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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离陕北，投降国民党 |
| 于吉楠编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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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春，张国焘执迷不悟，拒绝党的教育和挽救，偷偷逃离延安，投降国民党，当了可耻的叛徒。
在陕甘宁边区南面的中部县，有座黄帝陵，位于国民党统治区。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国民党决定派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主祭黄帝陵。张国焘抓住这个机会，策划了一个叛逃阴谋。
四月三日，张国焘带着警卫员张海、陆秘书和一个警卫班，乘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出发到达黄陵。四日，祭陵完毕，张国焘便对陆秘书和警卫班说：“你们先坐卡车回延安吧，我要去西安办事。”张海忙说：“毛主席不是说让你祭陵完毕就回延安去吗?”张国焘说：“我要到西安找林祖涵同志研究事情。”说完便钻进了蒋鼎文的小汽车，直去西安。张海亲眼目睹了这次叛逃的经过。他回忆说：
就在这时候，张国焘却几次跑到毛主席那里，要求去祭黄帝陵。他的要求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毛主席的拒绝和严肃的批评。可是，这个家伙竟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于四月二(三)日擅自离开延安，跑到宗蒲(中部)，和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勾结，一同到了西安，在国民党西京招待所住了一晚上，便改乘火车，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保护下，直奔武汉。
张国焘此行，我是一直跟着的。起初，我不知他要搞什么名堂，到了西安后，我发现他不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而住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住的西京招待所，就产生了怀疑。第二天，张国焘上火车前，我曾报告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告诉他张国焘搞不好要走的，要他到车站来一下。林伯渠同志到车站后，对张国焘反复进行了劝说，要他不要走，但他执意不肯，一定要到武汉去。武汉当时是蒋介石的住地，他要到那里去干什么?一路上，我的心情十分不安。①
林伯渠劝阻张国焘无效后，立即把情况报告了党中央。党中央为了挽救张国焘，便致电在武汉工作的周恩来等同志，寻找他，促其觉悟，回党工作。
四月十一日，张国焘到了汉口大智门车站。周恩来派人到车站来接他，他执意不肯去八路军办事处，竟在国民党特务的保护下，扬长而去，住进大华饭店。周恩来的警卫员廖其康回顾当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在汉口市日本租界大石洋行八十九号的八路军办事处楼上周副主席的办公室里，周副主席对童小鹏、邱南章等同志说：张国焘从延安逃跑出来了。你们到大智门火车站去找到他，说我请他来办事处住。估计他不会来，你们就派人紧紧跟着他，听候党中央对他的处理。
童小鹏、邱南章等同志到大智门火车站等候了一段时间。火车从西安开来后，不见张国焘下来。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肥头胖耳的张国焘正躲在车厢里，东张西望地盼着国民党顽固派派人来“迎接”他哩!邱南章等同志走进车厢对他说：周副主席请你到我们办事处去住。这个家伙阴谋叛党，怎么敢去见周副主席呢?他到武汉的目的，就是想一头栽进国民党的怀抱，卖身投靠，积极向蒋介石摇尾乞怜。②
张国焘住进大华饭店后，不找党的组织，却电告党中央说：“不辞而别，歉甚，愿在武汉做些工作。”为了争取张国焘回党工作，周恩来亲赴大华饭店，找到张国焘，对他进行了严肃地批评教育。周恩来指出，张国焘对抗党中央的指示，擅自离开延安是十分错误的。张国焘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公开表示，他对革命已经动摇，对党的总路线与党的组织不信任，对革命前途悲观绝望，不愿再干革命。他还攻击党中央在延安会议上对他的批判和结论是错误的。对此，周恩来一一进行了驳斥，指出：党中央对你的批评是对的，当时你已表示服从，怎么能出尔反尔!同时，责令他等待党中央的指示，不得擅自行动。这次谈话一直进行到深夜两点钟。第二天，张国焘提出要看看市容，周恩来决定陪他去。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警卫员把张国焘的行李搬到八路军办事处去。张国焘回来后，不见了行李，只好到办事处去住。
住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期间，张国焘迫不及待地要求去武昌见蒋介石“汇报工作”。周恩来陪同他到了蒋介石那里，张国焘开口便无耻地说：“兄弟在外胡涂多时”，向蒋介石摇尾乞怜，活现出一副叛徒的丑态。在返回办事处途中，由武昌乘船渡江至江汉关码头上岸时，张国焘乘周恩来与另一同行朋友谈话之际，抽身疾驰而逃，又从汉口渡江逃回武昌，住进一家戴笠事先为他安排好的旅馆。经办事处同志四出寻找，直至深夜才把他找到。
张国焘还在国民党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的保护和安排下，偷偷地同陈独秀见面密谈。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被国民党从监狱中放出来。一九三七年九月，陈独秀派他的亲信罗汉到陕西同中共中央联系，党中央作了书面答复，提出三个条件，即：一、公开放弃和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在上述三条件实现后方能考虑其他关系问题。这些情况，张国焘在陕北时，都是知道的。一九三七年十月，陈独秀从南京到汉口后，董必武又向他当面重申了这三项条件，陈独秀始终不肯接受。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陈独秀在《血路周刊》上发表公开信，为自己辩护。四月，又发表文章，鼓吹“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③张国焘在这个时候去见陈独秀完全是别有用心的。当时住在武汉，同陈独秀、张国焘都有接触的包惠僧后来揭露说：
张国焘、谭平山都去看过陈独秀。有一天，张国焘对我说他想再组织个共产党，想拉陈独秀来顶这块招牌，陈独秀没有理他。后来陈独秀对我说：“张国焘想拉我，我对他说我没有这个能耐。”④
为了最后挽救张国焘，在武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曾经几次找张国焘谈话。但是，张国焘执迷不悟，终于仓皇逃走了。对这最后几次谈话的情形，他们作了这样的记述：
在我们与他几次谈话中，他在政治上再三表示说：“国民党没有办法，共产党也没有办法。中国很少办法的。”因此，他再三提出意见说：“我感觉到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去作老百姓，我家里饭有得吃的，我此后再也不问政治了。”……。
张国焘的政治观点既如此悲观，而个人行动又如此反常，我们知对他已无从迁就可能，遂正式向他提出三点办法：(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最希望的)；(二)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时期；(三)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当时他的回答认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在第二、第三条中考虑，并允许其两日内闭门考虑后答复。不料谈话后不及一小时，即十七日晚张国焘竟跑到太平洋饭店，乘一有三人保护的汽车而去，临行时用书面写交我们三人信说：“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寓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从此，张国焘便脱离了中国共产党。⑤
我们党对张国焘曾经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挽救他，但是，到了张国焘不但坚持不肯改悔，采取了两面派的行为，而且实行叛党，投入国民党的怀抱的时候，党就不得不坚决地开除他的党籍。
四月十八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决定》指出：
张国焘已于四月十七日在武汉自行脱党。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其最著者为一九三五年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斗争，并自立伪中央，以破坏党的统一，破坏革命纪律，给中国革命以很多损失。在中央发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后，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西安事变时，他主张采取内战方针，怀疑中央的和平方针。此次不经中央许可私自离开工作，跑到武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与全党团结的各种活动。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他仍毫无改悔，最后竟以书面声明自行脱党。张国焘这种行动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
四月十九日，党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向全党详细说明了张国焘叛党的经过，深刻揭露了张国焘叛党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的阶级斗争根源，表明了党对张国焘脱党的态度。
《大纲》指出：“张国焘是中共党内老党员之一，也是犯错误最多的一人。他开始曾做过工人运动，在工作中即进行无原则的小组织活动。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他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坚决反对国共合作及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路线。在第一次大革命中，他又是当时机会主义领导者陈独秀的左右手。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对革命表示极大的动摇，同情陈独秀。在中共六次代表大会上，他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进行小组织活动，反对中央。”以后，被派往鄂豫皖苏区担任领导工作，“在工作中又进行其小组织活动，以个人的野心为出发点，用无原则的官僚政客手段，拉拢干部”，打击别人，“张国焘始终以两面派的手段掩盖他的机会主义的政治面目。”“在川陕苏区时，他的机会主义倾向又逐渐发展。由于对于中国革命的悲观失望，最后形成整个错误的退却逃跑的政治路线。从退出川陕苏区到与中央会合，又与中央分裂，成立伪中央为止，是他的错误登峰造极的时期”。“后来他又写了几次声明书，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但对于中央当时所采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表示怀疑与不满。西安事变时，坚决主张谋害蒋先生及发动内战的方针，同中央的和平方针相对立。在这期间，他仍然处处以两面派的手段来掩盖自己的严重错误。”“张国焘的脱党是有他的一贯的历史根源的，这是他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
《大纲》指出：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势下，“党内最少数最不坚定的分子，经不起这个民族革命的浪潮，在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在其挑拨离间与各种诱惑之下，发生动摇腐化，丧失了阶级立场，以至个别的脱离党，”“张国焘的脱党，外界对他的这种影响也不能不是一个原因。”“这种影响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与十分警惕的。”
《大纲》还指出：“中央对于张国焘过去的错误曾一贯的采取了教育与说服的方针，就是在他犯了成立伪中央的那样严重错误之后，中央仍本宽大精神用一切方法多方诱导，并仍分配他以负责的工作，给他以悔过自新的机会。然而，一切这些仁至义尽的方法终究挽救不了这个腐朽的机会主义的没落。”并且再一次重申：“中央对于坚决反对张国焘叛党行为、与坚决拥护国际和中央路线、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张国焘的影响与是否犯过错误，都是一致爱护的。各级党部不得因反对张国焘的叛党行为而无根据的牵涉到或怀疑到任何忠实同志。同时，估计到张国焘出党之后必然从党外千方百计的破坏党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必须提高自己政治上与组织上的警惕性，严防张国焘的挑拨离间欺骗煽惑与破坏。”
党中央对张国焘叛逃所采取的正确而果断的措施，获得了全党一致的拥护。
张国焘叛逃的时候，只有他的老婆杨子烈从陕北跑去投奔他，张国焘的警卫员坚决不跟他去。张海回顾这段历史时说：
后来，他(指张国焘)还从国民党那边传信，要他的行李，并叫我也跟他去。对此，周副主席曾征询过我的意见，我表示坚决不去。
……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党员会议上，周副主席宣布了党中央的这个决定，并用这件事来教育大家。他说：张国焘事件不是偶然的，他是一贯的右倾，一直跟中央闹分裂。长征中，中央北上，他南下，到陕北后，中央还是挽救他，并给他安排了重要工作。他当面说得好听，表示承认错误，实际上准备最后叛党。现在，终于单人独马跑到敌人那里去了。会上，周副主席还让我给大家讲了一下事情的经过，并且表扬了我，说“张国焘叛逃，连一个勤务员也没有带走。”我在武汉停了一段时间后，周副主席给我写了张便条，把我送回了延安。⑥
张国焘叛逃，连一个警卫员也带不走，这生动地说明：即使象张国焘这样居于高位的人物，一旦叛党、叛变革命，就要被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所一致唾弃。
四月二十二日，《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在武汉《新华日报》上公布后，张国焘在其主子的指使下，于同一天在国民党的《扫荡报》上发表《张国焘声明》，五月六日又发表《敬告国人书》。他一会儿在武昌的别墅里，接见国民党记者，一会儿又在汉口的小洋楼里发表谈话，借此问题大作文章。
在《声明》和《敬告国人书》中，张国焘掩盖他逃离陕北、投降国民党的事实真相，反诬中共中央开除其党籍，是什么“妄肆攻击，横加诬蔑，充分发挥其非政治的、偏狭自私的、阴谋煽陷的宣传”，宣称：
(一)本人素具抗战到底之坚强决心，和抗战必胜之坚强信心，对于中国抗战建国之光明前途，并无丝毫失望。本人更愿贡献一切，为国家民族效力。(二)当此国家民族存亡关头，本人认定国家民族高于一切。(三)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中国国民党为主持抗战建国大计之领导中心，蒋先生为全国唯一之最高领袖，此三点中共中央亦不否认。中共中央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方针，自是中共中央的进步，本人亦表赞成。但深感如此还是不够，因主张中共中央对于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应即为更恳切之响应，以达更进一步之精诚团结，和增强抗战建国之力量。(四)本人曾本以上主张，用至诚态度，与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三同志初步商讨，不料此项商讨仅于开始进行，中共中央突有开除本人党籍之决定，公布报端。⑦
然而，《声明》和《敬告国人书》的通篇反共谰言，说明它不过是一个投降国民党的叛徒的自首书。在这个自首书中：张国焘极力鼓吹国民党炮制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谬论，无耻宣称：“三民主义是中国救国建国的唯一的主义”⑧，“中国国民党为主持抗战建国大计之领导中心，蒋先生为全国唯一之最高领袖”，“当此国本飘摇，千钧一发之际，挺身肩负此民族兴亡之重责，忠诚谋国，中外同饮；凡我国人均不应借口某些枝节问题，吹毛求疵，别谋发展，以快私图。”⑨奴颜婢膝地表示，愿在“最高领袖的领导之下，参加抗战建国工作”。⑩
张国焘歪曲历史，进行反共煽动，叫嚷马列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共“经常以急进的主观上之幻想，代替中国社会发展之客观条件，机械地了解民主革命的阵容，只有循着苏联十月革命的唯一途径。”“贸然将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勉强地予以联系”。(11)并进而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攻击：
中共策略路线错误之具体表现，即为不顾革命所需要的客观条件而争取领导权的斗争。自民国十六年以来，中共更提出苏维埃政权口号，采取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暴动政策，争取所谓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十年以来，现已证明，所谓苏维埃口号完全与民族利益背道而驰。就共产党本身组织言，它久已退出产业区域，走向偏远地带，失其应有之群众基础。它已起了质的变化，已经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以农民占多数的小资产阶级的集团，不断的在进行军事阴谋与暴动，以从事持久的阻挠内求统一与外抗强敌的斗争。(12)
张国焘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污蔑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是什么“别立门户”，“效法军阀割据”。他攻击说：
中共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形式上改变红军，取消苏维埃政权，停止土地革命，表示服从中央政令，但实际上仍然因循其固有错误思想与派别成见，严格维护其小组织的利益，因而减弱现阶段抗战建国的神圣工作。自中共牢不可破的成见看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两个以上不同政治团体的暂时联合，此政治团体乃基于其社会基础之不同而所代表之阶级利益亦异，“国民党是代表地生资本家的政党，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两者间之利害毕竟是不能调和的，这里便隐藏着过去历史重复的根源。……保存实力，保持边区政府与某些游击区域的特殊地位，以徐图发展，乃其真正目的所在，抗战合作不过为达到此目的之宣传手段。(13)
最后，张国焘按照蒋介石的调子，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下列三项要求：
第一，中共同人只有在确认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下，真诚拥护蒋先生领导的抗战建国运动，毫无保留地实行三民主义，务必言行合一，不再作与此相违反的宣传和组织；基此立场，中共同人应自动破除门户之见，泯灭界限，与国民党党员同在蒋先生领导之下携手前进!
第二，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国家政权和军队应完全统一。第八路军，奋勇杀敌，深为国人所赞许；但望中共同人能根本破除“抗日联军”之成见，使八路军国军化；……。边区既不可当作中共之根据地，也不应形成特殊区域，更不宜自定法律，深闭固拒，排除异己，效法军阀割据；总之，边区政府现已无存在之必要，应即还政中央，以昭大信于天下。在中共所领导之游击区域，亦应秉命中央，充分发挥其抗战作用。
第三，一致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从事实践中央之外交政策。(14)
接受这些条件，无异于要共产党无条件地向国民党投降。
一小撮国民党特务、反动文人和托派分子，也纷纷起哄，拿张国焘的《声明》和《敬告国人书》作炮弹，发出一阵反共喧嚣。他们除了污蔑马列主义“不合乎中国国情”，攻击共产党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政治阴谋”，高唱“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取消陕甘宁边区”、“解散共产党”等反共滥调外，特别卖力地编造和宣传共产党“内讧”，发生“危机”，面临“彻底崩溃”的神话。他们一方面吵吵嚷嚷地“欢迎”张国焘“觉悟”；一方面大肆煽动共产党员学张国焘的样子叛党。他们叫嚣说：“你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副主席兼第三国际的执行委员张国焘同志已经觉悟了，你们还不应该跟着他的后面诚恳地走到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旗帜下来吗?”
我们党抓住张国焘这个反面教员，在报刊上公开进行揭露和批判，对张国焘叛党投降的经过和他在党内十七年的严重罪行，进行了系统的清算，揭穿了张国焘的谣言与诡辩，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立场和政策，在党内外掀起了声讨叛徒张国焘的怒潮。
四月二十八日，在武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联名发表一封公开信，揭露了叛徒张国焘所犯错误及逃跑脱党经过。
公开信指出：“张国焘之所以被开除出党的直接原因，是由于他因为在政治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信任及对于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因而走到在组织上破坏党的纪律，自由离开工作，从陕西私自跑来武汉作反党和破坏抗日团结的活动。”“张国焘在声明中说什么他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并未绝望等，完全系一种欺人自欺的昧心之谈”。
当时，有些人对入党多年又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张国焘被开除出党感到不理解，针对这种情况，公开信说明了张国焘在党内是一个著名的老机会主义者和小组织者，一贯犯错误而又屡教不改的表现，指出：
张国焘路线的错误虽经党中央及全党同志严厉指责，但张国焘当时采取口是心非的两面派态度，时而承认，时而重复错误。对于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始终表示怀疑和不了解，到西安事变时，更坚决主张继续内战方针，因而极力反对党中央联合全国一致对外的政策，中央为教育干部起见，特再三帮助他改正错误，并仍给以负责工作，希望他能在工作中学习和改正错误，不料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和反党积习既深，势难挽回因而有此次擅离工作自动脱党之举。
公开信，在详细揭露了张国焘逃离陕北、投降国民党，以及我们党挽救张国焘所作的仁至义尽的努力的事实经过之后，指出：
张国焘在声明中假装声势地说，好象他正在拿诚恳的态度与我们三人谈判政治问题时，中央忽而开除了他的党籍，是一种完全抹煞事实的欺人自欺之谈。当然外面不知此事底细之人，初见张国焘声明，或不免有以为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似嫌过急，但凡是知道张国焘的为人及此事实经过者，相反地均恰恰异口同声地说党中央对张国焘太宽大了。其实张国焘早应开除党籍，的确，在过去两年中，有不少同志再三要求中央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以维党纪，中央始终希望以教育方法改正一个较老同志的错误。但是张国焘既不能再留存于共产党的队伍之内，共产党为党的纪律，党的统一和党的政治纯洁起见，只有将张国焘这类自甘暴弃于革命队伍之人驱逐出党。(15)
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发表《读了<张国焘敬告国人书>之后》一文，对张国焘的造谣、诡辩和反共谬论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
首先，他指出：“《张国焘敬告国人书》，也就是张国焘的自首书。”“张国焘在共产党内，是一个从来不肯讲老实话的人，然而这一次叛党之后他竟能这样赤裸裸的把他的全部立场和盘托出，我们不能不对他这次举动表示一点谢意。从张国焘的这个自首书上，现在谁都明白中共中央为什么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原因了，完全不是象他所说的那样，是为了他要到汉口同中共中央负责人‘商讨’什么抗战建国问题，而正是因为他的思想与行动已经走到了违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走到了对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绝对仇视的地步。”
接着，他具体分析了张国焘在党内的一贯表现，指出其错误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是“腐朽的机会主义”；第二是“自私自利的极端个人主义”；第三是“口是心非，言不顾行，行不顾言，两面三刀的恶根性”。然后，他指出：
我们并不否认张国焘曾经拥护过党的革命路线，曾经为革命为党做过一些工作，没有这个条件张国焘是决不会一天混在革命队伍中与党内的。但是当我们彻底把握住了张国焘一贯的错误之后，我们应该说，张国焘这样做的目的，决不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巩固与发展党，而是为了企图以此取得革命群众的与党的信任，取得与保持他在革命队伍中与党内的地位，为了欺骗群众与蒙蔽党，以便利于他反对革命与反对党的工作。今天的自首书，不过用张国焘的口供来证明这一点罢了。所以，我们说，张国焘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而是混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混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投机分子与破坏者，这是完全正确的。
最后，他揭露了张国焘把自己伪装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决拥护者”的拙劣表演，指出：
真正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与发展而奋斗的是中共中央而不是张国焘。请张国焘永远放弃这样的念头吧，似乎中共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应该首先取消自己，相反的，中共认为：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中共不但应该保持自己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而且还要大大的使之巩固与发展，以适合于目前展开的抗战形势。今天全国多一个共产党员，即多一分坚决抗敌的力量。这不但是共产党的要求，也是全中华民族的要求。(16)
经过这场开除张国焘出党的斗争，充分揭露了张国焘的反动面目，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共活动，教育了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
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张国焘又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因此，我们党把开除叛徒张国焘的情况，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
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的会议上，发表声明，郑重宣布：“党巩固自身的队伍，驱逐反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分子，党开除了前中央委员张国焘，因为他是党的事业与中华民族事业的叛徒与逃兵”。在听取了中共中央代表团的报告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通过下列决定：
(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并声明共产国际与中华民族反对日寇侵略者的解放斗争是团结一致的。
(二)主席团批准中国共产党开除前中央委员张国焘之党籍，他背叛了共产主义和抗日统一战线的事业，他将自己出卖给中华民族的敌人。主席团深信，张国焘背叛行为，不仅在中共队伍中而且在抗日统一战线的一切忠实的拥护者中，都会遇到完全的唾弃与蔑视。
一九三八年十月中旬至十一月初，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批准了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张国焘出党的决定。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指出：
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和采取两面派手腕，进行反党反中央斗争的张国焘，现在成了公开背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和逃兵。政治局代表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是绝对正确的。六中全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决定中开除张国焘党籍问题的意见，即是：“张国焘的背叛行为，不仅在中共队伍中，而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切忠实的拥护者中，都会遇到完全的唾弃与蔑视。”
会上，毛泽东在批判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同时，全面总结了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斗争的经验教训，指出：“中国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都是投降主义者；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经过反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之后，又取得了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斗争的胜利。“由于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从巴西会议开始而在延安会议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
毛泽东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和概括，指出：“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只有克服了它，才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治之下获得解放，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
毛泽东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批判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教育全党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防止张国焘这样的坏人篡军反党。
毛泽东剖析了张国焘的干部政策，强调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过去张国焘的干部政策与此相反，实行‘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鉴于张国焘的和类似张国焘的历史教训，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的责任。”
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党的纪律的行为，毛泽东重申了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并指出：“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则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
毛泽东还强调指出两面派的极端危险性，他说：“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地注意的。因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的危险性，在于它可能发展到小组织行动；张国焘的历史就是证据。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必须提高干部和党员对于两面派行为的注意力，才能巩固党的纪律”。(17)
毛泽东的这些正确论断，对于全党总结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① 张海：《横眉冷对 英勇无畏》，《周恩来总理八十诞辰纪念诗文选》。
② 廖其康：《随卫敬爱的周副主席》。
③ 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五集。
④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⑤ 《答复子健先生一封公开信》(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⑥ 张海：《横眉冷对 英勇无畏》，《周恩来总理八十诞辰纪念诗文选》。
⑦ 《张国焘声明》(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⑧ 斯维：《张国焘先生访问记》(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
⑨(11)(12) 《张国焘敬告国人书》(一九三八年五月六日)。
⑩ 泳平：《张国焘会见记》(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13) 《张国焘敬告国人书》(一九三八年五月六日)。
(14) 《张国焘敬告国人书》(一九三八年五月六日)。
(15) 《答复子健先生一封公开信》(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16) 《解放》周刊第42期。
(17)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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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焘和我的回忆/于吉楠编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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