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政府领导人 > 张国焘 > 全文图书 > 张国焘和《我的回忆》

从鄂豫皖到川陕

于吉楠编著

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以后，在西征途中，一方面同尾追堵截的敌军展开浴血奋战，一方面又同张国焘的逃跑主义错误进行了斗争。 　　十月十九日，红军刚刚西进至枣阳南部的新集地区，敌军六个师另一个旅，便从四面包围上来。为了打击敌军和摆脱不利局面，徐向前指挥红军在新集和土桥铺，连续进行了两次激烈的战斗，歼敌三千多人，胜利地突出了重围。但是，由于张国焘并没有重返鄂豫皖的战略计划，战后红军不是实行有效地反攻，而是继续向西转进。 　　张国焘在离开鄂豫边的时候，竟把数以千计的红军伤病员遗弃在阵地上不管，率领队伍扬长而去，又一次造成了极其痛心的损失。他在《我的回忆》中，也不得不承认： 　　尤其是一千个以上的伤兵就地被抛弃的事情，使全军十分痛心。…… 　　遗弃伤兵的事件，迅即成为全军议论的题目，大家都极感痛心。有的检讨没有根据地作战是不智的，要求迅速脱离敌人追击，以期有喘息的机会。又有不少士兵动了思乡之念，想着不如仍回到自己家乡鄂豫皖区去打游击，就是死也希望死在本乡。① 　　这是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和逃跑主义所造成的又一个恶果。他遗弃的伤病员，大部分被敌人杀害了，只有小部分克服重重困难，返回了鄂豫皖根据地。 　　十一月十一日，红军西进至豫陕交界的漫川关附近地区时，再次被尾追堵截的敌军包围。张国焘又企图让部队分散突围，从而使红军面临被敌各个击破，甚至全军复没的危险。在这紧急关头，徐向前力主集中红军力量，从北面敌之薄弱环节实行突围，并取得成功，终于转危为安。 　　十一月下旬，红军进入陕西之后，准备南下汉中，在秦岭遇阻即调头北上，进入关中平原。这时，敌军又从东、西、北三面包围过来，企图压迫红军于秦岭之下而歼灭之。在此紧急情况下，张国焘仍打算继续西进，以实现其向大西北退却的计划。十一月二十七日，临时中央来电指示：“现在任务是要红四方面军在豫、鄂、陕边建立新的根据地，发动当地的群众的革命斗争，给红军主力以整理补充，并尽量扩大红军，以准备向敌人反攻，继续向西入陕与长期行动是不适当的。”②张国焘才停止西进，率领红军南越秦岭，于十二月上旬到达城固县的小河口地区。从湖北到陕西，一路上，红军多次浴血奋战，歼敌近万，自己也从出发时的二万多人，减少为一万五千多人。 　　张国焘丢下鄂豫皖根据地，一味向西退却的行为，在红军中引起了普遍的怀疑和不满，许多干部议论纷纷，指责张国焘是逃跑主义。由于在张国焘的家长制的领导下，党内没有民主生活，因此，当红军到达小河口时，曾中生、邝继勋、余笃山、舒玉璋③和刘杞等同志，便计议派人到党中央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要求中央迅速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后来，没有派人到中央去，由曾中生出面，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写成书面意见送给张国焘，批评他逃跑主义和家长制的错误，要求停止向西北无止境的退却，争取迅速在川陕鄂一带创造新的根据地。 　　张国焘的日子很不好过，他在《我的回忆》中，回顾当时情况说： 　　我们离开鄂豫皖西行，中共中央事先是毫不知道的。他们似是因为不知道我们的处境，对我们的行动颇感焦虑。最先是告诉我们一些敌情，等到我们到达豫西南一带的时候，就转而反对我们继续向西退却的指示。等我们越过秦岭进到关中时，中央来电的语气就更加严重了，甚至说“如果你们再继续向西逃跑，那我们就公开反对了”。 　　红四方面军西进到达川北，事先并没有预定的计划，……我军越过京汉铁路西进的时候，政治部的口号仍是强调在鄂豫皖区外围消灭敌人。有些政治工作干部，总以为我军在鄂北一带兜圈子，目标仍是指向鄂豫皖区。等到他们知道我军行动的箭头指向西面，就开始有所疑虑。他们纷纷议论，向西是没有前途的，远离了全国的其他苏区。这些见解与中央的指斥如出一辙。④ 　　尽管张国焘不承认自己犯了右倾逃跑主义的错误，但为了摆脱困境，他被迫于十二月十日，在城固县小河口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大家对张国焘的家长制和逃跑主义错误，提出批评，并要求把今后行动方针报告中央。张国焘在处境孤立的情况下，表面上“欢迎”提意见，还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装出发扬民主的样子；实际上，严密封锁中央，毫无自我批评，伺机进行打击报复。这次会议虽未能从根本上纠正张国焘的错误，但对制止其仓皇逃跑，迅速建立川陕根据地，起了积极作用。接着，又在西乡县的钟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布署进军川北，创建川陕边革命根据地。英勇的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等同志的正确指挥下，终于战胜了尾追堵截的敌军，克服了张国焘逃跑主义造成的危局，保存了主力，胜利进入川北，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攻占通江县城，站稳了脚跟。 　　当时的四川，在地方军阀刘湘、刘文辉、刘存厚、田颂尧、杨森等的分裂割据下，混战连年不绝，广大工农群众遭受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民变蜂起，好似布满了干柴，随时都会燃成烈火。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四川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举行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 　　在川东，王维舟等同志于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在万源的固军坝，领导农民武装起义，建立了川东游击军第一支队，李家俊⑤任指挥员，队伍扩大到一千多人。一九三〇年五月，这支红军被犯了李立三“左”倾错误的中央，调去进攻武汉，在进军湖北途中失败了。一九三〇年秋，党又在梁山县领导农民起义，成立川东游击军，李光华任司令，王维舟任副司令兼总指挥，红军发展到一千多人。不久，队伍又被中央错误地拉去围攻武汉，在东征途中遭到失败，李光华牺牲，王维舟率领突围的部分指战员，继续坚持斗争，逐步开辟了梁山、达县、开江三县交界地区的游击根据地。 　　在川南，党领导的红军和游击队的活动，影响到自贡、宜宾、南川、荣县、犍为、富顺、纳溪、綦江、泸县、叙永等广大地区。 　　在川西，任川军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旅长的共产党员邝继勋，于一九二九年六月，率全旅于遂宁县的射洪咀起义，编为红军四川第一路军，总指挥邝继勋，政委李伯平，在蓬溪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并向营山、大竹、梁山，等地开展游击活动。一九三〇年十月，党又领导了广汉起义，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政府。这两次起义最后都失败了，但它的影响是深远的。 　　在川北，罗世文、覃文、罗南辉、李鸣柯、于江震等同志领导南充、南部、仪陇一带农民起义，开辟了广大的游击区。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南部县升钟寺又发动著名的“昇、保暴动”，成立川北红军，张逸民任总指挥。暴动失败后，党派他到南江县土著武装任玮璋部进行革命活动。一九三三年一月，张逸民⑥发动任玮璋部两千多人起义，参加红军，编为独立师，任玮璋任师长，张逸民任参谋长，刘杞⑦任政委。 　　一九三二年底，红四方面军主力入川后，同当地党组织、人民群众、地方武装，汇成一股革命洪流，很快建立起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十二月二十九日，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在通江成立，邝继勋任主席。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在通江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了中共川陕省委，袁克服任书记，曾中生等同志为省委委员。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川陕省委的任务》等重要决议，决定发展党的组织与扩大红军，广泛分配土地，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打垮封建势力，为创建和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而斗争。二月中旬，又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熊国炳任主席。当时，川陕根据地最高军事领导机关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任副主席，曾中生任参谋长。下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树声任副总指挥，傅钟、曾传六任政治部副主任。 　　在川陕根据地建立的初期，张国焘因为丢掉鄂豫皖根据地，犯了逃跑主义错误，不但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和反对，还遭到鄂豫皖省委和临时中央的严厉批评。一九三三年一月五日，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人沈泽民、徐宝珊、吴焕先、王平章、郑位三、成仿吾、戴季英、高敬亭等同志，联名向中央写报告，⑧揭发与批评了张国焘的家长制领导方式和右倾逃跑主义的错误。报告指出： 　　他不采取集体领导的方式，不发动自我批评，不在适当范围之内发展党内民主，在组织上差不多全是执行委派，以致许多上级负责同志每参加一次会议则感觉不能充分发表意见，且开会无许多兴趣，而两条战线斗争之在下级则恶化成为上级巡视员至下级以审判态度与处罚主义，使多数干部不安于工作，新提拔分子不愿负责，群众中积极分子不愿入党……此实国焘同志家长制度领导方式的残余之危险，由此而打击群众的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 　　红四方面军的这个行动(指离开鄂豫皖)，……我们看来，这种行动是违背了国际指示，中央关于红军的训令和中央局关于运动仗的电文等文件中所指示的正确路线，而走入了逃跑右倾机会主义、如出一辙。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之领导负责者，当为国焘同志与昌浩同志，而国焘同志尤其是主要负责者，因为他从南昌暴动一直到现在，以及由于他在苏区所发表的种种观点，实是一贯的倾向。 　　三月十五日，临时中央复信鄂豫皖省委，也批评了张国焘等人的错误。信中说：“我们仔细审查你们从四次‘围剿’以来的工作，认为：鄂豫皖苏区的党，实犯了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一种错误的实质，便是‘左’的空喊代替了真正的布尔塞维克的动员与准备来冲破四次‘围剿’，以后所表现的狼狈惊慌与掩饰自慰，乃是这一错误必然结果。一切想把军事的错误与政治的错误分开，或将后来的错误与开始的错误分开，都是不正确的。”“在这次‘围剿’中，你们起初只是逞一鼓之勇去冲锋，并没有作战的计划，和广大群众的动员，迨后遇着顽强抵抗，遭受一些挫折，便‘张惶无所措手足’，乱兜圈子与无目标的西逃。”“我们认为你们十月十一日‘红军应该暂时离开苏区’的决定是非常大的错误，这一错误的决定就是红四军团西逃的基础。”并且强调指出：“省委员会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同志，以及红四军团的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错误的策略，应负全部的责任。如果只把责任嫁诸红四军团的领导同志，那是错误的。你们必须从这些错误中去学习。”⑨ 　　同时，信中也批评了张国焘等人抛弃伤病员的严重错误，指出：“你们对于伤病兵的处理，真是不可容许的罪恶。‘第一次想把伤病兵捆起来，将他们抛弃；第二次又将他们关在一个祠堂之内，又企图抛弃他们；第三次又想将伤病兵的粮食夺来另行分配。这样行动的结果，使一万多伤病兵回到苏区的仅有二千多人”。⑩(伤病兵数字有误——编著者。) 　　临时中央虽然批评了张国焘等人的逃跑主义错误，但并不要求红四方面军主力重返鄂豫皖根据地，而是肯定了建立和发展川陕根据地的计划，认为“四川、陕西均是统治阶级最弱的一环，在那里有强大的群众基础，红四军已成了吸引和团结当地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和发动整个西北革命运动的杠杆，这在中国革命在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上，将要引起很大的变化”。 　　面对上述情况，张国焘不能不有所收敛。由于制止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行动，确定了创建川陕根据地的计划，这就使建立和发展川陕根据地的工作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徐向前、曾中生等同志的具体领导下，在广大党员、干部、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英勇奋斗下，川陕根据地有了迅速的发展，红四方面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川陕根据地的出现，直接威胁四川地方军阀的统治。刘湘、邓锡侯、田颂尧等暂时停止火并，向红军实行反扑，蒋介石立即委任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二月中旬，田颂尧出动三十八个团，共六万多反动军队，向通、南、巴根据地发动了三路围攻。在优势敌人进攻面前，徐向前等领导同志决定采取“收紧阵地，集中兵力，诱敌深入”的正确方针。红四方面军利用有利地形，进行阻击，给敌以重大杀伤后，主动撤离南江、巴中和通江县城，向东北部山区转移。待敌深入根据地，伤亡日增，供应困难，士气低落，陷入困境时，红四方面军集中主力转入反击。五月下旬，红军在空山坝地区，经三天激烈战斗，全歼敌七个团，击溃敌六个团，共消灭五千余人，敌全线崩溃。红军乘胜猛追，歼敌两万多人，缴枪八千多支，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三路围攻，根据地扩大一倍以上。 　　为了巩固和发展这一胜利，六月二十三日在通江召开了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曾中生代表省委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会议对加强党的建设、加强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建设、深入和扩大土地革命等问题作出了具体决定。六月底，红四方面军总部在南江县的木门召开军事会议，在徐向前的主持下，总结了粉碎田颂尧三路围攻的经验，决定将原有四个师扩编为四军、九军、三十军和三十一军。八月一日，在巴中又召开了川陕省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明确宣布把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十大政纲，作为施政方针。大会具体讨论了土地革命、扩大红军、肃反、财政经济等各项工作，提出“切实的广泛的动员全川陕苏区及周围白区的千万工农群众，准备一切力量，粉碎刘湘的新进攻，巩固和扩大川陕苏区，是目前川陕省各级苏维埃一切工作的中心”。(11)在这几次会议后，扩大红军、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都掀起了新的热潮。 　　粉碎敌人三路围攻后，红四方面军乘胜前进，从八月至十月，先后发动了“仪(陇)南(部)战役”、“营(山)渠(县)战役”和“宣(汉)达(县)战役”，解放了仪陇、广元、昭化、苍溪、阆中、南部、宁强、营山、蓬安、渠县、达县、宣汉、万源等县的广大地区，把田颂尧残部赶过嘉陵江以西，重创杨森、刘存厚部，歼敌越万。 　　一九三三年十月，红四方面军和川东游击军、在“宣、达”战役中，胜利会师。在宣汉城西门外广场上，王维舟主持召开十万人的群众大会。会上，正式宣布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罗南辉任副军长，杨克明任政治委员。在举行成立大会时，参加群众约二十万人，宣汉全城欢庆三天三夜，当时群众兴奋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 　　至此，红四方面军已扩大为五个军八万多人，建立起巴中市和二十二个县的红色政权，拥有五百万人口，川陕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 　　② 《中央关于要红四方面军在鄂豫陕边建立新根据地给鄂豫皖分局的指示》(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③ 舒玉璋：辽宁人。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归国后，入黄埔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北伐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派他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主任。一九三三年夏，被张国焘杀害于四川巴中。 　　④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 　　⑤ 李家俊：四川万源人。早年曾在上海同济医学院学习。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党派他回万源固军坝领导农民武装起义，成立红军川东游击军第一支队，任司令。一九三〇年调四川省委工作，一九三一年任省委军委书记。同年十二月，在重庆牺牲。 　　⑥ 张逸民：四川南部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三月，调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同年冬，被张国焘杀害。 　　⑦ 刘杞：湖北人。铁路工人出身，曾参加“二七”罢工。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五年冬，被张国焘杀害。 　　⑧ 《鄂豫皖省委关于第四次“围剿”及坚持斗争情况给中央的报眚》(一九三三年一月五日)。 　　⑨⑩ 《中央致鄂豫皖苏区党省委信》(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 　　(11) 《目前形势与川陕省苏维埃的任务》。 　　 张国焘和我的回忆/于吉楠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