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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会议前后

于吉楠编著

在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始终把张国焘同广大干部、党员群众严格区别开来，对于张国焘本人，在他自绝于党以前，也一直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以后，党中央特派周恩来前往迎接四方面军北上。十一月初，在从海原通往予旺堡的大道上，周恩来和四方面军会合了。周恩来向张国焘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要他随红军总司令部一起回陕北，同党中央会合。周恩来运用高超的斗争艺术，把被张国焘长期关押的廖承志等同志救了出来，为我们党保存了一批高级干部。廖承志回忆在通往予旺堡的大道上，见到周恩来的情景时说： 　　我正在踌躇的时候，周总理走过来了，看见我被押送着，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但同我紧紧地握了手。当天晚上，周总理派通讯员找我到司令部去。我进屋后看见一大屋子人，张国焘也在。张国焘明明知道周总理认识我，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就认识吗?”周总理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而厉声问我：“你认识了错误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周总理便留我吃饭。吃饭时，周总理只和张国焘说话，也不再理会我。吃过饭就叫我回去。我敬了一个礼就走了。周总理考虑问题很周到，斗争艺术很高超，如果他不这样问我，当天晚上我就可能掉脑袋。自从周总理把我叫去以后，我的待遇明显改善，不久，我就被释放了。① 　　周恩来同张国焘会合以后，深入部队，了解情况，做思想工作，他在予旺堡和洪德，两次到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作报告，分析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国内形势，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要联合东北军和西北军共同抗日，以及“逼蒋抗日”的口号。并且努力做内部团结的工作。原红军大学的干部何风山回忆说： 　　当时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已使四方面军一部分西渡黄河，只因胡宗南部队赶来控制了渡口，以致张国焘本人和两个军及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留在河东。四方面军红军大学高级系有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同志，主张要过河西去；而另一些同志提出到陕北瓦窑堡去，跟随毛主席。周副主席来了，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说服了主张过河西去的那一派。周副主席反复强调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全党的团结，为了抗日还要团结愿意抗日的国民党人士和各阶级、阶层的爱国人士，要顾全大局。于是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师以上干部组成的高级系，立即开到瓦窑堡同一方面军红军大学合并。师以下干部组成的基本系和二方面军随营学校，从曲子镇开到庆阳县，合并为步兵学校。② 　　十一月二十一日，山城堡战斗胜利后，四军、三十一军继续东进至环县地区休整，终于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 　　十二月一日，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回到陕北保安，同党中央会合。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的一些同志，也一起到了保安。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同志热烈欢迎四方面军同志的归来，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这一年，多吃了些苦，多爬了些山，革命的道路不是一点弯子也没有的啊!四方面军也是党领导的部队，今后叫中央还要尽可能多派一些同志去工作，和你们团结一起，共同进步。 　　十二月七日，中央军委扩大组织，成立了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七人组成的军委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 　　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四方面军一部分同志进了保安的红军大学学习。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他严肃地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指出：“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使红军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那时在红军大学学习的王维舟，后来回忆说： 　　当时红大学习生活是很艰苦的，……但学习内容非常丰富，有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哲学、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等课程。更使我们感到宝贵和兴奋的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工作百忙中经常亲自来给我们讲课、作报告和讲军事、哲学，还有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对于我们的学习给了很大的帮助。 　　在学习过程中，中央领导开展了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清算了张国焘的错误。中央有计划的组织了有准备的教育，在中央和毛主席的教导下，四方面军的干部提高了觉悟，接受了党的教育，很快就认识到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中，犯了重大的政治路线的错误，认识到他的错误对革命的危害，西路军整个失败，两次过草地所遭受的损失是很严重的。全体同志热烈拥护中央的正确路线，进一步揭发张国焘的罪恶，通过反张国焘路线斗争的胜利，使大家更加认清了张国焘的反党罪行，更加体会到中央和毛主席领导的正确和伟大。③ 　　开始，张国焘还不肯承认错误，一直到一九三七年三月，西路军完全失败，他的右倾分裂主义打算最后破产，才不得不承认错误。 　　三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彻底清算张国焘的错误。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外，还有红军军以上干部参加，共五十六人。会上，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张闻天、秦邦宪、凯丰、林伯渠、董必武、贺龙、彭德怀等同志，先后发言，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军阀主义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张国焘一方面进行狡辩抵赖，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犯了“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保证“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三十一日，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 　　《决定》指出：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这些错误在鄂豫皖苏区的工作中已经开始存在着，在川陕苏区中尤其在他的最后一时期中，已经形成为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从退出川陕苏区到成立第二中央为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这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 　　《决定》指出：张国焘由于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估计，过分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革命的力量，“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 　　《决定》在批判张国焘的军阀主义时指出：“他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他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所不能调动的。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军队中公开进行反中央的斗争。最后，他不顾一切中央的命令，自动南下，实行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造成中国党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空前的罪恶行为。在同二方面军会见时，他曾经企图用强制与欺骗的方法，使二方面军同意他的路线，共同反对中央，虽是这一企图遭到了二方面军领导者的严拒而完全失败了。他对于创造红军模范纪律的忽视，造成了红军与群众的恶劣关系。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与不良传统在红军中依然存在着。这就是张国焘同志的军阀主义的实质。” 　　《决定》指出：张国焘的南下行动“不但在反党反中央、分裂红军上看来，是根本错误的，而且南下行动本身也是完全失败的。”“使红军远离抗日前线阵地，削弱了红军在全国的影响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建立的力量，也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决定》指出：“张国焘路线是农民的狭隘性、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及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张国焘长期的在经济落后的农村中活动，“不但不能以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去领导农民群众，改造流氓无产者提高他们到自己的水平，战胜军阀的意识形态，却反而做了他们的俘虏，自己拒绝了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这教训又一次指出，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不论是民族革命或是土地革命，必然不能得到彻底胜利的。” 　　《决定》把张国焘的问题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严格区别开来，强调指出：“中央对于在国焘同志领导下的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苦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所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欣慰。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同志负最主要的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中央号召四方面军的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来完成党当前的伟大任务。” 　　《决定》最后指出：“中央在估计到张国焘同志错误的重大性质之后，同时亦估计到他在党内的历史，及对于自己错误的开始认真的认识，与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的声明，认为暂时应该把党的组织结论问题保留起来，给张国焘同志及极少数国焘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彻底发展自我批评，揭发自己的错误，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并在实际工作表现自己的机会。” 　　四月六日，张国焘写了《我的错误》的声明书，表示： 　　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许多同志对于我的错误的彻底揭发，使我对自己的错误有更深的了解。的确，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这错误路线不仅在各方面表现它的恶果，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而且造成极大罪恶，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⑤ 　　延安会议后，在党内和红军中深入而广泛地展开了揭发、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四月间，在延安召开了反张国焘路线大会，中央团以上干部出席，四方面军的连以上干部都参加了。会上，发言的同志以充分的事实揭露了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在长征途中，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强迫四方面军向西康、青海退却，并非法组织另一个中央，分裂党和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他又命令四方面军西渡黄河，致使西路军彻底失败等罪恶行为；揭露了张国焘这个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参加这次大会的四方面军干部戴克林回忆说： 　　原来一些不明真象的同志，听了都大为震惊。特别是四方面军的同志，一旦搞清了事情的真象，无比激愤，纷纷要求党中央把张国焘撤职，开除他的党籍，有的还要求枪毙他。 　　毛主席给大家讲话。他说：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惩办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经过斗争，要达团结的目的。一个同志落到井里，我们不能向下抛砖头，应该把他救上来。张国焘虽然对党犯下了这种重大的错误，党仍然耐心地等待他…… 　　听到这番话，我们深深地认识到毛主席伟大的胸怀，对同志孜孜不倦地教诲的精神。开完会回去，一个同志问我有什么感想，我说：“真是一言难尽啊!毛主席才真正是最爱护干部、最爱护党内团结、最能以理服人的啊!”⑤ 　　在镇原、平凉地区活动的四军和三十一军，在援西军党委的领导下，参加了运动。任弼时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和解释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全面展开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西路军余部到达新疆后，也先后展开了这一斗争。 　　当时，在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曾经一度发生了过火的行为。有一次，毛泽东听抗大汇报工作，他们谈到原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队指导员问战士：“到底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有几个战士回答说：“张国焘的学问大”。汇报的同志主张整一下这几个战士。毛泽东说，不能这样办，那几个战士说张国焘的学问大是有原因的，因为张国焘没有整过他们的“路线错误”，而我们却整了。张国焘的路线错误应当由他本人负责，不能责怪下面，不能反到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头上去。因此立即决定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对张国焘路线错误本来就不应负责的四方面军干部，更不能去批战士。他从几个战士的不满中，发现并纠正了反张国焘路线的扩大化错误，团结了原四方面军的全体干部和战士。⑥ 　　开始，在延安有些四方面军的同志，对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认识不够，思想还没有搞通。毛泽东亲自到住地来看望他们，同大家促膝谈心，耐心地做工作。许世友回忆说： 　　开始，我们一些同志，包括我在内，对这场反对分裂主义的斗争，还认识不够。一天上午，我住的窑洞的门忽然打开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来看我。毛主席微笑着拉着我的手，坐下来同我促膝谈心。他爽朗地告诉我：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四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当由他自己和党中央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毛主席这几句话，一下子解开了我的思想疙瘩，使我感到非常舒畅，非常温暖。毛主席多么了解我们这些工农干部啊!我郁结在内心深处的苦闷情绪，给毛主席温暖的话语一扫而空。⑦ 　　在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一些曾经跟着张国焘犯了错误的同志，在党中央的关怀教育下，明辨了是非，提高了觉悟，转变到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陈昌浩就是这些同志中的一个。 　　陈昌浩是湖北汉阳县人，一九二六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〇年转为共产党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不怕流血牺牲，英勇顽强地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在张国焘的领导下，他也犯过严重错误。当他从西路军离队经过一番周折，返回陕北后，受到批评的时候，能够正确地对待，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并在实际工作中拥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拥护和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他在以后的长期工作中，又继续作出了新的贡献。这生动地说明，一个无产阶级战士，即使在他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一旦分清了是非，就能够坚决改正错误，继续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张国焘则不同。延安会议后，他口头上表示承认错误，实际上没有承认错误，完全没有实行他在声明书上所写的关于帮助党反对自己的错误的诺言。他经过四个月的沉默之后，到了一九三七年八月党中央的洛川会议时，表示愿意工作，表示同意党当前的政治路线。党中央虽然停止了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为了给他在工作中改正错误的机会，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但是，他对自己错误的认识，不仅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他表示根本不赞成中央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根本不承认自己是路线错误。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延安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研究西路军失败的教训，继续进行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开始张国焘再三拒绝出席大会，后来出席会议作第一次发言时，他只抽象的三言两语的应付了几句，反而指责别人揭发、批评他的错误是不对的。经过许多同志批评帮助后，张国焘在第二次发言中，比较具体地谈了他的退却路线的内容，表示以后要坚决同张国焘路线作斗争。但他仍然竭力为自己的错误辩护，说什么他实际上只有一个退却路线，其他都是由此发生的，如反党反中央就是因为有了退却路线。军阀主义也不是他带到鄂豫皖苏区的，而是在鄂豫皖苏区原来有的。他还说他“始终相信国际”，“反党反中央不等于反国际”。 　　十一月二十四日，张闻天在会上作了《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教训与反国焘路线斗争》的结论。他指出，这次大会“给了犯错误的同志及全党同志以很大的教育，并且使反国焘路线的斗争，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入”。他赞扬了陈昌浩等同志认真进行自我批评的正确态度，批评了张国焘的两面派行为，指出：张国焘“不能够坦白的有自我批评精神的去承认自己的错误，他总是外交式的承认错误，橡皮式的承认错误，处处想替自己的错误掩饰”，“他这次的承认错误，比较七个月前开展反国焘路线斗争时，不但没有进步，而且退步了”，“完全没有执行他在四月中他在声明书上所写的关于帮助党反对国焘路线的诺言”，“这种两面派的行为，是为了要等待将来有利的时机，向党反攻。”张闻天在批评张国焘的错误态度的同时，仍然表示欢迎和期待他的进步。张闻天说： 　　大会对于他的些微进步，虽是很小的进步，仍然表示欢迎，希望他把这一点进步的东西发展起来，但同时要求他彻底取消两面派的态度，放下他向党反攻的一切武器，服从中央政治局关于国焘路线的决议，忠实的实行他对大会所做的诺言。 　　这时，率领西路军余部到达新疆的领导人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等同志，返回延安，住在军委招待所里。毛泽东把大家请到自己住的窑洞里来，促膝谈心。程世才回忆当时的情景，写道： 　　主席把我们让进办公室坐下，亲手打开一铁筒香烟，让我们吸，并且和我们在一张桌子上吃了晚饭。饭后，主席点着一支香烟，和我们谈起了西路军。主席的话象湖水一样平静，象谈论家常那样温和，但是在这平静而朴素的语言里，却包含着巨大的坚实明确得象钢铁一样的真理，每一个字都印在我心灵的最深处。⑧ 　　据程世才回忆，毛泽东对西路军问题。谈了以下几点意见： 　　一、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了要失败的。 　　二、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冬季没有棉衣，伤员没有医药，没有子弹，用大刀、矛子和敌人拚杀。但是，这也证明，没有正确的革命路线，即使部队再英勇善战，也难免遭受失败。 　　三、西路军战斗到最后，由李先念等同志带领一部分同志，排除万难到达了新疆。这种坚定的行为，除了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其他任何军队也是作不到的。 　　四、西路军路线错误是主要的。但是那一带是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又很差，地势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几十里地宽的一条狭窄地区，运动不便；敌人多是骑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这些情况，使西路军没有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 　　毛泽东最后说：“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会有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要从西路军的失败中吸取血的教训。我们中国革命的前途是伟大的，中国革命一定会最后胜利!” 　　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教育下，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经过反对张国焘路线的严重斗争，明辨了是非，提高了觉悟，总结了经验教训，绝大多数坚定地站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他们同全党全军同志一起，团结战斗，以崭新的姿态，英勇地投入了抗日战争。 　　① 廖承志：《教诲铭心头，思情重如山》，《周恩来总理八十诞辰纪念诗文选》。 　　② 何风山：《回忆周副主席两次来到红军大学》，《天津文史资料》第7辑。 　　③ 王维舟：《我的回忆》《革命回忆录》(一)。 　　④ 《党的工作》第31期(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二日)。 　　⑤ 戴克林：《回到党的怀抱》，《星火燎原》选编之三。 　　⑥ 薄一波：《回忆片断》，《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⑦ 许世友：《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⑧ 程世才：《历史的结论》，《星火燎原》选编之三。 　　 张国焘和我的回忆/于吉楠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