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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行王明路线，断送鄂豫皖根据地

于吉楠编著

“钦差大臣”夺权 　　一九三一年一月下旬，张国焘回到上海。 　　在他回国的半个月以前，王明反党集团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法，从各方面压迫党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王明是打着“反立三路线”的旗号上台的，实际上推行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机会主义路线，胡说什么中央“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末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把矛头指向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组织上，王明以我为核心，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大搞宗派主义，从中央到地方逐级夺权，对不同意他错误路线的人，任意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右派”、“反党、反国际”等大帽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好端端的中国革命，被他搞得乌云升空，浊浪翻滚。 　　王明反党宗派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和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倒行逆施，遭到广大党员和干部的强烈反对。老奸巨猾的张国焘，心里却另有一番盘算。他虽然不把王明放在眼里，但见王明后台硬、权势大，是实现其个人野心必不可少的阶梯，于是，加紧勾结，狼狈为奸。二月七日，张国焘在党内刊物《实话》第九期上，发表《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文，他批崇四中全会，说“它彻底批评了立三路线，指斥了秋白同志对共产国际的外交手腕和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反对了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革新了党的指导机关，指出了党的当前任务，要求全党在实际工作中揭发立三路线和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因此，反对四中全会便是反党反国际的。”鼓吹“坚决的拥护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四中全会革新了的党的指导下努力工作”，向王明表示效忠。三月五日，张国焘在《实话》第十三期上，又发表《执行党的路线与加紧两条战线上的争斗》一文，吹捧王明说：“陈绍禹同志等是坚决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最好的同志”，要同所谓“借反对陈绍禹派为名，反刘党和国际却是实的人斗争到底，杀气腾腾地为王明路线保镖。王明对张国焘的表现十分欣赏，便派他为“钦差大臣”，和陈昌浩一起，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去夺权。     　　四月初，张国焘和陈昌浩乘船离开上海，途经汉口，于山。第二天，在新集与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书记曾中生①同志会面。曾中生等同志向他们介绍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大好形势和面临的艰巨斗争。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在—九二七年黄麻秋收起义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一九二八年，黄麻起义保留下来的红色武装，在毛泽东同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思想指引下，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在鄂豫边界地区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正式改编为红十一军三十一师，吴光浩②同志任军长兼师长，戴克敏③同志任党代表，汪奠川④同志任参谋长，王秀松同志任鄂东特委书记。一九二九年，吴光浩同志牺牲后，党中央派徐向前同志来参加领导工作。不久，建立了鄂豫边党政领导机构，徐朋人同志任鄂豫边特委书记，曹学楷⑤同志任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一九二九年夏，党在河南商城南部地区领导武装起义，建立了红三十二师，周维炯同志任师长，徐其虚⑥同志任党代表，同年冬，党又领导了安徽六安、霍山工农起义，建立了红三十三师，徐百川同志任师长，姜镜堂同志任政治部主任；相继开辟了豫东南和皖西红色区域。在这个基础上，一九三○年三月，成立了中共鄂豫皖特委，郭述申同志任书记，红军统一改编为红一军，许继慎同志任军长，徐向前同志任副军长，红一军成立后，乘蒋、冯、阎混战之机，大举出击，先后攻克霍山、英山、罗田、光山、罗山等县城，歼灭大量敌人，全军发展到五千多人。立三路线统治时期，曾经命令鄂豫皖的红军配合友邻地区“准备夺取武汉”，并在根据地内实行了许多“左”的政策。但后来，并未实现打武汉的计划，而且利用良好形势取得许多重大胜利。六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派坚决抵制立三路线的南京市委书记曾中生同志，来鄂豫皖根据地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一九三一年二月，曾中生同志召开鄂豫皖特委扩大会议，总结了经验教训，制定了新的斗争方针以及分配土地、发展生产、商业贸易、财政、粮食管理等各项建设根据地的政策，扭转了立三路线造成的混乱状态。在纠正立三路线的过程中，曾中生同志作风民主，强调解决政策问题而不着重追究个人的责任，把根据地的广大干部都团结起来。在军事方面，由于特委和红军所采取的作战方针，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从一九三○年冬至一九三一年春，歼敌一万三千多人，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一九三一年一月，红一军和蔡申熙⑦、陈奇同志率领的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邝继勋⑧同志任军长，余笃山⑨同志任政委。四月至五月，红四军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歼敌六千多人，胜利地粉碎了第二次“围剿”。这时，红四军已发展到二万多人，地方武装扩大到一万多人，根据地拥有一百八十万人口，土地革命日益深入，各级红色政权纷纷建立，大别山区一片火红。 　　张国焘阴谋夺权，根本不想了解什么情况。他指责鄂豫皖根据地长期执行了“非布尔塞维克的路线”，叫嚷必须按照四中全会的路线，实行“转变”和“改造”。五月十一日，张国焘召开会议，宣布中央决定：撤销中共鄂豫皖特委，另行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任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分局常委兼团中央分局书记。五月十六日，分局发布第一号通告，宣称：“在这一苏区未与江西中央苏区打通以前，中央分局完全直属于中央政治局，其职权系代表中央而高于省委”。这样，张国焘就成了鄂豫皖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独揽领导大权。 　　接着，张国焘就开始改组红四军。红四军政委余笃山同志，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时，是反对王明反党宗派集团的，四中全会以后又反对王明“左”倾路线，张国焘便首先撤了他的职，调后方工作。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定候⑩同志，因为发表文章批评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的劳动政策，也被诬为“不可救药的右倾机会主义”，遭到张国焘的批判和撤职。不久，红四军军长邝继勋同志被张国焘借口“军事指挥错误”，也撤职了。 　　六月二十八日，张国焘又召开鄂豫皖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贯彻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次会议在“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纲领之下，全盘否定了鄂豫皖根据地党和红军的工作。污蔑鄂豫皖根据地一贯执行了“立三路线”、“富农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攻击三中全会后，曾中生同志来鄂豫皖，未经斗争的纠正了一些立三路线最明显的错误，但是，整个路线上的转变依然不能看见，反而掩盖了立三路线的实质，表面上看似乎团结了整个干部，实际上党、苏维埃及红军中隐藏着许多危机，使革命遭受国民党严重的打击。张国焘等人的无理指责，当即遭到曾中生等许多同志的严正驳斥。张国焘便利用窃取的权力，在会上对曾中生等同志实行围攻，给曾中生同志扣上“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助长了党内家长制度领导下党内和平的倾向”的大帽子，强迫承认“错误”。原鄂豫皖特委委员徐朋人(11)同志，曾经出席四中全会，参加过反对王明反党宗派集团的斗争，被王明诬为“右派”，撤了职。回来后，又坚决抵制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土地政策。张国焘恨之入骨，强加以“不可救药的右派小组织分子”的罪名，在会上宣布开除党籍，妄图用这种戴帽子、打棍子的卑劣手段，恐吓广大党员和干部，强行贯彻王明路线。会议根据四中全会的精神，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和《扩大会议的总结》，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和策略任务，指出，“国民党统治崩溃过程正在加速进行”，“扩大会议认为应采取进攻策略，……在‘一寸苏区土地也不让给敌人蹂躏’的口号之下，积极进攻，发展土地革命，扩大苏区，用进攻来打破包围‘会剿’，准备转到大举进攻。”同时，规定：要加紧“改造红军”、“改造各地方党、苏维埃和群众团体”，“加紧肃反工作”，提出“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党的革命的最大危险”，“号召全体同志去和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尤其是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这说明，张国焘推行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鄂豫皖的实际工作中，已经得到初步的贯彻。 　　“转变”与“改造”的严重罪恶 　　张国焘贯彻王明“左”倾路线，实行“转变”与“改造”，遭到鄂豫皖根据地广大党员、干部的抵制和反对。这场激烈的斗争，首先在军事方针问题上突出地表现出来。 　　一九三一年夏，蒋介石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对鄂豫皖根据地暂取守势，这正是红四军主动出击，积极向外发展的良好时机。因此，在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时，红四军领导同志就曾建议，以主力南下，出击黄梅、广济，恢复原红十五军所在地区，威逼长江，配合中央根据地反“围剿”。但是，张国焘借口“巩固苏区”，污蔑这个正确建议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将会招致敌人再来进攻根据地的危险”，加以否定。会上，经过激烈争论，由于多数同志一再坚持和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任务所迫，他才不得不同意向外发展的意见。七月初，军委在西余集开会讨论兵力使用和南下进攻方向问题时，张国焘又一变而为“左”倾冒险主义，竟限令红四军在一个月内攻下英山，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震动南京。红四军领导同志坚持正确主张，认为红军应在巩固阵地的基础上向外发展，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主要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和牵制其兵力，而不在于进攻中心城市。但张国焘不顾大家的反对，仍按其错误意见作了决定。 　　七月中旬，在军长徐向前同志和政委曾中生同志的率领下，红四军主力南下，于八月一日攻克英山，全歼守敌一个团，缴枪三千多支。占领英山县城后，红四军领导同志对潜山、太湖、安庆地区和蕲春、黄梅，广济地区的情况，作了详细研究比较，认为如以六团兵力，通过四百余里的白区打安庆，无论敌情、地形，特别是群众条件，远不如南下浠水，黄梅、广济为好；而且这一地区恢复之后，可以和黄麻、皖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便于巩固。因此，红四军领导同志一面把意见报告鄂豫皖中央分局，一面举兵南下。八月中旬，红四军连克罗田、浠水、广济，在曹家河全歼敌新编第八旅。九月一日，洗马畈一战又歼敌一千多人。仅仅一个月时间，就消灭敌人七个团，缴枪四千多支，俘敌五千余人，前锋威逼黄梅、武穴，震动九江、武汉。 　　八月二十日，红四军领导同志把红四军的情况和行动方向的意见，直接向党中央军委写了报告，明确表示反对攻打安庆的错误军事方针。报告中说：     　　我们在长期斗争中深深感到，红军如果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 有广大工农政权的力量维系着，则如是艰难困苦的生活，任何人也带不了的。因此，红军的根本问题还是政治的坚定问题；一切英雄的个人单纯军事观念的领导，在此要完全失掉其作用。同时，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苏区儿百里的阵地，如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上却忘记了巩固阵地发展的任务了。我们深深认识中央区胜利的伟大，就是有了强度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自然这与把主力束缚在苏区范围内来防御敌人的计划，是根本不同的。     　　正当红四军沿着正确方向，大力开辟英(山)、广(济)、黄(梅)地区工作，寻机再行歼敌之际，张国焘急忙以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名义，从八月十七日开始，连发四封信给红四军领导同志。信中仍然坚持攻打安庆的错误方针，指责改变攻打安庆计划是“放弃援助中央苏区，抗拒分局指示”，“脱离后方无阵地的作战”，同中央分局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并强令部队“火速回来，不能有丝毫的停留”。红四军领导同志被迫放弃有利战机，带领红军返回根据地。 　　九月五日，红四军军部在英山县鸡鸣河召开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大多数人认为：红四军南下以来已取得很大胜利，应继续开展英山、蕲眷、黄梅、广济地区工作，在长江北岸积极活动牵制敌人，配合中央根据地三次反“围剿”斗争，而目前敌对鄂豫皖老根据地的“围剿”尚未到来，且给养困难，故不宜北返。 　　会后，曾中生同志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复信张国焘，表示“除在组织上绝对服从”外，“在政治上有不得不向中央分局及军委会作极诚恳的申诉的必要”。信中逐条驳斥了张国焘的无理指责，对攻打安庆的错误军事方针，再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 　　安庆之取是不能离开全国革命形势的估量的，而且沿江近处之要镇没有工作，城市驻兵没有工作，城市及近郊党的力量是根本没有关系，英山到安庆近四百里的非苏区，又是山地、清(民)团匪军，而后方运输，使役、侦探、于部又无多少的准备，只有一月为限，命令合近代编制一师不足的红军去取安庆威逼南京，这恐近于共产党之夸大狂了。…… 　　我们真不懂责限一月必占安庆之命令与立三路线责限两星期必占武汉之命令有什么分别了!分局与军委根据昌浩同志意见，以为：当我们已经扑灭英山之部以后，敌人已经是如惊弓之鸟，望风而靡，我军乘胜直追可以下潜山或太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进迫安庆，这在军事上及敌我力量上看来是完全可能的事。这未免太近于纸上谈兵了，……。 　　曾中生等同志的正确主张，象一把利剑，刺中了张国焘的痛处。张国焘恼羞成怒，但他手中没有真理，不敢明辨是非，竟使用阴谋手段来对付曾中生等同志，妄图乘机篡夺军权。恰好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红四军攻占英山后，鄂豫皖军委皖西分会主席兼红四军十二师师长许继慎(12)同志率部留守，国民党特务曾扩情，以黄埔军校同学关系，派人送信给许继慎，诡称许已与敌勾结，表示欢迎许率部投蒋，妄图以反问计对红军进行破坏。许继慎同志立场坚定、光明磊落，当即将来人逮捕，连人带信一并送交红四军军部。红四军领导同志随即将特务和信件送鄂豫皖中央分局处理，并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张国焘竟利用这件事作借口，在新集非法逮捕了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原红四军党委书记李荣桂等人，严刑逼供，炮制出一个所谓许继慎同志等“确有准备把部队拉到长江边投降蒋介石”的“全盘反革命计划”和“反革命中心组织”的假案，并污蔑红四军南下的作战行动是受了“反革命分子的怂恿”，符合“反革命”的企图。九月十三日，张国焘派陈昌浩赶到红四军中夺权。陈昌浩不顾广大指成员的强烈反对，立即宣布撤销曾中生同志的政委职务，由自己接任，然后借口“肃反”，排斥异己，随便抓人。十月，红四军北返至河南光山县白雀园时，张国焘亲自出马，主持“大肃反”，实行罪恶的宗派主义打击政策。许继慎同志被捕后，尽管遭受严刑逼供，仍坚持与张国焘作斗争，坚决拒绝诬加给他的罪名。在张国焘的疯狂迫害下，许继慎、周维炯(13)、姜镜堂(14)熊受暄(15)、魏孟贤(16)等数百名红四军优秀指挥员，都被诬为“反革命”，遭到杀害，造成了极其痛心的损失。接着，张国焘在泼陂河召开红四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对曾中生同志进行“斗争”，给曾中生同志戴上“反抗中央分局”和“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的帽子，污蔑在曾中生同志的领导下，红四军犯了“有系统的整个政治路线上的错误”。鄂豫皖中央分局作出了关于红四军的决议。《决议》按照张国焘的调子作了结论，说： 　　在中央分局开始工作以来，全部鄂豫皖苏区的党，在路线到处虽有转变，唯有四军中这个转变没有开始。这里主要的负责者就是曾中生同志……在中生同志的领导之下，四军中一般同志对于中央分局的路线是异常模糊的，对于立三路线错误实质是茫然不确(解)的。中生同志用家长制度的方式去领导红军，丝毫不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对于传达中央分局的政治路线有系统的怠工，所以至今红军政治路线上的转变还得从头做起。照这种情形，中生同志绝对不能再继续做四军的政治委员。所以中央分局要决定取消中生同志的政治委员，调到后方来考察，另外决定中央分局的委员陈昌浩做军政治委员去加强红军的政治领导。 　　从此以后，张国焘的军阀主义便在鄂豫皖的红军中逐步占了统治地位。     　　借口“肃反”，排斥异己，实行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政策，是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路线、阴谋篡权的重要罪恶手段。鄂豫皖根据地的广大党员、干部和战士，是在党的长期教育下，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坚强革命者。他们坚持正确路线，抵制错误路线，对敌斗争不畏艰险，为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张国焘篡权的严重障碍。当时，对混进革命根据地内进行破坏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实行肃反是必要的。但张国焘却别有用心地任意夸大敌情，颠倒敌我关系，把矛头指向这些创建鄂豫皖根据地的老干部。张国焘胡说：“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高利贷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皖西反革命之特别多，几乎各级指导机关充满了反革命”，“所有白区的组织，大部分成了改组派。”(17)陈昌浩也污蔑“红四军过去实际上是改组派领导”，“红军中党团组织大半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包办，红军党的下层组织与领导完全在改组派手中”。(18)在这种极“左”的反动舆论的煽动下，张国焘在红四军开始“肃反”以后，有计划地发展到地方武装、党团组织、政权机关和工会等群众团体，造成严重的肃反扩大化。肃反又采用逼供信方式，制造许多假案，冤案，成批的干部与群众被关进保卫局。张国焘还使用特务手段，强迫一些十五、六岁的勤务员，为他侦察各级领导干部的言行。许多干部，战士，一夜之间就不知去向。张国焘过去把“知识阶级”捧到天上，现在又把知识分子打入地狱，普遍戴上“异己分子”的帽子，清洗掉。曹学楷、戴克敏、徐朋人、王秀松(19)、徐百川(20)、陈定候、陈奇(21)等许多忠于党、忠于革命的好同志，都被他卑鄙地暗害了。张国焘披着共产党的外衣，起了国民党反动派起不到的作用，犯下了严重罪行。周维炯同志被张国焘诬陷为“改组派”，遭到迫害时，正气凛然地怒斥道：“我不是反革命，你才是反革命!”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不屈。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黄安广大干部和群众，一针见血地指出：张国焘“是杀人的刽子手!”对张国焘的阴谋暗害活动，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 　　张国焘还干扰和破坏土地革命。鄂豫皖根据地的老区，早在一九二九年初就开始了土地革命。当时，鄂东北各县联席会议所通过的《临时土地政纲》规定：没收地主豪绅的一切土地，分配给贫农、雇农、失业工人和退伍士兵耕种；对富农和中小商人实行与地主有区别的政策，注意团结中间阶级，集中力量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一九三○年以后，在广大新区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土地革命，土地已经全部分配了。虽然一度受到立三路线的影响，发生过“左”的偏向，如强凋反富农斗争，兴办集体农场等等，但很快就进行了纠正，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在党的领导下，几百万农民掀起轰轰烈烈的斗争，横扫封建土地所有制，打土豪、分田地，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获得土地的翻身农民，踊跃参加红军，支援前线，保卫红色政权，打击国民党匪军。在鄂豫边地区，到一九三○年底止，就有七千余人参加红军。青壮年农民几乎人人都参加了赤卫队等地方武装。这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与巩固的最深厚的基础。这些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张国焘都一概加以否定。在他的领导下，鄂豫皖军委总政治部发布的《怎样分配土地的宣传提纲》，攻击鄂豫皖根据地过去“因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路线的错误，土地革命的利益大部分被豪绅地主富农窃去了，雇农、贫农、中农、工人没有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在这种极“左”思想的指导下，张国焘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召开鄂豫皖区苏维埃代表大会，贯彻王明“左”倾路线的土地政策，作出了“重新分配一切土地”的决议，七月十四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又发布了《反富农问题通告》。接着，就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重新分配土地”和“反富农”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张国焘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规定“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地主阶级与富农土地全部没收，地主阶级不得取得任何丝亳土地，富农可以分给坏的劳动份地”；“使中农自动地拿出土地来平分”，“对过去分得好的土地不愿拿出来重新分配的人，要号召广大群众起来与他斗争”。(22)并且，在划分阶级工作中搞扩大化，把一些富农划为地主，把一些富裕中农划为富农。结果，搞乱了阶级阵线，侵犯了中农利益，甚至反到贫农头上，造成严重的损失。 　　在经济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张国焘也都按照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实行“转变”和“改造”。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实行过“左”的劳动政策，打击中小工商业者。在政治上，对农民和城市下层小资产阶级以外的一切社会成份，实行了所谓“一切斗争”的政策，把中间阶级赶到敌人那一边去。 　　张国焘犯下这些严重罪行之后，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写信向临时中央报告，颠倒黑白地说：“这一苏区整个说来，长期执行了非布尔塞维克的路线”，“党苏维埃及红军中隐藏着许多危机，反革命的大活动”，“现在我们可以向中央报告，我们在四军中，在黄麻皖西党苏维埃和地方武装中，肃反都已得确定胜利。以前路线转变不能深入，就是有这些反革命的暗中破坏”；“现在的确开始了全苏区及红军的一个彻底转变，这一转变是执行中央路线之中局领导着工农群众长期斗争过程中所获得的”。他还无耻地叫嚷，他的经验“可以为全党的教训，特别是各个苏区可以利用这一经验"。(23)十一月三日，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来信表示：“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三月六日，又复信说：“我们认为中局在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斗争中获得伟大的胜利。”(24)肯定了张国焘实行的“左”倾路线和肃反扩大化的搞法。但是，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歪曲和篡改不了的，张国焘的“转变”和“改造”，正是断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罪恶根源。 　　从“偏师”说到仓皇西逃 　　尽管有张国焘的干扰和破坏，英雄的鄂豫皖军民，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英勇顽强地坚持斗争。 　　一九三一年秋，毛泽东同志领导红一方面军，痛快淋漓地粉碎了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其他多数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也取得了胜利和得到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又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高涨。在新的有利形势下，十一月七日，红四军在黄安七里坪改组，扩大为红四方面军，徐向前同志任总指挥，下辖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共三万多人。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随即投入了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徐向前等领导同志充分运用了“围城打援”战术，指挥红军把进犯根据地的敌人，一口一口地吃掉。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红四方面军首战告捷，攻下黄安县城，全歼守敌五千余人。一九三二年一月，红军挥戈北上，在豫南亚港地区又击溃敌五个团。二月，红军南围商城，击溃援敌二千多人，不战而收复商城。三月，红军兼程东进，在皖西苏家埠地区，经过四十八天的浴血奋战，歼敌十九个团另两个警卫旅，共三万余人，取得了空前的大胜利。 　　但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对当时全国革命的新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过分地夸大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又提出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主张。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临时中央通过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强调“目前的任务：为扩大苏区、为将几个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而斗争，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并具体规定：“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区为中心，而将皖西北、鄂东、鄂豫边，湘鄂西苏区联系一起，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上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     　　张国焘也为鄂豫皖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冲昏头脑，不承认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敌强我弱这一基本特点，和“围剿”与反“围剿”长期反复的规律，积极贯彻临时中央一月九日的错误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鄂豫皖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成立了鄂豫皖省委，沈泽民同志任书记。在省委政治报告中，积极鼓吹“中国革命高涨”，“中国革命形势逐渐成熟”，要“准备向帝国主义国家战争”和“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张国焘在会上作报告，胡说，国民党只有七个主力师，中央苏区可以搞掉它两个，鄂豫皖搞掉它两个也不成问题，剩下三个师，“围剿”还算什么?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三十日，南京国民党政府被迫迁都洛阳。这一新的情况，更使张国焘等人头脑发热。二月十七日，鄂豫皖省委召开会议，通过《政治决议案》，胡说：“国民党政府的迁都洛阳，一方面表示国民党由于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失败，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所斥逐的走狗，或者宁可说是降了级的走狗。不过降级都是地主、资产阶级所欢迎的，因为从此在进攻苏区与红军的战场上主要的火线将由帝国主义担任，而国民党洛阳政府与其他军阀政府只担任偏师的任务。”“鄂豫皖苏区党的严重任务就是‘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以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战争和准备夺取武汉，完成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鄂豫皖省委提出的“偏师”说，“左”的出奇，连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都感到吃惊。三月六日，临时中央写信给鄂豫皖中央分局，指责“偏师”说，“对于反动统治的崩溃的程度的估计是过分的”，“是不顾事实的胡说”，“是绝对错误的”。三月三十一日，张国焘和陈昌浩给临时中央写报告，继续提出：“不但以打破敌人‘包围’推翻国民党统治为主要口号”，而且要以“准备与帝国主义作战为中心口号”，并要求中央训令各苏区红军配合行动。五月，苏家埠大捷后，张国焘更认为“已根本消灭尽‘围剿”，转变到与敌人“全局决胜负”的时候。六月间，陈昌浩在新集作报告，也叫嚷：“过去是敌人包围我们，现在是我们由冲破包围已经进到消灭敌人包围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势力占优势，我们去包围敌人，彻底消灭国民党统治”。因此，张国焘对新的反“围剿”战争毫无准备，反而提出红军打武汉的错误战略方针。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在出卖了东三省和上海爱国军民对日抗战之后，设“剿匪”总部于汉口，调集了二十四个师另五个旅的兵力，首先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了规模更大的第四次“围剿”。这时，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已扩展为六个师，五万多人。鄂豫皖根据地人口达三百五十万，拥有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丘五座县城，建立起二十余县的红色政权，使红军有了更广阔的回旋余地，广大军民斗志十分高涨。如果指导路线正确，粉碎敌人这次“围剿”，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在“偏师”说的指导下，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却丧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七月上旬，鄂豫皖分局开会，讨论军事问题。徐向前同志认为红军已经连续七个月苦战，亟需休整，建议进驻适当地区待机，使红军养精蓄锐，以逸待劳，认真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尽管事先已经得到敌军进攻的确实情报，张国焘仍然坚持所谓“不停顿的进攻”，错误地决定红军主力围攻麻城。麻城敌军固守待援，红军既不能迅速攻克，又须分兵阻击援敌，主力被敌吸住失去主动，不仅消耗疲惫了自己，且使敌人从容部署“围剿”。一个月以后，敌军全力向黄安七里坪猛扑过来，张国焘在此危急情况之下，才不得不撤麻城之围。但又不知诱敌深入，待机反攻，反而采取单纯防御路线，命令十分疲惫的红军仓促应战，与敌人硬拚。八月中旬，红四方面军主力在七里坪，与敌陈继承纵队，血战七天七夜，红军指战员前仆后继，奋勇冲杀，反复与敌展开肉搏战，歼敌五千多人，缴获不少枪械。七里坪战役后，张国焘又忘乎所以，胡说“国民党动员任何多的军队，都不堪我军一击，国民党主力军已损失过半，以鄂豫皖为中心的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已经走入失败地位。”其实，当面敌人退缩固守，战局形成对峙，并没有解决问题。 　　九月间，红四方面军主力接连转战豫南、皖西，因敌采取凭坚固守待援的战术，都未得手。十月初，红四方面军主力经英山、罗田再次西进，于河口歼敌四千多人，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同志在战斗中牺牲。红军苦战两个月，虽多次击溃敌人，终因张国焘战略方针的错误，未能扭转战局。这时，鄂豫皖根据地已经损失了六分之五，除黄安、商城、霍邱、英山四座县城失陷外，中心市镇如新集、七里坪、金家寨、麻埠、独山、燕子河、宣化店、河口、张店等也全部沦陷，变成敌向我进攻的据点，在这种形势下，张国焘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由“左”倾轻敌，变为右倾恐敌，完全丧失了粉碎敌人“围剿”的信心。他认为，“鄂豫皖地处平汉，津浦两路之中，滨大江之侧，为敌人必争之地。帝国主义要争，国民党要争，不如四川天府之国，可以立为根据”，偷偷地准备西逃了。 　　十月十四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河口北面的黄才畈召开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会上，张国焘竭力散布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说第四次反“围剿”已经失败了，敌人力量大大超过我们，红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在根据地内继续进行战斗是没有希望了。但他不敢把西逃四川的打算公开端出来，只说红军主力需要跳到包围圈外保存力量，在周围打击敌人，保卫根据地。为了欺骗大家，他玩弄两面派的手法，装模作样地发誓，决不离开鄂豫皖根据地。沈泽民同志则主张红军不应脱离苏区，应分散游击，仍在苏区坚持游击战。徐向前同志认为，为了保存力量，摆脱被动，红军主力应暂时跳出敌人包围圈外，调动和歼灭敌人，待机重返苏区。最后决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率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少共国际团，过京汉路西活动；沈泽民同志率红二十五军七十四、七十五师和地方武装留在根据地内坚持斗。 　　第二天深夜，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多人，在广水与卫家店之间，越过京汉路转至外线。当时，如果实行徐向前同志的正确意见，有全盘的战略计划，打破“围剿”还是可能的。许多同志都认为在京汉路西活动一个时期就会转周根据地，那知道张国焘仓皇失措，实行逃跑主义，丢下鄂豫皖根据地不顾，第四次反“围剿”就这样失败了。 　　张国焘西逃之后，后方党政机关、地方武装和广大干部群众毫无准备。当掉队的伤病员从陕西回来，才知道他已进入陕西。后来，中央通知鄂豫皖省委，说张国焘已经拉着四方面军主力进入四川，不要指望他回鄂豫皖了。蒋匪军乘机闯进根据地，疯狂烧杀，把大别山区浸沉在血泊之中，鄂豫皖军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留在鄂豫皖的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重建红二十五军，组织红二十八军，顽强地坚持革命斗争，大别山区的红色火炬，一直不灭。 　　①曾中生：原名曾钟圣，湖南资兴人。一九二四年入黄埔军校学习。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党派他到鄂豫皖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一九三一年五月，任红四军政委，不久，被张国焘撤职。后任独立一师师长。红四方面军入川后，任川陕省委委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同志长期坚持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一九三五年夏，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四川卓克基。 　　②吴光浩：湖北黄陂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鄂南起义和黄麻起义，历任麻城农民自卫军大队长，红十一军军长等职。一九二九年五月，在商城南部战斗中牺牲。 　　③藏克敏：湖北黄安人。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转为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春，去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六月回黄安任县委委员，领导农民运动。十一月，参加黄麻起义，历任鄂东军党代表，红七十五师政委等职。一九三二年夏，被张国焘杀害。 　　④汪奠川：湖北黄安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从事农民运动。一九二七年去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一九二七年参加黄麻起义，曾任红七军参谋长。一九二八年三月，在黄陂战斗中牺牲。          　　⑤曹学楷：湖北黄安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六年转为共产党员。一九二六年开始从事农民运动。黄麻起义后，历任黄安农民政府主席，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等职。一九三一年冬，被张国焘杀害。 　　⑥徐其虚：湖比麻城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先后参加南昌起义、黄麻起义、一九二九年八月，在南城被阴谋分子暗害。     　　⑦蔡中熙：湖南醴陵人。一九二四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一九三二年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十月，在河口战斗中牺牲。 　　⑧邝继勋：贵州思南人。曾任川军第七混成旅旅长。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六月，率部于遂宁县射洪咀起义，任红军四川第一路军司令。一九三○年秋，党派赴鄂豫皖根据地，先后担任红四军军长和红二十五军军长。红四方面军入川后，任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不久，受张国焘打击，调任通江县军事指挥长。一九三三年夏，被张国焘杀害于通江洪口场。 　　⑨余笃山：湖北人，工人出身，曾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三○年回国，到鄂豫皖任红四军政委。五月，被张国焘撤职。后任红四方而军总经理处主任。一九三三年夏，被张国焘杀害于通江口场。     　　⑩陈定候：湖北黄安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开始从事农民运动。一九二七年参加黄庥起义，一九三一年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因反对张国焘的错误政策被撤职。同年十月，被张国焘杀害于新集。 　　(11)徐朋人，湖北黄安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农民运动，一九二七年，参加黄麻起义。一九二九年任鄂东北特委书记，鄂豫边特委书记，一九三二年夏，被张国焘杀害。 　　(12)许继慎：安徽六安人。一九二四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中，曾任叶挺独立团营长，团参谋长和二十四师团长。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党中央工作。一九三年○春，党派他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一九三一年十月，被张国焘杀害。     　　(13)周维炯：河南商城人。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任红一军师长，一九三一年任红四军十一师师长，同年被张国焘杀害。 　　(14)姜镜堂：湖北英山人。一九二六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六安霍山起义后，历任红一军师政委、皖西军委分会主席、红四军十二师政委等职。一九三一年十月，被张国焘杀害。 　　(15)熊受暄：湖北英山人，一九二四年入黄埔军校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从苏联回国后，党中央派他到鄂豫皖任红一军政治部主任，前委秘书处恒。一九三一年五月，任红四军十二师政治郁主任，十月，被张国焘杀害。 　　(16)魏孟贤：山东人。一九二五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二月，在安徽六安起义，进入皖西根据地，任中央教导第二师参谋长。一九三一年夏，人红四军十二师参谋长兼三十六团团忙，十月，被张国焘杀害。 　　(17)见《鄂豫皖中央分局国焘报告苏区发展经过及肃反胜利原因》。 　　(18)见红四方面军政委：《关于此次肃反详情之报告》。     　　(19)王秀松：湖北黄安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黄麻起义后，历任鄂东特委书记，红军团政委、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等职，一九三二年九月，被张国焘杀害。 　　(20)徐百川：安徽合肥人。早年加入共产党，曾毕业于黄埔军校。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一九二九年，党派回安徽工作，参加六安霍山起义，任红三十三师师长，一九三○年五月，调任红军独立一师师长。一九三一年被张国焘杀害。     　　(21)陈奇：湖南桂东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毕业于黄埔军校，大革命失败后，任桂东县委书记，参加湘南起义后，到井冈山工作。一九三一年后，任红四军十师政委、师长。一九三二年初，被张国焘杀害。             　　(22)见鄂豫皖军委总政治部：《怎样分配土地的宣传提纲》。 　　(23)见《鄂豫皖中央分局国焘报告苏区发展经过及肃反胜利原因》。 　　(24)见《中央为反帝问题致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一九三二年三月六日。 　　 张国焘其人/于吉楠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