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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 |
| 于吉楠编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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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党夺权野心的大暴露
张国焘逃到川西北地区后，这个妄图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的丑恶嘴脸，就公开暴露了。
早在一九三四年十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张国焘就认为党中央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已经无法行使领导职权，是实现其篡党夺权野心的有利时机。因此，他在川陕省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提纲》中，狂妄地宣称：要在“坚决进攻的策略下，坚持领导川陕鄂赣各省的游击战争、群众骚动、工人罢工、兵变及回民运动”。公然把党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央苏区，置于他的领导之下。到了川西北，他不请示党中央，擅自于五月十八日，在茂县成立“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和“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自封主席，在“西北特委”下设政治局，俨如党中央组织。五月三十日，张国焘发表《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宣布树立了西北革命斗争的中心；并在所发的《西北联邦政府第一号布告》中，自称要“率领红四方面军卅万健儿，陕甘红26军，陕南红29军，川南红39军，赤化全川，赤化西北的完全胜利”。妄图造成既成事实，与党中央分庭抗礼。
一九三五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率领红一方面军，经过艰苦转战，渡过金沙江、大渡河，翻越夹金山，进入四川西部懋功地区。六月十二日，徐向前同志在理番(今理县)致电党中央，详细报告了当面敌情和各部队的位置，提出作战意见，请中央决定；并代表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热烈欢迎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第二天，两军在夹金山下胜利会师，中国革命出现了有利的新形势。
六月中旬，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来到懋功的达维镇，受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夹道热烈欢迎。在庆祝胜利会师大会上，毛泽东同志以中央红军长征和红四方面军最近作战的胜利，深刻说明了中国工农红军是不可战胜的。他指出，红军的长征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锻炼了自己，而且扩大了党的影响，沿途撇下了革命种子。他号召一、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努力工作，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所给予的一切任务。在懋功地区毛泽东同志亲切接见了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同志，把一幅军用地图平铺在地上，详尽地分析了形势，明确提出会师后的方针和任务。他说：全国抗日高潮正在到来，整个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今后一、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指明了新形势下，红军前进的正确方向。
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朱德同志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了《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今天实行占领北平、天津、察哈尔和整个的东北；明天将并吞整个中国，想把全中国都变成日本殖民地”，蒋介石成为“日本并吞中国最卖力气的开路先锋”，“并且动员百万白军拦阻红军北上抗日”。号召“全国工人、农民、海陆空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革命民众统统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决对日作战，恢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重申了党的北上抗日方针。
但是，张国焘从会师那天起，就坚持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顽固地反对党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六月十六日，党中央打电报给远在茂县的张国焘，指出：今后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是占领川陕甘三省；目前计划宜在岷江以东坚决打击敌人即将到来的进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因此，应坚决巩固茂县、北川等地，并击破胡宗南部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而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蛾眉山附近情况略同，至于西康情况更差，均非发展方向。第二天，张国焘复电，公然反对向东、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借口北川地区地形、给养条件不利，没有粮食吃，敌已有准备，不宜过岷江东打；提出要向川西北阿坝及甘肃、青海一带发展，和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如有困难，暂时向南进攻。六月十八日，党中央复电，驳斥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重申了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的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两个方面军的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进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南向川康边之雅安、名山、邛崃、大邑等地发展，即使一时得手，也绝少继进前途，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速下决心为要。六月二十日，党中央再电张国焘，进一步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有利；并要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张国焘不但不听，反而放弃了北川和茂县，继续向岷江以西退却。
六月二十四日，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北进至懋功的两河口，准备在这里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第二天，张国焘骑马带着三十多名骑兵卫队赶到两河口，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领导同志冒雨欢迎他。张国焘态度傲慢，并玩弄阴谋手段，抢在政治局开会之前，在庆祝会师大会上公开宣布了他的右倾逃跑主义纲领，叫嚷：“这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藏回)，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大局面的更好条件。”
是北上抗日，还是向西逃跑，这关系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六月二十六日，党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围绕这个根本问题，党内两条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张国焘坚持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否认全国抗日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对形势作出极端悲观的估计，认为土地革命战争已经失败了，处于“总退却”阶段。因此，他主张“卷起苏维埃旗帜”，向荒辟的西部地区如川康、青海、新疆等地，实行无限制的退却，以逃避斗争。他故意夸大向东向北发展的困难，胡说北有雪山、草地，气候严寒，行动不便，胡宗南有几十个团兵力，防御工事过于强大，即使到得那里也站不住脚，竭力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同时，张国焘十分猖狂地伸手要权。他见中央红军经过长征苦战，实力消耗很大，而他自己却枪多人多，于是借王明“左”倾路线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恶毒攻击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政治路线不正确”。根据“谁有军队，谁最强，谁就应当领导”的军阀逻辑，他狂妄地要求改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妄图篡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力。毛泽东同志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对张国焘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和耐心的教育。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北上才能使红军得到发展，才能在全国范围内扭转革命所遭到的挫败，才能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迅速到来；而西进或南下，则因脱离了国内政治斗争的中心地区和深入地薄人稀的少数民族地域，必将置红军于非常困难的地位。并且严正驳斥了张国焘伸手要权的反党谬论，强调指出，红军应当由党中央军委统一指挥。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站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其他政治局委员也反对张国焘的退却路线和反党行为。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方针，坚持了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和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于二十八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规定：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西北各省以致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
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宁新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
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广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六月二十九日，党中央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拟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要求红军以迅速的行动，坚决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上作战和发展。并且命令一、四方面军分组为左、中、右三路纵队和岷江支队，向北开进。
然而，这场斗争并没结束，它仅仅是开始。
懋功和毛儿盖的斗争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回到杂谷脑(今四川理县)红四方面军总部，对党中央阳奉阴违，耍两面派，继续进行反党阴谋活动。六月三十日，张国焘致电党中央，再次抛出他的退却方针，反对北上，胡说应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就地向北稍微扩张一些。他还背着党中央，召开所谓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散布谣言，污蔑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进行反党反中央的活动。在张国焘的欺骗和煽动下，发生了一些对一方面军抢枪、抢粮、打人、武装包围等事件。
党中央及时派出由刘伯承、李富春、王稼祥、李维汉等同志组成的慰问团，到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并帮助传达贯彻两河口会议的决定。党中央关于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正确方针，很快在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中激起热烈的反响。九军政治部印发的战士报《不胜不休》第十期上，就公开发表文章，号召“在党中央军委直接统一指导之下”，“彻底消灭川敌残部”和胡宗南部，为“赤化川陕甘”而斗争。张国焘心怀鬼胎，怕的要死，一方面对慰问团严加封锁，一方面镇压四方面军同志的不满和反对。被张国焘长期关押的曾中生同志，听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喜讯，禁不住热泪横流，激动万分，他立即分别写信给党中央和张国焘，要求释放，面见党中央申诉一切，听候中央处理。党中央也指名要见曾中生同志。张国焘害怕其阴谋罪行被揭露，不仅扣压了曾中生同志的信件，不准见面；后来，于八月中旬，在卓克基将曾中生同志秘密杀害。
张国焘搞分裂的黑手还伸到一方面军中来，妄图拉拢彭德怀同志，跟随他的错误路线走，遭到彭德怀同志的坚决拒绝和严厉斥责。而林彪却吹捧张国焘的路线是“正确的”，胡说什么张国焘“路线不对，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甘心充当应声虫。
七月十日，红军攻占毛儿盖后，本应乘胜前进，直取松潘。但张国焘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拖延四方面军的行动，阻挠北上。七月九日和十八日，张国焘策动他的亲信以“川康省委”的名义，要求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提出让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并要挟中央：如果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党中央坚决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同时，本着大敌当前、革命利益为重的精神，耐心地对张国焘进行争取教育。七月十八日，党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由于张国焘的阴谋破坏，红军在懋功和毛儿盖地区，停留了一个半月之久，错过了打下松潘、向北发展的有利时机。胡宗南以重兵控制经松潘北去的大道，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大批军队又从东南方向追逼上来，红军陷于被动和危险地位。
八月四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的沙窝召开会议，讨论当前形势与任务。会上，张国焘再次反对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活动。经过激烈的斗争，第二天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驳斥了张国焘的失败主义和悲观主义，指出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更进一步侵略中国，白区群众的革命斗争继续前进，许多老根据地仍在坚持斗争，“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一切这些，证明中国革命形势的依然存在，证明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决议》再次否定了张国焘向西南逃跑的退却路线，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的正确性，指出：“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这个根据地的造成，不但是红军作战的后方，而且是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苏维埃国家的领土。它的存在，是以鼓励全中国被压迫的工农劳苦群众起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做斗争。它的模范的作用，给全国民众指出了政治经济解放的道路。它是一个团结全中国革命力量的核心，与散布革命种子到全中国去的发源地。”《决议》针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突出强调了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加强一、四方面军的革命团结的重要性，指出：“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历史任务，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一、四方面军的兄弟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决议》最后指出：“必须在部队中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这种动摇是由于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夸大敌人的力量，看不到敌人内部力量的削弱，而同时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所产生的。”这种动摇具体表现在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示怀疑，不敢大胆地前进，而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对一、四方面军力量不信任，甚至根本怀疑自己部队的战斗力。这种动摇更表现在对于目前时局的估计不正确，怀疑到革命形势的存在，推想到中国革命运动的低落，因而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明显的在部队中存在着，而且部分的生长着”，“是最大的危险，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目前中心任务之一。”在通过这个决议的时候，党也给了张国焘改正错误的机会，没有点他的名，还是争取他一起北上。会上，在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的说服和批评下，在党中央的耐心教育下，张国焘不得不表示同意会议的《决议》。
张国焘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回到毛儿盖，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更加猖狂地进行反党分裂活动。他又提出要西出阿坝，北占夏河，进而向青海、甘肃偏远地区逃跑的错误主张。因此，八月十五日，党中央电示张国焘，指出；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需立刻从班佑向夏河急进，一、四方面军主力宜走右路，阿坝只能以一部兵力掩护后方前进。
八月二十日，党中央政治局再，次在毛儿盖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当时，敌情已很严重，尾追红军的川军刘文辉部已占据懋功地区，蒋军周浑元、吴奇伟纵队集结在雅安，川军刘湘部封锁了岷江东岸，胡宗南四个师部署在松潘地区。敌人估计红军不敢冒险横跨草地、北出陕甘，可能会东出四川，他们企图堵住红军东出四川的道路，把红军逼到西面人烟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以便逐渐削弱和消灭。而张国焘的逃跑主义方针，正好符合了敌人的这种需要。毛泽东同志正确分析了敌我情况，提出红军应出敌不意，横跨草地，北出陕甘。
因此，《补充决定》要求红军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同时，指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辟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这个行动客观上适合敌人的要求，敌人正以全力压迫我们向着不利地区，而他可以沿着黄河构筑重叠的封锁线与堡垒，阻止我们以后向中国本部去发展，切断我们与其他苏区与红军及全国革命运动之联系。”“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种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会后，党中央军委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一、四方面军在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共同北上；以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之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以四方面军之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之五、九军团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同志和张国焘率领，以马塘和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然后向右路军靠拢，一起北出甘南。
经过这一番曲折的斗争，张国焘的反党阴谋活动被挫败了。八月十五日，左路军从卓克基出发，向阿坝前进，八月二十日，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越过草地，向班佑、巴西、阿西地区前进。
公开打出叛党黑旗
八月二十一日，左路军到阿坝地区后，张国焘借口葛曲河涨水和草地不易通过，按兵不动了。他拒不执行党中央关于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重弹“西进”的老调，要红军出洮河以西，过黄河向青海、甘肃、新疆发展。八月二十四日，党中央在草地行军途中，电告张国焘，再次阐明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的正确性，指出如果违反这一方针，而以主力向洮河以西，令敌沿洮河封锁，则我将处于大不利地位，因为这一地区，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居多，较之黄河以东，条件大为悬殊；坚令其率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与右路军并肩东进。
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率领右路军胜利通过草地，到达巴西地区，并在包座歼灭胡宗南一个师，打开了通向甘南的门户。二十九日，党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同志抓住有利战机，制定了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决定右路军以主力向东推进，待左路军到达后，用小部队向南坪，文县佯动，集中主力从东北方向的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去，可以有把握地战胜胡宗南部五个旅。并把这一部署于九月一日电告张国焘。张国焘顽固对抗，又抛出一个南下川康边境的计划，要把左路军和右路军全部拖回到天全、芦山、丹巴地区。党中央坚决反对这个退却逃跑计划。右路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同志，也连电张国焘，力主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张国焘一意孤行，竟擅自下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强迫已前进到墨洼的五军团返回阿坝。他赤膊上阵对五军团的同志讲话，指手画脚地攻击党中央北上抗日是什么“逃跑主义”，吹嘘南下川康才是“正确路线”，叫嚣要肃清他们脑袋里的“机会主义思想”。朱德、刘伯承同志坚持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为了打消张国焘的借口，朱德同志亲自到葛曲河边察看，并派人下水测量，虽然河水因下雨比过去涨了一些，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齐马肚子，队伍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根据这种情况，朱德同志多次向张国焘提出要左路军过河北上，迅速赶到班佑，同右路军会合，继续长征。张国焘不但不肯北上，反而要朱德同志同他一起签字发电调右路军南下，被朱德同志严词拒绝。张国焘悍然使用阴谋手段，发动突然袭击，在深夜派兵包围总司令部，把朱德、刘伯承同志软禁起来。九月三日，张国焘盗用总部名义向党中央和右路军发出电报，伪称“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并叫嚷“再北进，不但时机巳失，恐亦多阻碍”，要“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
在巴西，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和张国焘一唱一和，互通情报，反对北上。党中央驻地在距巴西十里远的牙弄，为了说服教育陈昌浩，争取张国焘，九月上旬，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天天步行来巴西开会。由于陈昌浩态度蛮横，斗争十分激烈。这时，张国焘竟穷凶极恶地密电陈昌浩，阴谋以武力裹胁党中央和一、三军团返回草地，同他一起向川康逃跑。电报的主要内容是：
X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①
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发现了这封密电，亲自赶到牙弄，报告了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等，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将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支队，任命彭德怀同志为司令员。彭德怀同志秘密带领一个团，保护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机关，脱离危险区域，安全到达三军团司令部。九月五日凌晨，部队以上山打柴、筹粮为名，从巴西出发，渡过包座河，连日急行军到了俄界。
陈昌浩得知毛泽东同志已率部队向北挺进的消息，气急败坏地召集部分领导干部开会，进行煽动，杀气腾腾地提出，要派部队去追击。在这关键时刻，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同志大声斥责说：“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果敢地与陈昌浩作了坚决斗争，得到在场的多数领导同志的赞同，制止了陈昌浩的罪恶行径。后来，陈昌浩派张国焘的追随者、右路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一队骑兵追赶党中央，进行“劝说”。担任后卫的彭德怀同志严正驳斥了李特的谬论，同时受毛泽东同志和周思来同志的委托再次进行耐心的争取工作。说明党中央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川康十分不利，希望张国焘、陈昌浩认清形势，率部跟进，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中央也欢迎；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何意见，可随时电商。②李特狼狈而回，张国焘妄图劫持党中央和一、三军团南下逃跑的罪恶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率领北上抗日先遣支队到达俄界后，为了挽救张国焘，争取红四方面军北止，九月九日，致电张国焘，再次指出：目前只有北进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给养都对我不利，将使红军处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九月十一日，党中央打电报严词责令张国焘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并告诉他，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已令一、三军团在罗逵、俄界集中，要求左路军立即答复北上的具体部署。但是，张国焘为反党野心所驱使，已经不可能回头了。
在这种情况下，九月十二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点名批判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指出：“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同志从对于全国目前革命形势的紧张化，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估计不足，更从对于中央红军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斗争中及突围后的二万余里的长征中所取得的胜利估计不足出发，而夸大敌人的力量，首先是蒋介石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以至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塞维克的方针。”《决定》尖锐地指出，张国焘存在着严重的军阀主义，他“不相信共产党领导是使红军成为不能战胜的铁的红军的主要条件，因此他不注意去加强红军中党的与政治的工作，不去确立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以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相反的，他以非共产党的无原则的办法去团结干部。他在红军中保存着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以打骂的方式去凌驾地方党的政权的与群众的组织，并造成红军与群众问的恶劣关系。”“这种军阀主义倾向是中国军阀制度在红军中的反映。”《决定》揭露了张国焘的反党行为，指出：“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
《决定》最后说：“张国焘同志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会后，党中央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说明张国焘南下逃跑，不可能打到四川，只能被迫向康、藏退却，从而断送革命，向四方面军的同志大声疾呼的指出，“南下没有出路!南下是绝路!”九月十四日，党中央率领北上抗日先遣支队从俄界出发的时候，再电张国焘，说明北上只是为着实现领导全国抗日的战略方针，并以自己的艰苦奋斗，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利他们北上。十七日，北上抗日先遣支队攻占天险腊子口，突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破坏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二十日，进抵甘南的哈达铺后，又等待了七天，因为张国焘已经南下逃跑，才继续北上。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转战，于十月十九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和陕北红军会师，胜利地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张国焘同党中央分裂以后，强令四军、三十军再越草地南下。九月中旬，他同党中央的俄界会议唱对台戏，在阿坝召开所谓“川康省委扩大会议”，通过《阿坝会议决议》。这个决议颠倒黑白地恶毒污蔑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是“机会主义”、“右倾逃跑主义”，把张国焘南下逃跑美化为“进攻路线”，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以“纪律制裁”，大造反党分裂舆论。会上，张国焘那一伙人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威逼朱德同志接受南下退却的错误主张。朱德同志挺身而出，痛斥了他们的谬论，严正指出：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会给中国革命带来不可估量的严重损失；只有北上，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张国焘的同伙又接连起哄妄图逼走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横眉冷对，理直气壮地说：“我来左路军工作，是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我的任务是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一道，执行党中央的决议，坚决北上。北上，这是党中央、毛主席作出的英明决定，一切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这是我党的组织原则。既然你们现在不北上，我只好在此等候了。”接着又说：“我相信，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他们是不会同意你们这样做的。总有一天，他们会走到毛主席、党中央身边的。”③
张国焘象输红了眼的赌棍一样，亲自出马，开会围攻朱德同志和刘伯承同志达三天之久。这个家伙挥舞着手枪，耍流氓手段，用枪毙来威胁朱德同志，逼他发表反对毛泽东同志和反对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宣言。朱德同志临大节而不辱，意志坚如铁，度量大似海，他坚定地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北上抗日是中央的决议，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我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反对!”又说：“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④张国焘的阴谋失败了，他的秘书长黄超又跳出来，破口大骂朱德同志：“你是老糊涂”，“你是老右倾”，“你是老而不死”，气焰十分嚣张。张国焘还恶毒污蔑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制造分裂”、“向北逃跑”，胡说什么“他们走的时候，把仓库里的枪枝、弹药、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放火烧了”。朱德同志对攻击他个人的话不屑一顾，但是，对疯狂攻击毛泽东同志，立即怒不可遏地痛斥道：“这纯粹是谣言!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同志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优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自订的，对俘虏还要优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过草地干粮不够，动员大家吃野菜，怎么会把粮食烧掉?这些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⑤张国焘被驳斥得面红耳赤，狼狈不堪。
九月十五日，张国焘经过一番策划，炮制了一个所谓《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宣称要“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军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根据地，首先赤化四川”。九月十七日，张国焘又发布南下“命令”，还提出“大举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的错误口号，欺骗与强迫四方面军和五、九军团及军委纵队一部，从阿坝地区南下，回到马塘、松岗、党坝一带。
十月五日，张国焘得意忘形，公开打起黑旗，在绰木碉(四川马尔康县东南)非法成立伪“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自封主席，上演了一场“黄袍加身”的丑剧。他还以伪中央的名义，通过《决议》，把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统统开除党籍。张国焘妄图软化朱德同志，给他安了个中央委员的头衔。朱德同志严正表示：你这种做法我不赞成，我们不能反中央，要接受中央的领导。朱德同志和刘伯承同志坚持全党只有一个党中央，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中央，绝不能有两个中央。红四方面军和五、九军团的广大革命同志，目睹张国焘的反党罪行，心急如焚，表现了极大的革命义愤。五军团有的同志提出要“单独北上，找毛主席和党中央去”，有的同志甚至激愤地说：“如果他张国焘阻拦我们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北上的命令，我们就跟他干!”朱德同志从革命全局出发，耐心地教育大家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他对五军团的干部说：“毛主席、党中央已经北上抗日了，走出草地后打了大胜仗，这是一条正确的路线。我们迟早要走上这条路线的。毛主席早就指出，南下是绝路，无论从敌情、地形、居民、给养等条件来说，都是对我们极为不利的。可是有人却说北上是逃跑，只有南下才是革命的。孰是孰非，本来是很清楚的，将来会越来越清楚。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他还强调：“要顾全大局，要讲革命，讲团结。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好的，是要革命的，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要注意和他们搞好团结，切不要上少数人破坏团结的当。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加强了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⑥朱德同志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找四方面军的同志谈话，宣传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引前进的方向。四方面军的许多同志，不顾张国焘的封锁和监视，前往探望朱德同志，以此表达对朱德同志的崇敬和对张国焘的抗议。张国焘又恨又怕，更加残酷地打击迫害朱德同志和刘伯承同志。他指使人偷偷杀掉朱德同志骑的马，挑动一些人到朱德同志被软禁的地方去闹事。在南下途中，又把朱德同志和刘伯承同志调出总司令部，安排到前线部队，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对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实行所谓改造，强行改编。对四方面军内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的同志，也实行所谓“纪律制裁”，“无情打击”，露出一副法西斯凶相。
张国焘为了贯彻其南下逃跑的错误方针，十月七日，制定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分左、右两纵队，向南进攻，先后占领懋功、丹巴及懋功县属之绥靖、祟化、抚边、达维等地。十月二十日，张国焘又发布《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计划》。十月二十四日，红四方面军越过夹金山，继续南下，于十一月上、中旬，先后攻占宝兴、天全、芦山等地。张国焘企图在这川康边之广大地区，建立根据地。
十二月五日，张国焘致电党中央，狂妄地宣称：
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乙、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丙、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这封电报是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的铁证，表明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反党活动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对张国焘南下逃跑，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严正指出张国焘另立中央“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一方面电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伪中央组织，放弃一切反党活动，一方面向全体党员公布了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关于张国焘的错误的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反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①见昌黎平：《严峻的时刻》，一九七九年五月一日《解放军报》。
②见昌黎平：《严峻的时刻》，一九七九年五月一日《解放军报》。
③见贾守仁：《在跟随朱德总司令的日子里》
④见朱敏：《回忆我的父亲朱德委员长》
⑤见欧阳毅：《在草地里——回忆朱德总司令》，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日《解放军报》。
⑥见欧阳毅：《在草地里——回忆朱德总司令》，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日《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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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焘其人/于吉楠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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