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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的失败

于吉楠编著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坚强的支柱，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即将开始。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一日，党中央军委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要》，向全军提出新的战斗任务。要求红军经过短期的休整和准备之后，集中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扩大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根据地。这样，就可以使东临华北抗日前方的陕甘宁根据地，从西北方靠近外蒙古，便于打通苏联国际路线，造成有利于进一步发展的新局面。 　　为了实现“宁夏战役计划”，党中央军委规定：一方面军的西方野战军向同心城、豫旺堡地区集结；二、四方面军转进至黄河以东，西(安)、兰(州)大道以北的通渭、马营、静宁、会宁、隆德地区，休整补充；待到十一月十日以前完成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之后，即以一方面军主力和四方面军的三个军北向宁夏进攻。四方面军的另两个军和二方面军全部向南防御，阻敌北援。根据这一部署，十月十一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指示：“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有力部队迅速进至靖远至中卫地段，选择取得攻击中卫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靖远、会宁地区筹粮休整，……尽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在我手中”。 　　但是，张国焘却站在右倾分裂主义的立场上，来对待中央这一指示。他企图利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机会，将四方面军全部渡过黄河西进，不是去宁夏，而是到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占块地盘，以实现他长期追求的向大西北退却的计划，继续搞“独立王国”。当时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党中央既要坚持原则，反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又要以大局为重，团结四方面军，避免分裂。因此，在一些问题的决策上，往往采取协商态度，甚至作出必要的让步。 　　这时，蒋介石对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震恐不安，急忙调集了二百六十个团的兵力，妄图一举消灭红军。在静宁、会宁地区，首先集中三个军于十月二十一日开始，分别从东、南、西三路，向红军大举进攻。红军各部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击，在给敌人以严重打击后，逐次向北转移，准备在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歼敌。敌军分路追击，企图压迫红军主力于靖远黄河以东地区，而歼灭之。因此，党中央于十月二十四日指出：“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十月二十五日又电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中注意力于击破南敌”；“第二步重点，集中注意力于向北”。张国焘对党中央的上述指示，阳奉阴违。他不顾大局，对在河东向南作战根本不予重视，一心想着如何尽快将四方面军全部渡河西进。 　　为了打击河西马家部队，给第二步向北进攻宁夏作准备和配合河东地区击破南敌，党中央于十月二十四日电令，“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拟以暂不渡河为宜”。十月二十五日又电令，“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占领黄河湾曲处西岸头卢塘、井眼堡、大营盘，三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袭取战略要地之定远营。”张国焘抓住这个机会，积极实行他的全部渡河西进计划。从十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在靖远以西的虎豹口，不但将三十军渡过黄河，还把总指挥部和九军、五军团，也陆续渡过黄河。党中央发现后，毛泽东于十月二十六日电彭德怀指出：“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二十八日，又电张国焘等强调“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有被敌各个击破危险”，“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其余以坚决击破胡敌为目的”。张国焘不但不听，还要求四军，三十一军继续西渡。当中央表示“三十一军可以立即渡河”后，张国焘又借口执行中央电令，私自决定把四军同三十一军一起从打拉池以南地区调走，前往三角城准备过河。因为受到党中央制止，接着胡宗南部队赶到，控制了渡口，才没有过去。此后，四军和三十一军便在中央军委前敌总指挥部的直接指挥下，在打拉池、海原地区稍事休整，同一、二方面军一起向豫旺堡、同心城转移作战。彭德怀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对张国焘的所作所为，做了比较具体的揭露，他写道： 　　张国焘司令部到达会中，我与他直接通电，说我拟去会宁和他会见，……。张国焘当即回电，不要我去会宁，他即日和朱总司令等来打拉池面谈。徐，陈亦率部前来。 　　第二天。张国焘到打拉池，徐、陈第三天还未见到。拂晓，我到张国焘处质问：徐、陈为什么还未见到?张说：“已令徐、陈率四方面军之主力及一方面军之五军团从兰州附近渡过黄河北岸，向武威(凉州)前进了。”他下达这个命令时，也正是他电告我时。……。 　　张国焘到打拉池后，敌王均两个师尾追四方面军被截断部分前进。我与张国焘面商，只要被截断部分在正面阻拦该敌前进，一军团即可以追敌侧后进攻，在打拉池布置伏击阵地。这样，消灭王均部是完全可能的，这样还可与四方面军北渡主力取得联络。张口头同意，却秘密令王宏坤部向同心城方向撤走，破坏了当时的作战部署。我又与张商，在海原和同心城之间布置伏击阵地，歼灭王均部。他口头又同意了，实际上他又令四军东撤了，使伏击计划又被破坏。 　　张国焘多次破坏作战部署，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豫旺以西大块土地。如果我军当时把王均军消灭，西安事变就可提早，我军就可能控制兰州和西兰公路以至甘肃全省。① 　　可见，张国焘在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所采取的上述种种行动，首先干扰破坏了党中央原定第一步在河东击破南敌的部署；同时也就干扰破坏了第二步向北夺取宁夏的计划。 　　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三十军、九军、五军团，渡过黄河后，即向甘肃的景泰和一条山地区进击。红军经过英勇战斗，连续歼敌二千多人，但未能集中兵力乘敌反扑之时打几个好的歼灭战，而敌人却依仗其骑兵优势和充分的补充，不断反扑，使红军处于不利地位。这时，河东红军已逐次向东转移，中卫和定远营方向的敌人也有了准备，按原定计划向北进攻已不适宜。因此，十一月二日，党中央电令河西红军“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域，以一部占领永登，一部出通兰，大的方向仍前不变。”但是，在这关键时刻，张国焘于十一月五日电令河西红军：“目前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这就暴露了他要四方面军渡过黄河以西的真实目的。 　　根据张国焘的电令，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制定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决定放弃一条山和五佛寺渡河点，分三个纵队向西开进。企图创造甘北新局面，并打通国际路线。 　　面对这一既成事实，党中央毛泽东等领导人，于十一月十日将河西红军正式命名为“西路军”。并且任命陈昌浩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徐向前为副主席兼总指挥，王树声为副总指挥，李卓然为政治部主任，李特为参谋长。尽管西路军是党中央所承认和命名的，然而它并没有摆脱张国焘坚持的分裂主义和退却主义的“西进计划”的影响。这就种下了后来西路军在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失败的根苗。 　　西路军西进之初，党中央曾于十一月十一日，电问：单独西进，消灭二马，接通新疆，是否有把握?如果返回河东有何困难?当时，马家军阀正规军有几万人，反动民团有十几万人，且多为骑兵，便于机动，后备补充比较充分。西路军有二万一千多人，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形势不利。但是，陈昌浩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马家匪军不过是“破铜烂铁”，“不堪一击。”没有认真考虑中央的意见。回电说：“我们有绝大把握消灭二马”。 　　西路军贸然西进，十一月十五日占领古浪，十八日占领永昌，二十一日占领山丹，进入甘北地区。十一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九军在古浪一带同马匪军五个旅展开激战，歼敌二千余人，自己也损失近半，撤出古浪。从十一月上旬到十二月上旬，经过一个月的奋战，红军共歼敌五、六千人，西路军也减少到一万八千余人。这时，徐向前认为，马家匪军主力并未被击溃，红军有生力量日减，又无根据地，难以补充，主张冷静分析一下形势，以便正确决定今后行动方针。但是，陈昌浩没有考虑这一正确意见，坚持按原计划西进。 　　这时，黄河以东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新的有利的变化。十一月二十日，红军主力在党中央军委的正确指挥下，于环县山城堡地区，全部歼灭胡宗南部一个师，取得重大胜利，敌人的进攻被粉碎了。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后，红军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公开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党中央又电西路军，要其在永昌地区休整，伺机以主力东打，向驻兰州的东北军靠近，以便返回黄河以东。十二月二十三日，陈昌浩复电党中央，认为接通新疆取得国际援助，为目前“整个抗日阵线的迫切与极大要求”，西路军虽已付出重大代价，但完成这一任务已无问题。如果东进，路程过远，易遭敌骑兵截击，“伤亡掉队必大”，即便“在二十天内到达兰州，至多只能起巩固兰州的作用，策应主力行动其作用不大。”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军委致电西路军，指出：从整个战略考虑，“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即可到达静宁、会宁地区与东北军靠近，并可有力推动时局发展。陈昌浩仍然没有认真考虑。 　　然而，实际情况根本不象陈昌浩说的那样。程世才回顾当时永昌、山丹战斗形势时说： 　　在连续不断的战斗中，相持了一个多月。虽然取得了数次胜利，杀伤了很多敌人，但是并没有粉碎敌人的全面进攻。敌人有后方，人员、武器、弹药可以获得源源不断地补充。而我军没有根据地，没有兵员补充，弹药越来越少，棉衣也没装备齐全，给养更是困难，实力日渐削弱了。永昌城里各个庙宇、空房，驻满了伤员。……而敌人抓住我军兵力分散的弱点，死死地缠着不放。严重的问题摆在我军的面前。② 　　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西路军错过了东返的有利时机，向西越走越远了。十二月三十日占领临泽，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占领高台。这一带是回汉杂居地区，人烟稀少，群众基础差，难以建立根据地。红军饥寒交迫，只有消耗，很少有补充。南面是祁连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几十里宽的一条狭窄地区，运动不便，军事上也很不利。陈昌浩把部队从东到西摆成一字长蛇阵，分兵防守几个支点，被动挨打，陷入马匪军的四面包围之中。这种形势，正如徐向前所指出的那样： 　　西路军在狭长的河西走廊，受到十几万国民党军队和大批地主武装的围堵追截。他们同敌人展开激烈搏斗，但由于远离中央，孤军深入，既无革命根据地依托，又无兵员补给，困难很大，终于遭受失败。③ 　　敌人抓住西路军兵力分散、分兵把口的弱点，企图先拦住我军前进的道路，再分割包围，最后各个击破，当马匪军集结全部主力赶来决战的时候，西路军也采取以硬对硬，准备决战。于是这场决战，就在极端不利于西路军的情况下，展开了。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二日，敌人三个旅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围攻高台。五军团据城坚守待援。总指挥部派骑兵师驰援，中途遭敌阻击，大部伤亡，无法接近高台。一月二十日，敌发动总攻，三千名红军指战员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终因弹尽粮绝，全军覆没，军团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壮烈牺牲。 　　一月二十四日，敌人攻陷临泽，守城的总部后勤部门和九军余部突围。 　　这时，三十军、九军余部和五军团归来的少数同志，全部集中在张掖县的倪家营子。敌人也转移主力前来进攻，红军指战员英勇抗击，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经近一个月的苦战，歼敌数千人，西路军自己剩下也不到一万人了。 　　党中央获悉西路军危急，遂以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一个团组织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刘晓为政治部主任。并指示援西军的任务是：“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向西进，因为现在已经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部队从驻地淳化、三原地区出发，很快到达镇原、平凉地区，向黄河靠近，接应西路军东返。 　　与此同时，党中央通过在西安开始的国共两党的谈判，要求蒋介石下令停止马步芳部对西路军的进攻。又通过与东北军的统战关系，请驻兰州的东北军给西路军以援助，接应西路军东进，采取了当时可能采取的一切措施，来援救西路军。 　　二月二十一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鉴于在倪家营子困守无望，遂决定回师东返，经过了三天急行军，到达甘州西南之西洞堡一带。击溃了追敌一个旅，全歼敌宪兵团八百多人。如果利用这一胜利造成的有利条件，继续东进，还有摆脱困境，实现与援西军会师的希望。但是，陈昌浩却过高估计了这一战斗的意义，认为敌我力量已经起了重大变化，红军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于是错误地决定重返倪家营子，以便继续西进。这就使西路军错过了最后一次东返的机会，陷入了不可挽救的绝境。程世才回忆说： 　　各连战士们怀着胜利的愉快心情匆忙地编织着草鞋，每人要打一、两双准备继续东进，到陕北去和中央红军老大哥会合。 　　但却一直不见出发的命令。我纳闷，为什么不趁胜利的机会，迅速甩开敌人?原来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原先也让我参加的。我去迟了，一进总部驻的院子，就听见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同志正在大声地讲话：“……主力，装备好，战斗力强，被我们敲掉了，这一仗打得好，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目前敌我力量已经起了变化，敌人的锐气被挫伤了。西进对我有利，我们要重回到倪家营子去，占领甘北。我们要……。” 　　这些话象一瓢冷水泼到我的身上，禁不住打了一个冷颤。④ 　　二月二十六日，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敌人主力立即包围上来，发动疯狂的进攻。红军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血战九昼夜，每天都要反复冲杀三、四次之多，许多指战员为中国革命洒尽了最后一滴血。三月五日，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转移到临泽以南的三道流沟，又陷入重围。三月十一日，再次突围，进入祁连山区。经过这一番苦战，西路军已不足三千人。至此，陈昌浩才承认西路军遭到了失败，于三月十二日向中央军委发出了西路军危急的电报。 　　三月十四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开会讨论今后的行动方针。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程世才作了这样的回忆： 　　会议开始，陈昌浩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我们战不过敌人，只有分散活动，保存现有力量，待刘伯承同志率领的援西军过黄河以后，再去会合；第二，部队剩下的人不多了，他和徐向前总指挥离开部队回陕北党中央；第三，将三十军剩下的千把人编为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和李天焕带到左翼大山打游击，第九军剩下的三百多步兵和一百多骑兵编为右支队，由王树声、朱良才，带到右翼大山打游击，总直属队剩下的十几个干部与三十军一块行动。⑤ 　　会议还决定由李卓然、李先念、王树声等七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以李卓然任书记。由李先念统一指挥军事，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会后分头活动。 　　三月十七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发来电报，表示“同意你们成立工委会，并分为三路游击”。同时，指示说：“过去领导一贯违反中央及军委指示致陷西路军于今日地位，你们应该坚决反对此种错误路线，而在新的精神上执行主动的依靠自己与群众力量的方针”。 　　西路军余部分散活动后，由王树声率领的右支队和由毕占云率领的另一个支队，在祁连山北麓开展游击战争。经过艰苦的战斗，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等许多指战员，先后英勇牺牲，只有少数人分散化装返回陕北。 　　由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向南行动，经过三天急行军，摆脱了尾追的敌人，深入祁连山区。当时，祁连山一片冰天雪地，没有人，没有草，飞鸟也很少，红军战士衣服单薄，又缺粮食，许多人赤着脚，爬冰踩雪，陷入新的艰难困苦之中。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回忆说： 　　部队进入祁连山的目的是摆脱敌人，几天以后，敌人被甩远了，但是我们的困难也达到了顶点。在这冰天雪地的绝境中，我们白天靠着指南针爬山越岭，同志们的胡子，眉毛上常常挂满冰霜，身体衰弱的同志不断地倒下去。晚上，我们只好找个避风的山洼露营。一驻下，有些同志就裹着破毯子拣野牛、野羊粪来烧火；有些同志就去猎取野牛、野羊，在火上烧着吃。我们夜间靠着火堆睡觉，有时一觉醒来，已被埋在大雪底下，不少在战斗中以一当百、英勇顽强的好同志，被寒冷夺去了生命。……。 　　山越钻越深，生活越来越苦，吃不到粮食，吃不到盐巴，头昏眼花，浑身酸软，整个部队象茫茫大海里的一只航船，彷徨在万山丛中，看不到出路，也预料不到将来会有什么后果。这时，虽然根据工委决定部队向西行动，但进到哪里去呢?打游击到何时为止呢?谁也不能解答。⑥ 　　在这危急时刻，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同西路军指战员心连心。三月二十三日，左支队在青海巡堡以北的分水岭，接到了党中央的电报。电报指示：西路军现有部队保存力量，团结一致，设法进入新疆，党中央将派陈云等同志前往迎接。西路军指战员好象在茫茫夜海中，看见了灯塔，个个鼓掌欢呼，寂静的山谷里顿时沸腾起来。西路军立即复电党中央，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向新疆前进。 　　在李先念等同志的领导下，左支队战胜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祁连山区走了整整四十三天，终于在安西附近跨出祁连山口。这时，敌人的骑兵又追上来了，红军经过激战，突出重围，又进入了荒凉的戈壁滩。最后，终于到达了甘肃、新疆交界处的星星峡，同党中央派来迎接的陈云、滕代远等同志会合了。这时，原来二万一千多人的西路军只剩下七百多人了。 　　西路军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因为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不得不承认，西路军是执行了他筹划已久的“西进计划”，西路军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但是，他又说什么“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⑦实际上，把责任全部推到陈昌浩的身上。这种辩解是徒劳的。 　　陈昌浩的指挥错误固然是西路军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执行了张国焘的“西进计划”，张国焘的“西进计划”本身就是错误的，他站在右倾分裂主义的立场上，企图远离抗日前线、远离党中央，到大西北去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孤军深入，到河西走廊这样地区去建立根据地却是不可能的。 　　事后，陈昌浩对自己在西路军所犯的指挥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他正确地指出：“西路军失败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国焘路线”，张国焘“表面上是照着宁夏战役计划去做罢了”，“实际上是不想去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当时国焘同志仍然是抱着他自己的退却方针”，“无疑的是执行自己一贯退却计划”。 　　西路军的失败，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是没有责任的。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张国焘别有野心，还以为这是党中央的部署，斗志昂扬地踏上了西进的征途。他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同优势的敌人血战到底，表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勇敢顽强的英雄气概。那些为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而牺牲的烈士们，都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① 《彭德怀自述》。 　　② 程世才：《血战“河西走廊”》，《星火燎原》选编之三。 　　③ 徐向前：《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九日。 　　④ 程世才：《血战“河西走廊”》，《星火燎原》选编之三。 　　⑤ 程世才：《悲壮的历程》。 　　⑥ 李天焕：《走出祁连山》，《星火燎原》选编之三。 　　⑦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 　　⑧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 　　 张国焘和我的回忆/于吉楠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