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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安庆的冒险计划

于吉楠编著

张国焘担任鄂豫皖根据地最高领导人以后，贯彻执行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各项政策。这一错误，首先在军事行动方针问题上表现出来。鄂豫皖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四军领导同志便同张国焘在军事行动方针问题上，发生了重要争论。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歪曲了这场争论的真相，说他的原定计划是“在英山圻水一带发展苏区”，而红四军领导同志却要“乘势在武穴附近渡过长江，直指赣西北”，中央分局和军委去信阻止红四军“渡江南下”，曾中生复信“来一个哀的美敦书”，“表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此，对曾中生“除了撤换以外，别无其他办法”。①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捏造。 　　究竟真相如何，让我们看看历史事实吧! 　　一九三一年夏，蒋介石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对鄂豫皖根据地暂取守势，这正是红四军主动出击，积极向外发展的良好时机。六月初，红四军政委曾中生向中央分局建议，留一部分兵力发动群众肃清亲区等地的反动武装，集中红军主力南下向外发展，出击黄梅、广济，恢复原红十五军所在地区，威逼长江，配合中央根据地反“围剿”，这一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张国焘竟指责这一主张是“立三路线的残余”，“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来了个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将招致敌人再来进攻根据地的危险”，加以否定。因此，在六月底召开的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红四军出席会议的曾中生、余笃山、许继慎等同志，再次提议红四军主力南下。经过激烈争论，由于许多同志支持红四军的正确意见，和为援助中央根据地反“围剿”任务所迫，张国焘才勉强同意红军主力南下向外发展的方针。 　　七月上旬，鄂豫皖军委在商城西南的余家集召开会议，讨论红四军主力南下进攻方向和兵力使用问题。张国焘又提出进攻安庆的冒险计划，竟限令红军在一个月内攻下英山，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震动南京。红四军领导同志坚持正确主张，认为红军应在巩固阵地的基础上向外发展，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主要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和牵制其兵力，而不在于进攻中心城市。因此，仍然主张打下英山后出击圻春、黄梅、广济地区，恢复原有根据地并与鄂豫皖边区联成一片，同时相机出击武穴，威胁长江，牵制敌人。但张国焘不顾大家的反对，仍按其错误意见作了决定。 　　七月中旬，在军长徐向前和政委曾中生的率领下，红四军主力六个团南下作战，于八月一日攻克英山，全歼守敌一个团。占领英山县城后，部队休息两天，红四军领导同志对潜山、太湖、安庆地区和圻春、黄梅、广济地区的情况，作了详细比较，研究决定了下一步的部署。徐向前后来回顾这件事时说： 　　四军领导同志根据当前情况认为：红军应在巩固阵地的基础上向外发展；援助中央区，主要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和牵制其兵力，而不在于进攻中心城市。如以六团兵力，通过四百余里的白区打安庆，无论敌情、地形，特别是群众条件，远不如南下浠水、广济、黄梅地区为好。而且这一地区恢复之后，可以和黄麻、皖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便于巩固。因此，四军乃一面报告分局，一面举兵南下。② 　　八月五日，红军主力进抵圻春县境，得知长江水涨，武穴难以前往，乃改变部署，于八日进占浠水，继克罗田。十九日，在曹家河全歼敌一个旅，并乘胜追击占领广济县城。红军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当地农民群众的斗争，他们纷纷起来，成立游击队和赤卫军，配合红军作战。敌武汉“剿匪”总部行营主任何成浚急调海军舰艇巡逻长江，调武汉警备旅向武穴增援，原计划去江南“围剿”的胡宗南师也暂停行动，调徐源泉率两个旅赶来堵击。当这一路敌军进抵洗马畈地区时，又被红军包围歼灭三个团。仅仅一个月时间，就消灭敌人七个团，缴枪四千多支，俘敌五千余人，前锋威逼黄梅、武穴，震动九江、武汉。同时，初步恢复了这一带的工作，组织地方武装八百余人，开辟了以英山为中心的英、罗、圻、太(湖)大片根据地。在经济方面，也筹到大批款项，解决了部队经济困难，大大减轻了老根据地人民的负担。战局发展的结果，完全证实了红四军行动方针的正确。 　　八月二十日，红四军领导同志把红四军的情况和行动方向的意见，直接向党中央军委写了报告，明确表示应当学习中央根据地反“围剿”战争的成功经验，反对攻打安庆的冒险计划。报告中说： 　　我们在长期斗争中深深感到，红军如果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有广大工农政权的力量维系着，则如是艰难困苦的生活，任何人也带不了的。因此，红军的根本问题还是政治的坚定问题；一切英雄的个人单纯军事观念的领导，在此要完全失掉其作用。同时，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苏区几百里的阵地，如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上却忘记了巩固阵地发展的任务了。我们深深认识中央区胜利的伟大，就是有了强度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自然这与把主力束缚在苏区范围内来防御敌人的计划，是根本不同的。③ 　　正当红四军沿着正确方向，大力开辟英山、黄梅、广济地区工作，寻机再行歼敌之际，张国焘急忙以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名义，从八月十七日开始，连发四封信给红四军领导同志。指责他们犯了“抗拒分局指示”的“严重错误”，同中央分局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并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强词夺理的“批评”。 　　第一，继续坚持攻打安庆的冒险计划，指责红四军南下，“放弃援助中央苏区”，“不出潜太、安庆而出武穴，政治上原则上是根本错误的”。信中说： 　　援助中央苏区是目前鄂豫皖党的最重要任务，……中央分局根据这一总任务，于是有出动红四军主力攻英山，下潜太，威逼安庆，威吓南京的决定，这一决定是非常正确而经你们同意必须去坚决执行的，并大致规定这一行动以一月为期。谁知你们攻下英山后，突然转道出武穴，据你们的意见，是与潜太、安庆其政治意义相同，武穴所在地，至多不过沿长江一市镇，在军事上占有相当地位，然而在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全部战线看来，武穴与安庆比较相差太远，无论如何，安庆为安徽省城，长江沿岸要地，直接是南京门户，出潜太、安庆、虽不能幻想久据安庆，而对安庆有所行动，马上动摇南京，威逼蒋的后方，这样能使进攻中央苏区的敌军立即有后顾之忧，一方面使其前方部队有所撤回，使进攻我们的力量立刻减弱，甚至于可破全盘计划，而给中央苏区有莫大的援助。而出武穴，即令攻下武穴，至多也不过给武穴敌人以打击，而对于打击敌人要塞，援助中央苏区的政治意义是小得多，这是尽人皆知的。 　　第二，硬说“出潜太，进逼安庆”，“是与巩固皖西北赤区有阵地作战相联贯的”，指责红四军主力南下是“脱离后方无阵地的作战”。信中说： 　　中央分局对你们的总的指示是下英山作为攻潜太的后方，这一包抄并没有脱离阵地与后方赤区，尤其是这样具体指示，你们在向机攻下安庆如不能占据，很快的向桐城霍山一带行动，迅速肃清这一带敌人，不但巩固皖西北赤区，还可以动摇安徽的整个反动统治而牵制敌人兵力，有援助中央苏区之重大意义。这一指示是绝对援助中央苏区与巩固皖西北苏区相连贯的，而出武穴为脱离皖西北，与英山苏区又远，这是脱离后方的作战。……如这样发动黄广工作而放弃了皖西北日益发展与巩固的赤区，执其轻重，自然是得不偿失。 　　第三，认为进攻安庆“在军事上及敌我力量上看来是完全可能的事”，指责红四军主力南下“攻敌并无把握”，“在军事观点看来”，“也是错误的”。信中说： 　　从敌我力量对比看来，当你们攻下英山后，已经消灭了敌人一团兵力，同时消灭了由太湖出来之敌一部分，当时太湖并无重兵，都是陈调元部队，当我军已经扑灭其英太之部以后，敌人已经如惊弓之鸟，望风而靡，我军乘胜直追，可以下潜山或太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逼安庆，这在军事上及敌我力量上看来是完全可能的事。武穴当时为夏斗寅部队，兵力强于陈调元远甚，该地敌人以静待战，我以长途进攻，纵武穴兵力弱，也较潜太难攻，况该地为夏斗寅部，力量不弱，不(如)去有把握的打陈调元，消灭其部队，大缴其械，对于我们红军有莫大的帮助，对于赤区有很大的巩固。 　　第四，指责红四军主力南下是“不以政治任务为重，而以经济为归，经济问题形成了这次红军行动变更的中心原因”。信中说： 　　解决经济问题倒是你们看得非常重要的问题，当前次圻水之行经分局折回之后，一般红军干部并未深刻了解此次行动的错误，而斤斤于急去解决经济问题作为红军行动的中心。……这次师至英山，自然圻水之欲无法制止，于是放弃中央分局指示而转道出武穴，明知出武穴在任何方面为不当，结果明出武穴，实则却到圻水，……所队据圻水，久留圻水，中心问题为经济问题已昭昭若揭。 　　这封信，最后命令红四军“火速回来，不能有丝毫的停留”。④ 　　九月一日，红四军接到张国焘的上述来信后，被迫放弃有利战机，遵令北返。部队移驻英山县鸡鸣河后，红四军军部于九月五日召开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在曾中生的主持下，讨论了张国焘的来信。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不同意张国焘不符合事实的指责，认为：红四军南下以来已取得很大胜利，应继续开展英山、圻春、黄梅、广济地区工作，在长江北岸积极活动牵制敌人，配合中央根据地三次反“围剿”斗争，而目前敌对鄂豫皖老根据地的“围剿”尚未到来，且给养困难，故不宜北返。会议最后通过了曾中生起草的给张国焘和中央分局、军委会的申诉信，决定派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先行北返，面陈一切。 　　这封信表示“除在组织上绝对服从”外，“在政治上有不得不向中央分局及军委会作极诚恳的申诉的必要”。信中列举大量事实，并作了具体分析，说明张国焘的四条指责，“完全凭借片面的根据和纯从主观出发，与我们前方行动的事实、意义和客观环境是绝对不相符合的”。 　　首先，它坚持决定军事行动方针的正确原则，指出：“我们深深认为配合中央苏区红军的行动，是要以占领敌人要塞与打击敌人主力两者并重，而且在今日技术拙劣的红军，其战略目的应后者越过于前者。同时要能真正的巩固自己阵地，向敌人作有准备的有把握的进攻，尤其是要整个苏区有全盘的计划与准备工作，才能集中主力向外发展”，这与那种“绝对没有准备”，“命令去占领大城市和高喊进攻安庆威胁南京的主张，丝毫不相同的”。 　　其次，它在谈到“军事行动南下路线与攻击目标之改变问题”时，从敌我力量的对比和部署、群众的基础、行军的地利等方面，说明红四军改变攻打安庆的计划，南下圻水、广济、黄梅地区作战是正确的，并且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对巩固阵地、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具有重要意义。 　　在敌我力量对比和部署方面，它指出：红四军南下兵力共六团，打下英山后，为“巩固阵地”，“故十二师留住英山”，如“不留兵潜太，而直入安庆，虽有四团，则孤军冒出”，“必归失败”。当时，敌人兵力，潜山一团，太湖一旅，宿松一旅，“潜山太湖均有城”，“如果敌人集中一点，死守待援。则我们粮食经济，均处山地不能解决，势必将徘徊于潜太之间，安庆之夸大目标更不能得，而潜太山地于全国政治军事自更无甚轻重，其不能多少影响鄂赣湘的‘剿匪’布置更不待言”。至于鄂东敌人布置。虽武穴有一团，“而圻水、圻春、黄梅、广济是敌人所疏忽的地方”，“武穴早成泽国，不易进取，然而黄广圻这一阵地，我们已事先布置较敌是先占一着，如敌人进入这阵地而各别击破之，这完全是我主敌客”。 　　在群众基础方面，它指出：“圻黄广与原有苏区与英山是毗连的，群众受过共产党的影响，过去工作虽遭受失败，然而潜伏势力不少，到处都有梅花形的秘密组织，可以一呼而起”，“事实上我军经过之处无不送茶送饭，和发动斗争，分配土地，肃清反革命与武装农民，建立政权。即在曹家河、洗马畈两次剧战，伤亡约近千人，均能动员群众送到英山(这在潜太一时不可能的条件)，在圻水所得之物资，更是圻水工会、东乡委员会发动群众来运送的，特别是游击队与肃反工作，比英山还有力量，这完全是过去放下的军事种子”。 　　在路途地利方面，它指出：“由英山到潜太尽是数百里的山地”，“民团常假山势之利，以做反革命的游击战争”；“则出武穴是居高临下，由高地而向平原，从英山到武穴不过二百四十里的坦途，急行军四天可到，得当地群众的帮助，侦探响导均较有利，此能以敏捷手段打击敌人，这是有原因的”。 　　它以红四军在一个月内，连克英山、圻水、广济、罗田四座县城，打击徐源泉部，歼敌七团，俘敌五千，缴获大批枪械弹药的胜利事实，说明红四军南下圻黄广地区作战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一胜利，相当“击破敌人主力”；与湘鄂赣红军孔荷宠部隔江呼应，“联合行动”，把敌准备调去“围剿”江西中央苏区的部队吸引过来；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它对张国焘进攻安庆的冒险计划，再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 　　安庆之取是不能离开全国革命形势的估量的，而且沿江近处之要镇没有工作，城市驻兵没有工作，城市及近郊党的力量是根本没有关系，英山到安庆近四百里的非苏区，又是山地，清(民)团匪军，而后方运输、使役、侦探、干部又无多少的准备，只有一月为限，命令合近代编制一师不足的红军去取安庆威逼南京，这恐近于共产党之夸大狂了。……我们真不懂责限一月必占安庆之命令与立三路线责限两星期必占武汉之命令有什么分别了!分局与军委根据昌浩同志意见，以为：当我们已经扑灭英山之部以后，敌人已经是如惊弓之鸟，望风而靡，我军乘胜直追可以下潜山或太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进迫安庆，这在军事上及敌我力量上看来是完全可能的事。这未免太近于纸上谈兵了。……如果单就武穴不如安庆政治意义之大而言是对的，可是武汉、南京比安庆意义更大，我们能不顾整个的政治形势和大城市群众工作基础之估量，而下进攻武汉、南京之命令?这是一种明显的事。⑤ 　　曾中生等同志的正确意见，驳得张国焘哑口无言。他不敢正面明辨是非，竟将曾中生撤职，派陈昌浩去接任。九月十三日，红四军北返至麻埠时，陈昌浩赶到军中，宣布了中央分局的上述决定。接着，张国焘就借口“肃反”，排斥异己，实行罪恶的宗派主义打击政策，诬害了大批对张国焘的错误领导不满、坚持正确意见的红四军优秀指挥员。 　　十月上旬，张国焘在泼皮河召开红四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对曾中生进行“斗争”。尽管在张国焘的高压之下，有些干部仍然认为，曾中生在军事行动方针上是正确的，红四军南下取得了很大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虽然承认原订计划，“在决定战略上是疏忽的，所选择的目标在战略上是错误的”，但又歪曲事实真相，进行诡辩，说什么“军委会当初并没有决定‘占领安庆’的计划”，只是“进巡安庆，引陈调元的军队向这方面集中，然后去扫六霍”。污蔑红四军南下取得的胜利“是侥幸得来的”，执行的是“占领武穴然后沿江岸往安庆的计划”，是“盲动冒险的立三路线的盲动计划”。张国焘避开这场军事行动方针问题争论的实质，抓住曾中生召开鸡鸣河会议这件事，大作文章，扣上了“动摇党在红军中的威信，这是最危险最有利于敌人的行动”的帽子，最后以“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和“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的罪名，宣布调离部队“考察”。根据张国焘的上述意见，鄂豫皖中央分局作出了关于红四军的决议。决议指责红四军犯了“有系统的整个政治路线上的错误”，“是将红军领导中的立三路线的错误更加系统化起来，去和中央分局所执行的中央和国际路线相对立，由思想行动上的离开正确路线走到用积极方式来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实际造成了很大的机会给反动派钻入红军去破坏我们的军队”。并且错误地宣称： 　　在中央分局开始工作以来，全部鄂豫皖苏区的党，在路线到处虽有转变，唯有四军中这个转变没有开始。这里主要的负责者就是曾中生同志。……在中生同志的领导之下，四军中一般同志对于中央分局的路线是异常模糊的，对于立三路线错误实质是茫然不确(解)的。中生同志用家长制度的方式去领导红军，丝毫不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对于传达中央分局的政治路线有系统的怠工，所以至今红军政治路线上的转变还得从头做起。照这种情形，中生同志绝对不能再继续做四军的政治委员，调到后方来考察，另外决定中央分局的委员陈昌浩做军政治委员去加强红军的政治领导。⑥ 　　张国焘这一从个人野心出发，借口“肃反”，对曾中生等红四军领导人，实行宗派主义打击迫害的行动，事前虽未请示中央，事后却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十月九日，张国焘以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名义向中央报告说：“此次红四军在中生同志(四军政治委员)领导之下重复立三路线的错误，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抛弃了巩固苏维埃根据地的任务，忽视红军的政治工作与任务，已被撤职。”⑦这时，王明已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一年九月，在上海成立了以秦邦宪为负责人的临时中央。临时中央于十一月三日复信鄂豫皖中央分局，表示“在详细研究了中央局关于四军的决议、中局的报告与四军的报告及四军领导干部致中央分局的信之后，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并且具体指示说： 　　四军领导干部违抗中央局的命令，自由决定占领武穴，回兵进取六安的策略，是严重的政治上与组织上的错误。政治上，四军领导干部根据着对于中国目前革命形势的差误估计，与对于敌人进攻苏区的危险的忽视，及巩固苏区根据地的玩忽，因而走上立三路线式的军事冒险。……在组织上，四军违抗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自由的更改军事计划，拒绝中央分局的正确指示，召集非党会议来反抗中央局的决议，印发中央局的决议到地方党部及军队中的下级党部去，并且不经中局直接向中央报告，企图蒙蔽中央，是严重的反党的错误。……关于错误的实质、原因与意义，中央同意中央分局的决议。⑧ 　　临时中央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支持，使张国焘“改造”红四军，打击曾中生等领导同志的错误行径合法化，得到了确认。这对以后鄂豫皖区红军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正如徐向前所指出的，“张国焘无视四军南下的正确方针和胜利事实，竟将军政治委员曾中生同志撤职。接着，又借口肃反排除异己，对不少优秀的领导干部进行了罪恶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此后，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领导，便在鄂豫皖区红军中逐步占了统治地位。”⑨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 　　② 徐向前：《鄂豫皖红军的反围攻斗争》，《星火燎原》选编之一。 　　③ 《徐向前、曾中生关于红四军情况及行动方向的意见给中央的报告》(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日)。 　　④ 《鄂豫皖中央分局军委会给中生向前信》(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⑤ 《红四军给鄂豫皖中央分局信》(一九三一年九月)。 　　⑥ 《关于红四军的决议》(一九三一年十月)。 　　⑦ 《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鄂豫皖区情况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一九三一年十月九日)。 　　⑧ 《中央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日)。 　　⑨ 徐向前：《鄂豫皖红军的反围攻斗争》，《星火燎原》选编之一。 　　 张国焘和我的回忆/于吉楠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