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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肃反”的严重错误 |
| 于吉楠编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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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在打击曾中生等领导同志。“改造”红四军、建立军阀主义领导的过程中，实行了所谓“大肃反”。
当时，鄂豫皖根据地正处在强敌的四面包围之中，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为了巩固党和红军，保卫革命根据地，对进行破坏活动的暗藏敌人，实行肃反是必要的。鄂豫皖特委时期，肃反工作比较注意政策，杀人很少，对保卫根据地、巩固党和红军，起了积极作用。
王明上台以后，强调“许多苏维埃区域富农成分充满在党及苏维埃领导机关中，甚至在一部分红军队伍中，改组派、AB团、取消派都能有许多机会利用来作反革命活动”，指责各根据地“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未曾有计划的执行”，要求在党、红军、苏维埃政府内部，加紧进行“肃反”。①王明的“左”倾肃反政策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纠缠在一起，使许多革命根据地发生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张国焘更把王明的“左”倾肃反政策、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同他的个人野心和军阀主义结合起来，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为了逃脱罪责，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编造说：对这次“肃反”，他事先并不知情，是陈昌浩赶到红四军中搜查出“私通敌人的证据，主要是新近由白区来的两封信和一份通讯的密码”后，才发现了这个惊人的案件；事后又“设法制止”了“这股狂流的泛滥”；结果，“被捕者约六百人，军人占三分之一；实际被整肃的有许继盛等百余人，其中判死刑者约三十人，判处各种刑期的徒刑者约百人”。“肃反进行得非常成功，可为各苏区的模范”。②
但是，历史事实不容歪曲，张国焘借口“肃反”，打击迫害鄂豫皖根据地广大党员、干部的罪行是逃脱不了的。
鄂豫皖根据地的广大党员、干部，是在党的长期教育下，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坚强革命者。他们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对敌斗争不畏艰险，为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张国焘却把他们看成是其建立军阀主义领导、贯彻王明“左”倾政策的严重障碍。张国焘到鄂豫皖根据地不久，便于五月二十四日，向中央报告说：“在这一苏区活动最力的反动组织是改组派，他们的领导人物，多半是从前武汉时代国民党省委张国恩等和我们的董必武同志等，在武汉时代我们党和国民党左派共同的活动分子。”六月二十九日，张国焘在鄂豫皖中央分局扩大会议的结论中，又提出“加紧肃清改组派的工作”。当时，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领的所谓国民党“改组派”的出现，是反动统治营垒的分裂。王明不但不懂得利用这种分裂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反而把“改组派”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改组派”人数很少，在鄂豫皖根据地也没有什么组织活动和影响，为什么张国焘却一再强调“加紧肃清改组派”呢?后来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他实际是别有用心地夸大敌情，混淆敌我，把肃反的矛头主要指向了那些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代的、创建鄂豫皖根据地的原有党员领导骨干。
一九三一年夏，张国焘同红四军领导同志，因红四军主力南下行动方针问题，发生激烈争论之后，他便处心积虑地企图“改组”红四军，而“肃反”就成了他最好的“借口”和最得力的打击手段。
红四军主力南下以后，政治部保卫局在后方医院中破获了一个所谓“AB团”的组织，张国焘便借此硬说“民团侦探、蒋介石及赤区周围各军队派来之侦探、改组派、AB团、第三党，在许多实际行动中，已充分证明联成一气”，“必然有一反革命的极大组织”，③而这时敌人制造的一个离间红军干部的阴谋，便被张国焘利用为在红四军中进行大肃反的根据。
敌人这个阴谋发生在红四军占领英山之后，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曾扩情，以黄埔军校同学关系，派了一个名叫钟梅桥的人，到英山找红四军十二师师长许继慎，带着一封诡称许已与敌勾结，表示欢迎许投蒋的信。内称：
继慎吾兄无恙：前由钟俊同志奉书吾兄，幸荷察纳，钦佩无极。比得钟同志返命，即为详呈校座，奉批照办。匐匍来归之子，父母惟有涕泪加怜，或竟自伤其顾之不周耳，宁忍加责难于其子哉?苍苍者天，于孝行役，分无再见，乃复来归，虽犹千里，心实欢喜。只所须名义防地，俟钟俊同志赴赣请示校座，自当照给。校座返京，百务待决，故一时未能缕缕呈耳，愿吾兄之勿虑也。西望停云，我心劳结，诸希自珍，以候宠命，并颂戎安。弟曾扩情再拜。④
特务钟梅桥到达英山，十二师政治部立即将其逮捕。许继慎光明磊落，连人带信一并送交红四军军部。徐向前，曾中生等经过审问特务，根据许继慎的一贯表现，认为“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遂把特务、来信和军部意见送鄂豫皖中央分局处理。
敌人的这种破坏阴谋并不难识破，许继慎的革命历史就是有力的根据。许继慎是安徽省六安县土门店人，一九〇一年出生在一个中农家庭。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一九二一年四月，就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他在安庆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曾被推选为省学生总会常委兼联络部长，是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因此，他被反动军阀通缉，离开安徽，前往上海，入上海大学学习。一九二四年春，他投笔从戎，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在那里，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同国民党右派分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是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中坚分子，并于同年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期，党派他到叶挺独立团任营长，屡建战功。一九二六年冬至一九二七年春，他先后担任叶挺部团参谋长、团长，参加了保卫武汉、平定夏斗寅叛乱的战斗。大革命失败后，他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地下斗争，毫不动摇。一九三〇年三月，党中央军委派他到鄂豫皖根据地担任红一军军长以后，对红军的建设和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象许继慎这样一位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经历了严峻考验的红军优秀将领，怎么会突然之间变成叛变投敌的反革命呢?
而且，敌人用送信的办法，挑拨离间，阴谋破坏红军的事，当时也不是绝无仅有的。后来，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将领刘峙也曾给张国焘送来一封信，说张国焘派去的人已经会到，说张国焘肯那样办真是中国民族前途之幸，请趁早下手云云。沈泽民看后，付之一笑，认为“显然是敌人挑拨我内部自相怀疑的一种把戏”，并没有把张国焘当反革命去处理。⑤为什么曾扩情给许继慎送来同类性质的信，却成了反革命的物证呢?
张国焘在新集见到红四军军部送来的特务和信后，却根本不问事实真象，别有用心地以此为“线索”，在后方机关中加紧“肃反”，逮捕了鄂豫皖的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⑥和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的妻子，严刑逼供，炮制出一个所谓“许继慎、熊受喧等九人委员会，确有准备把部队拉到长江边，于九月十五日举行暴动，投降蒋介石的全盘反革命计划”的假案，污蔑红四军南下的作战行动是受了“反革命分子的怂恿”，“附和反革命”的企图。事后，张国焘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承认：
在肃反紧张中，军事委员会之参谋主任李荣桂(他曾在四军中长期工作，做过师政治委员及全军党委书记等要职)日益表现动摇恐惧，企图洗刷自己。其时并有反革命首领潘明(皈)佛之妻确实供出他来，因逮捕李荣桂，没有费半点力气他就供出许继慎、熊受暄及他自己之全盘反革命计划，这样就逮捕了许、熊及周维炯等，而反革命之全盘组织就均陆续破获。⑦
张国焘在新集严刑逼供出这个假案后，立即派陈昌浩赶往红四军去执行紧急任务。陈昌浩于九月十三日，赶到麻埠，与北返的红四军军部会合，首先宣布撤销曾中生的政委职务，由陈昌浩接任，然后就开始“肃反”，逮捕了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副团长丁超等二十余人。接着，部队西进，边战边走边捕人。至斑竹园，逮捕了三十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三十五团团长王明、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⑧等人。再经余子店，逮捕了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委分会主席许继慎、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十一师师长周维炯⑨，以及姜镜堂等同志。
十月初，红四军西返至河南光山县白雀园，张国焘由新集赶来，亲自主持大“肃反”。又逮捕了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⑩、秘书长陈翰香(11)和师级干部吴荆赤(12)、肖方(13)、关叔衣(14)、庞永俊(15)、程绍山(16)、范陀(17)等许多同志。同时，大搞逼供信，把“肃反”向下层发展，先后逮捕了大批营、连、排级干部，甚至班长也不能幸免。一位亲身经历者，具体揭露了张国焘借口“肃反”，排斥异己，打击迫害红军干部的罪行：
当时，我在白雀园，亲身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魂的“大肃反”。先是整军、师、团、营级的干部，而后波及到连排班，我才不过是个班长，也成了“俎上之肉”。在那令人恐怖的日子里，白天照常迎敌作战，如不死于敌人的炮火屠刀之下，晚上就拉回来搞“肃反”，班长以上的干部分批进行所谓的“审查”。五个或十几个一批，由张国焘所豢养的那些彪形大汉来传呼，通宵地进行逼供，让被“审查”的干部承认自己是“AB团”、“第三党”、“改组派”，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分子”。光是承认了自己是这、是那还不行，还要证明有哪些人，特别是有哪些领导干部是“同党”。如果不承认，又不证明，那就要动刑，轻则跪板凳，重则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很多人被传呼走了，就再也不见回来，天黑被传呼走，天不亮就被杀在白雀园的荒郊。(18)
许继慎被捕后，张国焘亲自审问，大搞严刑逼供。但是，许继慎坚持一个共产党员的原则立场，不向张国焘的打击迫害屈服，坚决拒绝诬加给他的一切罪名，终被张国焘杀害。一位目睹许继慎被害的红军班长，悲愤地写下了当时的情景：
曹家河水流湍急，冲击着平浅的河滩。河滩上却出现了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情景：许继慎同志被捆绑在那里，遭受鞭打。当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已经被打得血流满面，皮开肉绽。为什么要如此毒打我们的老军长呢?他是打了败仗呢，还是违抗了军令?就是犯了弥天大罪，应该军法从事，也不兴这么毒打呀!我的心嘭嘭地跳，只听得一声吼叫：“绑到马上，拖，拖，拖他!”发出这种残酷号令的不是别人，就是那光头秃脑、贼眉贼眼，心狠手辣的张国焘。在张国焘的吼叫声中，几个唯命是从的打手，把许继慎同志撂倒在河滩上，牵过一匹高大的战马，将许继慎同志拴在那马的两只后腿上，此时，我们红军前任的军长、现任的师长，已经血肉模糊、奄奄一息，听凭张国焘一伙摆布。我的心房颤动，泪眼模糊，但听得一声鞭响，那战马便飞奔在河滩上，许继慎同志的躯体被拖过去，河滩上留下了一片深痕及斑斑血迹。使敌人闻风丧胆的我鄂豫皖红军优秀指挥员，就这样被王明的“钦差大臣”张国焘下毒手，活活拖死在曹家河河滩上。(19)
在张国焘的迫害下，周维炯、熊受喧，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范陀、柯柏元(20)、魏孟贤、潘皈佛等一大批红四军优秀指挥员，都被任意加上“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罪名，先后遇害，红四军四个师十二个团的干部，经过“肃反”，只剩下两个人。有的团，营以上干部换过三遍，连、排、班干部，前后也换过两至三遍，有的换四次。
张国焘在红四军开始“大肃反”以后，有计划地把“肃反”发展到地方武装，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十二月十日，鄂豫皖中央分局监委发出通告，强调“当党内隐藏了许多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暗探，利用共产党的招牌来作他们反革命的活动，施用其再也残酷不过的阴谋手段的时候，需要我们以坚决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来发动两条战线的斗争，举行广泛的清洗运动”，“这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中心工作之一”。并且要求各地“继续并扩大肃反的胜利，必须学习前方肃反经验利用到后方来，广大的举行清洗运动”，“当清洗某一同志时必须注意他的成分、社会关系、斗争历史、政治倾向以及从日常生活的表现中去找到反革命的线索”。十二月二十四日，鄂豫皖苏区党报《列宁报》发表社论，宣传“我们今后的反改(组派)工作还要更进一步的加深与加紧。特别是把反改工作，普遍深入到地方、红军地方武装和各种革命组织中去。”这样，“大肃反”，大捕杀的恶浪，迅速波及各地，在整个鄂豫皖根据地掀起了“肃反”的狂热。张国焘自己也承认：
红四军中发现有国民党改组派的大新闻传到了苏区，肃反的浪潮，就跟着泛滥到各个角落。“肃清反革命”、“肃清国民党改组派”的声浪，高唱入云，法兰西大革命时清除贵族反革命的热浪，不期然重现于这个苏区。人们多分辨不清甚么是国民党改组派，甚么是反革命，只要有人指证，谁就要受到这股热浪的冲击。红四军中各师各团的军政干部对于嫌疑人犯，不问情由，便严加审问。审问的方式多系群众性的，被审问者在群情愤慨之下，几乎无法为自己辩护，甚至刑讯的事也发生不少。(21)
然而，这种状况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张国焘从个人野心出发，借口“肃反”，打击迫害干部，欺骗和煽动广大党员、群众的结果。
在地方“肃反”中，许多开创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首当其冲。皖西是“肃反”斗争的第一个重点，从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舒传贤，皖西特委书记方英开始，党、团特委主要委员、各县县委书记，直到基层组织的领导干部，大批地被诬为“改组派”、“反革命”。英山县委整个组织被打成“第三党”，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秘书长、苏维埃秘书长、经济委员会主席、粮食委员会主席、革命法庭秘书长、保卫局长等等，都被诬为“第三党”。其次，是黄麻。黄安的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除个别人外，几乎全部被“清洗”，一批就逮捕了二百多人。麻城，从县委、县苏的领导人到团县委、区委的领导人，从红军独立营营长到班排长和游击队长，被张国焘指为“改组派”重要分子的就有五十多人。
军事学校和地方武装的“肃反”，也搞得很凶。彭杨军事政治学校是鄂豫皖根据地培养军政干部的场所，学生大多数是贫农和手工业工人。这个人数不多的单位，一次就以莫须有的罪名，清洗了四十九名工作人员和学生。英山警卫营第八连是一个英勇善战的连队，战士都是贫雇农出身，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党团员。“肃反”时，竟以“第三党”的罪名，把八连全部干部逮捕杀害，连大部分战士也受到牵连。六安独立团，班长以上干部二百多人，一律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
“肃反”也波及到群众团体。例如，团中央分局的秘书长、少先队总指挥和一些团县委书记、工作人员，被诬为“老改”。鄂豫皖特区总工会，“肃反”开始不久，就有一个副委员长、两个秘书长、两个巡视员，以及光山县总工会的委员长、秘书长、事务主任等人，被打成“改组派”。
张国焘过去把“知识阶级”捧到天上，现在又把知识分子打入地狱。“大肃反”刚开始，九月十九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就发出指示：“把知识分子从党内洗刷出去”。十月，《列宁报》又发表社论，公开宣称：“什么是党内异己分子?就是那些出身地主、富农、资产阶级而没有真正无产阶级化的分子。他们多数是知识分子。”在“淘汰异己分子”的名义下，那些没有被打成“改组派”、“第三党”、“AB团”的知识分子干部，也普遍被清洗掉了。据张国焘说：“淘汰异己分子，即黄安一县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已经开除二百多异己分子。”(22)其中大部分是知识分子。这样，就在根据地造成了反对、排斥甚至仇视知识分子的气氛。
地方“肃反”的做法，也是搞逼供信，越牵连越多。当年，担任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长的成仿吾揭露张国焘的这一罪行时，指出：
肃反采取逼供信方式，成批的干部与群众被关进保卫局。他强迫一些十五、六岁的勤务员，为他侦察干部的言行。许多干部一夜之间就不知去向，以后杳无消息。无数好同志被他不声不响地暗害了。(23)
地方“肃反”的结果，使大部分创建鄂豫皖根据地的原有领导干部，如曹学楷(24)、戴克敏、徐朋人、王秀松(25)、陈定候、戴季伦、王宏学、雷绍全、舒传贤、方英、陈奇等许多忠于党忠于革命的好同志，都被张国焘诬害了，造成了极其痛心的损失。
张国焘搞的“大肃反”，一开始就引起了地方党政干部和群众的怀疑，觉得“肃反”搞得不对头。随着“肃反”越搞越凶，人们也就更加怀疑和不满。他们说：“反革命究竟有多少?有的从民国十六年搞起，革了多少年命，还说是个反革命，如果是反革命，不早就打白旗!”“地主富农不革命、不满意还可以说，但有些是雇农，掌握了政权，有什么不满呢?为什么当反革命?”他们群情激愤，坚决表示反对。例如，黄安五区的干部和群众，就自发地起来保护革命领导干部，拒绝保卫局来捉人。他们怕被捉而躲在山上，并在乡里贴上：“反对不走群众路线的肃反!”“反对保卫局乱捉入!”“红四军快来搭救工农群众!”“打倒张国焘!”“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表明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拥护共产党和红军，反对错误的“肃反”的鲜明阶级立场。但是，张国焘执迷不悟，竟使用恐怖手段镇压了五区的干部和群众。
在张国焘主持的这次“大肃反”中，究竟有多少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各级干部无辜被害，是难以确切统计的。一九三一年十月九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向中央报告说：“现在计共逮捕的反动分子六百以上(在皖西北约一百余人，在黄麻二百余人，在红四军中约三百余人)”。这还是“肃反”刚刚开始时的情况。后来，十一月二十二日，陈昌浩在彭杨军事政治学校作《关于此次肃反详情之报告》时，宣布：“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份子一千五六百人。”十二月二十四日。《列宁报》社论，也说红四军中“肃反”，“逮捕了一千个改组派、AB团、第三党分子”。总之，数以千计的党员、干部，被张国焘借口“肃反”杀害了。
张国焘犯下这些严重罪行之后，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写信向临时中央报告，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党和红军，再次进行了恶毒的诬蔑。胡说“这一苏区整个说来，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和高利贷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污蔑黄麻地区的党坚持武装斗争创造红军的革命活动是“采取了土匪行为的政策，经过了烧杀、苦战、立三路线，以至与真正土匪之分化”，形成起来的。污蔑商城的共产党员“实是国民党左派”，“打着共产党的旗帜”，“脚踏两支船”，“成则为工农革命之英雄，败则摇身一变而为国民党”，“始终与改组派联系着”。污蔑“六、霍、寿县等处的党的组织始终是地主富农分子占绝对优势”，“皖西反革命之特别多，几乎各级指导机关充满了反革命”，“所有白区的组织，大部分成了改组派”。(26)以此来证明他搞“大肃反”，杀人有理。
张国焘明明是历史的罪人，他却把自己装扮成所谓“正确路线”的执行者，在报告中颠倒黑白地说：“现在我们可以向中央报告，我们在四军中，在黄麻皖西党、苏维埃和地方武装中，肃反都已得确定胜利。以前路线转变不能深入，就是有这些反革命的暗中破坏”，“现在的确开始了全苏区及红军的一个彻底转变，这一转变是执行中央路线之中局领导着工农群众长期斗争过程中所获得的”。并且宣称：“这一肃反比富田事变所得经验还大，可以为全党的教训，特别是各个苏区可以利用这一经验”。
张国焘的报告，骗取了临时中央的支持。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日，临时中央来信表示：“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肃清反革命派的工作，必须坚决的进行。”(27)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临时中央又指示：“最近鄂豫皖肃反工作的深入(见中央红旗副刊肃反专号)，给予敌人在苏区内破坏革命的阴谋以致命的打击，这自然是革命的伟大胜利。”“研究和学习鄂豫皖肃反的经验与教训，广泛的在党内党外宣传反革命的一切破坏革命的阴谋与罪恶，要成为你们目前一切工作进行中的不可分离的工作。”(28)
但是，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歪曲和篡改不了的。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开始的，在张国焘主持下进行的“大肃反”，是完全错误的。这次“大肃反”的结果，红军和地方的原有领导干部许多被杀了，严重削弱了党和红军的战斗力，损害了党的形象，降低了党的威信，出现了反对知识分子的恶劣倾向，助长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领导和党内盲目服从的风气。这是后来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临时中央肯定和推广张国焘“大肃反”的所谓“经验”，对其他革命根据地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① 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
③ 《鄂豫皖中央分局国焘报告苏区发展经过及肃反胜利原因》(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④ 《红旗周报》第28期(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
⑤ 《鄂豫皖苏区沈泽民来信》(一九三三年)。
⑥ 李荣桂：安徽人。一九二七年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党中央派他到鄂豫皖工作，历任红一军一师政委、红四军十师政委、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一九三二年，被张国焘杀害。
⑦ 《鄂豫皖中央分局国焘报告苏区发展经过及肃反胜利原因》(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⑧ 魏孟贤：山东人。一九二五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二月，在安徽六安起义，进入皖西根据地，任中央教导二师参谋长。一九三一年夏，任红四军十二师参谋长兼三十六团团长。十月，被张国焘杀害。
⑨ 周维炯：河南商城人。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〇年任红一军师长。一九三一年任红四军十一师师长，同年被张国焘杀害。
⑩ 王培吾：安徽寿县人。共产党员。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一九三〇年四月，任红一军二师政委，后任鄂豫皖军委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一年十月，被张国焘杀害。
(11) 陈翰香：湖北黄安人。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参加黄麻起义后，历任鄂豫边特委秘书长、鄂豫皖军委秘书长。一九三一年十月，被张国焘杀害。
(12) 吴荆赤：河南信阳人。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参加信阳当谷山起义。一九三〇年起，历任红一军机炮团团长、皖西教导二师团长、红四军十二师团政治委员和师政治委员。一九三一年十月，被张国焘杀害。
(13) 肖 方：湖北罗田人。黄埔军校学生，一九二六年入党，曾任罗田县农会委员长、商罗麻特支书记、罗田县长。一九二九年，领导商南起义后，历任红三十二师团长、红一军第三师副师长、中央教导二师师长、红四军十二师副师长，一九三一年十月，被张国焘杀害。
(14) 关叔衣:河南人。共产党员。历任鄂豫皖特委委员、共青团特委书记、红军团长、红四军十师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一年十月，被张国焘杀害。
(15) 庞永俊：上海人，工人出身，共产党员。曾任红四军十二师政委，一九三一年十月，被张国焘杀害。
(16) 程绍山：湖北黄安人。一九二七年参加黄麻起义，一九二八年加入共产党。曾任红四军十师副师长。一九三一年十月，被张国焘杀害。
(17) 范陀：湖北孝感人。黄埔军校学生，共产党员。曾任红一军参谋主任、红四军十师参谋主任。一九三一年十月，被张国焘杀害。
(18) 肖永正：《从麻城起义到西入川陕》，《天津文史资料》第6辑。
(19) 肖永正：《从麻城起义到西入川陕》，《天津文史资料》第6辑。
(20) 柯柏元：陕西人，共产党员。曾任红四军十师参谋出任。一九三一年十月，被张国焘杀害。
(2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
(22) 《鄂豫皖中央分居国焘报告苏区发展经过及肃反胜利原因》(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23) 成仿吾：《长征回忆录》。
(24) 曹学楷；湖北黄安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农民运动。一九二七年参加领导黄麻起义，任农民政府主席。一九二八年后，历任红三十一师参谋长、鄂东北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红四军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十三师政治委员，后被张国焘调任县委书记，一九三一年冬被杀害。
(25) 王秀松：湖北黄安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黄麻起义后，历任鄂东特委书记、红军团政委、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等职。一九三二年九月，被张国焘杀害。
(26) 《鄂豫皖中央分局国焘报告苏区发展经过及肃反胜利原因》(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27) 《中央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日)。
(28) 《中央给皖西北中心县委指示信》(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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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焘和我的回忆/于吉楠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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