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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的张国焘

于吉楠编著

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 　　张国焘宇桤阴，又名特立，一八九七年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上栗市一个官僚地主家庭。 　　张国焘的家庭占有良田上千亩。他祖父一辈六兄弟中，四个是有“功名”的，可以“戴顶子”、“穿补服”。父亲是清朝最后一届省试录取的拔贡，民国初年从浙江法政学校毕业后，出任浙江省象山县知事。这个所谓“诗书之家”，世世代代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橱，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张国焘从小就是一个过着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生活的纨挎子弟。 　　辛亥革命后，随着封建帝制的崩溃，张国焘的家庭日趋没落，旧的科举道路走不通了，于是他就转入新式学校，去寻找通向飞黄腾达的途径。一九一六年秋，张国寐从南昌心远中学毕业后，考入了北京大学。他在理工预科读了两年，于一九一八年转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学习。 　　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变动的前夜。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惊醒了苦难的中国人民。“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新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着。北京大学是各种新旧思潮汇集和激烈斗争的场所，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在进行各自的宣传活动，“哲学会”、“新闻学会”、“进德会”等团体纷纷出现。陈独秀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高张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向封建顽迷思想奋战。李大钊更进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指明了正确方向。一九一九年一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黄日葵、高尚德、许德珩等人，组织了“国民杂志社”，出版《国民杂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同时，傅斯年、罗家伦等人成立了“新潮社”，请胡适作顾问，出版《新潮》月刊，提倡白话文，主张反封建礼教的新文学。，一九一九年三月，邓中夏等人又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天地，走上街头，向工人和市民群众作广泛的宣传。黄凌霜等人则成立“实社”，出版《实社自由录》，鼓吹无政府主义。张国焘也卷进了时代的潮流，他忽而赞同科学与民主，忽而表示信仰社会主义，忽而狂热地追求无政府主义，把巴枯宁和克鲁包特金作为崇拜的偶象。其实，他对理论问题并不很感兴趣，而热衷于搞社交活动。他是“国民杂志社”的成员，又加入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同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关系密切，还和“新潮社”的人经常往来，因而成为学生中的活跃分子。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了，北京爱国学生走上街头，举行反帝反封建的示威游行，痛打卖国贼，火烧赵家楼，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六三”以后，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显示了强大的威力。全国各界人民的团结斗争，终于迫使北洋军阀政府下令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其外交代表不得不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革命潮流奔腾向前，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张国焘参加爱国学生的队伍，群众会上，街头巷尾，发表过一些动听的讲演。在北京的学生总会和北京大学的学生会成立时，学生中的右翼代表段锡朋等人，乘机占去了领导职务。张国焘同他们密切合作，从校内到校外，从北京到上海，积极奔走于一些官僚政客、社会名流和国民党上层人物之间，到处大出风头。 　　当着五四运动向深入发展的时候，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鼓吹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妄图瓦解革命运动。胡适想方设法地为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等划策，说什么“搞得太过火，没有英美式的政治家风度”，“罢工罢市是很笨拙的消极武器，很难使用，很难持久”；“排队游街，高喊打倒英日强盗，算不得救国事业”；“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并嗾使段锡朋等力劝学生复课，作釜底抽薪之计。学生复课后，当时北京政府的头子段祺瑞同日本勾结，准备缔结一个“中日防共协定”，继续出卖山东权益。九月间，山东学生首先起而反对，得到全国学联和上海、南京、天津、湖北等地学生组织的支持。九月底，各地学生代表齐集北京，准备和北京学生共同行动，发起向北洋军阀政府请愿的群众性活动。不料，担任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干事的张国焘，竟公开反对请愿，顽固地坚持北京学生会不参加这次活动，从而破坏了联合行动。后来，张国焘到上海去了，北京学生代表积极支持这个活动，斗争取得了胜利。 　　五四运动后期，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波澜壮阔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运动中，李大钊同志把五四运动中涌现的先进分子组织起来，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们一方面学习和翻译马列的著作，大张旗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向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斗争，批判封建复古主义、胡适派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各种伪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同时，开始深入工人群众，走上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张国焘没有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也不介入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继续走他自己的路。一九二○年，段锡朋、康白情，罗家伦等人，得到胡适和蒋梦麟的赏识，被送到欧美留洋去了。张国焘奔波了几个月，什么也没有捞到，不得不在北京大学继续那枯燥无味的学生生活。 　　一九二○年秋，李大钊和张申府在北京发起建立共产党，与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等人组织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张国焘和几个无政府主义者也参加进去。不久，黄凌霜等人，因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退出了共产党小组。张国焘仍继续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直到一九二三年，还翻译《俄罗斯无政府党宣言》，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并说：“我们——共产主义者——对于那些纯洁高尚的无政府党，不但很是敬佩，而且极愿与他们合作，共同担负中国之革命事业。”①可见，他同无政府主义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在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邓中夏等许多同志深入长辛店搞工人运动，办劳动补习学校，成立了全国最早的工人俱乐部。张国焘也到长辛店去过几次，有些名声。但是，他刚参加工作，就把资产阶级的庸俗作风带到党内来，进行小组织活动。他不深入广大工人群众，却请人写了一块“英才教育”的匾，送给工头邓长荣。邓长荣很快就暴露了工贼的面目，猖狂地反对和破坏工人俱乐部，结果，被工人群众痛打一顿，夹着尾巴逃跑了。 　　一九二一年七月，张国焘以北京共产党小组代表的身份，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张国焘担任了中央局委员的重要职务，留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但是，张国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却没有入党，头脑里充满了腐朽的剥削阶级世界观，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党。在革命工作中，他总是顽强地表现自己，妄图按照剥削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这就必然要一步一步地走上机会主义的反党道路。 　　工人运动的绊脚石 　　张国焘入党不久，机会主义思想就开始暴露了。 　　一九二一年七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劳动周刊》，积极发展全国的工人运动。张国焘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俨然以“工人运动领袖”自居。但是，他一不深入工人群众，二不组织工人斗争，高高在上，完全是一派大少爷作风。他在上海搞了几个月，也没有成立起一个工会。 　　这一年的秋天，张国焘到俄国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去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实际上是秘书李启汉②等同志做的。在党的领导下，由于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和北京、武汉、湖南、广东、济南各分部的积极工作，各地工会组织蓬勃发展，罢工斗争风起云涌，中国工人运动掀起了第一个高潮。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海员大罢工首掀怒涛。接着，上海罢工工潮日盛一日。在李启汉等同志的领导下，四月十六日，上海日华纱厂三千八百多工人罢工，二十四日，上海七百多邮政工人罢工；五月，日华纱厂再次罢工；都取得了胜利。这时，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议决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先设一全国总通讯处，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担任。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十分震惊，视劳动组合书记部为“洪水猛兽”，急谋镇压。六月初，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便以“唆使上海邮差工人罢工”，“鼓吹劳动界革命，宣传过激主义”为借口，查封了《劳动周刊》，将李启汉同志逮捕入狱。③七月十六日，又借口“对于租界治安，大有关碍”，悍然下令查封了北成都路十九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④刚刚回到上海的张国焘，贪生怕死，不敢坚持斗争，慌忙跑到北京，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移交给邓中夏同志去办，自己躲进秘密住所，对革命消极悲观，发出一阵阵哀鸣。     　　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波澜。在北方，一九二二年六月，直系军阀吴佩孚打败了奉系军阀，独据北京中央政权，发出“武力统一”的叫嚣，向南力进兵。在南方，广东军阀陈炯明勾结吴佩孚，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推翻了孙中山的广东政府。一九二二年七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在全国人民面前明确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指明了争取解放的正确道路。同时，肯定“国民党所组织的广东政府，更是中国开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运动。广东政府现在虽然倒了，但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在中国是不会消灭的。”⑤号召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援助孙中山和国民党。蔡和森同志也发表文章，主张重建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指出：“现今复建革命政府乃为全中国被国际帝国主义和军阀两重压迫的人民个个应负的责任。”⑥张国焘却公开反对蔡和森同志的主张，哀叹：“广州最靠近香港，英国侵略者握住广东的咽喉，把持广东的经济命脉，英国海军几个小时内便可占据广州，福建被日本势力包围着，和广东的形势毫无两样。在这样英日势力威压之下，如何能组织一个自由活动的革命政府，完成他为自由和独立而革命的任务呢?”⑦他认为，人民群众“只有要求改良的动机，还没有真正觉悟革命之必要。”⑧ 　　张国焘对革命形势感到悲观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不相信广大工农群众的力量。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张国焘在《响导》第十二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的文章，系统地说明了他的机会主义观点。他说： 　　在素来缺乏政治活动的中国人民中间，那极少数的知识阶级是最彻底最有革命精神的成分，占政治上的重要地位。那极少数的知识阶级为什么很重要呢?这是极容易解释的。稍微明了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五六十年前中国完全是个农业国；百分之九个以上的人民是农夫，农夫没有政治上的兴趣，简直是全世界的通例。特别是中国的农夫——因为都是“小地主式”的农民——没有政治的兴趣，他们只要求一个真命天子，还要求太平和丰年，除此以外，简直什么都不管。因此造成一种士大夫阶级，这阶级几千年来都是以做官为专利的职业。近代工业虽然逐渐发展，但是欧美式的资本家简直只能在上海香港等处数出几个，所以资产阶级的势力还是很小。新式工人自然也占少数，在这几百万的工人中间，熟练工人尤少，近一二年间才开始组织他们的工会，为增加工资的争斗，虽然他们将来在政治上的势力会不可限量，但是现在却不能不说是幼稚。……因为农人资本家劳动者都还没有势力，所以这极少数的知识阶级在过去十几年间便为革新势力的先锋，而且他们仍然在政治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张国焘的笔下，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地位被否定了，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被抹煞了，资产阶级没有力量，工农群众更是幼稚无知，只有把希望寄托在“知识阶级”身上了。这样分析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不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政治上是对五四运动的反动。五四运动的历史证明：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然而它还不是主力军，更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要达到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向前迈进的时候，张国焘仍然坚持这种错误观点，就必然要对党领导民主革命的总路线发生动摇，在分析政治形势时得出消极悲观的结论。张国焘把“知识阶级”置于“统率”工农群众的地位，也是他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的一种表现。 　　张国焘的这些机会主义思想，并没影响到当时的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仍然继续向前发展。一九二二年七月，邓中夏同志领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全国发起劳动立法运动，提出十九条《劳动法大纲》，作为罢工高潮中的斗争纲领。在上海，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分部，领导工人展开新的罢工斗争。八月，邓中夏等同志领导的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进一步掀起了全国铁路罢工的高潮；九月，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同志领导的安源煤矿大罢工又取得巨大胜利，在罢工高潮中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十月，开滦五矿工人联合大罢工爆发，充分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十九二三年二月爆发的京汉铁路工人政治大罢工，为工人运动开辟了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变到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的新阶段。 　　一九二三年一月，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会议，决定二月一日在郑州正式举行成立大会。党中央派张国焘出席指导。张国焘于一月下旬赶到郑州，各地代表也纷纷到达。一月二十八日，吴佩孚突然下令禁止开会。在工人运动猛烈发展的形势下，直系军阀大为恐慌，吴佩孚决计撕下“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实行武力镇压。郑州城内，军警密布，气氛紧张。一月三十一日晚，代表们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有个投机分子说，“吴大帅说郑州是军事要地，要我们不要开会，那我们就暂时不要开吧，我们应该给他留一点面子，以后有事也可商量、商量。”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同志站起来严正驳斥说：“我们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工人们联合起来，就是为的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争取解放!”“大会一定要照开，谁出卖工人阶级利益，我们要同他拼!”⑨会议通过决定：总工会成立大会，一不换地点，二不改日期，按原定计划召开。 　　二月一日，郑州全城戒严，反动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如临大敌，工人代表不畏强暴，高举红旗，从五州大旅馆整队出发，走到距会场不远处，被反动军警举枪威吓，阻止前进。工人们群情激愤，奋不顾身，冲破封锁线，闯进会场，遂遭反动军警重重包围。张国焘被反动军阀的其势汹汹吓昏了头脑，慌忙提出：“总工会的成立仪式和全体大会可以改时改地举行，现在不必坚持。”⑩妄图推翻各地代表紧急会议已经作出的决定，压代表们屈服。张国焘的错误主张，立即遭到工人们的强烈反对，他们不顾张国焘的阻挠、破坏，宣布大会正式开始，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的欢呼声，震撼屋宇。 　　当天晚上，总工会召开秘密会议，为了反击军阀的疯狂迫害，决定：总工会迁往江岸办公，二月四日开始举行京汉全路同盟罢工，提出了为争自由、争人权、争工人的切身利益而战的斗争口号。     　　二月四日，京汉铁路大罢工爆发了。张国焘跟总工会一起由郑州移江岸办公。二月七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对罢工工人实行血腥屠杀，江岸一地工人死三十多人，伤二百多人，林祥谦同志宁死不屈，表现了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在这革命与反革命生死搏斗的关头，毛泽东同志在长沙成立的“湖南全省工团援助京汉铁路委员会”，通电全国，声讨军阀吴佩孚的罪行，并领导长沙两万多工人举行示威游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和许多铁路工会也纷纷举行罢工。抗议军阀暴行的声浪遍及全国。     　　张国焘在反革命的屠杀面前，惊慌失措。二月七日下午，在大屠杀开始前的五分钟，张国焘见情况不妙，便不顾广大工人的死活，自己逃离江岸总工会办公室，躲入汉口法租界。第二天夜里，他又借口向党中央“汇报”，从汉口上船，绕道回北京，当了逃兵。 　　“左”倾关门主义的代表 　　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工人运动的实践表明，无产阶级要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单靠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我们党总结了经验教训，加快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步伐。张国焘又反对国共合作，充当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代表，挑起了一场新的斗争。 　　张国焘反对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搞“左”倾关门主义，不是偶然的。他早就开始主张只要工人运动，不要农民革命，否认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列宁早在一九二○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中无产阶级要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作了指示，指出无产阶级“必须特别援助”农民运动，“实现尽可能紧密的联盟”；应当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11)一九二二年一月，共产国际在俄国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包括共产党、国民党和各地工会、群众团体的代表，张国焘是负责人之一。大会期间，列宁在病中接见了王尽美、邓培同志和张国焘，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并勉励中国工人阶级，要团结其他革命的阶级，领导革命前进。张国焘玩弄两面派的手法，压下列宁的指示，不向代表团传达，还大搞宗派主义，几次声言不准非党人士参加会议，破坏革命团结。     　　一九二二年夏，张国焘回国后，参加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根据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分析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现状，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决定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共同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个决议，张国焘也是举手赞成的，但是会后，他却利用职权，在党内，煽动一些人反对国共合作，进行小组织活动。因此，党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再一次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严肃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作出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张国焘的干扰、破坏，代表着党内存在的一种“左”倾关门主义思潮，许多人对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十分怀疑，使国共合作实际上不能实行。 　　一九二三年初，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把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更加迫切地提到议程上来。一月十二日，共产国际作出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指出：“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是必要的。”“只要国民党客观上进行着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在民族革命战线上一切运动中帮助国民党，但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应与国民党合并，无论如何不应在这些运动中，隐藏自己特殊的旗帜。”(12)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实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就必须反对党内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 　　一九二三年六月，在广州召开了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在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的报告中，提出了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多名代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张国焘坚持“左”倾关门主义，顽固地反对国共合作。他胡说，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是不革命的，国民党根本不能进行民主革命，因此，工人应该在自己的政党的旗帜之下参加民主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使我们党变成黄色。他主张我们党只做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陈独秀虽然赞成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但他站在右倾的立场上，认为目前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然要以资产阶级为主，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错误口号，这样，也就不能正确解决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 　　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同志和李大钊、张太雷、瞿秋白等多数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驳斥了张国焘的“左”倾关门主义谬论，正确地分析了国共两党在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基础上实行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改组国民党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也反对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强调在国共合作时，共产党必须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当时，张国焘和陈独秀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同志针对他们的问题，分析了中国国情，讲了农民问题，指出，中国产业工人少，农民占了大多数，我们党在搞工人运动的同时，也应注意广大农民群众的发动，说明了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经过几天激烈的争论，大会正式决定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同时强调：“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这是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取得的光辉胜利。 　　被捕入狱，出卖党组织 　　一九二四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宣告了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在新的形势下，工人运动走向复兴，农民运动也开始发展起来，我们党的力量和政治影响日益扩大。 　　张国焘逆历史的潮流而动，还在继续搞他的只注意工人运动，不要农民革命的“左”倾机会主义。“三大”以后，张国焘因为反对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不下去了。党分配他到北方做铁路工人运动。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北京秘密召开，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张国焘担任总干事，是实际负责人。   　　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遭到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极端仇视。一九二四年五月初，直系军阀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发出通电，要北京政府通令查禁“过激运动”，大造反共舆论。五月十三日，湖北督军肖耀南以“据沪探称，此间过激党察承孙文，联络苏俄，实行共产主义，派遣党徒，分往内地”(13)为借口，派出反动军警，包围汉口德润里二十三号湖北党组织的秘密机关，逮捕了共产党员许白昊、刘芬，以及原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和几个工人。杨德甫被捕后，在伪军法处，投降敌人，供出了北京全国铁路总工会及各地铁路工会的秘密机关和负责人，成为可耻叛徒。 　　五月二十一日，王怀庆派出侦缉队多人，查抄了北京全国铁路总工会秘密会所，抓走了张国焘、杨子烈、范体仁、彭立和、李斌等五人。上海《申报》在报导张国焘等人被捕情况时说： 　　张国焘住黄化门内腊库门牌某号，是日早四时，有侦缉队数排闼直入，时张与杨子烈女士正在睡梦中，侦缉队立促之起，谓现在有事，请跟我走，遂挟张杨工人上汽车，直驶鹤儿胡同侦缉队，是时被捕者尚有三人，惟此三人者全系工人(张杨均系学生)且并未与张杨同居，张杨现被捕，尚留侦缉队五六人，在某室中大搜特搜，倾箱倒□；及文稿函件一概拿去，其余有许多出版物，如政治生活，响导周报，新民国等，皆积累满室，侦缉队临行时，遂查封张之居室，并派警察一人，在此看守，此张国焘案被捕时之情形也。(14) 　　北京《晨报》分析张国焘被捕的原因时，认为：“查此五人之被捕原因，系有共产党之嫌疑。”(15)又说：“据某方传出消息：谓张等之所以被捕，系鄂省当局有电至京，请政府缉拿。其原因由于鄂当局近来严防工人，在汉口某工会中搜出某种名册，认该册与工人运动颇有关系，而张杨等五人名字，适在册中，故有电请政府捕拿之举。”(16)可见，张国焘等人是北洋军阀政府根据肖耀南的密电，作为共产党要犯逮捕的，并非一般工人运动、学生运动问题。 　　张国焘等人被捕事件发生后，我们党立即发动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响导》周报连续发表《工界厄运重重》、《汉口之党狱》、《告劳动平民和青年学生——为汉口北京党狱》、《北京之党狱》、《“六三”纪念与最近军阀列强之联合进攻》等文章，强烈声讨帝国主义和军阀镇压革命的反动暴行，并展开营救活动。 　　敌人的监狱和法庭严峻地考验着每一个被捕的人。多数被捕的同志革命立场坚定，同敌人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上海《申报》报导说：     　　张等被捕后，即拘于鹞儿胡同侦缉队中，现据侦缉队中传出消息，连日对张等严讯，惟并无若何口供。故自前日起，侦缉队已开始拷讯，且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闻在张室中搜山之文件等，侦缉队认为关系重大者颇多，中且有派人赴俄护照一纸，上有加拉罕签字，侦缉队对此追究颇严，谓此护照究系俄国何人接洽得来，然关于此层尚无结果也。(17) 　　但是，过了几天，高唱极“左”调子的张国焘，惧怕敌人的严刑拷打，现出了投机革命的软骨头原形。他为保存自己的性命，向敌人供出了李大钊为共产党在北方之负责人，张昆弟、黄日葵、高君字、范鸿劼、陈佩兰、缪伯英等多人为共产党员。(18)     　　北洋军阀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根据张国焘的供词向北京军阀政府内务部写了一个咨文，内称： 　　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张国焘等一案，业将审讯情形函迟在案。兹经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铭(平)三等扶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有张冲生等扶助进行。北方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之类，一时记忆不清。时常商量党务，男党员黄日葵、范体仁、李骏、高静宇即高尚德、刘仁静、方藩等，女党员有陈佩兰、廖佩英等。李大钊充任北京大学教员，范围所关，宜本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殊属胆玩不法。除张国焘等先行呈明分别依法判决外，其逸犯李大钊等，相应咨行贵部，查明转令严速拘拿，务获归案讯办，以保治安，而遏乱萌。(19) 　　内务部当即照准，密咨各地“严速查拿”。五月底，李大钊同志闻讯转移，化装成商人，暂时避居到昌黎五峰山，全家也从北京搬回乐亭老家去了。就在李大钊同志离京的当天晚上，反动军警查抄了他在北京铜幌子胡同的住所，然后又追到乐亭老家去抓人。两次扑空后，北洋军阀政府于六月十一日公开发出对李大钊等同志的通缉令，并咨行教育部及各省长、各都统、川边镇守使、淞沪军使，分令京兆尹、京师警察厅，一体查照办理，妄图把北京共产党的组织一网打尽。     　　这时，李大钊同志在避居地接到党中央的通知，便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秘密去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其他同志也都及时转移，敌人破坏北方党组织的阴谋没有得逞。但是，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在石家庄被捕了。接着，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郑州和胶济路各地的铁路工会负责人，被捕、被通缉、被开除的达四十多人。我们党领导的北方铁路工人运动，遭受了一次严重的大破坏。 　　张国焘在监狱里住了四个多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了。十月二十三日，冯玉祥联合奉系军阀发动北京政变，赶跑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我们党利用这个机会，设法从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监狱中，救出了“二七”以来被捕的工会负责人。张国焘出狱后，趁我们党当时还不可能了解他在狱中出卖组织和同志的真相，用革命的伪装来掩盖叛徒的真面目，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两面派。 　　①见《新青年》季刊第二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②李启汉：湖南人，一九二一年入党，一九二七年在广州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③见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二年六月三日、九日、十日。 　　④见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八日、二十三日。 　　⑤见《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 　　⑥见《福建人民当助革命军复建革命政府》，《响导》第八期。 　　⑦见《国民党应否复建国民政府》，《响导》第十期。 　　⑧见《革命党的“否认”病》，《响导》第十五期。 　　⑨见刘元璋，陈雪良：《宁死不屈的林祥谦》。 　　⑩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 　　(11)《列宁选集》第四卷笫275页。 　　(12)见《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 　　(13)见陈独秀：《杨德甫等冤杀与国民党》，《响导》第六十八期。 　　(14)见上海《申报》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15)见北京《晨报》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16)见北京《晨报》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17)见上海《申报》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18)见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档案〔1001〕3499。 　　(19)见《北京内务部通缉李大钊等咨文》，北京大学校史档案。 　　 张国焘其人/于吉楠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