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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

于吉楠编著

建立川陕根据地的斗争 　　一九三二年秋，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仓皇西逃后，拉着红四方面军主力，从湖北经河南去陕西，再南越秦岭，进入汉中地区，行程三千多里。一路上，前有阻敌，后有追兵，且战且走，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虽多次击溃敌人，自己也伤亡五千多人。 　　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严重危害，引起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和反对，部队议论纷纷。随军西征的曾中生、邝继勋、余笃山，舒玉章①和刘杞等许多同志，向张国焘展开了坚决斗争。他们商议，要派人到党中央反映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和家长统治的情况，要求中央迅速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后来，没有派人到中央去，由曾中生同志出面，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写成书面意见送给张国焘，义正词严地批判了他的错误。 　　张国焘的日子很不好过，被迫于十二月十日在陕南城固县小河口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听取大家意见。会上，大家对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其他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要求对以后的活动作出决定报告中央。张国焘玩弄两面派的手法表面上“欢迎”提意见，还成立前敌委员会伪装发扬集体领导，实际上，严密封锁中央，伺机进行反攻倒算。这场斗争虽未能从根本上纠正张国焘的错误，但对制止其仓皇逃跑，迅速建立川陕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接着，又在西乡县的钟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进军川北，创建川陕边革命根据地。英勇的红四方面军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尾追堵截，胜利进入川北，十二月二十五日攻占通江县城，站稳了脚跟。 　　当时的四川，在地方军阀刘湘、刘文辉、刘存厚、田颂尧、杨森等的分裂割据下，混战连年不绝，广大工农群众遭受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民变蜂起，好似布满了干柴，随时都会燃成烈火。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四川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断举行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在川东，王维舟等同志坚持领导农民运动和游击战争，于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在万源的固军坝，领导农民武装起义，建立了川东游击军第一支队，李家俊②同志任指挥员，队伍扩大到一千多人。一九三○年五月，这支红军被立三路线的中央调去进攻武汉，在进军湖北途中失败了。一九三○年秋，党又在梁山县领导农民起义，成立川东游击军，李光华同志任司令，王维舟同志任副司令兼总指挥，红军发展到一千多人。不久，队伍又被错误路线拉去围攻武汉，在东征途中遭到失败，李光华同志牺牲，王维舟同志率领突围的部分指战员，继续坚持斗争，逐步开辟了梁山，达县、开江三县交界地区的游击根据地。在川南，党领导的红军和游击队的活动，一度遍及自贡、宜宾、南川、荣县、犍为、富顺、纳溪、綦江，沪县，叙永等广大地区。在川西，任川军第七混成旅旅长的共产党员邝继勋同志，于一九二九年六月率全旅于遂宁县的射洪咀起义，编为红军四川第一路军，罗世文同志任党代表，在蓬溪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并向大竹、渠县、蓬安、南部、阆中、仪陇等地开展游击活动。一九三○年十月，党又领导了广汉起义，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这两次起义最后都失败了，但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川北地区，在罗世文、李鸣珂、于江震等同志的领导下，在南充、南部、仪陇一带，组织农民起义，开辟了广大的游击区。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发动著名的“昇、保暴动”，成立川北红军，张逸民③同志任总指挥。暴动失败后，党派他到南江县土著武装任玮璋部进行革命活动。一九三三年一月，张发动任部两千多人起义，参加红军，编为独立师，任玮璋任师长，张逸民同志任参谋长，刘杞④同志任政委。一九三二年底，红四方面军主力入川后，同当地党组织、人民群众、地方武装，汇成一股革命洪流，很快建立起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在通江成立，邝继勋同志任主席。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在通江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产生了中共川陕省委，袁克服同志任书记，曾中生等同志为省委委员。会议通过《关于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川陕省委的任务》等重要决议，决定发展党的组织与扩大红军，广泛地展开分配土地，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打垮封建势力，为创建和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而斗争。二月中旬，又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当时，川陕根据地最高军事领导机关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的职务，徐向前同志任军委副主席兼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曾中生同志任军委参谋长。 　　在川陕根据地建立的初期，张国焘因为丢掉鄂豫皖根据地，犯了逃跑主义错误，不但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和反对，还遭到临时中央的严厉批评。一九三三年一月五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就张国焘西逃问题，向中央写了报告，指出：“这种行动是违背了国际指示、中央关于红军的训令和中央局关于运动仗的电文等文件中所指示的正确路线，而走入了逃跑右倾机会主义”，“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之领导负责者，当为国焘与昌浩同志，而国焘同志尤其是主要负责者，因为他从南昌暴动一直到现在，以及由于他在苏区所发表的种种观点，实是一贯的倾向。”三月十五日，临时中央复信指责说：“我们仔细审查你们从四次‘围剿’以来的工作，认为：鄂豫皖苏区的党，实犯了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一种错误的实质，便是‘左’的空喊代替了真正的布尔塞维克的动员与准备来冲破四次‘围剿’，以后所表现的狼狈惊慌与掩饰自慰，乃是这一错误必然结果。”“省委员会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同志，以及红四军团的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错误的策略，应负全部的责任。如果只把责任嫁诸红四军团的领导同志，那是错误的。你们必须从这些错误中去学习。”“我们认为你们十月十一日‘红军应该暂时离开苏区’的决定是非常大的错误，这一错误的决定就是红四军团西逃的基础。”⑤面对这种情况，张国焘表面上有所收敛。在徐向前、曾中生等同志的领导下，在广大党员、干部、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英勇奋斗下，川陕根据地有了迅速的发展，红四方面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川陕根据地的建立，直接威胁四川地方军阀的统治，刘湘、邓锡侯、田颂尧等暂时停止火钟併，向红军进行反扑，蒋介石立即委任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二月中旬，田颂尧出动三十八个团，共六万多反动军队，向通、南、巴根据地发动了三路围攻。在优势敌人进攻面前，徐向前等领导同志决定采取“收紧阵地，集中兵力，诱敌深入”的正确方针。红四方面军利用有利地形，进行阻击，给敌以重大杀伤后，主动撤离南江、巴中和通江县城，向东北部山区转移。待敌深入根据地，伤亡日增，供应困难，士气低落，陷入困境时，红四方面军集中主力转入反击。五月下旬，红军在空山坝地区，经三天激烈战斗，全歼敌七个团，击溃敌六个团，共消灭五千余人，敌全线崩溃。红军乘胜猛追，歼敌两万多人，缴枪八千多支，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三路围攻，根据地扩大一倍以上。 　　为了巩固和发展这一胜利，六月二十三日在通江召开了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曾中生同志代表省委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会议对加强党的建设、加强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建设、深入和扩大土地革命等问题作出了具体决定。六月底，红四方面军总部在南江木门召开军事会议，在徐向前同志的主持下，总结了粉碎田颂尧三路围攻的经验，决定将原有四个师扩编为四军、九军、三十军和三十一军。八月一日，在巴中又召开了川陕省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明确宣布把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十大政纲，作为施政方针。大会具体讨论了土地革命、扩大红军、肃反、财政经济等各项工作，提出“切实的广泛的动员全川陕苏区及周围白区的千万工农群众，准备一切力量，粉碎刘湘的新进攻，巩固和扩大川陕苏区，是目前川陕省各级苏维埃一切工作的中心”。⑥在这几次会议后，扩大红军、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都掀起了新的热潮。 　　红四方面军乘胜前进，从八月到十月，先后发动了“仪(陇)南(部)战役”、“营(山)渠(县)战役”和“宣(汉)达(县)战役”，解放了仪陇、广元、昭化、苍溪、阆中、南部、宁强、营山、蓬安、渠县、达县、宣汉、万源等县的广大地区，把田颂尧残部赶过嘉陵江以西，重创畅森、刘存厚部，歼敌越万。十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在宣汉与川东游击军胜利会师。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三十三军，王维舟同志任军长，杨克明⑦同志任政委。至此，红四方面军已扩大为五个军八万多人，建立起巴中市和二十二个县的红色政权，拥有五百万人口，川陕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军阀主义的统治 　　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张国焘自以为站稳了脚跟，反党阴谋活动又猖撅起来。在反田颂尧三路“围攻”的斗争中，当着广大党员、干部和战士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时候，张国焘却借口“肃反”，密谋策划，在红四方面军内发动了所谓反“右派”斗争。他把在小河口会议上反对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和逃跑主义的一些领导干部，诬为“右派”、“反党活动”，实行疯狂的打击报复，先后将邝继勋、余笃山、舒玉璋等同志秘密杀害，把刘杞同志开除党籍。同时，还杀害了吴展⑧同志等一批红军指挥员。八月一日，张国焘又以“右派首领”、“与托陈派、改组派等联合起来形成的小组织活动”等任意捏造的罪名，非法逮捕了曾中生同志，严刑拷打，强迫承认“错误”。曾中生同志坚决拒绝诬加给他的任何罪名，英勇不屈，遂被长期监禁起来。 　　在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况下，曾中生同志仍然坚持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他系统地总结了红四方面军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取得胜利的经验，写成了《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一书。这部我党优秀的军事著作，论述了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建军原则和作战原则的许多根本问题，强调红军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广大群众拥护、精密地训练、严格的军纪、必胜的信心、旺盛的攻击精神，然后始能凌驾于物质的威力而取得战胜的效果。在作战原则方面，它突出地强调了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威力与作用；强调集中使用兵力，各个击破敌人；主张内线作战和收紧阵地、诱敌深入；主张运动战和战役速决战，反对阵地战和战役持久战，反对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轻易放弃根据地的逃跑主义。当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已经篡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权，否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正在把革命战争引向失败的泥潭。曾中生同志敢于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宣传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这是多么宝贵的贡献呵!这本书被张国焘隐匿作者姓名，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印发了，受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挥员的热烈欢迎，对于普遍提高干部的指挥能力和战术水平，帮助部队总结实战经验，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川陕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中共四川省委不但紧密配合开展斗争，还先后派出罗世文同志⑨等二百多个干部到根据地参加工作，担任各级领导职务，作出了重要贡献。党中央又从上海调海总党团书记廖承志同志到川陕根据地，任省总工会秘书长，领导苏区的工人运动。但是，张国焘站在反党立场上，对这些同志实行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他把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排挤到省委党校去工作，把王维舟、杨克明等同志从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又借口“肃反”，把张逸民等许多好同志，诬陷为“反革命”，加以杀害。廖承志和罗世文等同志也被非法逮捕，长期关押。造成了极其痛心的损失。 　　张国焘把曾中生同志等一大批有理论、有经验、有能力的革命领导干部打下去以后，大权独揽，实行军阀主义的独裁统治。他以家长制代替民主集中制，以“书记最后决定”否定集体领导，推行愚民政策和高压政策，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他还“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大搞反党独立王国。 　　张国焘的军阀主义是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态在党内的反映。他一贯否定党对军队的领导，把军权看作高于党权，把红军当做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妄图用枪指挥党，全力在红四方面军中制造“张国焘个人的系统”。他把军阀的打骂制度搬到红军中来，用惩办主义代替思想政治工作，以恐吓手段维持军纪，随便骂人、打人、撤职、杀人。在军民关系中，他不是从政治上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而是以军队威胁群众，并以打骂的方式去凌驾地方党、政权与群众的组织，破坏红军与群众的血肉关系。 　　张国焘在川陕根据地继续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不顾“九一八”事变以来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和王明“左”倾路线所造成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挫折，过分地夸大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认为“国民党统治更加迅速崩溃”，“直接革命形势在更广大区域内成熟起来，大大缩小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限度，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整个反动统治的战争日益进入决定胜负的境地”，因而提出川陕党的任务就是“采取最坚决的进攻敌人的路线”， 　　“争取苏维埃政权在西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⑩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军事上，提出了“一寸土地也不让敌人侵犯”的错误口号和过大的扩红任务。在土地革命中，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和过“左”的划分阶级的政策，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在肃反工作中，以所谓斩草除根和恐怖代替明确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造成了肃反扩大化。把知识分子作为“阶级异己分子”进行排斥打击。在经济政策方面，也出现了没收工商业者的财产，侵犯中小商人利益的现象。在“加紧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右倾主要危险”的口号下，对坚持正确路线和正确意见的同志，实行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 　　粉碎三路围攻以后，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情况，有了进一步发展。一九三三年秋，经过四川省委转来了临时中央给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指示信。在这封信里，临时中央根据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形势和任务的分析，要求：“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在巩固原有阵地基础之上，来迫切的争取苏维埃首先在四川全省的胜利。”(11)十二月十一日，张国焘在川陕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上，亲自作报告，传达和贯彻王明“左”倾路线的指示。会议通过了接受临时中央指示的决议案，号召川陕根据地广大党员、干部和战士，“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彻底消灭刘湘，争取全川苏维埃胜利，消灭‘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中国。”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强调“一切不能接受党的路线的顽强机会主义分子坚决把他赶出党外去，在严厉斗争中来改造党”。(12)到了一九三四年十月召开川陕省第四次党代表大会的时候，就更加发展了各项“左”倾政策。 　　张国焘的军阀主义统治和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罪恶行径，对红四方面军和川陕革命根据地，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失败主义和逃跑主义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调集了一百万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五次“围剿”。十月四日，刘湘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纠集田颂尧、邓锡侯、李家钰、罗泽州，杨森、刘存厚各部，共一百一十个团，三十万人，分东、西两线，向川陕根据地发动了六路围攻。 　　十一月初，刘湘主力向川陕根据地宣汉、达县一线发动进攻，其他各路亦配合进犯，红四方面军战线延长千余里，处处阻敌前进是不可能的。徐向前等领导同志坚持“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正确方针，把红四方面军主力集中在东线。红军一方面顽强阻击，消耗和疲惫敌人；一方面主动放弃了营山、宣汉、达县、仪陇、巴中、南江、通江等县城，主力向万源至通江城北一线地区集中，进行了著名的“万源保卫战”。一九三四年八月九日，在徐向前同志的亲自指挥下，红四方面军主力首先在东线发起反击，歼敌一万五千多人，敌向宣汉、达县方向全线溃退。东线反击战胜利后，红四方面军主力又于八月二十六日，开始西线反击，在巴中的黄木垭地区，一举歼灭敌十个团一万四千余人，残敌狼狈逃窜。九月下旬，反六路围攻作战胜利结束，共歼敌八万余人，缴枪三万余支，川陕根据地广大地区基本恢复。 　　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的重大胜利，为川陕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但是，张国焘却在大胜之后，丧失了继续坚持川陕根据地的信心。他认为，川陕根据地已经被战争破坏了，粮食十分困难，红军又缺乏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品，好象是挤掉了汁的柠檬，没有什么发展前途。这时，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完全排斥了毛泽东同志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一方面军被迫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了长征。张国焘更认为这就是整个土地革命战争的失败，革命低潮和退却时期来临了，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于是想放弃川陕根据地，再次西逃。 　　十一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总部在巴中县的清江渡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徐向前同志作了《关于反刘湘六路进攻的总结报告》，并指出，中央红军已大举西征，红四方面军要准备积极配合。张国焘又借口配合中央红军西征，提出放弃川陕根据地向甘南发展的退却逃跑主张。徐向前等领导同志认为应坚持川陕根据地，依托老区发展新区，抵制了张国焘的错误方针。 　　一九三四年底，蒋介石加紧策划“川陕鄂三省会剿”，刘湘收集残部妄图卷土重来，蒋军两个师进驻川东，胡宗南部也由陕西南下广元、昭化地区。张国焘害怕川陕根据地成为蒋介石反革命“围剿”的重点，更加惊慌失措，叫嚷：“与其被敌人赶走，不如主动撤走”。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他致电党中央，夸大川陕根据地四周敌人的力量，还说什么“东方城口一带，山大穷困人口少，西有嘉陵江、剑阁，碧口之险，再采取决战防御亦非良策”，为放弃川陕根据地制造舆论。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领导红一方面军继续长征。一月二十日，红一方面军从遵义地区西进，准备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一月二十二日，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打电报给张国焘，把中央的战略意图告诉了他，指示红四方面军配合行动。电报说：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的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庄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主力向西线进攻。因我军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较不利，西线则田部内讧，邓部将南调，杨、李、罗兵单力弱，胜利把握较多，与我军配合较近，苏区发展亦是有利的。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在主要方向宜集中主力，从敌之堡垒间隙部及薄弱部突入敌后，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敌人，于运动战中包围消灭之，若你们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篷溪地带，则与我军之配合最为有利，同时我们要估计到敌人可能以较少兵力利用堡垒钳制四方面军，而趁野战军立足未稳之际，转移主力实行突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因此，你们作战方针应从速决定电复。 　　但是，张国焘接电报后，出于反党野心和逃跑主义打算，拒不执行党中央命令，反而集中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北进攻，于一月二十四日发起“陕南战役”，先后攻克宁强、阳平关、沔县等地。这次作战，虽然取得了歼敌七个团的胜利，但却解除了四川敌人后顾之忧，因而大批川军纷纷渡江南下，沿川黔边布防，并封锁长江，破坏了中央红军原定渡江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当机立断，改变计划，回师遵义，南下贵阳，西进云南，作大规模的迂回运动，转到金沙江渡江北上。 　　待川军主力南移阻击红一方面军渡江时，张国焘又乘川军后方空虚的机会，将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陕南调回，借口配合中央红军行动，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向川西逃跑。三月二十九日，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西征，连克阆中、剑阁、昭化、梓潼等地。四月二十二日，渡过涪江，攻克茂县，进入川西北。张国焘临走的时候，借口战争需要，强令赤卫军、游击队等地方武装和乡以上地方干部，随军西行；又以给敌人造成“困难”为名，在根据地内实行“坚壁清野”，肆意破坏，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张国焘拉着红四方面军西征后，原绥定道委书记刘子才同志和红三十一军的营长赵明恩同志，率三百人枪，组成游击队，转战南江、宁强、广元地区，坚持川陕根据地的游击战争。他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顽强斗争，英勇不屈，一直坚持到一九四○年一月，最后弹尽粮绝，几乎全部壮烈牺牲。无数革命战士流血牺牲换米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被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和逃跑主义所断送了。 　　张国焘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逃往川西北时，他的失败主义和逃跑主义，已经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使我们党在长征路上，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斗争。 　　①舒玉璋：辽宁人。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归国后，入黄埔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北伐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派他到鄂豫皖地工作，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主任。一九三三年夏，被张国焘杀害于四川巴中。   　　②李家俊：四川万源人。早年曾在上海同济医学院学习，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党派他回家乡领导农民武装起义，成立红军川东游击军第一支队，任司令。一九三○年调四川省委工作，一九三一年任省委军委书记。同年十二月，在重庆牺牲。 　　③张逸民：四川南部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三月，调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同年冬，被张国焘杀害。 　　④刘杞：湖北人。铁路工人出身，曾参加“二七”罢工。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五年冬，被张国焘杀害。 　　⑤见《中央致鄂豫皖苏区党省委信》(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 　　⑥见《目前形势与川陕省苏维埃的任务》。 　　⑦杨克明：四川涪陵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党派他到涪陵，丰都、石柱地区搞农民运动。一九三二年夏，任梁山、达县中心县委书记。一九三三年十月，任红三十三军政委。一九三四年四月，受张国焘打击撤职，调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千事。一九三六年一月，任红五军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七年一月，在甘肃高台战斗中牺牲。                 　　⑧吴展：安徽舒城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一九二七年，参加广州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春，党派到鄂豫皖根据地任红四军十师参谋主任，一九三三年春，被张国焘杀害于通江。 　　⑨罗世文，四川威远人，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川西特委书记，四川省委书记。因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被非法逮捕。一九三六年长征到陕北获释，任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教授。抗战开始后，回成都任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和川康特委书记，《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负责人、八路军成都办事处主任。一九四○年三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一九四六年十月，在重庆遇害。     　　⑩见中共川陕省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日前政治形势与川陕省党的任务》。 　　(11)见《中央致红四方面军的信》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12)见《中国共产党川陕党第三次省代表大会的总结》。 　　 张国焘其人/于吉楠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