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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师”说和四次反“围剿”的失败

于吉楠编著

一九三一年秋，全国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毛泽东等同志领导红一方面军痛快淋漓地粉碎了国民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其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也取得了胜利和得到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三省，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掀起了全国抗日反蒋的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在新的有利形势下，鄂豫皖的红军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十月间，于麻埠组成了红二十五军，军长邝继勋，政委王平章。十一月七日，鄂豫皖的红军扩大为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共三万多人。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随即投入了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蒋介石先调集了十个师的兵力，准备发动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围剿”。红军趁敌尚未布置就绪，便主动向敌出击。徐向前等领导同志充分运用“围城打援”战术，指挥红军把企图进犯根据地的敌人，一口一口地吃掉。—九三一年十二月，红军首战告捷，攻下黄安县城，全歼守敌，击溃麻城、黄陂两处援敌，国民党军队共计一万五千余人被消灭。一九三二年一月，红军挥戈北上，在豫南亚港地区又击溃敌五个团。二月，红军南围商城，击溃援敌十九个团，俘敌二千多人，不战而收复商城。 　　红四方面军先后取得了黄安战役和商潢战役胜利后，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准备从皖西向苏区发动新的进攻，把鄂豫皖根据地周围的兵力，由十个师增加到十五个师，约十万人。面对强敌，张国焘动摇了，不同意向皖西进击。徐向前认真总结了红四方面军成立两个月以来在鄂东北、豫东南军事斗争的经验，坚持先打皖西之敌。陈昌浩也站在徐向前一边，张国焘不得不收回自己的错误主张，同意徐向前率师东进。 　　当时，皖西敌人以苏家埠为枢纽，北迄六安，南至霍山，部署了六个旅十二个团的兵力。徐向前指挥红军主力于三月二十二日渡过淠河，分别将敌军六千多人包围于苏家埠、青山镇，同时集结主力待机打敌援兵。敌两次调兵增援都被红军击溃，其残部又被围困于韩摆渡。四月底，蒋介石任命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率四个师十五个团共两万余人，自合肥大举增援。张国焘见敌人来的兵力比较大，又产生了动摇，提出要撤出苏家埠、韩摆渡之围。徐向前坚持认为，敌人虽有两万多人，但其内部矛盾多、士气低落、远道而来；而红军士气高昂、工事坚固、以逸待劳，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主张坚决地打下去，夺取整个战役的胜利。陈昌浩支持徐向前的正确意见，同意打，反对撤。张国焘勉强收回了他的错误意见。五月二日，当敌进入苏家埠东之戚家桥我预定地区，红军立即发起猛攻，经过两日激战，援兵全部就歼，厉式鼎也被活捉。困守苏家埠、韩摆渡的敌军，全部投降。整个苏家埠战役，历时四十八天，歼敌十九个团另两个警卫旅，共三万多人，取得了鄂豫皖区空前的大胜利。红军乘胜前进，向东逼近合肥，向北占领霍邱县城，直抵淮河岸边，鄂豫皖根据地有了空前的扩大。张国焘文过饰非，在《我的回忆》中，竟把这一胜利说成是在他的正确领导和亲自指挥下取得的。其实，这个胜利正是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领导同志坚持正确主张，反对了张国焘的错误意见，才取得的。如果按照张国焘的错误意见去办，那么，已经到手的胜利就会白白丢掉。 　　但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对当时全国革命的新形势，一开始就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过分地夸大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又提出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主张。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临时中央通过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强调“目前的任务：为扩大苏区、为将几个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而斗争，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并具体规定：“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区为中心，而将皖西北、鄂东、鄂豫边、湘鄂西苏区联系一起，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上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 　　张国焘也为鄂豫皖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冲昏头脑，不承认当时仍然是敌强我弱这一基本特点，以及“围剿”与反“围剿”长期反复的基本形式和规律，积极贯彻临时中央的错误指示。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鄂豫皖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鄂豫皖省委。张国焘在会上报告说：“国民党主力只剩下了七个师，其余都是杂色部队，红军现有这样的力量，已是不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在这一轻敌思想的指导和影响下，鄂豫皖省委提出了所谓“偏师”说，认为今后进攻根据地的主力将由帝国主义直接担任，国民党军只能作一支“偏师”，要红军准备“夺取武汉”和“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 　　鄂豫皖省党代会闭幕不久，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南京国民党政府被迫于三十日迁都洛阳。二月十七日，鄂豫皖省委又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决议，具体阐明了所谓“偏师”说的内容： 　　国民党政府的迁都洛阳，一方面表示国民党由于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失败，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所斥逐的走狗，或者宁可说是降了级的走狗。不过降级都是地主、资产阶级所欢迎的，因为从此在进攻苏区与红军的战场上主要的火线将由帝国主义担任，而国民党洛阳政府与其他军阀政府只能担任偏师的任务。迁都洛阳，证明蒋介石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包围会剿将加紧执行，同时日本的积极进攻武汉将使鄂豫皖苏区要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冲突。摆在各苏区尤其是鄂豫皖苏区面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我们快要和帝国主义者直接战争。 　　同时，也就向鄂豫皖苏区党提出了一个严重的任务，就是，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动员千百万广大群众去加紧鄂豫皖苏区打成一片，加紧巩固苏区根据地，消除苏区向南方发展的障碍。夺取武汉门户，与湘鄂西取得联系，造成红军在长江边与京汉路线行动自如与苏区包围武汉的形势。我们要拿这个来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战争和准备夺取武汉，完成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鄂豫皖省委提出的“偏师”说，“左”得出奇，连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临时中央，都感到太过份了。三月六日，临时中央写信给鄂豫皖中央分局，批评了“偏师”说，指出，“若说在进攻鄂豫皖苏区中帝国主义军队已经是主力，而国民党军队是偏师是绝对错误的。”并进而批评说： 　　这里对于反动统治的崩溃的程度的估计是过分的。以为国民党政府及其他军阀政府在进攻苏区红军中只担任偏师的任务，这是不顾事实的胡说。迁都洛阳后的国民党政府，口头上说长期的抵抗日本或征讨东北伪国，而实际上却以全部力量来进攻鄂豫皖苏区。汪精卫电询各省主席清剿计划，军事计划早在蒋介石及其外国顾问的指挥之下订立了，三月一日起正在调动军队之中，用于进攻鄂豫皖苏区的武力约在五十师以上，设立了三个清剿司令部(鄂南、鄂东、皖西)，可以把它当做无关重要的偏师么?不，绝对不能够的。对于国民党这个进攻有丝毫的忽视与轻敌将造成极大的罪恶。① 　　但是，临时中央对当时形势与任务的估计也是“左”倾的，认为“国民党统治的经济的财政的危机及其分崩，这些都使得帝国主义感觉得在中国半殖民地奴役制度的危机，以及国民党没有力量能够压迫革命运动之勃发，因而更积极地进行组织公开的军事武装干涉反帝国主义运动，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②所以，在共同的“左”倾思想的基础上，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左”倾的“偏师”说。三月三十一日，张国焘等人又写信给临时中央，继续坚持错误说： 　　现我们不但以打破敌人“包围”推翻国民党统治为主要口号，并在三月前即提出准备与帝国主义作战为中心口号。在此口号下，不但加紧进行反帝宣传，并在军事上物质上予积极准备，目的以在更厉害的经济封锁条件下与技术更进步之外国军作战而取得胜利。③ 　　五月，红四方面军苏家埠大捷后，张国焘更加头脑发热。六月十八日，张国焘致电临时中央，认为“目前已根本消灭‘围剿’”，提出红四方面军当前的作战计划是：第一步使红军主力进逼罗山，破坏京汉路，歼灭敌人重兵；第二步，沿京汉路南下，威逼武汉。六月十九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新集召开党团活动分子报告会，根据张国焘“左”倾的形势分析和战略计划，作继续向敌进攻的动员报告。报告中，把即将到来的敌人第四次“围剿”，说成是“敌人大崩溃”的表现，“集中所有残余力量”作垂死挣扎。认为“从武装力量对比来说，我们已占了优势”，已转变到与敌人“全局决胜负”的时候。强调红军主力即将出击京汉路，“不是冲破敌人的围剿，或对敌人围剿一个打击的问题，而是根本消灭围剿，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同张国焘的估计相反，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没有根本改变，而且敌人“围剿”的形势较前更为严重。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在出卖了东三省和上海爱国军民对日抗战之后，首先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蒋介石设“剿匪”总部于汉口，自任豫鄂皖“剿匪”总司令，下设左、中、右三路军，除左路军专对湘鄂西根据地“围剿”外，中、右两路军共二十四个师另五个旅，约三十万人，四面包围鄂豫皖根据地，采取稳扎稳打，并进长追，逐步压缩的战术，企图聚歼红四方面军于长江北岸。在参加“围剿”的敌军中，东线的徐庭瑶纵队、北线的陈继承纵队、西线的卫立煌纵队为其主力。 　　这时，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已扩展为六个师，五万多人。鄂豫皖根据地人口达三百五十万，拥有黄安、商城、英山、罗田、霍丘五座县城，建立起二十余县的红色政权，红军有了更广阔的回旋余地，广大军民斗志高昂。如果指导方针正确，粉碎敌人这次“围剿”，并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偏师”说的指导下，张国焘等人对新的反“围剿”战争毫无准备，丧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六月二十五日，红军主力出击京汉路，攻下鸡公山之后，徐向前等领导同志，鉴于敌人“围剿"即将到来，便建议鄂豫皖中央分局停止了京汉路的进攻行动，部队向河口地区集结。七月初，鄂豫皖中央分局在夏店开会，讨论军事问题。会上，徐向前又提出，红军已经连续七个月苦战，极需休整，建议暂时停止进攻作战，红军主力进驻适当地区待机，使红军养精蓄锐，以逸待劳，认真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尽管事先已经得到各路敌军开始“围剿”行动的确实情报，张国焘仍然坚持所谓“不停顿的进攻”，拒绝了徐向前的正确意见，错误地决定红军主力南下围攻麻城，以“威逼武汉”。 　　七月上旬，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打下麻城”“打到武汉去，实现数省政权的首先胜利，完成准备同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先决条件”的口号下，开始围攻麻城。红军英勇奋战，于麻城外围地区先后歼敌一个旅另一个团。麻城敌军乃收缩外围据点，守城待援。红军既不能迅速攻克，又须分兵阻击援敌，主力被敌吸住失去主动，不仅消耗疲惫了自己，且使敌人从容部署“围剿”。 　　还在麻城围攻作战开始的时候，东线敌军徐庭瑶纵队即向霍邱进犯。红二十五军军长邝继勋，根据张国焘的命令，率一个团据城固守，经五昼夜血战，终于失守，部队几乎全部损失。事后，张国焘毫无自我批评，反而将全部责任推到邝继勋身上，将其撤职，八月上旬，北线敌军主力陈继承纵队向七里坪急进，西线敌军主力卫立煌纵队向黄安猛扑。张国焘在此危急情况之下，才不得不撤麻城之围。但又不知诱敌深入，待机反攻，反而采取单纯防御路线，命令十分疲惫的红军仓促应战，与敌军主力硬拚。 　　八月十二日，红军首战黄安城西冯寿二湾，将卫立煌纵队先头一个师击溃，敌军转入据地固守。红军因强攻不利，遂转向七里坪方向，与敌军陈继承纵队，血战七天七夜，红军指战员前仆后继，奋勇冲杀，反复与敌展开肉搏战，歼敌五千多人，缴枪三千多支。七里坪战斗后，张国焘又错误估计形势，认为“国民党动员任何多的军队，都不堪我军一击，国民党主力军已损失过半，以鄂豫皖为中心的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已经走入失败地位。”其实，红军虽重创敌二个师，但并没有能全部击溃敌之一路，当面敌人退缩固守，战局形成对峙，因而未能引起整个战局发生有利于红军的重大变化。八月二十二日，敌陈继承纵队奉命由七里坪绕道宣化店，配合北线敌张钫纵队，会攻新集。张国焘对敌军这一行动又作了错误估计，认为敌军溃退，“已无斗志，军阀内部又起冲突，敌经济恐慌急剧，全国群众革命情绪更为高涨”，“全国红军应趁此时机起来消灭‘围剿’，迅速完成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于是，命令红军主力北上打击敌张钫纵队，保卫新集。九月初，红军主力在浒湾以西的胡山寨地区，再次与陈继承纵队相遇，经五天激战，歼敌两千多人，敌军又转入据地固守。这时，敌张钫纵队和卫立煌纵队南北夹击，与陈继承纵队，对红军主力形成三面合围之势。红军主力为摆脱不利地位，遂放弃保卫新集，向皖西转移。 　　在敌军前堵后追的严重情况下，张国焘由盲目轻敌变为惊慌失措，连电中央告急，要求“紧急动员各区红军及工农群众急起策应”。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接到临时中央转来张国焘的告急电报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致电张国焘，除告诉他红一方面军向北作战配合策应鄂豫皖红军反“围剿”外，并根据中央根据地反“围剿”的经验，建议：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于我们的地方，掩护我主力目标，严格地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而不宜死守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迅速转移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敌人“围剿”。这无疑是当时唯一能挽救危局的正确方针，但是，张国焘并没有这样做。 　　十月初，红四方面军主力由皖西，经英山、罗田，再次西进，于河口歼敌四千多人，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在战斗中牺牲。红军奋战两个多月，虽多次击溃敌人，终因张国焘战略方针的错误，未能扭转战局。这时鄂豫皖根据地已经损失了六分之五，除黄安、商城、霍邱、英山四座县城失陷外，中心市镇如新集、七里坪、金家寨、麻埠、独山、燕子河、宣化店、河口、张店等地也全部沦陷，变成敌向我进攻的据点。在这种形势下，张国焘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完全丧失了粉碎敌人“围剿”的信心。 　　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向西逃跑的打算，不仅是因战局不利而产生的错误思想，它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他早就对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没有信心，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前途感到悲观。他在回忆初到鄂豫皖根据地的感受时，承认： 　　我对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实际体验愈多，愈是为它的前途担忧。我觉得这个政权的能够存在，是以国民党政权的不统一、混乱和残酷的统治为其主要的凭借。这个政权的发展前途也是受着限制的。中共组织力量的薄弱，红军因缺乏补给而不易迅速壮大，土地革命不易冲破赤白区的对立而泛滥到更广大的区域去。苏区面临的众多困难，也需要长期的努力，才能克服。加之敌人的势力远较我们为优厚，我们一时无法瓦解它。④ 　　张国焘基于这种悲观认识，在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时，虽然可以高喊“左”的口号，一旦战局失利，便要转向右倾逃跑。所以，他犯逃跑主义错误确实不是偶然的。 　　十月十一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河口北面的黄才畈开会，讨论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的问题。会上，张国焘认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已经失败了。他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敌人的力量大大超过红军的力量。因此，他提出在根据地内继续进行战斗是没有希望了。但他不敢把西逃的打算公开端出来，只说红军主力需要跳到包围圈外保存力量，在周围打击敌人，保卫根据地。沈泽民则主张红军不应脱离苏区，应分散游击，仍在苏区坚持游击战。徐向前认为，为了保存力量，摆脱被动，红军主力可以转移外线作战，调动和歼灭敌人，待机打回根据地。最后决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率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少共国际团，过京汉路西活动；沈泽民率领红二十五军七十四、七十五师和地方武装，留在根据地内坚持斗争。 　　但是，红军主力转移到京汉路西以后的行动目标究竟是何处?外线作战和内线作战以及相互配合问题应当怎样部署?张国焘都没有作任何解释和安排。对于这样关系到鄂豫皖根据地命运的重大问题，张国焘既不向党中央请示报告，也不向红军高级干部讲清楚，而且把主力红军几乎全部带走。这说明，他所谓转移外线的实质是仓惶西逃，放弃鄂豫皖根据地。成仿吾在揭露张国焘这一错误时指出： 　　一九三二年反四次“围剿”中，他采取单纯防御路线，强迫四方面军与敌人硬拚，在受到损失后就仓惶逃跑。他在红安县的河口镇召开干部会，讨论行动方针时，坐在高处，眯着眼睛，身子摇摇晃晃，发誓不离开解放区。但是他很快就带着主力跨过京汉路，向西扬长而去。⑤ 　　十月十二日深夜，红四方面军主力两万多人，在广水与卫家店之间，越过京汉路，转至外线。当时，如果实行徐向前的正确意见，有全盘的战略计划，打破“围剿”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张国焘并无重返根据地的决心，而是要向西北退却。红军刚刚过了铁路，十月十三日，他即派人侦察去潼关的路线，企图向陕西前进。十六日，在师以上干部开会讨论行动方针时，多数同志建议南下与附近的红三军会合，集中力量打击敌人，待机打回根据地，张国焘又加以拒绝，决定继续西进。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提出的在枣阳县新集地区反击敌人，创造条件，打回根据地的计划，未能实现。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就这样失败了。 　　事后，张国焘为了掩盖自己的严重错误，竟把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全部归于国民党进攻军队过于强大，说什么“鄂豫皖苏区，终被蒋介石优势兵力的四次围剿所压碎”，⑥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徐向前正确地指出：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张国焘的指导下，“‘左’倾的形势估计、错误的战略方针，是这次反围攻失利的主要原因，而在土地政策、肃反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等方面一系列的错误，也是重要因素。”⑦ 　　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之后，鄂豫皖根据地后方党政机关、地方武装和广大干部、群众毫无准备。当掉队的伤病员从陕西回来，才知道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主力已进入陕西。后来，党中央同志鄂豫皖省委，说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主力已经进入四川，不要指望回鄂豫皖了。国民党匪军乘机从四面八方闯进根据地，疯狂烧杀，使大别山区浸沉在血泊之中，鄂豫皖军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当时上海报纸统计，仅黄安一县，就有十余万人被屠杀或饿死，鄂东北有二十多万群众被强迫迁走，大批妇女和儿童被掠到河南和武汉卖掉，无数的房屋被烧毁，出现了大片的“死人区”、“无人区”。鄂豫皖根据地丧失了六分之五的土地，人口只剩下七十多万。 　　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一九三三年一月，鄂豫皖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恢复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委员徐宝珊、成仿吾、郑位三、吴焕先、郭述申、王平章；建文鄂东北道委，书记徐宝珊；建立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重建红二十五军，军长兼政委吴焕先；组织皖西红二十八军，军长廖荣坤，政委王平章。他们领导广大军民，顽强地坚持革命斗争，不断地打击敌人，恢复了部分根据地。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沈泽民在黄安刘家园牺牲，徐宝珊接任省委书记，郑位三接任鄂东北道委书记。同年冬，红二十八军编入红二十五军，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一九三四年十月，根据中央指示，红二十五军改组，程子华任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吴焕先任政委，郑位三任政治部主任。接着，红二十五军出发，西去建立鄂豫陕根据地。这时，除了少数山区外，鄂豫皖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在更加艰难的条件下，重建红二十八军，高敬亭任政委兼皖西北道委书记。在高敬亭、方永乐、梁从学、林维先、何耀榜等同志的领导下，鄂豫皖军民胜利地坚持了游击战争，大别山区的红色火炬，一直不灭。 　　① 《中央为反帝问题致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一九三二年三月六日)。 　　② 《中央为反帝问题致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一九三二年三月六日)。 　　③ 《张国焘、陈昌浩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④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 　　⑤ 成仿吾：《长征回忆录》。 　　⑥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 　　⑦ 徐向前：《鄂豫皖红军的反围攻斗争》，《星火燎原》选编之一。 　　 张国焘和我的回忆/于吉楠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