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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下没有出路 |
| 于吉楠编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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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中央的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利张国焘南下逃跑的错误方针，两个方针，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形成鲜明对照。
一九三五年九月，张国焘同党中央分裂后，命令红四方面军南下，重新经过草地。原四方面军干部郑维山，在回顾红军二过草地的困苦情景时说：
草地行军的艰苦，本来是史无前例的。我们二次过草地，更是苦不堪言。特别是又值深秋，无衣无食，部队刚刚经过包座、松潘苦战，掉队的人日渐增多，冻死、饿死的同志更是不少。一时部队中思想混乱。许多人想不通：为什么不跟党中央北上呢?为什么又经过草地向南走呢?南下跑向什么地方呢?①
敌人得悉四方面军孤军南下，急忙纠集了五十多个团，沿大小金川层层设防，把懋功通往宝兴之间的栈道拆毁，以防止红军向岷江以西的邛崃、大邑推进。为消灭当面之敌，打开南下的道路，四方面军总部制定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红军分左、右两纵队，向南进攻，先后占领懋功、丹巴及懋功县属之绥靖、崇化、抚边、达维等地。十月二十日，又制定了《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计划》。红军越过夹金雪山，继续南下，十一月间，先后攻占宝兴、天全、芦山等地。红军以两过草地疲惫之师，表现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多次击溃敌人，共歼敌七、八千人，占领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和懋功以南的川康边广大地区。张国焘企图在这里建立根据地。
敌人为了阻止红军的攻势，护卫成都平原，围困红军于川康边之穷山僻野，集中了八十个团的兵力，防守雅安、名山、邛崃一线。张国焘为贯彻其南下方针，硬要红军与敌军主力在邛崃、大邑一带决战。两军对峙，展开了激烈的消耗战。十一月十六日，红军攻占名山要镇百丈关，然后沿百丈关通邛崃大路攻击前进。十九日，敌军出动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由北、东、南三面向红军百丈关阵地疯狂反扑。经过七昼夜的血战，红军歼敌一万五千多人，自己也牺牲了上万名指战员。但是，这样的胜利，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善四方面军的困境。参加这一战斗的郑维山回顾说：
我军在懋功、宝兴，天全、芦山等地瘠民贫的县内，兵源、补给都十分困难。在百丈关附近作战的部队稍好些，能吃上粮食。而散布在夹金山南北的后方机关和医院的同志们，则靠野草树叶充饥。有不少的同志，因饥饿、疾病而牺牲。加之邛崃、大邑、名山等县靠近成都，敌人统治力量很强，兵力集中。特别是十月中旬，蒋介石亲自给四川军阀划分了势力范围，缓和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使大小军阀一起来对付我们。当时参加百丈关战斗的几乎包括了四川所有的地方实力派。这样的地区，这样的形势，仅靠我军指战员的英勇顽强是不能打出个结果的!②
一九三六年二月，蒋军薛岳部六个师配合川军主力，向天全、芦山进犯，突破了红军的防线。二月十一日至二十三日，红军被迫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越过党岭山，向西康西北部转移。三月间，先后占领了道孚、炉霍、甘孜、瞻化(今新龙县)等地。这时，红四方面军已损失过半，由南下时的四十五个团约八万人，减少到二十八个团四万多人。张国焘南下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失败了。
在四方面军处境日益艰苦的日子里，传来了党中央率领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不断取得胜利的消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同志指挥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进行直罗镇战役，歼敌一个师另一个团，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奠基礼。十二月二十五日，党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决策。一九三六年二月，毛泽东率领红军渡过黄河，东征山西，歼灭阎锡山匪军一万五千多人，扩大红军七千多人，广泛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央红军、陕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在战斗中发展壮大，形势越来越好。同时，党中央一直同四方面军保持着电讯联系，一面转告敌情，指示活动方针，表示极大关怀；一面继续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作斗争。
尽管张国焘严密封锁，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还是逐渐了解一些真相。当直罗镇战斗胜利的消息通过电报传来的时候，朱德总司令十分高兴，对张国焘说：这个好消息应当向部队全体同志传达。但是，张国焘不干。朱总司令便自己向部队的同志宣传这个喜讯，喜讯一传开，大家都感到欢欣鼓舞。朱德和刘伯承等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耐心宣传党中央的正确主张。张国焘越来越孤立了。
在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共产国际是支持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反对张国焘的错误方针的。一九三五年冬，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林育英回国到达陕北，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听取了林育英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会议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英明决策。当党中央把瓦窑堡会议决议电告张国焘时，他竟攻击和国民党搞抗日统一战线，“如韩文公之祭鳄鱼”，是根本不可能的。并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六日，致电林育英，攻击党中央的路线是“机会主义”。一月二十四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打电报给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同时，要张国焘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南局。
张国焘感到形势不利，急急忙忙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月二十七日，他致电党中央，表示“原则同意”中央路线，放出“急谋党内统一”的空气。同一天，他又召开四方面军各机关活动分子会议，亲自作了《关于民族革命的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张国焘一方面用他自己的话讲解了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宣称“我们这一策略路线的改变，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的深刻的讨论”，另一方面，又表示“现在执行新的策略路线中，过去的分歧固然可以提到七次大会上来解决，但是党在政治上的团结、组织上的统一，这是绝对必要的。所以，我们正在具体提议，解决办法目前应在适当地区内建立中央，陕北方面成立西北局，我们成立西南局。”③但是，实际上他的反党活动并没有停止。
三月十五日，张国焘在道孚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继续坚持南下逃跑的错误方针。他认为“五次战役中苏维埃运动受到一些打击，比较低落了一些，到现在是处在两个高潮的中间”，否认抗日民族革命运动的新高涨。他继续攻击党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吹嘘南下“正确”，强调在康藏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并说这是“取得向西北行动的顺利条件”。对广大指战员日益增长的不满和反对，他加紧了镇压，叫嚷：“有了政权和红军的党”，批评要受“相当限制”，“任何一种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遭到铁锤的打击!”
四月一日，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各机关活动分子会上，作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我们当前的任务》的报告。④在这个报告中，张国焘又提出所谓建立大西北根据地的计划，宣称：“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要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就是说我们要在四川、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西康的几省中，建立广大革命与抗日的根据地。”强调四方面军在西康活动，“不是过路，而是要巩固这一地区，做为我们根据地的一部分。”说什么“每一个党员必须相信在落后的地区中建立政权，来配合全国民族革命新高潮，可以使革命得到最后的胜利”，“任何落后地区中不能建立苏维埃的倾向，任何落后地区不能战胜进步地区的见解，都是取消革命的观点”。
在这个报告中，张国焘竭力掩盖四方面军南下以来遭到的严重损失，硬着头皮坚持南下方针如何正确。他说：
南下是苏维埃运动终止退却、反攻敌人强有力的行动，在相当的意义上说，南下是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我们击溃与消灭了敌人几十个团以上，缴枪达一万三千枝，主力红军不仅得到休息整理，而且巩固和扩大了、发动了当地群众的斗争，红大、党校也办起来了。
在这个报告中，张国焘不顾党中央北上已经取得伟大胜利的事实，继续污蔑党中央北上是“逃跑”、“分裂”。他攻击说：
毛周张博的错误，在于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在八个月长期行军后需要休息和整理，同时正当主力结合起来，可以反攻敌人的时候，他们对这一力量估计不足，而在“北上进攻敌人”的掩盖下准备继续退却，于是便发展到分裂红军。这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退却路线。
但是，张国焘的吹嘘也好，攻击也好，都不可能改变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西康的困境。原四方面军干部肖永正具体说明了当时的情况：
部队到了甘孜以后，全军面临着物质匮缺的严重困难。甘孜、炉霍一带地广人稀，是个不长粮食光长草的游牧区，藏族居民中的贫苦群众，身受层层剥削压迫，早已一贫如洗，连糌粑都吃不上。我们全军几万人的口粮更无着落，基本上就靠野菜充饥。时值隆冬，部队的棉衣也毫无着落。有的仍然穿着破烂的棕皮背心，有的就把未经硝制的牛羊皮割下来穿在身上。大军初到，与藏民语言不通，由于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在藏民中散布的恶劣影响，使许多藏民都对我们存有戒心。上层土司则更是一听我军到达，就将牛群羊群赶得远远的。指战员一个个面黄肌瘦，部队迅速减员，一个军里的伤病员多达上千人。⑤
面对这种困境，五月二十一日，张国焘也不得不承认“红军如果长期停留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不能适应目前全国抗日反蒋的局势”，“粮食的缺乏”使在当地“少数民族中工作增加困难”。于是，他又大讲要“夺取西北”，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⑥
但是，张国焘所说的“夺取西北”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不是要到陕北去同党中央会合。三月二十六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要四方面军“第一步宜向川陕甘三省及陕南行动为宜”。张国焘置之不理，并不实行。他的所谓“夺取西北”，就是由西康出青海，再到甘北和新疆，也就是向大西北退却的计划。四方面军到西康不久，张国焘就派余洪远和邵式平，去甘孜查明德格到青海的道路，为下一步行动作准备。余洪远回忆这件事情时说：
当时，我一路调查，一路找喇嘛开座谈会，以后从甘孜一个铁棒喇嘛、绒坝岔的一个喇嘛、德格一个喇嘛那里了解到这条路要走四十八个马站，就是马要走四十八天，这中间都是小路，没人烟，没粮食。他们喇嘛走都是马驮上粮食，边走边采野果补充，才能走到。有些地段水都没有，马还得驮水。我把情况告诉邵式平，发电报给张国焘，说此路根本走不通。⑦
这可能就是后来张国焘不走这条路，而企图从甘南西进青海、再到甘北、新疆那条路的原因。
这个时候，在党中央的严肃斗争下，张国焘被迫取消了伪中央。六月六日，张国焘在“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上，宣布了取消伪中央的决定，表示准备接受党的指示，组成西北局。
一九三六年四月底，红二、六军团经过艰苦转战，渡过了金沙江，进入西康地区，四方面军一方面派出部队接应，一方而发动全军做好迎接会师的准备工作。广大红军指战员积极筹备粮草，准备住房和帐篷，还自己动手搓羊毛绳，织毛衣、毛裤、毛袜子等等，作为欢迎二、六军团战友的见面礼。但是，张国焘心怀鬼胎，企图利用二、六军团远离党中央的机会，欺骗与吞并二、六军团，共同反对党中央。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目的，他利用总政委的职务，别有用心地电令二、六军团分成两路向甘孜前进，并派出先遣队远道去“欢迎”，以便进行离间和分化。
六月三日，六军团在理化(今理塘县)的甲洼寺与四方面军的三十二军首先会师。整个部队欢腾鼓舞，心情激动，充分表现了两支红军兄弟般的团结。同党中央失掉联系的六军团指战员还以为这里就是中央呢!但是，很快事情就清楚了。张国焘派陈昌浩率“工作组”来“联络”，带给王震、肖克等同志几大包文件，打开一看，全是一些“批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机会主义路线”的《干部必读》小册子。王震当即作了果断的处理：“不能发”。并向红二方面军指挥部作了报告。后来，王震回顾说：
这年四月，窃取红军总政委职务的张国焘，电令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而且别有用心地要两个军团分作两路先后向甘孜前进，妄图离间和分化二、六军团。六月，二、六军团改称红二方面军，在到达西康省的甘孜，与英勇善战的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弄清了张国焘另立中央和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⑧
七月一日，二军团在甘孜以西的绒坝岔与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会师。党中央立即发来贺电：“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七月二日，红二方面军的二、六军团，全部集结于甘孜。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政委关向应，很早就熟悉张国焘的底细，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他们向广大指战员，揭露了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罪恶阴谋，坚定地表示：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唯一正确的方针，只有北上抗日，才有出路。
张国焘派代表要给部队讲话，进行反党宣传，贺龙坚决拒绝说：“绝不允许你们这样做!”⑨
张国焘派人送来《干部必读》的小册子，吹嘘南下逃跑“正确”，攻击党中央北上抗日“错误”。贺龙看了后严肃地说：“张国焘分裂中央是错误的，这个材料不能发。”并马上打电话通知各部队，把接到的小册子，统统收起来，烧掉。⑩
张国焘派人宣传说，这里就是中央。贺龙对二方面军的干部说：“这里是张国焘搞的假中央，他在进行分裂党的罪恶活动，真中央是毛主席在领导，已经到了陕北。为了抗日，我们必须马上北上，与真中央和一方面军会合。”(11)
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很厉害，贺龙当面质问他说：“我过去当过军阀，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共产党，找到了毛主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你是个老党员，现在却要反对毛主席，去走军阀的老路，你走得通吗?”(12)问得张国焘答不上话来。
贺龙积极推动张国焘带领部队北上抗日。他教育二方面军的干部说：“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和广大指战员是抵制张国焘的错误的，四方面军同志编织了大量毛背心、毛袜等送给二方面军，充分体现了兄弟部队的战斗情谊。”(13)
红二方面军的到来，大大加强了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力量。朱德总司令高兴地说：“现在革命形势很好。毛主席、党中央又在陕北打了大胜仗，革命根据地巩固、扩大了。二方面军到了甘孜地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都是坚决拥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现在力量加强了，有人不想北上已经办不到了，我们很快就会重新北上的!”(14)他告诉贺龙：“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那里!”(15)在两军会师大会上，朱德总司令向广大指战员说：“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并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此外，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荒无人烟的草地，我们要有充分准备，克服一切困难。”(16)广大指战员心情十分激动，全场一片欢腾，北上抗日与党中央会合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张国焘又玩弄新花招，提出召开二、四方面军干部联席会议，妄图通过决议，从组织上强迫二方面军同意他的右倾分裂主义，遭到任弼时等同志的坚决反对。”贺龙回忆说：
任弼时在甘孜时对张国焘的斗争是比较好的。在绒坝岔，他给甘泗淇写了信，交待他三件事：让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不准讲反中央反毛主席和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四方面军发的文件，一律不准下发。在甘孜，我们和张(国焘)、朱(德)、刘(伯承)见面时，张国焘要开党的会议，任弼时就向他提出：报告哪个作?有了争论，结论怎么作?把张顶了回去，党的会议没有开成。以后又说要开二、四方面军干部联席会议，张想以多数压少数，通过决议拥护他。弼时、向应和我讨论了如何对付。任弼时增加了一条，提出不能以多数压少数。这样干部会也没有开成。(17)
任弼时还主动找四方面军的干部谈话，他当面斥责张国焘说：你是政治局委员，我也是政治局委员，我有权找所有的干部谈话，你不能干涉!由于他做了大量工作，使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提高了认识，澄清了是非。后来，傅钟回忆任弼时同他谈话的情景，深有感触地说：
在红二、四方面军会合时，由于你的到来，才将叛徒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党内所造成政治上的阴霾，思想上的糊涂，组织上的混乱，加以逐步地澄清。你每次亲切地和我在一起作长夜谈，都使我衷心愉快地领会你的精神。你那种和蔼诚挚的态度，教育了我并教育了成千上万的同志，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来。这是我永志不忘的!(18)
由于党中央再三来电督促；由于朱德、刘伯承和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坚决斗争；由于徐向前同志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抵制和反对，张国焘的反党阴谋遭到了失败。在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举行的甘孜会议上，朱德、任弼时、贺龙等同志，经过坚决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同意四方面军同二方面军一起北上，明确决定了北上与党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甘孜会议的情况，参加这次会议的余洪远作了这样的追述：
会议起先由张国焘主持，地点在甘孜喇嘛寺内。会议一开始，任弼时同志首先作了较系统的发言。他用铁的事实，严厉地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伪造中央指示等阴谋活动。他用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界后遭到的损失，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整个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告诫张国焘不要执迷不悟。紧接着贺龙、关向应等同志(记得刘伯承、徐向前同志未参加甘孜会议)先后发言，对张国焘一意孤行地推行错误路线进行了有力地批判。张国焘在大家态度鲜明、有理有力的发言面前，无言申辩，感到处境孤立，只好勉强地表示放弃西进计划，同意北上与党中央会合。因为张国焘已成为众矢之的，会议改由朱总司令主持。大家在发言中，朱总司令不时插话。他看到两个方面军胜利会师，大家又在党中央北上抗日路线基础上统一了，感到格外兴奋。朱总司令在最后发言中，表示完全赞成大家对张国焘错误的批评，再一次提醒张国焘，要说到做到，言行一致。并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前一阶段四方面军受到的挫折说明，分裂的路是走不通的嘛!现在大家统一起来了，同意两个方面军一道北上，这是会议的一大收获。认识统一了，力量集中了，力量也更大了。接着，会议在朱总司令的主持下，研究了北上的行动计划。(19)
甘孜会议后，红二、四方面军出发北上。贺龙按照朱德总司令的意见，以向二、六军团介绍过草地的经验为理由，把原属一方面军的三十二军从张国焘那里要了过来，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把三十二军同二、六军团一起编成二方面军。广大战士意气风发，经阿坝，跨草地，向甘南前进。
党中央为了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命令正在西进的红一方面军西征部队，在司令员彭德怀和聂荣臻、左权等同志率领下，前来接应。七月二十二日，党中央致电二、四方面军，热烈欢迎北上，并指出：“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的伟大局面”。七月二十七日，党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
可是，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并不是真的要到陕北同党中央会合，只是想到甘南休整一下，以便伺机向青海、甘北退却。当八月底、九月初，红二、四方面军进入甘南，占领洮州、通渭等地之后，张国焘就违反甘孜会议决定，要部队停下来，建立“甘南根据地”，成立“甘南省委”和“甘肃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
这时，红一方面军正向会宁地区前进，准备组织“静(宁)会(宁)战役”。二、四方面军分兵两路北上。四方面军为左路军；二方面军为右路军，经西和、武都之间东去，连克成县、徽县、康县、两当，并围攻陕西的风县，拖住了由南方急调前来的胡宗南部的尾巴。一方面军从北面准备进攻毛炳文、许克祥部，通知张国焘率领四方面军前来共同聚歼，九月十四日，毛泽东电令“四方面军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石河地区之部相机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
朱德身边的警卫干部潘开元，叙述了接到中央电报后，朱德同张国焘斗争的情况。他说：
朱总司令就找张国焘研究行军路线和如何与派来接应的部队会合等问题，整整商议了两天两夜。张国焘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对国民党的围剿怕得要死，他极力宣扬逃跑主义，主张进宁夏入青海。朱总司令就坚决地与他进行斗争，指出张国焘的主张是违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指示的，是错误的，要他丢掉自己的主张，跟毛主席、党中央走。朱总司令十分严肃地说：“现在的形势是，敌人正集结在我们和毛主席、党中央之间这块地区，如果我们迅速北上，与来接应的中央红军会合在一起，力量就会增大，就能更快地消灭敌人，要是我们不去，就会使来接应我们的兄弟部队遭到危险。因此，我们必须迅速行动，只有继续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接着又谈了一个晚上，仍然没有结果。
第三天一大早，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带着他的警卫和骑兵等住在岷江对岸的供给部里。……
可是，就在这天黄昏的时候，张国焘从岷江对岸叫人送来了通知，说他要立即召开西北局会议，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岷州会议。(20)
九月十八日，在岷州的三十里堡召开的西北局会议上，讨论如何贯彻党中央的电令时，张国焘又提出西进青海的错误方针，坚持要四方面军由临潭、洮州西进青海，经循化、乐都，然后翻越祁连山去甘肃北部。朱德、任弼时等同志反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坚持北上与中央会合。陈昌浩和参加会议的其他同志也都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张国焘向西退却的方针，理所当然地被否定了。张国焘见势不妙，又耍了一个手腕，在会议结束时，虚伪地说：“啊，这是党的会议，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你们大家都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嘛。”(21)会议根据党中央的电报指示，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九月十九日，二、四方面军指挥部发布了向静宁、会宁进军的命令。
会后，朱德回到司令部准备出发北上，张国焘却带着警卫部队，跑到漳县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他一到就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利用大家还不了解已经开过岷州会议的机会，欺骗前方部队干部，煽动部队西进，污蔑北上是“断送红军”。并且向所有北上的部队发出电报，要各部队停止北上，回头西进。九月二十二日，张国焘又打电报给党中央，说什么“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宣称：“四方面军已照西渡(黄河)计划行动”。为了封锁中央、蒙蔽部队，他还下令部队各电台不得接收朱德总司令的电令，凡未经他签署的电报，一律不准拍发。
九月二十一日，朱德总司令在北上途中，收到了张国焘要部队停止北上、改向西进的电报。二十二日凌晨，朱德致电张国焘明确表示反对他的错误决定。同时，朱德直接向党中央发出电报，及时报告了张国焘拟根本推翻岷州会议决定和西进青海的严重错误。潘开元回忆说：
朱总司令十分着急，马上又向前方部队发了急电，要部队停止一切行动待命。但是，机要通讯员拿到这电稿去电台发报时，电台不发，说是张国焘已有命令，没有他签字的电报一律无效，不准发出。后来，经过多次做工作，才发出了这份电报。
电报发出后，我们又继续走了一天，一百四、五十里地。到了前敌指挥部后，朱总司令立即发电报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了张国焘的反党活动，并连夜在前敌指挥部召开会议。(22)
在漳县召开的这次会议上，朱德、任弼时、陈昌浩等同志，都一致反对张国焘破坏岷州会议决定、企图西进青海的错误主张，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坚决要求迅速北上。但是，张国焘仍固执己见。九月二十六日，他又致电中央，继续坚持西进青海的计划。后来，一九三七年九月三十日，陈昌浩在讲到这件事情时说：
国焘同志，虽然在西康地区已经表示服从中央，领导红军进入甘南，可是他当时对时局的估计，及其自定的路线方针显然是与中央背道而驰，而继续其一贯的机会主义退却路线，不在相当时间休息整顿之后，迅速东进与一方面军会合，准备乘先击敌，反而长期停顿大军于狭小地区，积极从事洮河及河西退却的布置。这时他的观点，的确估计东进之没有出路，只有向洮河及黄河以西退却，达到西宁甘北之偏僻地区，接通远方，再图发展，如果此举不成，甚至可以进入陕南与川北地区，单独行动。张国焘同志这一企图的确是延迟与逃避这一会合，仍然是想造成与中央对立局势。在这个时期由于党中央苦心规劝，许多党内同志的或明或暗的反对，而我个人也是当时积极反对张国焘同志计划的一个。
九月二十七日，党中央再一次命令张国焘停止西进，要二、四方面军按原计划继续北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吃够了张国焘逃跑主义的苦头，也坚决抵制西进青海的退却计划。张国焘在处境孤立，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被迫改变西进行动，同意北上。九月二十九日，二、四方面军指挥部重新下达了北进的命令。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这是我们党战胜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取得的伟大胜利。
① 郑维山：《踏上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星火燎原》选编之三。
② 郑维山：《踏上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星火燎原》选编之三。
③ 《干部必读》第六期。
④ 《干部必读》第十期。
⑤ 肖永正：《长征路上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天津文史资料》第7辑。
⑥ 《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目前紧急任务决议大纲》。
⑦ 余洪远：《长征时期甘孜、阿坝、毛儿盖等会议的历史情况》。
⑧ 王震：《忠诚的战士 光辉的一生》，《解放军报》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⑨ 《坚强的党的观念》，《解放军报》一九七九年六月七日。
⑩ 廖汉生：《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新华日报》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11) 贺炳炎：《长征路上贺龙同志和张国焘斗争片断》，《四川日报》一九六〇年七月五日。
(12) 吕正操：《贺龙同志在冀中》，《战地增刊》一九七八年第二期。
(13)(15) 王震：《忠诚的战士 光辉的一生》，《解放军报》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14) 欧阳毅：《朱总司令和我们在一起》，《星火燎原》选编之三。
(16) 谭尚雄：《甘孜会师》，《星火燎原》选编之三。
(17)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
(18) 傅钟：《怀念任弼时同志》。
(19) 余洪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红旗飘飘》第21辑。
(20)(21) 潘开元：《临大节而不辱》，《工人日报》一九七九年七月六日。
(22) 潘开元：《临大节而不辱》，《工人日报》一九七九年七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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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焘和我的回忆/于吉楠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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