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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莫斯科东方大学 |
| 杨子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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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抱着初生仅两周的婴儿，跟着一批新从上海来的同志，走上了火车，张亮等跟在后面押运行李上车。这火车要经过漫长的西伯利亚，开往莫斯科。
这列客车分成一个个的小房间，有两三个房间的房门关闭着，只靠近厕所旁的一间门是开着的。梁伯台同志笑笑的对我说：「请进呀!这是头等卧车，这间房是给你母子住的。」
房内有四个铺位，三个都吊在墙壁上，只放下左手边的一张，上面铺着雪白的被单，两个四四方方的大鸭绒枕头，一张墨绿色的厚绒毡，也裹着条白色的被单，床很柔软，睡在上面很舒适。因为其它的三张铺都未曾放下，房中格外显得宽敞。除靠近床钉实一块四方板作为小桌台外，并无其它桌椅。地上垫着花地毡，窗帘是用绿色丝绒制的，颇为雅致。房外的走道上，也垫着长条的花地毡，这列车共两截，大概是专为招待国际外宾而设的。
「空着这么多铺位，为甚么你们不都搬来住?」我望着张亮说。
「那怎么行呀!你是产妇!应受特别优待，尤其是婴儿。我们身强力壮，住三等客车就好，不用住这个房间。」
「……………………………………」
火车开了，震动得很厉害。第二天清晨我下床走走，不扶着，差点就会跌倒。尤其是婴儿吃饱奶，稍不小心，噎的一声，呕吐很多奶汁，娇嫩的小脸儿胀得发青，一双亮晶晶的黑眼珠只向上翻白眼，使人心惊躭忧。
一个人住一间房的确太静、太寂寞。早知如此，真不该不同她们住三等车，人多热闹，谈谈笑笑，也好打发日子。现在隔壁锁着的房间仍然是锁着，我睡的床，门整日整夜敞开着，从未见有人走过；也听不到一声人语。只每日清晨，有一个戴厚绒毡帽，穿黑色皮靴，全身黑色短装，年约五六十岁，满脸髭须的俄国老人，一声不响地进房来扫地倒痰盂。最奇怪而令我惆伥的是自火车开行后，张亮不来了，来的是朱怀善。他每日几次送开水、鲜奶、面包、香肠、鸡、肉等等。他说，「张亮晕车，呕吐，躺在铺上嘛也不能动!」他是天津人，满口「嘛的，嘛的」。我也有点晕车，有时不能起来，他还帮我为婴儿洗涤尿布。有时旁的同志也来。这份友爱互助的盛情，在海参威，在火车上，我是永铭心坎的。
我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中离开海参威，至一九二六年一月一号才到达苏联的首都莫斯科，走了两个多礼拜，一月一号恰恰是孩子满月的日子。出车站，看见到处飘扬着镰刀斧头的红旗。两位中国同志站在火车站出口，一位是王宏勋，他早已由海参威来莫斯科；另一位经他介绍方知是河南人吴褐俊。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旅莫斯科支部的负责人，俄文都不错。旅莫支部的书记是刘伯坚，他也是四川人，满脸白麻子，肥肥胖胖的，俄文并不太好。
车站外有几辆马车，我们雇了一辆托行李；我抱着婴儿和张亮坐另一辆，其它的同志则跟着吴褐俊乘电车。天气冷，人们都穿得很臃肿，尤其是马车夫，兜头连脸蒙套着厚厚的毡帽，只露出一双蓝色大眼，身上穿着污秽的黑色老羊皮大衣，随风飘来一股羊骚臭或是马骚臭，熏人欲呕。我迷迷糊糊地又忆起了北京；但北京何尝有这样厚的白雪冰块，堆集在屋顶上、街道上，整半年也不会融化啊?
莫斯科的街道上，满地都是未融化的冰雪，路滑得很，稍一不慎，就滑倒在地，真有「行不得也」之叹。我曾经滑倒过两次，腰腿摔痛，倒在地上爬不起来。幸而那时我是二十多岁的青年，若果上了五十岁年纪，跌下去不断腿折骨才怪。
到了东方大学，校舍是两层楼的老洋房，房间很大，门窗地板都带点古色古香味。中国女同志住在一间房内，记得有吴先清、侯玉兰、贺之华（朱德之妻）、张亮、张秀英。有丈夫的人如王葆英等另有一间小房住。男同志们的寝室在甚么地方，我从来未去看过。成天学习，紧张得很，上课、开会、吃饭、睡觉，大家都忙极了，我还须三小时喂孩子一次奶，就更忙了。
东方大学内有日本学生、高丽学生、内蒙古和外蒙古的学生，以及越南、爪哇、土耳其、南斯拉夫、近东和远东的男女学生。高丽学生和内蒙古学生中有一两位会讲中国话，有时在饭厅里或路上遇着了，大家很亲切的交谈。其余的人因为言语不通，性情和蔼的见面点头笑笑，生性直傲的对面相碰，连眼皮也不掀一下，这就是东方大学的学生之间的普通情况。现在只讲中国学生，中国学生当时约有七八十人，分两三个课室上课，知识分子一班，不识字的工农学生另设一班。不过开会，听讲都在一起。讲课用翻译，吴褐俊、王宏勋，他们都担任翻译。课程有联共党史、唯物史观、俄文、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妇女运动史。各科都有油印课本，能记笔记的学生都记笔记。可惜我不同中国女同志们住在一块，我住在另一个地方。那间房内住了两位乌克兰的女同学，每天清晨大约五时左右，我被娘娘(女工)叫醒去喂孩子，她们两位正蒙头高卧；夜晚我十时进房去，房内的电灯早已关熄，她俩也许睡了，也许还未回来。说你不信，住了半年，我连她们的脸孔也未认识清楚。
卧房里九点钟熄灯，但走廊上的电灯是通宵逹旦的亮着，我们利用这点灯火，脱掉鞋袜，换好衣服，钻进被里睡觉。离卧房不到一丈远处，有个五级扶梯，走上去，里面有两间精致的小房，整整齐齐的睡着五个不满周岁的孩子。一个女孩是高丽女同学的，另两个也是女孩，是两位高加索女同学的，还有一个四个多月大的男孩子，是东方大学担任扫除工作，人矮矮地头上包一块红头巾，名叫「柳八」的女工同志的孩子，刚才满月的就是我的儿子了。
当到达莫斯科时，吴褐俊问我是将孩子送往莫斯科国家托儿所，还是送往东方大学的临时托儿所?
「东方大学有临时托儿所?」我很惊喜。
「是的，这间临时托儿所是专门为东方大学女同志们托儿的，经费一切由学校供给，有医生，有褓姆（娘娘），日夜都可以放在那里，自己去喂奶，每隔三小时一次，其余不要自己管。」
「那太好了，我愿意把孩子送去，请你马上领我到学校去办好一切手续。」我想起史静仪的孩子在莫斯科国家托儿所死亡，哪里还敢把自己的儿子送去呢?幸好学校有临时托儿所，实在令我喜出望外。但困难的问题是要自己喂奶，这未免妨碍上课和学习。
「不但喂奶，还要星期日轮流值日，五个孩子的母亲日夜轮流照顾各个孩子，让娘娘休息一天一夜，你觉得怎样?」吴褐俊问道。
「这个……」我沉思一下说：「不喂奶行吗?轮流值日不要紧，每月不过一次，又在星期日，不妨碍学习的。」
「不喂奶要医生许可才行，等会问医生吧!」
吴褐俊领我到东方大学地下室，那里排列着七八张书枱，有好几位俄国人坐着办公。一位戴金丝眼镜名叫丘克洛夫的俄国人，昂着头，扳着面孔，神气十足的问几句话，就「赐」给我一个俄文名字Morgoloba玛格古娜娃，「赐」给婴儿名字叫Ogogeba即红十月。就挥挥手，很不耐烦的要吴褐俊和我走。
走出办公室，我偷偷对吴说：「刚才那个甚么洛夫，活像咱们中国的官僚，架子十足，那样子我真看不惯。难道共产党也有官僚?」
「那家伙是讨厌!」吴摇摇头说。
「…………………………………………」
到了托儿所，恰好一位女医生出来了。吴褐俊向医生说不要母亲喂奶，请求给孩子牛奶吃，因为母亲要学习。女医生听了，一声不响，伸手挤一下我膨胀的乳房，雪白的乳汁像射箭似的流向她的手背上。她两只肩胛轻轻向上一耸，微偏着头，睨着我说：
「母亲!母亲!每个做母亲的都应当喂她自己的孩子，最少要喂八个月。生病身体弱的没有奶汁的是例外，你这样好的奶汁，不愿喂自己的孩子，想偷懒吗?唉呀呀!啧!啧!啧!」她连连摇头。
我微笑低头不敢出声。
「每隔三小时喂一次奶，每次五分钟。」她命令地说。
「…………………………………………」
这位女医生看样子约有三十余岁，苗条的身体，端庄而秀丽，白晳的面孔，一双剪水双瞳，看着人时似含笑意，仪态十分温文，工作勤谨而负责。
「是共产党员吗?」我好奇的轻声问吴。
「不一定是的；因为红色医生多半在国家医院服务，在这儿工作的不尽是党员，沙皇时代的医生很多，苏联政府对医生的待遇是很优厚的。」吴低声说。中国话她们不懂，大声讲也不要紧，不过在托儿所内，不好大声讲话。
从此我更忙了。
当时中国学生开的批评会是很温和的，在俄国指导员领导之下，中国学生们学习批评。中国是礼义之邦，人和人之间都是很有礼貌、很客气的。尤其是在志同道合共患难的同志之间，大家都应当是互爱精诚的，哪里会恶言厉色互相骂架呢?但是俄国人大概是习惯于争论相骂吧，不论在甚么地方都听到他们吵闹之声。在开会时要学「无情斗争」，中国同志原来不会，现在也学着了。每个人都要找点事情批评一下别一个人。这叫做学习斗争。
他们批评我「养尊处优」「太爱孩子」。被批评的人必须起而答辩。我的答辩大意是：「我深信世界上每一个母亲都爱它的孩子，当我们大家幼小的时候，若果不是我们的母亲不辞劳瘁，牺牲一切，尽心尽力扶育我们，我们如何能长大成人，能有今天，能做共产党，能在这儿开批评会?……你们说我『养尊处优』，同志们住的地方，课堂在隔壁，饭厅在楼下，住处在楼上。上课，吃饭睡觉都很方便。我住得很远，每天走来上课吃饭，来回数次，风雪无阻，走慢了怕迟到，走快了就摔倒，腰痛背酸，不以为苦。自下火车后，一直没有休息。上课，开会，还要喂奶，白天忙一天，好容易天黑躺下，酣然入梦，而托儿所的娘娘把我从梦中叫醒，孩子哭了，快喂奶去。多冷的天啊!从热烘烘的被褥中爬起，天天如此，夜夜如此，连星期天也没有休息。这就叫『养尊处优』吗?天晓得!」同志们听了都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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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志继续由国内来，亦有从法国来的。因为国共合作的关系，莫斯科开始新设立孙逸仙大学（中国学生多称之为孙中山大学），许多国民党的男女同志都来了。渐渐地东方大学内的中国学生，凡不回国的，都被转送到孙逸仙大学去。有军事才能的，身强力壮的都被秘密派去学习军事，受军事训练或其它工作，亦有不断被送回国内工作的。日本学生在东方大学不过十数人，谢雪红是由上海到海参威转莫斯科的，她是台湾人，瘦长的个子，嘴里镶了一只金牙，另外还有一个男子跟她一道，说是她的「表弟」。她对「表弟」是很严厉的，动辄咬牙切齿用台语斥骂。中国男女同志看不惯她那骄横样儿，言语之间，对她不免有些讽刺。她个性倔强!仍骂如故。大家不懂台语，见她横眉怒目，声调高吭，知道她又发了雌威。大家都讨厌她，奇怪的是她那位脸黄身瘦的「表弟」始终一声不响，异常驯服。他们会说国语，日本话讲得更好，到了莫斯科她就入日本学生班上课，日本班那时没有一个女生，她是非常受欢迎的，之后，她和日本青年打得火热，早把她那位「表弟」给抛弃了。
二月七号是中国京汉铁路大罢工的日子，也就是一九二二年中国的军阀吴佩孚和武昌督军萧耀南，破坏铁路罢工，惨杀罢工工人的纪念日。是日东方大学的同志开会纪念，上演三幕短剧和其它的余兴。他们指定我扮演萧耀南。武止戈同志扮演在幕后策划指导工人运动的张国焘。在男同志中找不出一个扮演军阀的角色，临时拉我上台，真笑煞人。演毕之后，我坐到台下看余兴。吴褐俊向两位俄国同志介绍说：「刚才演军阀的就是她。」他们慌忙同我握手，惊奇似的说怎样也看不出军阀是一位女人扮演的。
年青的人都喜欢拍照，以炫耀自己的健美，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拍照，尤其是女孩子。当年我们也不例外。不过自从做共产党以后，在上海北京都不敢随便拍照像，怕的是落于敌人手中。现在在莫斯科可不怕了，便到照像馆拍了许多照片。孩子一百天了，长得肥美白胖，医生磅重时总说比那位女工「柳八」的孩子重大，每次说到她的孩子不够重，她就脸红红地，两眼只眨。她常问我，在中国时受过饥饿没有?她过去受过饥饿，因此身体不好，没有奶水喂孩子。我对她深表同情，告诉她自己没受过饥饿，但中国有许多受饥饿的人。
我抱着孩子拍的照片，像馆老板也不知是为了生意甚么的，竟把它放大，写了几个俄国字，「中国的新女性」，放在玻璃橱窗内。我当时并不知道，事后也未看见。一直到一九二八年国焘去了莫斯科，住在「留克斯招待所」才发现；因为照像馆就在招待所附近。之后他花了十元卢布从照像馆把它连底片都购买回来，并告诉他不能放挂在外面。
在俄国无论乘电车或商店购物都要排队，这是在当年中国所没有见过的，这给中国青年一种新奇之感。在饭堂吃饭要票子，购物也要票子。每月发给学生们一本饭票，每日三餐，每餐撕一张饭票，早餐有可可奶茶，面包，一小碟牛油或红色鱼子或牛块，任你选择一样；午餐一菜一汤一水果甜食；晚餐亦然。中国学生多有不喜欢饮牛奶和吃不惯面包的，后来在孙中山大学，每星期还有两餐特制的牛肉饭吃。衣服由外到内，皮鞋，床上的用品，一切的一切都是配给，每人每月还有七元卢布的零用钱。每星期热水沐浴一次，内衣裤、被单、枕套、面巾、浴巾都可以拿去掉换清洁的。洗衣所是一间简陋的地下室，到了那里就嗅着一股蒸热了的肥皂气味。司理调换衣衫的是一个满手臂长着黑毛的高大俄国人，他对待去调换衣服的学生态度很坏，样子也恶，粗声叫，给中国学生换被单时总给破的。最初大家都忍耐着不说什么，马马虎虎用。之后学会了斗争，就同他吵，用中国话大声吼骂，不管他懂不懂。其实他用俄语骂的话，中国学生又何尝懂呢?大家像野兽一般乱吼一阵，真是何苦来!谁知这样一来，那位高大家伙的态度反变好了，下次去换衣被时，竟和颜悦色，连呼同志，破被单看不见了，吵过一点不记恨，反而好起来。这是英雄本色，他较那些心胸狭窄，为一点小事就记恨的人们，似乎略胜一筹。
时间过得真快，孩子已经七个月了。莫斯科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郊外的白雪融化了，街道上的积雪也都消失净尽。太阳出来了，天气渐渐暖和，女生们都穿上单薄的衫裙和夏季的新装。半年未见太阳，如今太阳出来了，真有说不出的喜悦、舒畅和轻快。
我要求医生给孩子断奶，转喂牛奶，医生答应了。这是一九二六年七月底的事，学校快将停课放假，同志们都准备去休养所。到了星期天，娘娘回家休息，白天每个母亲各人照料自己的孩子，换尿布、喂奶，到晚上派一人睡在那里直到早上八时娘娘来上班，大家轮流，习以为常。
一个星期日早上九时，我去喂孩子的牛奶后使他安睡，自己回到住处看书。这大概是孩子断奶后的第六天。十点钟的时候，有两位中大女同志来，要看看我的儿子，我欣然领她俩走上小楼，此时婴儿室里只有东大女工人「柳八」一人正在喂她自己的孩子。我一眼看见自己的儿子，头脸都被白被单蒙盖着，手足乱踢。我大惊，赶去掀开被盖，孩子满脸通红，喘气不已，肚儿膨账，用手抚摸一下，硬梆梆地像个小皮鼓。我急慌了，心直跳!两位女同学也慌做一团，甚么原因呢?我的天!窗口上两瓶牛奶，只剩下一瓶……。
「还有一瓶牛奶呢?同志!」我手指窗台颤声问那位女工人「柳八」。
「我替你喂了他了!」她脸孔一阵红，双眼只眨。
「甚么?天呀!我的孩子在九点钟时已经吃过奶，谁要你喂他?我并未托你喂他呀!你为甚么要喂他?」
她低着头，粒声不出!
我望着娇嫩喘气的儿子，心疼如割，泪下如雨!
晚上孩子已发起热来了!星期天到哪里去找医生呢?次日医生才来，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医生。医生是否责备「柳八」，谁也不知道。可是孩子是病了，初时热度不高，时升时降，差不多一个星期热不退，并日渐消瘦。医生命令停止吃牛奶，要我重新喂奶。这个时候，东方大学的学生们纷纷下乡到休养所去，孩子病了，病势日益严重，我自然不能去休养所。也不知是为了怕传染甚么的，有一天下午，医生命令将病孩送到一座很高大的房子里，走上楼梯，内面房间很多，好似医院，又有点似旅馆。房内有一张大床，床上的被枕铺设整整齐齐，并有桌椅等等。我把孩子放在大床上，医生和翻译都走了。偌大一座楼房，似乎没有其它的人，静极了。我开门出来四处看看，各处的房门都关锁着，连一个人影也没有。真奇怪，这是甚么地方呢?真后悔刚才没有问医生。孩子病了照理应当送医院，为甚么送到旅馆呢?真奇怪!断了这么久的奶，挤得出的只是一点清水，为了儿子的病，我只有遵命再喂……这房中除了一玻璃瓶冻开水外，甚么也没有。自搬到这房来，孩子不肯吸奶，不哭闹，也不睡觉，只望着妈妈抽泣而无一滴泪水，整整一夜，两只明净的大眼，睁着不闭拢。此情此景，几乎吓坏了毫无扶养小孩经验，又缺乏医学常识的我!
本来肥美可爱的孩子，现在变成枯瘦苍白；乌黑的大眼，渐渐深陷下去，我心中说不出的难过。我想起女工人「柳八」，她为甚么无端端喂奶给我的儿子吃呢?有意吗?还是无心呢?孩子病得这样重，究竟是谁的错呢?唉!难怪陈怡君和史静仪的孩子会死，这样怎能不死呢?若果我的儿子好了，将来我一定带他回国，决不让他死在这里!想到孩子会死，我禁不住一人大哭。
天亮了，我慌忙去找留在东方大学的一位中国同志，他也是从法国来的，矮矮肥肥的，人很和善，可惜忘记了他的名字。我告诉他孩子的病情后，他立刻去找医生写了张条子，送病孩到一个儿童疗养院。这疗养院是在莫斯科郊外，去时要换乘两次电车，到院后经医生详细检查，便把病孩留院治疗，嘱我每天去喂两次奶。两星期后孩子完全好了，我才带着他到休养所去。
到了乡下，我就同孩子住在乡间诊疗所。那是一座小平房，有护士一人及男女工各一人。医生每隔数日来一趟。有甚么小毛病，护士就给些药病人。乡村里空气澄净，林木青翠，田畴平坦，风景绝佳。东方大学的中国男女同学住在离诊疗所约一哩地方，我有时推着车子带孩子去玩（在莫斯科自己买的车）。休养期间，我完全自己喂养孩子，遵照医生的指示，小心消毒，亲手学做一定分量的奶水食品喂养孩子，一个月后，孩子又长得白白胖胖了。
九月底，我们又回到莫斯科。我念及孩子过去的病，真怕送他进托儿所，但不送去又怎办呢?我要上课呀!当我正为此事忧愁时，出乎意料，学校将托儿所取消了，转变为分配给每个有孩子的母亲一房间，一个女工人。每个母亲带着孩子和女工人住一间房屋。小孩子的用品平均分配，小孩子的食品，每天由女工人去领取。这真是太好了!四个母亲带着四个孩子住在楼下四间房内，大家都很高兴。只是再没有看见女工人「柳八」和她的儿子，不知被调往何处去了。
十月的天气，莫斯科又落起大雪来了。中山大学已正式成立。中国的男女学生，工人农民，不断地一批一批的来到莫斯科。那时中山大学的学生约千余人，真是济济一堂，极一时之盛。因为当时中国革命正走向高潮，冯玉祥和他的夫人李德全及儿女们都来了；鹿钟鸣也来了；蔡和森回国去了；谭平山又来了；任弼时带着他的爱人也来了。东方大学的学生很多都被派送回国去工作，向警予也是其中之一。她临行时对我说：
「来匆匆；去也匆匆!」脸色苍白，长吁短叹。
自从她同蔡和森到莫斯科后，和森对警予的态度强硬了，不许她再写信给彭述之。警予不接受这一条件，因此他们在住处大吵一顿就分手。警予个性倔强，同时也未免自作多情，彭述之何尝真心爱她，他若果真心爱警予，他应当不让她走，他对警予简直是玩弄。警予是一双脚踏两只船，两头失踏!因此情绪异常恶劣，心情极端苦闷。此时若果她力自振作，以工作学习为重，洁身自爱，同志们都还不会深责她。谁知她不如此，她似乎想学俄国的柯伦泰，实行杯水主义。她跟和森大吵离开之后，就闪电式的同一位又高，又大，扁平脸孔，姓白的蒙古人发生关系，并公开宣布。同志们都不以为然，和森尤其气恼。恰好那几天正派一批同志回国，临时加上她的名字。来去都很匆忙，丝毫不由自己作主。这个时候，我刚断奶搬回中国女生宿舍，同警予和谢雪红同住。平时大家都忙，虽住一房也难讲几句话，现在我非常震惊向警予的这种作法，特地跑回寝室，警予正弯腰收拾行李。
「警予，听说你和蒙古人……你觉得快乐吗?」
「差得远哟!比起和森!」她皱着双眉，摇头坦白的说。
「那末，你为甚么要这样做?气和森吗?还是糟挞自己?」我很惋惜她，也很奇怪她的为人。
她低着头，面色灰白。
「你爱述之吗?」
「是的，我爱他，爱到发抖，我同他发生了关系，两人都极兴奋愉快，他要我不对和森讲，但是和森由北京回来了，我还是坦白的告诉了他。」
「你对和森爱不爱呢?」
「也爱!我同和森结婚后，由法国回到上海，心中又爱旁的同志，因此常常惹和森气恼，并把同志送他的西装用刀剪破撕烂，丢到窗门外花园里，那时都没有事。」
「你对姓白的呢?」我又追问。
「无所谓……。」她微微叹气。
「…………………………」
警予回国去了，之后留在汉口，不避艰险的工作，直到被捕死去。警予读书用功，工作亦努力，也能吃苦，朴实无华，而对于男女私情方面竟如此不能自持，这真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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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已满周岁了，他睡惯了床，从来不要人抱，放在床上就静静地睡在床上，乖得很!每天一定的时间，女工人（娘娘）推着车子到公园里让他吸取一小时的新鲜空气。每次去，孩子都穿得很厚的棉衣，包裹严密，在棉被之上再盖上一条鲜红色的绒线大围巾。这条围巾是用两磅多绒编织的，长约四五尺，宽也有两尺。当年北京的女学生大都有一条这样的围巾，披散在肩背，既御寒，又美观。这条围巾是我由北京带往上海，再从上海带到莫斯科，现在当着孩子的盖被；也很合适。但娘娘推车出去，回来时围巾不见了，说是给人偷去了。
莫斯科街道上，经常有年约十一、二岁上下，衣衫褴褛，面目污秽，拖着双破皮鞋的小男孩在游荡。有一天星期日，娘娘休息，我自己推孩子到街旁公园去吹风。车子放好，我就坐在长櫈上低头看书。忽觉头发被人猛力扯抓，痛得几乎流出泪来。我吓得一惊，侧过头一看，一个乞丐似的小男孩，小手中紧紧揑着把黛木发梳，放足飞奔。那把梳子，就是从我头发上抓抢的。当年一般剪髪女学生都喜欢在短发上插一只小梳儿，以防短发被风吹散在脸面上。
后来我对同志们叙述此事，吴褐俊摇摇头说：「以前我们有一位同志，从法国初到莫斯科，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就等于到了自己的家，他天真的把一只满装衣物的大皮箱，放在火车站旁就走了。再回来时，皮箱不见了，以后永远也没有寻着!哈哈!」
「哈哈!」同志们都跟着哄笑!
「…………………………」
三八妇女节，在孙中山大学开隆重的庆祝晚会，列宁夫人克鲁卜士卡雅坐在主席台上，会场中坐满了中山大学的学生。早数日，我已预备好演说，自由报名讲话时就登台演讲，也不知当年是从何处来的一股勇气。当时的心理，并不是想出风头；因为我要喂养孩子，在上课时，难免会迟到早退，同志们背后的闲言，以及开批评会时「养尊处优」的指责，均使我深深愧恨。虽然上课时的油印讲义，我都详细阅读，倘若考试时，自信能够及格而不比旁人差；但共产党当年又不着重考试，因此藉此三八妇女节演说以稍吐胸中郁闷之气。
之后，凡是参加过三八妇女节庆祝晚会的同学们都知道东方大学有一位会演讲的女同学。而吴褐俊同志更夸耀的说：「子烈同志学习半年比旁的女同志学习两年还强。」这未免过奖了。
大概是接触女工人以及女医生的时间多，我很快学会说一点俄语，那时东方大学俄文班只刚刚才教俄文字母。因为来莫斯科学习的同志注重的是革命理论，学习的期限最多两年，少则一年半载，就可能被调回国内工作。要学的东西太多，期限太短，俄文如何学得好呢?与其耗费光阴，不如多读点革命理论的书，故而同志们多不重视俄文。后来在中山大学就不同了，斯大林鉴于中国共产党老一辈的干部如陈独秀等等都不大满意苏联的指挥，他极力培养新的年青干部，在中大特设俄文班，愿学而能学俄文的都参加，十年八年的学下去。像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等都是斯大林苦心孤诣训练出来的「布尔什维克」。以便将来学成回国好统治中国共产党，这都是斯大林的如意算盘和企图。可惜以后仅仅培植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回国来不堪一击就全部破碎了。
三月十二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那时候邵力子来莫斯科不久，国共正热烈合作的时候，中国学生在莫斯科职工会大礼堂开纪念晚会。刚坐下，武止戈就对我说：「马上开会，请你上去演讲，针对着邵力子。」我吓了一跳，推辞说：「没预备呀，讲点啥呀? 」他立刻送一张开会的大纲来，我镇静的坐上主席台，邵力子坐左边，刘伯坚坐右边。我演说时除追悼国父中山先生外，就针对邵力子。同志们常常私下说邵力子是骑墙份子，瞧不起他，不过他还算好说话的人，可以利用罢了。散会时同志们都跑来同我握手说：「演讲时说话得体，口齿清楚，声音宏亮，站在偌大会场中的最后一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这又是一次的过奖。
这时中国革命正汹涌澎湃，中国学生都极兴奋。在上俄共党史时，有人向俄教授发问：「中国已出师北伐，你看革命军能够胜利吗?」俄教授很得意的答道：「不要紧，若北伐军不能战胜，我们的红军可以从海参威打到上海去……。」这种话立刻引起中国学生的不满，认为派红军打到上海去成了帝国主义侵略，而不是马克思革命的理论。那位教授不置可否，假装不懂，讪讪地挟着皮包走了。因为东方大学的下课钟早已敲过了。
邵力子来到莫斯科，旅莫支部负责同志经常邀约数字男女同志去看他，走进邵力子住处，就看见傅学文。大家互相挤挤眼，悄声笑着说：「这多天傅学文总是一个人跑来包围邵婆婆（邵人矮，脸上有点白麻子，嘴扁扁地，无论说话或演讲声带低沉，顽皮的同志们偷着戏呼他为邵婆婆），两个人真有点那个!」果然回国后不久，邵力子就和傅学文在南京结了婚。抗战时在重庆偶然碰着了邵力子，他已满头白发，比前发胖，更似个老婆婆了。傅学文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遇见我，她才知道我是甚么人而不是范振华，她指着我咭咭笑，现出一派天真活泼。
东方大学中学部的学生回国的回国，不回国的都转入中山大学上课。吴褐俊问我转入中山大学，还是回国?现在孩子可以送莫斯科国家托儿所，张琴秋生了个女儿早就送去，养得不错，俄国同志现在非常重视中国儿童，不会像以前那样疏忽。我告诉他回国，带着孩子回国去。当北伐军胜利的打到汉口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时，中国学生开露天大会庆祝，武止戈又请我登台演讲，我在台上大声疾呼号召同志们回国参加革命工作，因此他们都明白我现在一心想回国去，没有学习的情绪了。
不久前麻子小二哥阮仲昭（大家戏呼他阮小二），以国际红色救济会代表的身份来到莫斯科，此时他要回国了，我和一位四川女同学郎明清跟他同走。上了火车，才发现还有位俄国同志，他是红色职工国际的驻中国代表。名字从来没人介绍，这是当时同志间的习惯。他很客气的拿两个「袁头」给我的儿子说是见面礼，退还他，他又放在孩子的手中，这也是很有趣味的。
我们这一羣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八号由莫斯科动身，至二十二号才到达海参威的，我和郎明清住在海参威旅馆里，阮二哥和那位俄国人则不知到何处去了。此时国内情形大变，四月十二号上海捕杀共产党，国共合作已经破裂。因此从海参威赴上海的留俄共产党员应当格外谨慎，凡所带之信件及照片都要毁掉。我先将照像交出，我和国焘两年来的通信，暂时不舍得交；因为想再读一遍，然后焚毁。倘若那些信能保留到现在的话，「两地书」的出版，也许不让鲁迅专美于前了。
吃饭时，我慎重地把一捆信放在枕头下面，走出房门，到餐室，哦!麻子小二哥也在那里。他笑嘻嘻地对我说：「今天我请吃大餐，明天上了船，我们装着不相识，大家都不要打招呼。」
饭后回卧房，放在枕下的一捆信不翼而飞。谁拿走了呢?真奇怪!我心中很难过，但也无可奈何!
上了船，船上没有几个乘客，显得很空、很静。俄国职员都住船舱底，船上有陈铭枢，大家都不打招呼，他也不会知道谁是谁。只小二哥见没有人时，就向着我挤鼻子，眨眼睛，掉头望天微笑。看见他那种滑稽样儿，我就想起过去在北京大学时的情景。他那时和国焘住在一个公寓，他看见我、之栩、比南去了，就愉偷地喝一口水，冷不防由两条鼻孔里喷泉似的射出两条白水，淋得满地皆湿，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船抵上海时，从船舱里走出一个俄国女人，悄悄地对我说：「不要上岸去!记着!不要行走!记着!」就急急忙忙下舱去了。
船上的客人，一批一批的携着行李上岸，船上的人差不多走光了，只有我带着孩子和郎明清仍住在船上。有一个流氓式的上海人，身体瘦瘦，面目青青，走上船，对着我们大骂共产党。甚么丑话都骂，真像王婆骂街式的无知识和不讲道理。他问我们为何不下船，下船可以到他家里去住，他家就住在杨树浦。我和明清忍着气，一声不理。在船上住了两天，他天天都来，实在可耻可恨。
这两天真是度日如年，到第三天晚上，才有两位穿长衫的中年人上船，接我们坐上小舟，划往开赴汉口的大轮船上，购好了船票，住三等舱。长江轮船上的人很多，有学生、军人、商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到处挤满人，他们都是到汉口和武昌的。那时武汉是汪精卫统治，表面上国共还在合作，但实际已到了危急存亡之秋，这局面是不会维持多久的，大家心里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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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焘夫人回忆录 往事如烟/杨子烈著；香港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编辑.—香港：香港自联出版社，19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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