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政府领导人 > 张国焘 > 全文图书 > 张国焘和《我的回忆》
|
| 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 |
| 于吉楠编著 |
|
|
八月二十一日，党中央随右路军离开毛儿盖北上，进入了草地。茫茫草地，荒无人烟，水草丛生，遍地泥潭，天气阴沉，风雨无常，还有藏族土司的骑兵袭扰。红军战士为了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克服一切艰难困苦，顽强地前进着。
就在这时，从草地的另一端传来了不祥的消息。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张国焘借口葛曲河涨水和草地不易通过，按兵不动了。他拒不执行党中央关于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重弹“西进”的老调，要红军出洮河以西，过黄河向青海、甘肃、新疆发展。
八月二十四日，党中央在草地行军途中，电告张国焘，再次阐明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的正确性，指出：如果违反这一方针，而以主力向洮河以西，令敌沿洮河封锁，则我将处于大不利地位；因为这一地区，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居多，较之黄河以东，条件大为悬殊；坚令其率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与右路军并肩东进。右路军的敌总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等同志，也连电张国焘，力请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徐向前致电张国焘，强调指出，“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八月二十六日，右路军胜利通过草地，到达巴西地区。由巴西北上进入甘南必须经过包座，在包座驻有敌人一个团。胡宗南发现红军对草地北上，急调四十九师，星夜向包座增援，企图阻止红军北上。在党中央毛泽东等同志的领导下，在徐向前等同志的指挥下，右路军进行了包座战斗。三十军指战员接到命令后，不顾草地行军的饥饿和疲劳，向敌发起猛烈攻击，全部歼灭了四十九师，占领了包座，打开了红军向甘南进军的门户，为实现党中央北上方针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八月二十九日，党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等同志抓住有利战机，制定了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决定右路军以主力向东推进，待左路军到达后，用小部队向南坪、文县佯动，集中主力从东北方向的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去，可以有把握地战胜胡宗南部。九月一日，徐向前、陈昌浩和毛泽东联名把这一计划电告张国焘。
但是，张国焘接到电报后，拒绝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又提出南下川康边境的计划，要把左路军和右路军全部拖回到天全、芦山、丹巴地区。并且擅自下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强迫已前进到墨洼的五军团返回阿坝。
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坚持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为了弄清葛曲河涨水的真相，朱德派他身边的警卫人员潘开元去探测河水的深浅。潘开元回忆当时情况说：
葛曲河离班佑很近，只要走三、五天的路程就可以与毛主席、党中央会合。但是，张国焘却借口河水上涨，说部队过不去，在葛曲河停止不前。朱总司令站在河边看了看，便叫我去试一试河水的深浅。虽然当天下了一点雨，河水涨了一点，但是，我骑马蹚过了河又返回来，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齐马肚子，队伍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朱总司令看到这种情况后，多次提出要部队过河北上。可是，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张国焘总是按兵不动。①
可见，张国焘说葛曲河涨水，部队不能通过，完全是他为反对北上而编造的一个借口。因此，他不但不肯接受朱德提出的部队过河北上的意见，反而要朱德同他一起签字发电报调右路军南下川康边。当这一无理要求被朱德严词拒绝后，张国焘竟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于九月三日发出要求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的电报，内称：
(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二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
(乙)，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
(丙)，拟乖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须即决即行。
张国焘要求南下的错误主张和行动，当然是党中央所不能同意的。按照预定的行动计划，右路军前锋一军团于九月四日从巴西出发北上，五日到达俄界。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和四军、三十军在巴西，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等党中央领导人同前敌总指挥部住在一处。周思来、王稼祥同三军团驻在离前敌总指挥部十五里左右的地方。为了争取张国焘北上，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同陈昌浩，徐向前等同志，进行了多次商谈。九月八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张国焘，说明“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进为下策”。
九月九日，张国焘复电徐、陈并转中央，仍坚持南下方针，强调“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主张“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并说：“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党中央当即复电张国焘，指出：“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但是，张国焘公然抗拒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竟密电陈昌浩，要右路军南下，并阴谋以武力威逼党中央一起南下。这时，陈昌浩也改变了态度，拥护并准备执行张国焘的“命令”。在这紧急时刻，幸而叶剑英及时发现了这封密电，立即报告了党中央。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亲到前敌总指挥部商谈行动方针。陈昌浩说，张总政委来电要南进。毛泽东说：“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就周、王开会吧。”陈昌浩同意了，未想到是脱身之计。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到三军团部后，立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了张国焘不服从中央的命令，并企图危害中央的问题，决定迅速脱离危险区域，率领一、三军团先行北上。第二天凌晨，部队便离开巴西，向俄界开进。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对他的这一罪恶行径，矢口否认，反诬党中央“私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破坏了中央和红军一致行动”，完全颠倒了黑白。原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驳斥了张国焘的诡辩。他写道：
一天午后，我去机要室看电报。值班机要组长陈茂生同志刚开始译一份从左路军总司令部发来的密电。我帮助他迅速译了出来。我俩看后，大吃一惊!原来这是张国焘给陈昌浩的复电，电文的主要内容是；X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
我和陈茂生同志马上去把叶参谋长请出来，当面把电报交给了他。”叶参谋长就在外面站着看完了电文，顺手将电报装入口袋，然后手一摆，说了声：“你们去吧!”便立即回到大屋中去，表现得异常机警和镇定。
就在这天下午，叶参谋长亲自奔赴牙弄，把密电呈送给毛主席。
……。
……陈昌浩得知这一信息，气急败坏，立即召集部分领导干部进行煽动，杀气腾腾地提出，要派部队去追击。大屋里气氛紧张异常。在这关键时刻，平时不爱多讲话的徐向前总指挥，果敢地与陈昌浩作了坚决斗争。他大声斥责说：“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徐总指挥义正辞严的话，得到在场的多数领导同志的赞同，制止了陈昌浩的罪恶行径。②
当然，由于事隔多年，吕黎平对密电内容的回忆，不可能每一个字都那么准确，还需要进一步考证。但是，张国焘要右路军南下，并阴谋以武力威逼中央一起南下的意图却是明白无误的。
后来，周恩来在回顾这件事情时指出：中央军委决定北上之后，张国焘命令陈昌浩采取截击行动。叶剑英参谋长接到这份密电后，连夜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以看地形为名，脱离险境，率一、三军团北上。毛主席以后常讲这件事说：“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胡涂。”叶帅在此地立了一功。以后陈昌浩知道毛主席走了，下令要追赶，被徐向前制止了，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
王稼祥指出：张国焘“反对红军北上，并公然树立伪‘中央’，企图用武力危害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③
聂荣臻说：“在阿西、巴西地区时，张国焘从阿坝来电，要我们过阿坝西进。事后才知道，张国焘那时还密令陈昌浩，如一方面军不从，可相机处理，危害中央。叶剑英同志当时在四方面军任参谋长，把密电内容报告了毛主席，主席毅然决定一、三军团和中央直属队立即出发，向甘肃前进，脱离险境。这是我党历史上又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
彭德怀在《自述》中，从一个侧面，具体说明了当时的情景。他说：
某日午前到前总，还在谈北进。午饭后再去，陈昌浩完全改变了腔调，说阿坝比通、南、巴(川东北)还好。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这谁相信呢?全国政治形势需要红军北上抗日的事，一句也不谈了。我没吭声，只是听了就是。这无疑是张国焘来了电报，改变了行动方针。我即到毛主席处告知此事。……。
向毛主席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南进，毛主席亲到徐、陈处商谈行动方针，陈谈，张总政委(张国焘)来电要南进。毛主席即说：“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穑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就周、王开会吧。”陈昌浩同意了，他们未想到是脱身之计。我和叶剑英商量，如何偷出地图和二局，在明晨拂晓前到达三军团司令部北进，叶示意想办法。毛主席脱险来到三军团司令部，发了电给林、聂，说行动方针有变，叫一军团在原地等着。天明还未见叶到，我以为出了问题。正怀疑之际，叶率二局(局长曾希圣)连地图都拿来了。陈昌浩布置的监视，全被叶摆脱了，幸甚!④
当时，随三军团司令部活动的邓颖超，在对《中国建设》记者谈这件事时，也作了这样的回忆：
过了草地，住进了房子，可以休息一下了。大家正在高兴的时候，这天半夜两点多钟，传来紧急行军的命令，不许点灯，不许说话。原来，四方面军的张国焘过草地前在沙窝开了个会，他反对与中央红军共同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而主张南下退向康藏边界少数民族地区。过了草地，他给四方面军陈昌浩发电报，要他武力解决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就是要把这些人抓起来。结果这份电报被参谋长叶剑英得到了，马上报了毛主席。毛主席英明果断，带领一方面军，连夜赶路七八十里，摆脱了四方面军。⑤
九月十日，党中央率领三军团离巴西北进后，陈昌浩派右路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一队骑兵追赶中央，进行“劝说”。毛泽东和彭德怀走在三军团的后尾。李特把陈昌浩写的一封信送给彭德怀，要他停止北进，回头南下，遭到彭德怀的严词拒绝。毛泽东同李特说了一些很感动人的话，让他转告张国焘、陈昌浩，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川康十分不利，希望能认清形势，率部跟进；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中央也欢迎，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何意见，可随时电商。李特回去向陈昌浩做了报告。张国焘凭借手中的兵权，威逼中央服从他的南下方针，并企图危害中央的阴谋行动，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就在这一天，党中央发表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的出路在那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号召红军指战员，“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为了争取张国焘率部北上，九月十一日，三军团到达俄界同一军团会合后，党中央再次电令张国焘，指出：“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张国焘再一次抗拒中央的命令，并于九月十二日直接发电给一、三军团，攻击北上“将成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还煽诱说，“望速归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这说明张国焘执迷不悟，一时已经不能回头了。
九月十二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秦邦宪、王稼祥、何凯丰、刘少奇、邓发，以及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和一、三军团的领导人，共二十一人。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许多同志对张国焘反党、分裂红军的罪行十分愤慨，要求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不同意，他说：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做，因为它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问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我们应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不管张国焘如何阻挠破坏，中央仍然要坚持两河口既定的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向南是没有出路的。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决定》批评了张国焘向西南地区退却的逃跑主义错误，指出：“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同志从对于全国目前革命形势的紧张化，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估计不足，更从对于中央红军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斗争中及突围后的二万余里的长征中所取得的胜利估计不足出发，而夸大敌人的力量，首先是蒋介石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以至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塞维克的方针。”
《决定》尖锐地指出：张国焘存在着严重的军阀主义，他“不相信共产党领导是使红军成为不能战胜的铁的红军的主要条件，因此他不注意去加强红军中党的与政治的工作，不去确立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以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相反的，他以非共产党的无原则的办法去团结干部。他在红军中保存着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以打骂的方式去凌驾地方党的政权的与群众的组织，并造成红军与群众间的恶劣关系。”“这种军阀主义倾向是中国军阀制度在红军中的反映。”
《决定》揭露了张国焘的反党行为，指出：“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
《决定》最后说：“张国焘同志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会议决定把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
根据这次会议决定的方针，为了争取四方面军北上，九月十四日，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从俄界出发的时候，又致电张国焘，表示“中央先率领一、三军团北上，只是为着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三十军、四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北上。”九月十九日，陕甘支队到达甘南的哈达铺后，又等待了七天之久，因为张国焘已拉着四方面军南下，才继续北上。九月下旬，党中央得悉陕北苏区和红军的具体情况，遂决定到陕北去，同陕北红军会合。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转战，于十月十九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和陕北红军会师，胜利地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张国焘同党中央分裂后，强令左路军由葛曲河边返回阿坝。五军团回到阿坝后，张国焘亲自出面讲话，公开攻击党中央北上抗日是“逃跑主义”，吹嘘南下建立川康根据地是“正确路线”。原五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回忆说：
一天，张国焘亲自来给五军团的部队讲话。我们希望他根据中央毛儿盖会议的精神，讲讲关于加强一、四方面军兄弟团结的问题。可是，他对这个问题闭口不谈，却大肆攻击党中央、毛主席北上抗日是什么“逃跑主义”，南下建立川康根据地才是什么“正确路线”。那时干部战士都认为，在少数民族地区，言语不通，土地贫瘠，文化落后，无法建立革命根据地。张国焘指着他背后喇嘛庙经幡上的一些藏文经符，唾沫横飞地叫嚷：“有的人说，这里缺少文化，难道这些不是文化吗?这些不是文化是什么呢?你们自以为文化高的，那就念给我听听，上面写些什么?”他还恶毒污蔑我们这些戴一方面军小五角军帽的是“尖脑袋”，是“机会主义”，叫嚷要肃清我们脑袋里的“机会主义思想”。⑥
接着，张国焘便在阿坝召开了所谓“四川省委扩大会议”，同党中央的俄界会议唱对台戏，通过所谓《阿坝会议决议》。这个决议，颠倒黑白地污蔑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是“机会主义”、“右倾逃跑主义”；美化张国焘南下逃跑的错误方针是“进攻路线”，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以“纪律制裁”，大造反党分裂舆论。
据原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余洪远回忆，这次会议是在一个喇嘛寺内召开的，参加会议的人不仅有省委委员，而且有工会、青年团、妇女部的干部，大约有一百多人。会场旁边的戏台上挂着一个横幅，上写“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显然是一个张国焘组织的反党反中央的动员大会，也是分裂红军的动员大会。他说：
会议的发言很乱，而且总是带着质问的口气：“北上是右倾逃跑，是错误的!”“什么北上抗日，完全是逃跑主义”你一言，他一语，嗓音很高，“帽子”满天飞。我一听这乱哄哄的发言，更感到气味不对。我忙看看朱总司令，他从容镇定地坐在那里听着发言，时而翻翻放在面前的一本书，时而扭转头去看看坐在他旁边的张国焘。张国焘在众目睽睽下，一个劲地喝水。当人们发言不积极的时候，张国焘就装腔作势地说：“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呀?有意见就讲嘛?”他的话里带着明显的煽动。
接着，又是一阵起哄、围攻，有的甚至拍桌质问：“朱德同志，你必须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你必须当众表示态度!反对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北上抗日的决议!”
停了一会，朱总司令发言了。他镇定自若、和颜悦色地说：中央决定北上抗日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该担当起抗日救国的重任。我是个共产党员，参加了中央的会议，举手赞成这一决定，我不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的决定。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他挽救了党和红军的命运，我是完全信得过他的。人家都叫“朱毛，朱毛”，我朱德怎么能反毛泽东?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我不能反对遵义会议的决定。
朱总司令转过头，问张国焘：“遵义会议精神，中央曾电告四方面军，你看到电报了吗?”张国焘支吾不语，只是点了点头。然后，凶相毕露地说：“你必须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承认毛泽东他们北上是逃跑!”朱总司令大义凛然地对张国焘说：“我再重复一下，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决不会反对。毛泽东同志我信得过，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
朱总司令义正辞严，有理有力的讲话，使那些起哄的人瞠目结舌，无以对答。会场一冷下来，张国焘等又开始煽动，但发言的人慢慢也不多了。朱总司令看了看会场四周，感到自己并不是孤立的，相信参加会议的人不是都跟着张国焘跑的。于是，他又发言，反复讲北上抗日的重要性，讲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他庄严地告诉大家：“南下是没有出路的!”⑦
张国焘在大会上没有能压服朱总司令，于是又开小会进行围攻。朱总司令临大节而不辱，意志坚如铁，度量大似海，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张国焘的阴谋又一次遭到了失败。会上，张国焘的秘书长黄超一再攻击朱总司令。张国焘还污蔑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制造分裂”、“向北逃跑”，胡说什么“他们走的时候，把仓库里的枪枝、弹药、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放火烧了”。朱德对攻击他个人的话不屑一顾，但是，对攻击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立即怒不可遏地痛斥道：“这纯粹是谣言!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同志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优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自订的，对俘虏还要优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过草地干粮不够，动员大家吃野菜，怎么会把粮食烧掉?这些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⑧张国焘被驳斥得面红耳赤，狼狈不堪。
这次会议，在红军中引起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不少干部对闹分裂是不满意的，对南下是怀疑的，但在张国焘的军阀主义统治下，敢怒而不敢言。党中央派到四方面军中工作的彭绍辉，听到张国焘要左路军南下的命令后，连夜写了一封长信，提出反对意见，派人送给朱总司令。不料，这封信落到张国焘手里，张国焘立即找彭绍辉“谈话”，由于朱总司令作了坚决斗争，才免遭杀害。
九军团参谋长郭天民，得知张国焘分裂红军、向南退却的消息后，表示坚决反对。张国焘当即撤销了他的军团参谋长职务，调到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任教育科长。郭天民毫不畏惧，仍然不顾张国焘的严密监视和威胁，利用一切机会，打听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北上的动向，宣传红军北上是唯一的出路，揭露张国焘反党罪行。张国焘极为恼怒，竟然要将郭天民处决，幸被朱德及时干预，才未受害。⑨
也有一些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南下行动的干部，被张国焘在草地上杀害了。
九月十五日，张国焘经过一番策划，提出了一个所谓《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宣称要“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军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根据地，首先赤化四川”。九月十七日，张国焘又发布南下“命令”，还提出“大举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欺骗与强迫四方面军和五、九军团及军委纵队一部，从阿坝地区南下，回到马塘、松岗、党坝一带。这时，右路军的四军和三十军也从巴西过草地，回到卓克基、马尔康和松岗地区。
十月五日，张国焘在绰木碉(四川马尔康县东南)非法成立了伪“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自封主席，上演了一场“黄袍加身”的丑剧。他还以伪中央的名义，通过《决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对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的罪行，朱德、刘伯承等同志表示坚决反对。他们坚持全党只有一个党中央，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中央，绝不能有两个中央。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指出：
张国焘公开和中央分裂后，擅自率领左路军及右路军中原属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再过草地、翻雪山，经毛儿盖、懋功，宝兴等地，向川康边境的天全、芦山一带退却。在绰木碉，他终于奸心毕露，公然进行叛党活动，宣布成立伪中央，自己担任主席。朱总司令在这样的境遇下，坚持了毛主席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表现了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张国焘要他发表宣言反对中央，他不但严词拒绝，而且耐心地向干部宣传中央的正确主张。
红四方面军和五、九军团的广大指战员，目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的严重罪行，心急如焚，表现了极大的革命义愤。当时，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曾经指责张国焘说：“在中央苏区曾召开了苏维埃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央政府，你又另立一个‘中央’，这算个啥?这不是跟中央闹对立，搞分裂吗?”⑩张国焘的反党罪行，在五军团的干部、战士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有的同志提出要“单独北上，找毛主席和党中央去”。有的同志甚至激愤地说：“如果他张国焘阻拦我们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北上的命令，我们就跟他干!”朱德总司令从革命全局出发，耐心地教育大家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政策。他对五军团的干部说：“毛主席、党中央已经北上抗日了，走出草地打了大胜仗，这是一条正确的路线。我们迟早要走上这条路线的。毛主席早就指出，南下是绝路，无论从敌情、地形、居民、给养等条件来说，都是对我们极为不利的。可是有人却说北上是逃跑，只有南下才是革命的。孰是孰非，本来是很清楚的，将来会越来越清楚。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他还强调：“要顾全大局，要讲革命，讲团结。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好的，是要革命的，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要注意和他们搞好团结，切不要上少数人破坏团结的当。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加强了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11)朱德总司令还利用一切机会，找四方面军的同志谈话，宣传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引前进的方向。四方面军的许多同志，前往探望朱总司令，以此表达对他的崇敬和对张国焘的抗议。
张国焘又恨又怕，更加紧打击迫害朱总司令。当时在朱德身边工作的贾守仁回忆说：“从此以后，张国焘对总司令的蓄意刁难和政治迫害，愈演愈烈了。他们采取种种卑鄙手段，攻击和排挤朱总司令，对朱总司令封锁消息，文件不让看，会议不让参加，事务不让过问。甚至连行动也受到限制。有一段时间，他们实际上把朱总司令变相撤了职。”(12)张国焘对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实行所谓改造，强行改编，对四方面军内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的同志，也实行所谓“纪律制裁”和“无情打击”。
十二月五日，张国焘致电党中央，狂妄地宣称：
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乙、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丙、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这封电报是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的又—个铁证，表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反党阴谋活动，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张国焘南下逃跑、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
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红四方面军中公开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党中央作出这个决定之后，除电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伪中央外，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反党阴谋活动的斗争。
从一、四方面军会师发生北上与南下之争，到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是张国焘在党内的历史中最丑恶的一页。为了掩盖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精心伪造了这一段历史，颠倒黑白地污蔑“毛泽东等破坏了中共和红军一致行动的最高原则，私率一、三军团单独行动，结果造成中共和红军的分裂”。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事。
① 潘开元：《临大节而不辱》，《工人日报》一九七九年七月六日。
② 《严峻的时刻》，《星火燎原》选编之三。
③ 《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红旗飘飘》第18辑。
④ 《彭德怀自述》。
⑤ 《坚定的信仰 不懈的奋斗》，《中国建设》一九八一年第8期。
⑥ 欧阳毅：《朱总司令和我们在一起》，《星火燎原》选编之三。
⑦ 余洪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回忆敬爱的朱总司令》，《红旗飘飘》第21期。
⑧ 欧阳毅：《朱总司令和我们在一起》，《星火燎原》选编之三。
⑨ 宋任穷、肖克、李达：《有功不居功的战将——郭天民同志》，《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⑩ 何风山：《回忆周副主席两次来到红军大学》，《天津文史资料》第7辑。
(11) 欧阳毅：《朱总司令和我们在一起》，《星火燎原》选编之三。
(12) 贾守仁：《在跟随朱德总司令的日子里》。
|
|
|
| 张国焘和我的回忆/于吉楠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2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