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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历史的结论

于吉楠编著

逃离陕北，投降国民党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准备投降，掀起一股投降主义逆流。在我们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成为主要危险倾向。在这种形势下，反革命两面派张国焘，撕下一切伪装，彻底暴露了叛徒的丑恶嘴脸。 　　八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为了给张国焘在工作中改过自新的机会，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然而，张国焘的反动阶级本性和两面派作风，是很难改造过来的。他在延安会议上，痛哭流涕作“检讨”，都是骗人的，实际上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准备最后叛党。经过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深入斗争，他在党内已经完全孤立了，没有群众了，搞两面派再也混不下去了，于是，他便从党内跑出去，到党外去寻找反党的同盟者。这样，就必然要丢掉革命的假面具，走上公开投降国民党的反革命道路。 　　陕甘宁边区南面的中部，有座黄帝陵，位于国民党统治区。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国民党决定派伪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主祭黄帝陵。张国焘抓住这个机会，同国民党特务勾勾搭搭，精心策划了一个叛逃阴谋。三月底，张国焘几次跑到毛泽东同志那里，要求去中部陪祭黄帝陵，都被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坚决拒绝了，并遭到严肃的批评。张国焘贼心不死，顽固对抗。四月一日，他在延安城南的窑洞里，同一个国民党“记者”密谋后，背着党中央于四月二日偷偷离开延安，逃到中部，和早巳等候在那里的蒋鼎文挂上钩，一同到了西安。 　　四月五日，张国焘到西安后，不住八路军办事处，而住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专用的西京招待所，同胡宗南密谈。张国焘的这些行为，引起他的警卫员的怀疑。当四月七日，张国焘登上胡宗南给他准备的专车，即将起程赴武汉时，才用电话找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至车站谈话，林伯渠同志赶到车站，反复劝说张国焘不要走。张国焘不但不听，反而以造谣污蔑、挑拨离间的手段破坏党内团结。林伯渠同志劝阻无效，立即报告了党中央。党中央为了挽救张国焘，便致电在武汉工作的周恩来等同志，寻找他，促其觉悟，回党工作。 　　当时的武汉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的所在地，是蒋介石盘踞的地方。四月十一日，张国焘乘火车到了汉口大智门车站。周恩来同志派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几位同志到车站来找他。等了好一会儿，还不见张国焘下车，原来他躲在车厢里，东张西望地盼着国民党派人来接他。当办事处的同志告诉他：周副主席请你到办事处去住时，张国焘执意不肯，竟在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下，扬长而去，住进大华饭店。他住下以后，不找党的组织，却电告党中央说：“不辞而别，欠甚，愿在武汉做些工作。” 　　周恩来同志亲赴大华饭店，找到张国焘，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周恩来同志指出，张国焘对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擅自离开延安是十分错误的。张国焘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公开表示，他对革命已经动摇，对党的总路线与党的组织不信任，对革命前途悲观绝望，不愿再干革命。他明明是来投靠蒋介石、进行反共活动的，却支支吾吾地说什么，要回江西老家去当老百姓，以后再不问政治了。他还恶毒攻击党中央在延安会议上对他的批判和结论是错误的，进行反攻倒算。对此，周恩来同志一一进行了驳斥，指出：党中央对你的批评是对的，当时你已表示服从，怎么能出尔反尔!同时，责令他等待党中央的指示，不得擅自行动。这场斗争一直进行到深夜。第二天，张国焘提出要看看市容，周恩来同志决定陪他去。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警卫员把张国焘的行李搬到八路军办事处去。张国焘无奈，只好到办事处去住。 　　住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期间，张国焘迫不及待地要求去武昌见蒋介石“汇报工作”。到了蒋介石那里，他开口便无耻地说，“在外胡涂多时”，向蒋介石摇尾乞怜，活现出一副叛徒的丑态。在返回办事处途中，由武昌乘船渡江至江汉关码头上岸时，张国焘突然甩开同行人员，沿大街飞快逃走，又从汉口渡江逃回武昌，住进一家事先约定好的旅馆。经办事处同志四出寻找，直至深夜才把他找到。 　　张国焘还私自找托派头子陈独秀密谈。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被国民党从监狱中放出来，妄图重新混进革命队伍。一九三七年九月，陈独秀派他的亲信罗汉到陕西同中共中央联系，党中央作了书面答复，提出三个条件，即：一、公开放弃和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在上述三条件实现后方能考虑其他关系问题。这些情况，张国焘在陕北时，都是知道的。一九三七年十月，陈独秀从南京到汉口后，董必武同志又向他当面重申了这三项条件，陈独秀始终不肯接受。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陈独秀在《血路周刊》上发表公开信，为自己和托派辩护，对我们党恶毒攻击。四月，陈独秀又发表文章，鼓吹“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①张国焘公开为陈独秀帮腔，问国民党记者发表谈话，叫嚷：“中国有没有托派?谁是托派?这都是谜”，“但有人硬判定陈独秀先生是托派，据我所知并没有那回事”，攻击我们党对“意见不同的，似乎没有比较适当的名称，往往以托派名之”。②张国焘参加这场反共喧嚣是不奇怪的，因为他已经走上了陈独秀的叛徒道路。 　　四月十七日，为了最后挽救张国焘，周恩来、秦邦宪等同志找他谈话，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提出三点办法：第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第二，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时期，第三，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张国焘执迷不悟，当天晚上，他玩弄手腕，支开警卫员，偷偷跑到太平洋饭店，同国民党特务机关接上头，乘武装特务保护的汽车，仓皇逃走了。 　　开除张国焘出党的斗争 　　我们党对张国焘曾经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挽救他，但是到了张国焘不但坚持不肯改悔，采取了两面派的行为，而且实行叛党，投入国民党的怀抱的时候，党就不得不坚决地开除他的党籍。 　　四月十八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决定》说： 　　张国焘已于四月十七日在武汉自行脱党。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其最著者为一九三五年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斗争，并自立伪中央，以破坏党的统一，破坏革命纪律，给中国革命以很多损失。在中央发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后，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西安事变时，他主张采取内战方针，怀疑中央的和平方针。此次不经中央许可私自离开工作，跑到武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与全党团结的各种活动。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他仍毫无改悔，最后竟以书面声明自行脱党。张国焘这种行动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 　　四月十九日，党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向全党详细说明了张国焘叛党的经过，深刻揭露了张国焘叛党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的阶级斗争根源，指出：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势下，“党内最少数最不坚定的分子，经不起这个民族革命的浪潮，在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在其挑拨离间与各种诱惑之下，发生动摇腐化，丧失了阶级的立场，以至个别的脱离党。这种个别脱离党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但对于这种影响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与十分警惕的。”“在清洗张国焘这种叛党分子中间，各级党部更应该坚持民族抗战，坚持扩大与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以最后战胜日寇的总路线，加强同各种机会主义倾向、同一切个人野心的派别的无原则的破坏纪律的行动以及同生活上的腐化现象做坚决的斗争，以教育全党同志，巩固党内布尔塞维克的统一与团结。”《大纲》还指出：“估计到张国焘出党之后，必然从党外千方百计的破坏党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必须提高自己政治上与组织上的警惕性，严防张国焘的挑拨离间欺骗煽惑与破坏。”党中央对张国焘叛逃所采取的正确而果断的措施，获得了全党一致的拥护。     　　后来，张国焘从国民党那边传信，要他的行李，还叫警卫员也跟他去。警卫员坚决不去，在周恩来同志的热情关怀下，返回延安了。只有张国焘的老婆杨子烈从陕北跑去投奔他。张国焘叛逃，连一个警卫员也带不走，这生动地说明：即使象张国焘这样窃据高位的人物，一旦叛党、叛变革命，就要被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所一致唾弃。     　　开除叛徒张国焘出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斗争。四月二十二日，党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在汉口《新华日报》上公布了，国民党反动派借此问题大作文章，上演了一出反共闹剧。张国焘在其主子的指使下，粉墨登场。四月二十二日，他在国民党的《扫荡报》上，发表《声明》，五月六日，又抛出所谓《敬告国人书》，进行猖狂反扑。他一会儿在武昌的别墅里，接见国民党记者，一会儿又在汉口的小洋楼里发表谈话，拚命地为国民党的反共投降阴谋效劳。 　　张国焘极力鼓吹国民党炮制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谬论，无耻宣称：“三民主义是中国救国建国唯一的主义”，“中国国民党为主持抗战建国大计之领导中心，蒋先生为全国唯一之最高领袖”。奴颜婢膝地表示，愿在“最高领袖的领导之下，参加抗战建国工作”。 　　张国焘歪曲历史、颠倒黑白地进行反共煽动，叫嚷马列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污蔑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什么无产阶级政党，而是以农民占多数的小资产阶级的集团”，攻击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策略路线错误”，污蔑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什么“别立门户”、“效法军阀割据”，“仍不免是一种争取领导权之陈旧思想”。 　　张国焘按照蒋介石的调子，狂妄地要求中国共产党自动放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真诚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并“融化在国民党内”；要求中国共产党交出人民的军队，“使八路军国军化”，取消陕甘宁边区和各个抗日根据地，“还政”于蒋介石，要求中国共产党断绝与国际革命力量的联系“实践”国民党之“外交政策”。总之，一句话，就是要共产党无条件地向国民党投降。 　　一小撮国民党特务、反动文人和托派分子，也纷纷起哄，拿张国焘的《声明》和《敬告国人书》作炮弹，发出一阵反共喧嚣。他们除了污蔑共产党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政治阴谋”，高唱“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取消陕甘宁边区”、“解散共产党”等反共滥调外，特别卖力地编造和宣传共产党“内讧”，发生“危机”，面临“彻底崩溃”的神话。他们一方面吵吵嚷嚷地“欢迎”张国焘“觉悟”，一方面大肆煽动共产党员，学张国焘的样子叛党，“跟着他的后面诚恳地走到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旗帜下来”。 　　我们党抓住张国焘这个反面教员，—在报刊上公开进行揭露和批判，对张国焘叛党投敌的经过和他在党内十七年的严重罪行，进行了系统的清算，揭穿了张国焘的谣言与诡辩，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立场和政策，在党内外掀起了声讨叛徒张国焘的怒潮。周恩来同志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个会上，宣布了党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他义愤填膺地说：张国焘是一个老野心家，老分裂主义者，老机会主义分子!清除反党分子张国焘，无损于我党一根毫毛，反而纯洁了我们的革命队伍；我们要坚决和张国焘划清界限，把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经过这场斗争，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教育了广大群众，张国焘被批得臭不可闻。在开除张国焘出党的斗争中，广大的共产党员受到了教育和锻炼。 　　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张国焘又窃取了共产国际执委的职务，因此，我们党把开除叛徒张国焘的情况，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会议上，郑重宣布：“党巩固自身的队伍，驱逐反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分子，党开除了前中央委员张国焘，因为他是党的事业与中华民族事业的叛徒与逃兵”。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通过决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声明共产国际与中华民族反对日寇侵略者的解放斗争是团结一致的。”“主席团批准中国共产党开除前中央委员张国焘之党籍，他背叛了共产主义和抗日统一战线的事业，他将自己出卖给中华民族的敌人。主席团深信，张国焘背叛行为，不仅在中共队伍中，而且在抗日统一战线的一切忠实的、拥护者中，都会遇到完全的唾弃与蔑视。”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我们党内出了张国焘这样的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是一件大坏事。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坏事也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坏事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好的结果。这就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一九三八年十月中旬至十一月初，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思想；批准了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叛徒张国焘出党的决定。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和采取两面派手腕，进行反党反中央斗争的张国焘，现在成了公开背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和逃兵。政治局代表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是绝对正确的。六中全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决定中开除张国焘党籍问题的意见”。 　　会上，毛泽东同志在批判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思想的同时，全面总结了反对张国焘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指出：“中国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都是投降主义者，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继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之后，又取得了反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胜利。“由于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从巴西会议开始而在延安会议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 　　毛泽东同志对张国焘路线，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和概括，指出：“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只有克服了它，才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治之下获得解放，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 　　毛泽东同志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批判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教育全党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防止张国焘这样的坏人篡军反党。 　　毛泽东同志深入剖析了张国焘的组织路线，强调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过去张国焘的干部政策与此相反，实行‘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鉴于张国焘的和类似张国焘的历史教训，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的责任。”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党的纪律的行为，毛泽东同志重申了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并指出：“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则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 　　毛泽东同志还强调指出两面派的极端危险性，他说：“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地注意的。因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的危险性，在于它可能发展到小组织行动，张国焘的历史就是证据。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必须提高干部和党员对于两面派行为的注意力，才能巩固党的纪律”。③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科学论断，深刻地揭露了张国焘搞机会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等基本特征，作出了历史的结论。     　　张国焘搞公开反共活动失败后，便转入秘密反共阴谋活动。他加入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充当特务。蒋介石给了他一个中将官衔，还封为“国民参政员”，妄图：通过这只“带头羊”来搞垮共产党。张国焘也拚命为主子卖力，主持所谓“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专门从事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反革命特务活动。他还主办“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为国民党训练特务。按照张国焘的策划，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汉中设立“特种侦察人员训练班”，在榆林设立军统陕北站，派遣特务到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刺探情报，暗中破坏，秘密策反。但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和统一，张国焘牵不动我们党一根毫毛，拉不走一兵一卒，一切阴谋破坏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历史是无情的，妄图阻挡革命潮流的反动派，都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军，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一九四九年蒋家王朝彻底崩溃、树倒猢狲散的时候，张国焘这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跟着他的主子，狼狈逃出了中国大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张国焘病死在加拿大的多伦多。 　　马克思深刻指出：“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④历史早已对反革命两面派、叛徒、特务张国焘，作出了最后判决。    　　①见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五集。 　　②见《张国焘先生访问记》，《抗战与文化》第二卷第一期。   　　③见《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0页。 　　 张国焘其人/于吉楠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