!起义决不能推迟，更不能停止!周恩来同志的正确主张，得到前委其他同志的一致赞成。恽代英、彭湃、李立三等同志接连发言，怒斥张国焘，指出：南昌起义势在必行，根本没有什么讨论的余地，蒋介石、汪精卫就是利用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猖狂进攻，使我们成千上万的同志牺牲在反革命的屠刀之下，这个血的教训，我们不能忘记，必须立即举行武装起义。恽代英同志还义正词严地对张国焘说：如果你要继续动摇人心，我们就要把你开除出去。经过两天两次会议的辩论，张国焘十分孤立，最后表示服从多数，于是前委决定八月一日上午四时起义。 　　八月一日，在周恩来和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的领导下，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城头升起革命红旗。八月三日至六日，起义军按原订计划，退出南昌，向广东进发。一路上，张国焘并没有停止破坏和捣乱，他担任农工委员会主任，却在土地政纲上大作文章，制定了一个所谓只“没收二百亩以上大地主的土地”的条例。八月十九日，前委在瑞金开会，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八月二十八日，起义军到上杭时，张国焘又提出对小地主应有相当保护，只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地主土地的主张，再次被前委否定。第二天，恰好广东省委送来一份没收三十亩至五十亩以上地主土地的政纲，这个土地政纲已经在当地公开宣传了。张国焘乘机召集会议，遂照他的意见，通过了“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方案。由于张国焘的捣乱，土地政纲陷于无休止的争论之中，使土地革命根本无法实行。 　　九月二十四日，起义军占领汕头后，留下部分兵力驻守潮州、汕头和三河坝，主力继续凹进，不久在同优势敌军的战斗中失败了。这时，张太雷同志从上海赶来汕头，召集领导同志开会，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宣布已经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命令张国焘立即返回中央，一切工作由周恩来同志负责处理，其他同志迅速转移。当时，周恩来同志身患重病，高烧达四十度，他临危不惧，为革命挑起了重担。而阴险狡诈的张国焘，在危急关头，只顾自己逃命，不惜危害组织和同志。有一天，正在开会时，忽然传来断续的枪声，大家发觉情况不对头，想派人出去查看，张国焘急忙说：“我去，你们等着，我就回来。”他出去后，过了十几分钟还不见回来，而枪声却更加激烈了。大家出门一看，原来是国民党军队在帝国主义炮舰掩护下登陆，向这里冲过来，情况十分危急，出去查看情况的张国焘早已逃得无影无踪。张太雷同志立即带领大家从屋旁的一条狭巷里，迅速转移出去，才转危为安。⑩ 　　屡教不改，蒙混过关 　　张国焘坚持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破坏南昌起义的罪行，激起党内广大同志的无比愤慨。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张太雷同志在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强烈要求党中央严肃处理。 　　十月中旬，张国焘从香港乘船回到上海。他文过饰非，毫无悔改之意。十一月六日，他在中央一个刊物上，看到了张太雷等同志揭发、批判他的错误的报告，便于十一月八日给临时中央政治局写信，进行狡辩抵赖，反诬张太雷同志“不是记忆错误，或传闻失真，便有点故入人罪”。他叫嚷“对于那次暴动取‘玩’不得的态度，亦未可一概视之为机会主义”，还诡辩说：“至于我主张仍然用国民政府名义和主张没收五十宙以上的土地等，那‘八七’以前的中央的确有同样的原则的主张，只可惜我们在山中走了两个月，与世间隔离，遂不自觉其为机会主义了。”(11) 　　十一月九日至十日，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上，张太雷等同志具体揭发和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会议认为，“张国焘同志受中央常委委托赴南昌指导暴动，但国焘同志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反怀疑暴动主张，甚至反对暴动，南昌事变以后，主张联络张发奎，并反对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纲”(12)，因此，决定开除其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职务。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复信张国焘，根据会上揭露的事实和通过的决议案，驳斥了他的诡辩。 　　张国焘并没有吸取教训，仍然拒绝党的教育，继续同陈独秀搞在一起，坚持右倾机会主义立场。陈独秀被撤销了领导职务以后，从汉口迁居上海。他拒绝承认错误，对党极端不满，意志消沉。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十三日和十二月十三日，他连续给临时中央政治局写信，公开反对“八七”会议所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他攻击“农民的原始暴动和游击战争，只是反动的无政府的行动”；胡说“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的斗争”，“此时尤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鼓吹用“四不”(不缴租、不完粮、不纳税、不还债)的口号，来取代土地革命。张国焘同陈独秀秘密往来，一唱一和，也叫嚷现在要“休养生息”，等待将来“再图大举”。他们还密谋企图另组“工农党”，进行机会主义的派别活动。(13) 　　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新形势下党的任务，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坚持机会主义立场，没有出席。张国焘作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在大会上受到了批判。张国焘表面上不得不承认犯了“错误”，从而混进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但背地里又进行小组织活动，表现极为恶劣。 　　因此，“六大”以后，张国焘被留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给他以学习和改正错误的机会。张国焘不但没有改正错误，反而又犯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且参加莫斯科中山大学少数中国学生的反党小组织活动，而这种小组织是同托洛茨基派相勾结的。有一次，中山大学全体学生在大礼堂开会，张国焘利用出席会议的机会，竟公然支持学生中的反党小组织分子，主张采取游行请愿方式，反对斯大林同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翟秋白同志，看穿了他们的阴谋，便站在主席台上对大家说：“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反对张国焘的主张，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采用这种方式是犯原则性错误的，我们不能这样做。”绝大多数中国学生拥护中共代表团的意见，礼堂里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当天晚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会，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等同志对张国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14)对这个时期张国焘所犯的错误，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在一九三○年曾通过有专门的决议。 　　“六大”以后，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逐渐发展起来，党在白区的组织和工作也有了相当恢复。随着革命潮流日益升涨，党内的“左”倾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一九三○年六月，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机关占了统治地位。立三路线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许多损失，在毛泽东同志和广大党员的反对和抵制下，只有四个月就破产了。九月，翟秋白同志回国，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虽然三中全会表现了对立三路线调和妥协的精神，但它对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采取措施克服和纠正立三路线的时候，王明反党宗派集团又乘机猖狂地进行篡夺党中央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张国焘认为这是他东山再起的极好时机，于是几次写悔过书，急不可待地要求回国工作。     　　一九三○年十二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讨论立三路线的一次会议上，张国焘宣读了承认错误的声明书，并表示，“自然承认错误不应当只是口头上的，应当在实际工作上来证明。中国党现在正在最紧急的时机，要巩固党必须实行坚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右反左，反对一切国民党式的纠纷小团体斗争。这样才能实行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为了蒙混过关，他故意高唱极“左”的调子去批判李立三同志和瞿秋白同志。他说，“立三执行了反马克思反列宁反国际的路线”。“这不是左的错误，这是右的错误”。“现在一面反对立三主义，必要反对右倾的表现，——这是主要的危险，”他还一再表白说：“我们党现在有危机。这是很严重的，要救党，要纠正错误，要服从国际路线，我们认为口头上承认是不够的，在实际工作上要改正。”(15)张国焘说的虽然动听，实际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政治上的两面派乃是一伙毫无宗旨的政治野心家，他们早已丧失了人民方面的信任，于是就采用欺骗的方法，采用蜥蜴变色的方法，采用拐骗的方法——随便采用什么方法都可以——来企图重新博得信任，只求为自己保持着政治活动家的资格”。(16) 　　①见《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响导》第一三九期。 　　②见《一封公开的信致国民党全体党员》，《响导》第一三九期。 　　③见《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教训》，《响导》第一四五期。 　　④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 　　⑤见《中国共产党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致中国国民党民书》，《响导》第一五七期。 　　⑥见《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响导》第一五七期。 　　⑦均见《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 　　⑧见《六大以来》。 　　⑨见筱林，《张国焘印象记》，《社会新闻》第七卷二十六期。 　　⑩见王一知：《忆太雷》，《红旗飘飘》选编本第一集193页。 　　(11)见《国焘同志致扩大会议函》。 　　(12)见《政治纪律决议案》。 　　(13)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     　　(14)见杨之华：《忆秋白》，《红旗飘飘》第八期。 　　(15)见《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布尔塞维克》第四卷第三期。 　　(16)《苏联共产党(布)历史间明教程》，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北京第六版，第379页。 　　 张国焘其人/于吉楠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