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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统战政策

于吉楠编著

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还贯彻执行了王明“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统战政策。 　　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正确地进行土地革命。才能够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早在一九二八年的“柴山堡时期”，就开始了土地革命。当时决定分配土地的原则和办法是：没收豪绅、地主、反动派的土地，按人口分给贫、雇农；自耕农不分土地进去也不拿出来；富农的好土地没收；小地主分以坏土地；保护中小商人。 　　一九二九年五月底至六月初，鄂东北特委召开黄安、麻城、黄陂、孝感四县县委和红三十一师师委第二次联席会议，总结了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临时土地政纲》。同年十二月，鄂豫边第一届工农代表大会，又通过了《土地政纲实施细则》，对土地革命政策作了具体规定。《政纲》和《细则》的主要内容是： 　　一、凡地主、豪绅、反革命分子之土地，“得一律没收之”；“祠堂、庙宇、教堂、祖籍、公籍所有之土地及一切公产一并没收之”。 　　二、“凡已没收之土地系已佃者，可拨归原佃农耕种”；“凡已没收之土地如系未佃者，拨归当地无耕地之农民、失业工人及退伍士兵耕种”；“红军与赤卫队现役之军官士兵，其家属无生产能力而愿耕种者，须分给土地并得雇人耕种”；“凡豪绅反动派已经解决，其家属确经当地革命团体证明无反动嫌疑者”，可以分配土地；凡鳏寡孤独残废及无力耕种者也“酌量分配土地”。 　　三、“分配土地之多少以食粮需要(全家人每年需多少粮食吃)为主要条件，在此条件之外，当地如有宽余土地得照耕种能力分配之”；同时，“分配土地不可以土地面积为标准，须以出产多少为标准”。 　　四、“没收和分配时，不得侵犯自耕农利益”，“中农在别乡之土地，交给别乡分配，本乡须以同量的土地分给该中农(如无土地掉换则别乡不得分配其土地)”。 　　五、“富农得享其土地”，“富农有自由耕种权”，“凡富农愿将土地归公者，当地乡农得接受分配之”。 　　六、“中小商人得享有其资本企业”，“中小商人有营业自由权”。 　　同年十一月召开的鄂豫边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群众运动决议案》，强调要“正确运用党对富农的策略”和“正确的运用联合中农的策略”。对于富农，规定在斗争开始的地方，政策可以适当宽些，“可酌量情况实行减租减息”；在斗争发展的地方(苏区)政策可以严些，要“分配富农的剩余土地”，“反动之富农与地主一样处置”，“同情革命的富农应有苏维埃的选举权而无被选举权”。对于中农，指出：“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胜利的保障”，“今后应切实运用各种策略防止无原则的妨碍中农利益”。 　　这说明鄂豫皖根据地初期的土地革命，基本上贯彻执行了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给富农以经济的出路，给一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集中反对和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正确政策。在这一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的指导下，一九三〇年，在鄂豫皖广大的地区，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土地革命运动，几百万农民掀起轰轰烈烈的斗争，横扫封建土地所有制，打土豪、分田地，取得了土地革命的伟大胜利。获得土地的翻身农民，踊跃参加红军，支援前线，保卫红色政权，打击国民党反动军队。例如鄂豫边苏区到一九三〇年底止，就有七千余人参加红军。一九三〇年六月，红军在黄安七里坪檀树岗招兵，一天就招了八百人，三天招了两千人。整个黄安，青壮年几乎全部上了前线。全区农民几乎人人都参加了赤卫队等地方武装。妇女们，给红军做鞋、补衣，照顾伤员，代耕红军家属的土地。赤卫队为红军运粮食，送弹药，抬担架，带路，侦察敌情，并且直接与敌人作战。他们努力生产，自愿地捐献粮食和各种物资支援红军。这是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发展与巩固的最深厚的基础。 　　一九三〇年夏秋，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影响到鄂豫皖根据地。在土地政策方面，一是提出“坚决地反对富农”，不但对富农实行了“左”的政策，而且侵犯了中农利益，引起了中农的动摇。二是兴办集体农场，决定在黄安办五个；麻城、黄陂、光山各办三个；罗山办一个。规模都不大，如黄安的长冲农场，只有四十多工人，十九条牛，一百五十亩地，就算是模范农场了。那时，口号提得很高，实际干得并不多，因为时间很短，农村的广大党员和群众也不同意这样搞法。一九三〇年冬，鄂豫皖特委根据三中全会的精神，开始纠正上述“左”的错误。一九三一年二月，特委扩大会议对这一问题又进行了全面检讨，进一步纠正了侵犯中农利益，破坏中小工商业的“左”的政策，解散了集体农场，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土地革命的成果并没有遭到破坏。 　　但是，张国焘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政策和成果，却一概加以否定，指责在土地问题上也是一贯执行了“立三路线”、“三中全会调和路线”和“富农路线”。在他的领导下，鄂豫皖军委总政治部发布的《怎样分配土地?》的宣传提纲，错误地指责说： 　　鄂豫皖苏区的土地经过几次的分配，但因过去路线上的错误(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土地革命的利益，大部分被豪绅地主和富农窃去了，雇农、贫农、中农，工人(要土地耕种的)没有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特别是红军土地没有分配好，红军公田制度没有实现。过去解决土地问题多不正确，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所通过的土地没收细则和鄂豫皖边苏维埃第一次代表会后所颁布的土地暂行法，犯了许多机会主义的路线。地主得着好土地，未有没收，还在雇人耕种。富农土地不是全部没收，只没收剩余的土地，因此，富农把好土地得着，把顶坏的土地拿出来。工人、农民、士兵有些还未得着土地革命的利益，尤其是去年在立三路线之下，集中农民土地建立农场，惹得农民不敢要好地等等严重错误，以致土地问题没有相当解决。① 　　张国焘否定鄂豫皖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政策和成果，是为贯彻执行王明“左”倾的土地政策开辟道路的。一九三一年二月，四中全会后的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议拟定了一个《土地法草案》。这个《土地法草案》的主要错误就是规定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五月六日，中央通过了关于鄂豫皖省委的决议，要求“坚决的勇敢的执行《土地法草案》”，“立刻坚决的改正过去分配土地问题中所犯的错误路线，立刻没收封建地主、军阀官僚豪绅寺院的土地及一切生产工具。经过苏维埃分配给雇农贫农与红军士兵。这些剥削者的土地被没收后，不能再取得任何土地。富农的土地也同样的没收，一般的当他们自己愿意耕种土地时，可以分得较坏的土地。” 　　为了贯彻这一决议，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一日召开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会提出了“加紧反对富农工作，彻底实行土地法令”的任务。六月二十八日，张国焘在鄂豫皖中央分局扩大会议的报告和结论中，指责原鄂豫皖特委“依然继续立三时代的富农路线”，强调“富农路线是主要危险，要坚决反对富农”。七月一日召开的鄂豫皖区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也指责“皖西北苏区因苏维埃政权中混进了富农、地主、反革命分子，所以对土地问题的决议，不仅是执行上犯了错误，而原则上是离开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与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是彻头彻尾的富农路线。”②并在这次大会上，作出了“重新分配一切土地”的决议。七月十四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又发出了“反富农问题”的通告。接着，就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重新分配土地”和“反富农”的斗争。 　　在这个斗争中，张国焘执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规定“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地主阶级与富农土地全部没收，地主阶级不得取得任何丝毫土地，富农可以分给坏的劳动份地”。③其结果，就是在经济上消灭富农，在肉体上消灭地主。 　　张国焘执行的“左”倾土地政策，也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例如，在平分土地中要求“使中农自动地拿出土地来平分”，“对过去分得好的土地不愿拿出来重新分配的人，要号召广大群众起来与他斗争”。④ 　　在划分阶级的工作中，搞扩大化。提出“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区别主要是在是否有剥削性”，⑤把对别人有轻微剥削的富裕中农划为富农。把一些富农划为地主。把略有一些耕地和农具，除了租佃地主的土地之外，自己也有几亩园子的佃农当作富裕中农，乃至定为富农，加以打击。甚至把一无所有靠给地主土豪抬轿子为生的轿工，也当“狗腿子”处治。说是反富农，实际上，反到中农头上，甚至连贫农也反了。 　　实行“左”倾土地政策，不但搞乱了阶级阵线，扩大了打击面，削弱了可以团结的力量，损害了土地革命的成果；而且由于一再“重新分配一切土地”，地权不稳定，也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损害了农业生产。 　　由于在土地革命中，把一些中小商人也划为“富农”、“剥削分子”而没收其财产；再加上贯彻王明“左”倾的《劳动法》，脱离实际可能，提出过高的劳动条件、福利要求，过高的提高工资，机械地限制工时，打击了根据地内的工商业。许多小店铺关闭了，白区的商人也很少到根据地里做买卖。物资供应越来越困难，市面上没有盐卖，部队吃盐也极缺乏。例如，黄安从前一石谷可买五、六斤盐，到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时，就只能买二、三两了。 　　一九三一年十月九日，鄂豫皖中央分局把执行王明“左”倾土地政策的情况，向中央作了下列报告： 　　在中央分局未成立以前，这里还是执行对立三路线调和时代的土地暂行法令，集体农庄固然取消了，但是富农的好田地仍留在自己手中，甚至还有地主的田地没有没收的，有些共产党员、苏维埃委员、机关工作人员(如红军经理处事务长等)都占取了很多土地、大多数的雇工贫农以至于中农是没有获得分土地的果实的，红军士兵亦没有很好的分田，而且许多侵犯中农的利益。中央分局成立以后即扩大土地法令的宣传解释，并在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之后，七月一号开幕的鄂豫皖区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中通过这一法令，经过了许多斗争，现在才一般的得着相当的注意与执行。⑥ 　　这是张国焘否定鄂豫皖土地革命的正确政策和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执行王明“左”倾土地政策，给土地革命造成损害的一个证明。 　　张国焘在执行王明“左”倾土地政策的同时，也执行了“左”倾的统战政策。王明根本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他认为，不但“资产阶级的大中阶层及一切资产阶级改良的派别”，“都各是反动营垒的一翼”；而且“上层小资产阶级在武汉时代后已转入反动的营垒”，革命阵营里只剩下了“工人阶级、雇农和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加上城乡的广大的半无产阶级成份和小资产阶级的下层”。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张国焘在鄂豫皖搞的也是这一套，对工人、农民和下层小资产阶级以外的一切社会成份，实行了所谓“一切斗争”的政策，把中间势力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更谈不上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和利用矛盾、分化敌人了。 　　当时，鄂豫皖根据地周围的敌军，派系复杂，蒋介石的中央军同西北军之间早有矛盾，“九一八”事变后，这种矛盾更加尖锐。原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吉鸿昌，受到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不满，曾经派人前来鄂豫皖根据地，要求与红军建立联系，共同反蒋。如果，我们的统战工作做得好，争取吉鸿昌率部起义是有可能的。事实上，不久以后，吉鸿昌本人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当时张国焘在“绝不妥协”的口号下，拒绝争取这一可以争取的力量，丧失了联合对敌的有利时机。一九三五年，党中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后，张国焘才认识到这个错误。他回顾说：“不会运用统一战线的这一事实，不但表现在中央苏区，在鄂豫皖也曾发生过同样的现象，吉鸿昌在失败了的时候，甚至公开的说：‘最后无出路的时候，我只好找共产党联合’。但是我们也没有利用敌人里面的消极情绪，而我们提出的正是绝不妥协，绝不让步。如果我们当时采取了正确的策略，我们当时的情况也不会这样”。⑦ 　　张国焘不但实行的政策是错误的，而且脱离群众的作风也是严重的。他外出活动，坐抬椅让别人抬着走，不象个共产党领导人的样子，这同其他领导人艰苦奋斗，与群众血肉相联的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九三二年，一个在余集街的祠堂里，初次见到张国焘的基层干部，留下了这样的观感： 　　我们正在吃饭休息，只见门外抬进一个台椅，台椅上坐着一个人，白胖胖的，穿着漂白的大褂子，光着个脑袋，手里拿把大蒲扇，他神气不大正。台椅两旁跟着几个挂匣子枪的红军战士。我想，这一定是打土豪抓来的一个“活宝”，可能是这家伙装死不走路，才抬来的。我们感到对这个老财太宽待了，就纷纷议论起来。 　　那副台椅放到廊沿下，台椅上的那家伙也没动身，兀自勾着头想心事。红军战士送水，他也不喝，送饭，他也不吃，后来煮了只鸡，他拿起一只鸡腿，还没啃两口又扔掉了。我们真有点生气了，骂这家伙顽固，不识好歹。我们的议论被红军战士听见了，那个战士走过来制止我们说：“莫胡说!这是我们张主席。”我们才明白，他就是张国焘。 　　这时，门外一阵杂沓的马蹄响，接着风尘仆仆地走进几个红军首长。张国焘连身子都没有欠，坐在那里伸手和首长们握了握手，有气无力地说了几句话。然后*(左口右努)了*(左口右努)嘴，示意抬台椅的人动手走路。张国焘被前呼后拥地出了门，临走才回头看了看院子里面的人。 　　我心里很不舒服，我想这样一个没有信心而又傲慢的人：当我们鄂豫皖苏区党的领导人，能将革命引向胜利么?⑧ 　　这说明，张国焘的不良作风，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多么恶劣的影响。 　　当然，指出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所犯的上述一系列严重错误，并不是说张国焘做的一切工作都错了，更不是否认鄂豫皖的党和红军的全部工作。在这一时期，尽管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张国焘的错误造成的危害，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省委以及红军的领导机关，始终坚持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斗争大方向，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发动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为巩团、发展红军和根据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徐向前等同志实行了正确的军事方针，领导反“围剿”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广大党员、干部，红军指战员和农民群众，忠于党和革命事业，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这些都使得鄂豫皖根据地在原有良好的基础上，仍然取得了新的发展和胜利。 　　但是，如果没有张国焘的错误领导，将会取得更大的发展和胜利。由于张国焘所犯的错误毕竟是严重的，随着它的严重恶果日益暴露出来，终于破坏了鄂豫皖根据地的大好局面，造成后来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 　　① 鄂豫皖军委总政治部：《怎样分配土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七日)。 　　② 《给皖西北特苏一封信》(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 　　③④ 鄂豫皖军委总政治部：《怎样分配土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 　　⑤ 《鄂豫皖中央分局通告第七号》(一九三一年七月十四日)。 　　⑥ 《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鄂豫皖区情况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一九三一年十月九日)。 　　⑦ 张国焘：《关于民族革命的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干部必读》第6期。 　　⑧ 余正旺：《战斗在家乡的日子里》，《大别山烽火》。 　　 张国焘和我的回忆/于吉楠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