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政府领导人 > 张国焘 > 全文图书 > 张国焘其人

六、右倾退却路线的最后破产

于吉楠编著

南下碰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中央的北上抗日路线和张国焘的南下逃跑路线，两条路线，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形成鲜明对照。           　　一九三五年九月，张国焘拉着红四方面军南下逃跑的时候，全军有六十五个团和一个骑兵师，共约十万人。十一月，到达天全、芦山、宝兴、名山地区后，因为无法建立根据地，战斗频繁，部队饥寒交迫，疲惫不堪，迅速减员。四川军阀刘湘集中八十个团的兵力，防守雅安、名山、邛崃一线，两军形成对峙，展开了激烈的消耗战，仅在雅安、成都间公路上的百丈关，红军同敌人十多个旅血战七昼夜，歼敌一万五千余，也牺牲了数以万计的红军战士。一九三六年二月，蒋军六个师配合四川军阀军队的主力，向天全、芦山疯狂进犯，突破了红军的防线。二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红军被迫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越过党岭山，向西康西北部转移。三月间，先后占领了道孚、炉霍、甘孜、瞻化(今新龙县)等地。红四方面军损失过半，只剩下二十八个团四万多人，张国焘南下建立根据地的吹嘘破产了。 　　在红四方面军处境日益艰苦的日子里，传来了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断取得胜利的消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指挥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进行直罗镇战役，歼敌一个师另一个团，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奠基礼。十二月二十五日，党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英明决策。一九三六年二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渡过黄河，东征山西，歼灭阎锡山匪军一万五千多人，扩大红军七千多人，广泛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央红军、陕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在战斗中发展壮大，形势越来越好。同时，党中央一直同红四方面军保持着电讯联系，一面转告敌情，指示活动方针，表示极大关怀；一面继续同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一九三五年底，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林育英同志回国到达陕北，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一九三六年一月六日，张国焘打电报给林育英同志，再次攻击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为“机会主义”。一月二十四日，林育英同志致电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共产国际认为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并要张国焘取消伪中央。一月二十七日，张国焘致电党中央，被迫表示“原则同意”党中央的路线，并放出“急谋党内统一”的空气。实际上，他的反党活动并没有停止。尽管张国焘严密封锁，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还是逐渐了解一些真相。朱德同志和刘伯承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耐心宣传党中央的正确主张，积极促进广大指战员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基础上的团结，张国焘越来越孤立了。 　　三月十五日，张国焘在道孚召开干部会议，继续坚持错误路线，胡说，“五次战役中苏维埃运动受到一些打击，比较低落了一些，到现在是处在两个高潮的中间”，竭力否认抗日民族革命运动的新高涨。他继续攻击党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无耻吹嘘南下逃跑“正确”，强调在康藏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并说这是“取得向西北行动的顺利条件”。对广大指战员的不满和反对，他实行疯狂镇压，叫嚣：“有了政权和红军的党”，批评要受“相当限制”，“任何一种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遭到铁锤的打击!”四月一日，张国焘又召开所谓“活动分子会议”，宣扬“南下的胜利和意义”，污蔑党中央，借口“肃反”，打击陷害拥护党中央正确路线的革命干部。张国焘的疯狂挣扎，虽然可以杀害一些革命干部，终究扭转不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五月二十一日，他实在混不下去了，才被迫承认“红军如果长期停留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不能适应目前全国抗日反蒋的局势”，“粮食的缺乏”使在当地“少数民族中工作增加困难”。①六月六日，在党中央的严肃斗争下，穷途末路的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准备接受党中央的指示，组成西北局。     　　一九三六年四月，红二、六军团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经过艰苦长征，进入西康地区。张国焘反党野心不死，又利用二、六军团远离党中央的机会，策划了新的阴谋诡计，妄图欺骗与吞并二、六军团，共同反对党中央。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目的，他一方面在红四方面军内开“锁口会议”，禁止广大指战员透露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阴谋活动，另一方面利用窃取的总政委职务，别有用心地电令二、六军团先后分成两路向甘孜前进，并派出先遣队远道去“欢迎”，以便进行离间和分化。 　　六月，二、六军团合称二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右路六军团在理化(今理塘县)之甲洼寺与四方面军之三十二军首先会师。陈昌浩利令智昏，赤膊上阵作“报告”，污蔑党中央北上抗日是“退却逃跑”，进行反党反中央的煽动。忠于党中央正确路线的六军团干部义愤填膺，群起而攻之，把颠倒黑白、满嘴胡说八道的陈昌浩，从讲台上轰下去。六军团领导同志很快弄清了事情的真相，打电报报告了红二方面军指挥部。    　　红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同志、总指挥贺龙同志和副政委关向应同志，很早就熟悉张国焘这个老机会主义分子的丑恶嘴脸，坚决反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他们向广大干部、战士，揭露了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罪恶阴谋，坚定地说：毛泽东同志北上抗日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只有北上抗日，才有出路。七月一日，红二方面军左路二军团在甘孜以西之绒坝岔与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会师。张国焘为了蒙蔽二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编了一本《干部必读》的小册子，到处散发，吹嘘南下逃跑“正确”，攻击党中央北上抗日“错误”。贺龙同志看了后严肃地说：张国焘分裂中央是错误的，这个材料不能发。并马上打电话通知各部队，把已发下去的反动小册子，统统收了起来。 　　七月二日，红二方面军全部集结甘孜。他们的到来，大大加强了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力量，朱德、刘伯承同志也重新出来工作了。朱德同志高兴地说：“现在革命形势很好。毛主席、党中央又在陕北打了大胜仗，革命根据地巩固、扩大了。二方面军到了甘孜地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都是坚决拥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现在力量加强了，有人再想南下已经办不到，我们很快就会重新北上的!②他告诉贺龙同志：“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那里!”在两军会师大会上，朱德同志向广大指战员说：“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并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接着，他向大家宣布了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断取得胜利的喜讯。③广大指战员心情十分激动，全场一片欢腾，北上抗日与党中央会合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张国焘黔驴技穷，又提出召开二、四方面军联席会议，妄图从组织上强迫二方面军同意他的反党路线；还阴谋调换二方面军的干部，实行瓦解和吞并，遭到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坚决反对。任弼时同志当面斥责张国焘说：你是政治局委员，我也是政治局委员，我有权找所有的干部谈话，你不能干涉!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再三来电督促，由于朱德、刘伯承同志和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坚决斗争，由于徐向前同志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抵制和反对，张国焘的阴谋诡计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在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举行的甘孜会议上，朱德、任弼时、贺龙等同志，经过坚决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同意四方面军同二方面军一起北上，明确决定了北上与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 　　甘孜会议后，红二、四方面军出发北上，广大红军战士意气风发，经阿坝，跨草地，向甘南前进。党中央为了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派聂荣臻等同志率领一方面军举行西征。七月二十二日，党中央致电二、四方面军，热烈欢迎两军北上，并指出：我们正动员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粉碎敌之进攻，迎接你们北进，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敌人，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的伟大局面。二十七日，党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同志为副书记。 　　可是，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并不是要到陕北同党中央会合，只是想到甘南休整一下，以便伺机向青海西宁逃跑。当八月底、九月初，红二、四方面军进入甘南，占领洮州、通渭等地之后，张国焘就擅自推翻甘孜会议决定，要部队停下来，建立“甘南根据地”，成立“甘南省委”和“甘肃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妄图继续搞独立王国。 　　这时，红一方面军正向会宁地区前进，准备组织“静(宁)会(宁)战役”。二、四方面军分兵两路北上。四方面军为左路军，二方面军为右路军，经西和、武都之间东去，连克成县、徽县、康县、两当，并围攻陕西的凤县，拖住了胡宗南部的尾巴。一方面军从北面已将毛炳文、许克祥部包围起来，通知张国焘前来聚歼。九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志电令四方面军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安至兰州的大道，与在固原以西之一方面军靠近，阻止胡宗南部西进并相机打击之。接到电报后，朱德同志就找张国焘研究行军路线和如何与派来接应的部队汇合等问题。但是，张国焘出于反党野心和惧怕国民党的“围剿”，极力宣扬逃跑主义，主张西进青海。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错误方针，严肃地说：“现在的形势是，敌人正集结在我们和毛主席、党中央之间这块地区，如果我们迅速北上，与来接应的中央红军会合在一起，力量就会增大，就能更快地消灭敌人；要是我们不去，就会使来接应我们的兄弟部队遭到危险。因此，我们必须迅速行动，只有继续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④接着，西北局便在岷州的三十里铺开会，讨论如何贯彻党中央电令。这次会议，整整开了一夜，斗争十分激烈。张国焘肆意对抗党中央的电令，仍然提出西进青海的错误方针，坚持要四方面军由临潭、洮州西进，到青海西宁，然后翻越祁连山去甘肃北部。朱德、任弼时等同志对张国焘再次反党反中央、分裂红军的阴谋，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坚持北上同党中央会合。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都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英明决定，张国焘的向西逃跑的方针，理所当然地被否定了。张国焘见形势不妙，又耍了一个手腕，在会议结束时，虚伪地说：“啊，这是党的会议，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你们大家都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嘛。”⑤会议根据党中央的电令，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九月十九日，二、四方面军指挥部发布了向静宁、会宁进军的命令。 　　会后，朱德同志回到司令部正准备出发北上，张国焘却带着警卫部队和骑兵，跑到漳县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他一到就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利用大家还不了解已经开过岷州会议的机会，欺骗前方部队干部，煽动部队西进，污蔑北上是“断送红军”，妄图推翻岷州会议的决议，并向所有北上的部队发出电报，要各部队停止北上，回头西进。九月二十二日，张国焘又打电报给党中央，胡说“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叫嚷：“四方面军已照西渡(黄河)计划行动”。为了封锁中央、蒙蔽部队，他还卑鄙地下令部队各电台不得接收朱德同志的电令，凡未经他签署的电报，一律不准拍发。 　　九月二十一日，朱德同志带领司令部北上途中，收到张国焘要部队停止北上、改向西进的电报后，马上向前方部队发了急电，要部队停止一切行动待命。经过多次做工作，电台才发出了这份电报。九月二十二日，朱德同志到了漳县前敌指挥部后，立即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发出电报，及时揭穿了张国焘破坏岷州会议决定和西逃青海的罪恶阴谋。当天晚上，在漳县再次召开西北局会议，朱德、任弼时等同志同张国焘进行了而对面的斗争，痛斥了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到会同志一致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坚决要求迅速北上。九月二十七日，党中央命令张国焘停止西进，要二、四方面军按原计划继续北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吃够了张国焘逃跑主义的苦头，也坚决抵制和反对西进青海的罪恶计划。在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破坏活动以后，二、四方面军指挥部重新下达了北进的命令。     　　十月十日，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战胜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取得的伟大胜利。     　　西路军的惨痛失败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坚强的支柱，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即将开始。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一日，党中央军委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要》，向全军提出新的战斗任务：红军经过短期休整和准备之后，集中一、二、四方面军的主力，向北发展，在西安至兰州的大道以北，黄河以东地区，歼灭来犯之敌军，巩固和扩大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西北抗日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但是，张国焘始终顽固坚持右倾逃跑主义路线和反党分裂活动。他知道，一旦同党中央会合，他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就会统统被揭穿，就不可能再欺骗广大红军指战员来听他的错误指挥了，他以为只要设法把红四方面军同党中央隔开，就可以继续搞独立王国，称王称霸。       　　这时，蒋介石对红军三六主力的会师，震恐不安，急忙调集二百六十个团的兵力，妄图一举消灭红军。仅在静宁、会宁地区，敌人就集中了五个军。在优势敌军的进攻面前，红军的作战方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在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敌人主力胡宗南部以歼灭性的打击。红军一、二、四方面军，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向海原、打拉池地区转移，敌人分四路展开追击，企图消灭红军于黄河以东地区。正当四方面军向郭城驿、打拉池方向前进，准备待机歼敌之际，十月二十五日，张国焘突然破坏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借口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用欺上瞒下的卑劣手段，擅自命令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在靖远县以西的虎豹口，西渡黄河。党中央发现后，立即下令制止。张国焘公然抗拒命令，让四方面军指挥部率九军和五军团继续渡过黄河。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志电令四方面军指挥部，速带领红军返回黄河以东。陈昌浩不但抗拒命令，反而要求将四军和三十一军全部渡过黄河以西。二十九日，张国焘伪造党中央命令，将四军、三十一军擅自拉走，前往三角城过河。后来，由于胡宗南匪军赶到，控制了渡口，才没有过去。红军一、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在打拉池、海原地区稍事休整后，即继续向予旺堡、同心城地区转移。已经渡过黄河以西的三个军，遂被敌人切断，周主力红军分道扬镳了。 　　十月三十一日，渡过黄河以西的九军、三十军和五军团，北进至宁夏的景泰和一条山地区，马步芳部匪军十三个旅包围过来，形势不利，曾经收集船只，准备返回黄河以东。十一月五日，张国焘背着党中央，强令他们西进甘北，消灭马步芳匪军，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凉州地区，“独立开展一个新的局面”。赤裸裸地暴露了他妄图占领甘北、称王称霸的狼子野心。 　　十一月十日，渡过河西的三个军，正式组成西路军，开始了悲壮的西征。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职务的陈昌浩，顽固贯彻张国焘的反党旨意，打着“建立甘北根据地”、“接通新疆，取得国际援助”的旗号，拉着部队，冒险西进。当时，马家匪军有十万多人，西路军只有两万五千人，又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形势十分不利。陈昌浩却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马匪军不过是“破铜烂铁”，“不堪一击”，“有绝大把握消灭”。十一月二十日，黄河以东的红军，在党中央的正确指挥下，于环县山城堡，歼灭胡宗南部一个师，取得重大胜利，敌人的进攻被粉碎了。战斗结束后，二十四日，党中央军委致电西路军，指出，从整个战略考虑，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即可到达静宁、会宁地区，并可有利推动时局发展。但陈昌浩置之不理，向西越走越远，十一月十一日，西路军占领古浪，十一月十八日占领永昌，十一月二十一日占领山丹，进入甘北地区。 　　这时，发生了西安事变，红军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党中央又电示西路军在永昌地区休整，伺机东返，向驻兰州的东北军靠近，以便返回黄河以东，十二月二十三日，陈昌浩复电，拒绝东返，坚持西进。西路军遂于三十日占领临泽，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占领高台。这一带是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群众基础差，无法建立根据地。红军饥寒交迫，只有消耗，没有补充。南面是祁连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几十里宽的一条狭窄地区，运动不便，军事上也很不利。陈昌浩把部队从东到西摆成一字长蛇阵，分散防守各个支点，被动挨打，陷入马匪军的四面包围之中。 　　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孤军血战，英勇顽强，杀伤了大量敌人，终因张国焘路线错误，遭到了严重失败。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马匪军攻陷古浪县城，红九军受重大损失。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一日，马匪军攻陷高台，红五军团全军覆没，军团长董振堂同志壮烈牺牲。一月二十四日，马匪军攻陷临泽，红九军余部突围。这时，红三十军、红九军余部和红五军团归来的少数同志，全部集中在张掖县的倪家营子，还有八、九千人。马匪军不断发动疯狂的进攻，红军浴血奋战，歼敌万人，自己也遭到重大伤亡。二月中旬，党中央获悉西路军危急，遂派刘伯承同志率领红四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二十八军组成援西军，从淳化、三原地区出发，到达镇原、平凉地区，向黄河靠近，接应西路军东返。在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陈昌浩被迫同意回师东进，与援西军会师。经过两天急行军，西路军突破敌人的包围圈，东进至西洞堡一带，全部歼灭了尾追的敌宪兵团八百多人。如果利用这一胜利造成的有利条件，继续东进，还有摆脱困境，实现与中央红军会师的希望。但是，陈昌浩野心不死，顽固坚持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路线和反党阴谋，胡说歼灭马匪宪兵团的胜利，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红军已经转败为胜，西进对我有利。于是错误地改变东进计划，强令部队重返倪家营子，使西路军错过了最后一次东返的机会，陷入了不可挽救的绝境。 　　二月二十六日，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血战九昼夜，许多领导干部和广大红军战士，为中国革命洒尽了最后一滴血。三月初，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西路军余部从倪家营子突围，经过英勇的拼杀，冲破马匪军的重围，进入祁连山区，只剩下一千四百多人，西路军完全失败了。 　　在这危急关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同西路军指战员心连心，积极设法取得联络。三月二十三日，西路军余部在青海巡堡以北的分水岭，接到了党中央的电报。电报指示：西路军现有部队保存力量，团结一致，设法进入新疆；并说将派陈云同志前往迎接。已经陷入绝境的西路军指战员，好象在茫茫夜海中，看见了灯塔，个个鼓掌欢呼，寂静的山谷里顿时沸腾起来。西路军立即复电党中央，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向新疆前进。五月一日，西路军余部在李先念等同志的率领下，克服重重困难，到达甘肃、新疆交界处的星星峡，同党中央派来迎接的陈云、滕代远同志会合。这时，原来二万五千多人的西路军只剩下八百多人了。 　　西路军的惨痛失败，是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严重罪恶，它宣告了这条路线的最后破产。 　　延安会议前后 　　在反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始终把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及个别帮凶同广大干部、党员群众严格区别开来；对于张国焘本人，在他自绝于党以前，也一直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特派周恩来同志前往迎接四方面军北上。十一月初，在从海原通往予旺堡的大道上，周恩来同志和四方面军会合了。周恩来同志向张国焘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并要他随红军总司令部一起回陕北，同党中央会合。周恩来同志运用高超的斗争艺术，把被张国焘长期关押的廖承志等同志救了出来，为我们党保存了一批高级干部。山城堡战役后，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继续东进，到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终于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 　　十二月二日，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率领红军总部，回到陕北保安，同党中央胜利会合。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的一些同志，也一起到了保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四方面军同志的归来，热烈欢迎。毛泽东同志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这一年，多吃了些苦，多爬了些山，革命的道路不是一点弯子也没有的啊!四方面军也是党领导的部队，今后中央还要尽可能多派一些同志去工作，和你们团结一起，共同进步。 　　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的同志和二方面军的随营学校的同志都进了保安的红军大学学习。毛泽东同志亲自给红军大学讲课，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在讲课中，严肃批判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出：“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毛泽东同志还指出：“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那个时候，张国焘还继续对抗中央，狡辩抵赖，不肯承认错误。 　　张国焘反对革命是不择手段的，为了反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又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向党进攻。当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党中央把瓦窑堡会议决议电告张国焘时，他就攻击和国民党搞抗日统一战线，“如韩文公之祭鳄鱼”，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到保安刚刚十天，发生了西安事变。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规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张国焘一再跳出来反对，几次深夜扣门求见毛泽东同志，要求杀掉蒋介石，扩大国内战争，同南京的亲日派遥相呼应。毛泽东同志严肃批驳了张国焘的谬论，决定派出以周恩来同志为首、叶剑英、秦邦宪等同志为成员的中共代表团去西安。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我们党和全国军民的共同努力，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条件，基本上实现了国内和平。 　　一九三七年三月，西路军完全失败，张国焘在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最后破产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承认错误。三月底，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彻底清算张国焘的罪行，于三十一日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决定》对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全面解剖了这个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的丑恶灵魂，总结了反张国焘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指出：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这些错误在鄂豫皖苏区的工作中已经开始存在着，在川陕苏区中尤其在他的最后一时期中，已经形成为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从退出川陕苏区到成立第二中央为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这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决定》指出：张国焘由于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估计，过分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革命的力量，“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决定》在批判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时指出：“他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他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所不能调动的。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军队中公开进行反中央的斗争。最后，他不顾一切中央的命令，自动南下，实行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造成中国党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空前的罪恶行为。”《决定》指出：张国焘的南下行动本身也是完全失败的，“使红军远离抗日前进阵地，削弱了红军在全国的影响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建立的力量，也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决定》指出：“张国焘路线是农民的狭隘性、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及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张国焘长期的离开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长期的在经济落后的农村中活动，不但不能以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去领导农民群众，改造流氓无产者，战胜军阀的意识形态，反而做了他们的俘虏，自己拒绝了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这种错误对于全党应该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这教训又一次指出，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不论是民族革命或土地革命，必然不能得到彻底胜利的。”《决定》把张国焘的问题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严格区别开来，强调指出：“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中央号召四方面军的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来完成党当前的伟大任务。” 　　会上，朱德同志和其他同志，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退却路线和反党阴谋活动。张国焘装出一副可怜相，满口说好话，痛哭流涕地作了“检查”，保证“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四月六日，张国焘写了《我的错误》的声明书，表示：“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许多同志对于我的错误的彻底揭发，使我对自己的错误有更深的了解。的确，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这错误路线不仅在各方面表现它的恶果，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而且造成极大罪恶，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⑥延安会议决定，暂时把党的组织结论问题保留起来，给张国焘和极少数张国焘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悔过自新的机会，以观后效。 　　延安会议后，在党内和红军中深入而广泛地展开了揭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四月间，在延安召开了反张国焘路线大会，中央红军团以上干部，四方面军连以上干部都参加了。会上发言的同志，以充分的事实揭露了张国焘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张国焘的严重罪行，激起广大干部，特别是四方面军同志的无比愤怒，纷纷要求党中央把张国焘撤职，开除党籍，有的还要求枪毙他。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讲话，阐明了我们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他指出：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惩办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经过斗争，要达到团结的目的，一个同志落到井里，我们不能向下抛砖头，应该把他救上来。张国焘虽然对党犯下了这样重大的错误，党仍然耐心地等待他。四月七日，四方面军召开党员代表大会，深刻揭露和批判张国焘路线。在镇原、平凉地区活动的四军和三十一军，在援西军总部党委的领导下参加运动，任弼时同志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和解释党中央《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全面展开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西路军余部也先后展开这一斗争。 　　当时，在延安有些四方面军的同志，对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认识不够，思想还没有搞通。毛泽东同志亲自到住地来看望他们，同大家促膝谈心，耐心地做工作。他爽朗地说：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四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当由他自己和党中央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毛泽东同志的话，解开了大家思想上的疙瘩，郁结在内心深处的苦闷情绪，一扫而空，感到非常温暖和舒畅。有的同志感慨地说：“毛主席才真正是最爱护干部，最爱护党内团结，最能以理服人的啊!”“今后我们可要好好学习，按毛主席指示的路走。” 　　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同志在报告和结论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任务，号召全党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而斗争；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他还指出：“过去中央路线和个别同志领导的退却路线之间的分歧，也已经解决了，表示了我们的党已经团结得很坚固。这种团结是当前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基础，因为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⑦至此，反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胜利结束。 　　这一年的冬天，西路军余部的负责人李先念等同志，从新疆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立即把大家接到自己住的窑洞里来，亲切地说：你们回来就好，只要母鸡在，有鸡就有蛋。毛泽东同志指出：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搞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惧怕国民党反动派，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毛泽东同志说：西路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冬季没有棉衣，伤员没有医药；没有子弹，就用大刀、矛子和敌人肉搏拚命，这种革命精神永远不要丢掉。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会有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要从西路军的失败中吸取血的教训。我们中国革命的前途是伟大的，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教育下，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经过反对张国焘路线的严重斗争，明辨了是非，提高了觉悟，总结了经验教训，绝大多数坚定地站到毛泽东同志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他们同全党全军同志一起，团结战斗，以崭新的姿态，英勇地投入了抗日战争。 　　①见《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目前紧急任务决议大纲》。   　　②见欧阳毅：《在草地里——回忆朱德总司令》，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日《解放军报》。 　　③见谭尚维：《甘孜会师》，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八日《解放军报》。 　　④⑤见潘开文：《临大节而不辱》，一九七九年七月六日《工人日报》。 　　⑥见《党的工作》第三十一期(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二日)。 　　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56页。 　　 张国焘其人/于吉楠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