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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

于吉楠编著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调集了一百万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五次“围剿”。十月四日，刘湘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纠集田颂尧、邓锡侯、李家钰、罗泽州、杨森、刘存厚各部，共一百一十个团，三十万人，分东西两线，向川陕根据地发动了六路围攻。 　　十一月初，刘湘部主力向川陕根据地宣汉、达县一线发动进攻，其他各路亦配合进犯，红四方面军战线延长千余里，处处阻敌前进是不可能的。徐向前等领导同志坚持“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正确方针，把红四方面军主力集中在东线。红军一方面顽强阻击，消耗和疲惫敌人；一方面主动放弃了营山、宣汉、达县、仪陇、巴中、南江、通江等县城，主力向万源至通江城北一线地区集中，进行了著名的“万源保卫战”。一九三四年八月九日，在徐向前的亲自指挥下，红四方面军主力首先在东线发起反击，一举突破敌军阵线，歼敌三千多人，敌军向宣汉、达县方向全线溃退。徐向前等领导同志本拟以红军主力向东迂回万源附近刘湘部主力三个师的侧后，将其歼灭。但张国焘却命令红军主力向西迂回与红军处于平行地位的另一路敌军，结果，刘湘部主力三个师闻风逃窜，使东线反击未能达到大量歼敌的目的。 　　东线反击战胜利后，红四方面军主力又于八月二十六日，开始了西线反击。二十八日，红军一举突破敌军阵线，敌军纷纷溃退。这时，张国焘又令部队由巴中向长池方向作小的迂回，徐向前坚决拒绝了这一错误计划，亲率部队实施大纵深的迂回，在巴中的黄木垭地区，全歼逃敌十个团一万四千多人，获得反攻以来最大一次胜利。九月下旬，反六路围攻作战胜利结束，共歼敌八万余人，缴枪三万余支，川陕根据地广大地区基本恢复，并发展了一部分新区。 　　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的重大胜利，为川陕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开辟了新的光明前景。但是，张国焘却在大胜之后的有利形势下，丧失了继续坚持川陕根据地的信心。一九三四年十月，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下，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一方面军被迫开始了长征。张国焘认为这就是整个土地革命战争的失败，革命低潮和退却时期来临了，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于是想放弃川陕根据地，向西部地区退却。 　　张同焘在《我的回忆》中，叙述他当时的思想说： 　　我们都主张今后应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力求向外发展，不必死死守住这个川北苏区。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单凭这里要求发展是不易的。这种看法，有两个主要理由：一是我军的枪枝弹药，质素愈来愈低，兵力人数虽在五万左右，但实际能作战的枪枝不到两万，其中多半是土制货，是从四川军阀作战缴来的次等货色，而且枪枝在作战中损毁极易。因而，同志们多引以为忧，认为只有与蒋的嫡系部队作战，才能缴获较好的枪弹来补充自己。二是川北苏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必需品均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里，不仅不能为人民解决粮食问题，恐将与民争食。① 　　在这里，张国焘承认在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以后，他就产生了放弃川陕根据地的想法。但是，他列举的两条理由却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当时红四方面军已发展到八万多人，仅反六路围攻战斗中就缴枪三万多支，张国焘歪曲事实，把八万红军说成是“五万左右”，“枪枝不到两万”，企图用缩小红军力量的办法来为放弃川陕根据地的错误辩护是徒劳的。其次，说敌强我弱、粮食困难，是确实存在的。但这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难，红四方面军入川时，只有一万六千多人，可以创造出一个川陕苏区，现在有了八万红军，纵横上千里的广大根据地反而不能坚持斗争，怎么能说得通呢! 　　其实，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的根本原因并不在这里。他眼看红一方面军长征后，蒋军主力必然西移，川陕根据地将成为蒋介石下一步反革命“围剿”的重点，他被即将来临的艰苦斗争吓破了胆，把向西退却作为唯一出路。 　　十一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总部在巴中县的清江渡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徐向前作了《关于反刘湘六路进攻的总结报告》。会议期间，还讨论了红四方面军下一步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决定部队经过休整补充之后，主力向嘉陵江以西及甘肃南部发展，打击胡宗南部，使川陕根据地扩大为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乘机提出，放弃川陕根据地，向甘南发展的退却逃跑主张。徐向前等领导同志认为应坚持川陕根据地，依托老区发展新区，抵制了张国焘的错误方针。 　　一九三四年底，蒋介石加紧策划“川陕鄂三省会剿”，刘湘收集残部妄图卷土重来，蒋军两个师进驻川东，徐源泉、肖之楚两个师，准备由鄂陕边进入四川，胡宗南部也由陕西南下广元、昭化地区。张国焘更加惊慌失措，认为“与其被敌人赶走，不如主动撤走”。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他致电党中央，夸大川陕根据地四周敌人的力量，还说什么“东方城口一带，山大穷困人口少，西有嘉陵江、剑阁、碧口之险，再采取决战防御亦非良策”，为放弃川陕根据地制造舆论。 　　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常委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指挥小组。领导红一方面军继续长征。 　　一月二十日，中央军委制订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规定：“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间活动，来牵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为了实行这一作战计划，一月二十二日。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打电报给张国焘，指示红四方面军配合行动。电报说：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的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主力向西线进攻。因我军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较不利；西线则田部内讧，邓部将南调，杨、李、罗兵单力弱，胜利把握较多，与我军配合较近，苏区发展亦是有利的。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在主要方向宜集中主力，从敌之堡垒间隙部及薄弱部突入敌后，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敌人，于运动战中包围消灭之。若你们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则与我军之配合最为有利。同时我们要估计到敌人可能以较少兵力利用堡垒钳制四方面军，而趁野战军立足未稳之际，转移主力实行突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因此，你们作战方针应从速决定电复。 　　当时，红四方面军如果拿一个军对付胡宗南，一个军对付刘湘，以三个军的主力向西南推进，接应红一方面军渡江，局面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张国焘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却集中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北进攻，于一月二十四日发起“陕南战役”。 　　二月初，红军主力北上陕南后，陆续攻占宁强、勉县两座县城和旧平关重镇，歼敌五个多团，前锋直抵汉中城郊。这次作战，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却带来了两个消极后果。一个消极后果是，在政治上破坏了同陕军的统一战线。红四方面军入川之初，陕军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因不满蒋介石的排斥异己政策和看到红军力量日益壮大，表示愿意按照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宣言，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精神，互不侵犯。红四方面军派徐以新赴汉中谈判，双方签定了互不侵犯、共同反蒋的秘密协议。这对红四方面军集中力量对付四川军阀的进攻，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起了积极作用。然而这次“陕南战役”，却主要打击了孙蔚如部，将其一个旅及一个骑兵团加以歼灭，从而破坏了协定，增加了以后进行统战工作的困难。后来在一九三五年冬，党中央派遣陕西地下省委书记兼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到西安同杨虎城谈判建立统一战线，杨虎城就曾经提出：川陕边区红军第四方面军与驻汉中的孙蔚如已有联系，但是为什么正在彼此联系的时候，红四方面军突然袭击孙蔚如的部队?经汪锋回答：川陕红军袭击驻汉中孙蔚如的部队，是为了借此调动胡宗南在川北封锁嘉陵江的部队，以便于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北上。才算解释过去。 　　另一个消极后果则是，在客观上起了破坏红一方面军的渡江计划的作用。一月二十九日，红一方面军按中央军委计划，渡赤水北上，进抵长江南岸。这时如果红四方面军主力按中央部署南下西充、南充、蓬溪地带，配合行动，将会造成渡江的有利条件，但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进入陕南，这就使敌人得以从容调集重兵，沿江布防，全力阻击中央红军北上，而尾追之敌又日益逼近，红一方面军停留江南，将陷于危险的被动局面。毛泽东等同志当机立断，改变了原定渡江计划。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出：“过去党中央与中央军委为了要赤化全四川，同四方面军取得更密切的联系与配合，曾经决定中央红军渡过长江向川北发展。所以，当时决计放弃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向长江边继续前进，然而这一决定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阻拦我们，更由于党中央与中央军委不愿因地区问题牺牲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因此，红军调头东向，二渡赤水，重占遵义，歼灭尾追之敌二十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为了打乱敌人的部署，三月中旬，红军三渡赤水，再进川南。待敌大军云集川南黔北地区，红军突然调头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南下贵阳，西进云南，把敌军大队人马远远抛在后面。 　　二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结束陕南战役，回师川北。这时，张国焘已经接到党中央电报通知：因敌在泸州附近之长江沿岸调重兵防堵，不易通过，中央红军已停止了原在泸州上游渡江的计划，主力转到川黔边活动。但是，张国焘却借口迎接红一方面军渡江北上，于三月二十八日，命令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西进。红军经过八天激烈的战斗，歼敌八个团另一个营，占领阆中、南部、剑阁、昭化四座县城，取得了重大胜利。就在战役进行过程中，张国焘便开始在东线组织撤退，放弃了通江、巴中等中心区域，并且以前方需用兵力为由，把东线的红军和地方武装以及川陕省党、政机关全部撤走，密而不宣的实行放弃川陕根据地的计划。 　　四月二十二日，红四方面军按着张国焘的部署，继续西进，渡过涪江，攻克茂县，进入川西北。这时，张国焘背着党中央，擅自决定完全放弃了川陕根据地。在红军最后离开嘉陵江东岸的时候，张国焘以给敌人造成“困难”为名，实行所谓“坚壁清野”，焚烧根据地的房屋、财产，造成严重破坏。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为他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的严重错误辩解说： 　　渡过嘉陵江，支援第一方面军顺利进入四川地区，我们认为这是首要的任务。我们认为第一方面军是全国红军的主干，中共中央和许多重要干部也都随一方面军行动，他们正在艰苦挣扎之中，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赴援，可能招致中国革命的无比损失，也会使我们负疚良深。就因这种大义所在，我们不惜放弃可以保卫的川北苏区，蹈险犯难，以为应援。② 　　张国焘这种把支援红一方面军渡江入川，同坚持川陕根据地对立起来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毫无疑问，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西征，对于配合红一方面军入川和扩大新根据地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这样做并不需要放弃原有的川陕根据地，相反正是需要把老根据地和新扩大地区连结起来，形成更加广大的苏区，这将为红一方面军入川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对以后革命的发展将发挥巨大的作用。而且这样做，也是可能的，虽然当时红军和根据地面临着许多困难，敌人又在策划发动川陕“会剿”，但是，红军力量已更加强大，苏区人民革命热情很高，敌人内部矛盾重重，“会剿”迟迟发动不起来，即使发动起来，只要有正确的指导方针，也不是不可以粉碎的。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的根本原因是他对形势估计的悲观主义和战略方针上的逃跑主义。为了实现逃跑主义，他事前不请示中央，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使党中央面临既成事实，这种手段是很恶劣的。原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回忆说： 　　本来中央指示，是要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策应一方面军北上。但张国焘早已心怀鬼胎，他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利用西渡嘉陵江的时机，实行了大搬家政策，将川陕根据地自动放弃。并采取欺上瞒下的手段，拖着全部人马向西逃跑。③ 　　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后，原绥定道委书记刘子才和红三十一军的营长赵明恩，率三百人枪，组成游击队，转战广元、宁强，南郑、南江等地区，继续坚持川陕根据地的游击战争。他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顽强斗争，英勇不屈，一直坚持到一九四〇年一月，被敌五个团包围，最后弹尽粮绝，几乎全部壮烈牺牲。无数革命战士流血牺牲换来的川陕根据地，被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和逃跑主义所断送了。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 　　③ 傅钟：《西渡嘉陵江》，《星火燎原》选编之三。 　　 张国焘和我的回忆/于吉楠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