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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主义统治

于吉楠编著

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张国焘自以为站稳了脚跟，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军阀主义统治。 　　在反田颂尧三路围攻的战争中，当着广大党员、干部和战士在前线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时候，张国焘却在后方对在小河口会议上反对其军阀主义和逃跑主义错误的一些领导干部实行打击报复。从一九三三年二月间川陕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起，就开始发动了所谓反“右派”斗争。首先，诬蔑原鄂豫皖军委总经理部主任余笃山为“托陈派首领”，加以杀害。同时，迫害了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赵箴吾、参谋主任杨白和李春霖、王振华等多人。张国焘无中生有地诬蔑他们说： 　　红四方面军中托陈派的主要领袖，也就是整个反革命的领袖，就是余笃山、赵箴吾(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王振华、徐永华、王振亚、杨白(七十三师参谋长)等；他们利用红军过铁路西进和此次收紧阵地的机会，大大活动，说什么“红军要垮台”，并且说：“看呀，红军和苏维埃快失败了，到底托洛茨基对，快快开小差，投降国民党”。① 　　一九三三年六月，张国焘又诬蔑原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邝继勋“通敌”，将其秘密处死。被张国焘以“托陈派”、“改组派”、“右派”等莫须有的罪名，杀害的领导干部，还有总参谋主任舒玉章、十师参谋长吴展、十二师政治部主任韩继祖等。独立师政委刘杞则被开除党籍。一位红军干部回顾当时情况，揭露了张国焘杀害邝继勋的罪行： 　　我记得部队到红口的时候，邝继勋同志长须垢面，形同犯人一样走在队伍后边，可是，离开红口的时候就不见邝继勋了。以后也就再没有见到他。因为，在鄂豫皖根据地，我和邝继勋同志一起，枪林弹雨中度过几个春秋，所以我惦念着这位勇敢无私的指挥员，我总设法探听他的下落。后来才听说，就是在红口那个地方，一个月黑之夜，张国焘密令他手下的人，用绳子将邝继勋同志勒死，弃尸郊外。② 　　接着，八月一日，张国焘以“右派首领”、“与托陈派、改组派等联合起来形成的小组织活动”等任意捏造的罪名，逮捕了曾中生。张国焘等人把曾中生等同志反对其严重错误的正确行动，诬蔑为“在小河口时，中生、王振华、余笃山、朱光、李春霖等公开组织开小差”，“公开开会，在中生指导下，托陈派、右派、改组派们一致联合反对党的领导，提出其政纲，并分配其反革命党羽到各师去活动。企图深入其反革命组织。”是什么“以反对个人来掩盖其反革命，到处活动，宣传党的领导不正确。所谓‘个人独裁’，‘军阀投机’，‘家长制度’，企图以推翻党的领导来间接推翻红军。”③然后，施以严刑拷打，强迫承认。曾中生坚决拒绝诬加给他的任何罪名，英勇不屈，遂被长期监禁起来。 　　在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况下，曾中生仍然坚持反对张国焘的严重错误的斗争，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他系统地总结了红四方面军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取得胜利的经验，写成了《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一书。这部优秀的军事著作，论述了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建军原则和作战原则的许多根本问题，强调红军必须有共产党的领导、广大群众拥护、精密的训练、严格的军纪、必胜的信心、旺盛的攻击精神，然后始能凌驾于物质的威力而取得战胜的效果。在作战原则方面，它突出地强调了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威力与作用；强调集中使用兵力，各个击破敌人；主张内线作战和收紧阵地、诱敌深入；主张运动战和战役速决战，反对阵地战和战役持久战；反对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轻易放弃根据地的逃跑主义。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已经统治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正在把革命战争引向失败的泥潭。曾中生敢于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宣传正确的建军原则和作战原则，反对错误的建军原则和作战原则，这是多么宝贵的贡献呵!这本书被张国焘隐匿作者姓名，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印发了，受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挥员的热烈欢迎，对于普遍提高红军干部的指挥能力和战术水平，帮助部队总结实战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中共四川省委不但紧密配合开展斗争，还先后派出罗世文等二百多个干部到根据地参加工作，担任各级领导职务，作出了重要贡献。党中央又从上海调海总党团书记廖承志到川陕根据地，任省总工会秘书长，领导苏区的工人运动。但是，张国焘站在宗派主义立场上，借口“肃反”，对这些同志实行打击政策，杀害了省委秘书戚应风、戚应雪、马步旭；反帝大同盟秘书胡曼石；县委书记赵鲁平等二百多人。中共陕南特委书记杨珊、省苏文化委员会主席张逸民等同志也被诬害。廖承志、罗世文④等同志被张国焘逮捕，长期监禁起来。 　　红三十三军长期战斗在川东，在四川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也成了张国焘的打击迫害对象，大批领导骨干被张国焘残杀了。原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十分痛心地揭露了张国焘的罪行。他说： 　　最不幸和最令我痛心疾首的，是经过党多年培养出来的三百余青年革命干部遭受了无辜的杀害。这些同志几年来在地下艰苦的环境中，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未遭反动派杀害，却在自己内部、在张国焘叛徒“左”倾路线的毒手下牺牲了。游击军和红四方面军刚会合，张国焘派人在宣汉属双河场以开会名义杀害了地下党的干部百余名；在巴中县，张国焘把我们三十三军的两位师长蒋群麟、冉南轩，从前线调去，也被暗中杀害；又在宣汉属之清溪场冉家凹口，于点验时杀了三个团的团级干部(其罪状是他们过去当过保甲长)；又在黄中铺前线正当同敌人在激烈战斗中(当时我在虹口养病)，把正在火线上指挥作战的军政委杨克明⑤同志撤职调离前方，又将排级干部以上五十余人都调到后方，大部分被杀害了，未被害的只有少数几个人。但是战士们都是从多年游击战争中锻炼出来的，他们不怕张国焘的内部屠杀。坚决相信无产阶级的政党总有一天要放出灿烂红光，照耀着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因而三十三军的全体同志毫不动摇的接受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全军的干部和战士都处于随时有被叛徒张国焘杀害的危险。但经过我们的多方教育和解释，全体同志都认为我们是革命的组织，坚信总有一天会弄清是非的。⑥ 　　张国焘进行的上述所谓反“右派”斗争和所谓“肃反”，都是毫无根据的，都是他为了建立和巩固军阀主义统治，实行排斥异己的宗派主义打击政策的产物，因而是完全错误的。 　　张国焘把曾中生等一大批有理论、有经验、有能力的优秀革命领导干部打下去以后，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凌驾于党、政、军各级组织之上，大权独揽，实行军阀主义的统治。徐向前对张国焘的军阀主义统治，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指出： 　　张国焘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时，就大搞军阀主义，反对党对红军的领导。他把红军当做实现个人野心的资本，立军为私，妄图用枪指挥党。他以家长制代替民主集中制，以“书记最后决定”否定集体领导，以惩办主义代替思想政治工作，以恐吓手段维持军纪。他以“肃反”为名排斥异己，杀害大批革命干部，大树个人威信，造成一个“张国焘个人的系统”。张国焘擅自决定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进入川陕后，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军阀主义统治，加剧了反党活动。……由于张国焘长期推行愚民政策和高压政策，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致使革命的正义一时难以伸张。不少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同志，遭到了张国焘的无辜迫害。张国焘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至今想起来还令人十分痛心和愤慨!⑦ 　　张国焘的军阀主义是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态在党内的反映。他一贯否定党对军队的领导，把红军当做其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他把军阀的打骂制度搬到红军中来，随便骂人、打人、撤职、杀人。例如，七十三师有一个团没有完成战斗任务，便将团政治委员逮捕严刑拷打，逼迫其承认是“反革命”，牵连所及，全师被捕四百多人，被杀一百多人。在军民关系中，他不是从政治上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而是以打骂的方式去凌驾地方党、政权与群众的组织，损害了红军与群众的血肉关系。 　　从执行的路线和政策来说，张国焘在川陕根据地的领导工作，虽然他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为建立红色政权、发展红军和根据地，做了许多工作；但是，他仍然继续执行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各项错误政策，对革命造成了严重干扰和破坏。 　　在形势与任务的估计上，他不顾“九一八”事变以来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所造成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挫折，过分夸大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认为“国民党统治更加迅速崩溃”，“直接革命形势在更广大区域内成熟起来，大大缩小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限度，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整个反动统治的战争日益进入决定胜负的境地”，因而提出川陕党的任务就是“采取最坚决的进攻敌人的路线”，“争取苏维埃政权在西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⑧ 　　在军事上，提出了“一寸土地也不让敌人侵犯”的错误口号，和过大的“扩红”任务，要求“完成三十万铁的红军”。⑨忽视地方武装的建设，仅把它当作扩大红军的一种手段，往往采取“连根拔”的方式补入主力红军，因而削弱了游击战争。 　　在土地革命中，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和过左的划分阶级的政策。规定：“这些被没收土地的原有主，没有任何权利取得土地。地主豪绅的家属，如没有参加反革命的活动，可由苏维埃编成强迫生产队，在苏维埃政权监督下做苦工”；“富农在不反抗苏维埃和自己耕种的条件下，可分给一小部分坏的土地给他”；⑩“中农的土地以不动为原则。我们从教育中、宣传中、鼓动中说明彻底平分一切土地，是肃清农村封建势力最好的办法，使他们自动的拿出来平分”(11)，实际上侵犯了中农的利益。 　　在肃反工作中，以所谓斩草除根和恐怖代替明确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造成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社会肃反，常常不分首恶胁从，不区分罪恶大小，简单地予以杀戮，规定“是罪魁，是国民党员、区正、团正、甲长、侦探、坐探要一律斩尽杀绝”。(12)内部肃反，大搞逼供信，错杀了很多好干部、好党员。例如，在“改造苏维埃”的口号下，诬害了省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余典章、省苏副主席罗海清、赤江县苏主席谭永寿、南江县苏主席岳冠斗、巴中县苏主席刘开贤等多人。至于在红军内部，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的肃反，更是完全错误的。 　　实行排斥打击知识分子的“左”倾政策，把知识分子视为“阶级异己分子”，加以清洗和杀害。例如，中共四川省委派到根据地来的党团员二百多人，就是因为他们绝大部分是学生出身，被加上“成份不良”的罪名，遭到杀害。 　　对起义部队仍然贯彻其“要兵不要官”的兵运政策。例如，原川军旅长任玮章率部起义后担任红军独立师师长，后被张国焘杀害。 　　在经济政策方面，也发生了没收工商业者的财产，侵犯中小商人利益的现象。陕南的小商人到根据地贩货，一次就被杀三十多人，以后就很少有人来做生意了。 　　在党内斗争问题上，提出“加紧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右倾主要危险”的口号，搞“宁左勿右”，越“左”越好；对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实行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窒息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助长了盲目服从的倾向。 　　粉碎三路围攻以后，张国焘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有了进一步发展。一九三三年秋，经过四川省委转来了临时中央给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指示信。在这封信里，临时中央根据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形势和任务的估计，要求：“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在巩固原有阵地基础之上，来迫切的争取苏维埃首先在四川全省的胜利。”同时，也告诫说：“对于这个基本顺利的客观形势的分析，并不能使我们因此可以忽略四川整个形势之其他各方面。这一种忽视会造成你们自满自骄，过于看轻敌人的力量，以松懈我们的工作和动员，而重复你们在鄂豫皖苏区曾经犯过的，因轻敌而使鄂豫皖苏区遭受部分失败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并且指出： 　　在这里，中央要求你们深刻领略你们过去轻易将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而没有为保卫苏区根据地战到最后可能的错误。你们应当了解：红军是苏区政治的、经济的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红军不但将无从壮大，而且必流成散漫的游击队伍。因此，你们必须用一切力量来执行中央给与你们要在渠江与嘉陵江之间，创造一个巩固的根据地的指示。将现有苏区内敌人一切残余的力量，完全肃清，把其他苏区，都变成通、南、巴一样的整个的苏区。(13) 　　对待临时中央这封信，张国焘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他在川陕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上，亲自作报告，传达和贯彻临时中央关于形势和任务的“左”的估计。会议通过了“完全接受中央对川陕党的指示”的决议案，号召川陕根据地广大党员、干部和战士，“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彻底消灭刘湘，争取全川苏维埃胜利，消灭‘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中国。”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强调“一切不能接受党的路线的顽固机会主义分子坚决把他赶出党外去，在严厉斗争中来改造党”。(14) 　　但是，对临时中央批评他放弃鄂豫皖根据地的政治错误，告诫他不要重犯轻易放弃根据地的错误这个问题，张国焘却只字不提。这固然是因为他害怕广大党员、干部知道后会影响其“威信”，动摇其军阀主义的统治；同时，也说明他并没有从丢掉鄂豫皖根据地的错误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并没有认真改正逃跑主义的错误，努力把川陕根据地坚持下去的决心。不久，他又重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向西退却。 　　① 《干部必读》第16期(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② 肖永正：《从麻城起义到西入川陕》，《天津文史资料》第6辑。 　　③ 《干部必读》第36期(一九三三年八月六日)。 　　④ 罗世文：四川威远人。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川西特委书记，四川省委书记。因反对张国焘错误路线。被非法逮捕。一九三六年长征到陕北获释，任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教授。抗战开始后，回成都任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和川康特委书记、《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负责人、八路军成都办事处主任。一九四〇年三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一九四六年十月，在重庆遇害。 　　⑤ 杨克明：四川涪陵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党派他到涪陵、丰都、石柱地区搞农民运动。一九三二年夏，任梁山、达县中心县委书记。一九三三年十月，任红三十三军政委。一九三四年四月，受张国焘打击撤职，调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干事。一九三六年一月，任红五军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七年一月，在甘肃高台战斗中牺牲。 　　⑥ 王维舟：《我的回忆》，《革命回忆录》第1期。 　　⑦ 徐向前：《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人民日报》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九日。 　　⑧ 《目前政治形势与川陕省党的任务》(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通过)。 　　⑨ 川陕省委宣传部：《彻底消灭刘湘粉碎川陕“会剿”的宣传大纲》。 　　⑩ 《平分土地须知》(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11) 《怎样分配土地?》(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二日)。 　　(12) 《川陕省巴中道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决议》(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13) 《中央致红四方面军的信》(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14) 《中国共产党川陕党第三次省代表大会的总结》(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张国焘和我的回忆/于吉楠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