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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海参威待产

杨子烈

一九二五年十月间（详细日期实在回忆不起），我腹内的胎儿已有七个多月了。得到通知，立刻要动身赴莫斯科去。通知说不必多带行李，到了莫斯科，进东方大学，那里甚么都有，从内衫裤到外面的衣服和大衣，从头上的帽子到脚上穿的鞋袜，床上的被褥枕头，毛巾牙刷肥皂草纸，一切的一切都是学校发给的。 　　我只带一件青色白花宽身大棉袄，一口箱子，一床棉被，供沿途应用而已。 　　动身那天下午，国焘送我到了一个地方，那里住着两对年轻的夫妻。王同荣带着妻阮淑兰；王同根和他的妻子王宝英。他们是安徽人是同胞兄弟和妯娌。他们是共产党员或是青年团员，彼此都不问的。大家心中有数，会齐后，就结伴上船。俄国邮船停泊在上海杨树浦黄浦江中心，他们的行李早已送上了船。 　　高大的俄国邮船，抛下铁锚，矗立在江心，数只小舟荡漾在它的附近。我们坐上一只如叶似的扁舟，划向大船。愈划愈近。大船上站着几个中国人，吴先清闪闪躲躲望着我扮鬼脸；上面抛一条软梯，大家拉着软梯顺级慢慢往上爬，有人紧紧挽着我，国焘在小舟再三叮嘱一切当心，俩人互道保重而别。 　　这一羣偷渡者共有十余人，只有四位女的，胡公冕也在这只船上，他似是这一羣的领队。 　　我们上船不久，船就开行了。最初船行得非常平稳，偌大的一只船，只有十几个中国青年在大餐间起坐饮食。船出吴淞口，我们被允许到船头眺望，大家高声歌唱，互相戏嬉，异常快乐。 　　一夜平靖，天亮时，波涛汹涌，船身震动得很厉害。我们是两人共一间房，吴先清睡上铺，我睡在下铺，水从小窗中冲洒进来，溅湿了床上的衣被。 　　很多人晕船，躺在铺上起不来，我更是呕吐不已。 　　到了日本海，船停在海中，日本人上船检查，俄国人把我们这批青年人的住房锁着，大家都静静地躲在房里，连大气也不敢吸一口。 　　「……………………」 　　船抵达海参威，停泊在岸边。海参威早已落雪，街道两旁排列着小山似的雪堆，屋顶上，树枝上，一片银色，天气已经很冷了! 　　我因为晕船，呕吐，饮食未进，船虽泊岸，仍感晕眩欲呕。胡公冕请我下船去休息，再三说：临行时国焘同志托他照护。于是我乃邀吴先清一齐下船，我们住在极舒适的旅馆内，其它同志大概是一直住在船上等候西伯利亚的火车，好往莫斯科。或者下船住甚么地方，那就不知道了。 　　海参威的中国负责同志梁伯台和柯怪君（柯庆施）第二天来旅馆看望我说：「乘火车需时半月才能到达莫斯科，西伯利亚的火车异常震动不平，子烈同志必须经医生检查，然后再定行址。」 　　…………………………………… 　　一位俄国女医生为我检验，她说：「胎儿已有八个月，路途遥远，火车上没有医药生产设备，万一途中出事，是无法照顾的……」她劝我留在海参威待产……。 　　柯怪君送我到一栋用木头搭做的楼房里。这小楼的板壁犹新，没有粉刷也未上油漆，保持黄黄色的本来面目。楼上都间隔成一间间的小卧房，是预备为中国工作同志们居住的。柯怪君就住在这里。正中间房里放了一只五尺高的火炉，日夜不息的燃烧着熊熊之火，以保持室内的气温。楼梯又宽又矮，数数仅只五级，像柯怪君那样高个子长腿脚的人，轻轻一跳就能上去，而住在楼下的一位俄国老婆婆，可得一步一步往上走。 　　距离楼梯一箭远的地方有间小房，住着俄国老婆婆和她的女儿，母亲五十余岁，女儿年约十五六，苗条的身段，白里透红苹果似的脸蛋，金色的秀发，美妙的灰色大眼，实令人惊爱。据说她是少年先锋队队员。可是母亲瘦得可怜，额上满布一条条的皱纹，穿着不称身的破旧衫裙。每日清晨她上楼生火炉、加炭、除灰、扫地、抹屋。她住的小房内，衣物破旧零乱，似是乞丐窝。她从早到夜忙着工作，用她那枯瘦如柴似的双手洗衣，煮饭，还要扫除大门外的积雪，扫出一条马路，好让人们行走。工作时她不断地呐呐自语，我不懂俄语，不明白她说甚么；但看她紧锁双眉，时时喟叹，深知她内心有着说不出的痛苦。她那美得惊人的女儿，每天放学回来或星期日，就替住在楼上的王同志补习俄文；因此引起其它同志的艳羡与讥讽。王总是摇一下头，耸耸肩，不答一言。他大概是四川人，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经莫斯科派到海参威来工作，态度文静，面貌洁白类似女子，是做技术工作的，三十多岁，一时回忆不起他的名字。柯怪君也是从莫斯科来的，安徽人，他自己这样说。他的口音不清楚，听不出是甚么地方的人，他有灰黄色的长脸，高鼻梁，大而厚的嘴唇，他大概是搞军事工作的。另一位同志王宏勋是四川人，俄文不错，是做翻译工作的。其余还有三个十八九岁的青年，据说很小就跟着父母从山东来海参威，会说俄语，但中文程度差，不能做翻译工作，只能做勤务员。 　　我留在海参威快一个月了，在这时期，每十天半月就有不少男女同志从上海来，一批批都到莫斯科去了。我真有点后悔没有早走，现在孩子还不出来，不知何时才能动身。留在这冰天雪地的海参威，一个月简直就没有看见过太阳、不下雪就是阴沉沉的黄色的天。婴儿的衣物用品一样没有，怎么办呢?这里想找个中国女人谈天作伴也难。只有一位从满洲里来的，现在海参威俄国红军中工作的陈同志的妻。经柯怪君介绍，梁伯台请客，我同她会了面，在一块吃过一顿丰盛的晚餐；但她不识字，又没生养过孩子，笨笨地甚么也不懂，真伤脑筋。 　　柯怪君告诉我，以前陈怡君也在这里生孩子，生产后就将她放在海参威国家托儿所，她一人往莫斯科去了。 　　「她的孩子放在托儿所?你领我去看看!」我惊喜道。 　　「早死了!你到哪里去看?哈哈!」 　　「死了?」我一怔。 　　「你养下孩子，是放在这里，还是带往莫斯科去?」 　　「带往莫斯科去。」我毫不考虑，坚决的说。 　　「你晓得吗?史静仪（刘仁静的妻）在莫斯科生了一个女儿，送进莫斯科国家托儿所不久也死了。」 　　「哦!」我惶惑了!但表面力持镇静，咬咬牙，不去想这些，心想，到明天再说，明天总有办法的……。 　　夜晚我从箱子里拿出两块杭州绸，一块鸭蛋绿色另一块白色，这都是在上海时买来为自己缝衣裤的。国焘细心，整理箱子时都替我放在里面，现在可以派用场了；但困难来了，当年在学校时我不喜家政缝纫科。不学剪裁衣衫，如今拿着两块绸料子，不知如何是好。缝做小被包容易，小衣服如何做呢?向谁请教?请谁帮忙?真伤脑筋。 　　第二天早上，俄国老婆婆进屋扫地，此时我已会说两三句俄国话，手比指划，请她裁一件小宝宝的小棉衣。她明白了，点头笑笑!她横比直量，拿起剪刀，裁了一件又长又大的小人衣，内面衬棉花，她指导一切，我坐下来细心的比，慢慢的缝。这件棉衣，孩子长到一岁多才穿，之后又做了两个包被，四件小衣，才算解决了一点困难。 　　一天下午，快近黄昏时，忽然一位同志背了一口半旧皮箱走来，他放下皮箱，递给我一封信。这是国焘的信，信中说：「……托杨之华和孔宪之两位找人缝做了许多小孩子的用品，棉袄、夹衣、单衫、内衣、包被、尿布、小帽儿、小袜儿、围脖，此外还有奶嘴毛巾等等，购买这些用品把一个月的生活费二十元都用完了。」我把箱子打开，整整装满一箱。 　　「这箱子是蔡和森同志交我的，他们都来了，请你立即去!」那位同志对我道。 　　我同他坐上马车，到达一个地方，似乎是郊外；因为那里只有一个花园，四处尽是旷野，看不见别的房屋。走进花园，一座精致的洋楼出现在眼前。推开发光的柚木门，雪亮的电灯耀眼欲昏，墙壁上挂着列宁和斯大林的像，室内陈设雅洁。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李一纯、沈泽民都在。大家热烈慰问，并道国焘在上海很忙，一切都好之意。 　　天太晚了，他们留我住下，把唯一的床让我睡。李立三和一纯睡在里面一间小房；蔡和森和向警予睡地铺；沈泽民睡在唯一的长沙发上。大家都睡，惟向警予尚伏案不停的写，有时皱皱眉头，微微吁气，仍然刷刷地写。不知她写些甚么? 　　「太晚了，睡吧!明早还要乘火车，别写了吧!……」和森柔声的喊警予。 　　她不理，依然埋头地写。 　　一会，警予走到我床前，交给我一封信，托我明天贴好邮票寄往上海，并再三说是重要的信，千万不能遗失。我看也不敢看，立即装进棉袄衣袋里，心想一定是党的重要报告或者是文章之类。警予素来努力，她的东西，我十分重视。 　　警予睡着了，书桌上的灯也扭熄了。猛听得警予低声不耐烦的喊：「莫哟!和森，你的嘴臭!」我颇觉惊奇，又感到好笑。 　　天亮时，他们五人去搭火车经西伯利亚去莫斯科。柯怪君送我回到木楼房，饭后，我躺在床上，想起警予对和森冷寞的声调，猛然记起昨夜的信，于是赶快向口袋里取出，我的天!信封边缘都擦破了。信太厚，把信封胀破了。昨夜穿着棉袄睡，一夜翻腾，把信封揉擦烂了，真后悔不该把它装进衣袋，现在怎办呢?从外面加上一个信封吧!找遍抽屉，没有比这更大的信封。另换一个新的更好的信封吧!我暗想如果是党的甚么报告，当然遵守党的纪律不看就行了。于是照着写好信封，撕去那揉烂了的旧封套。「我最亲爱的述之」!我大吃一惊，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信纸足足有六大张，信中缠绵悱恻。陈诉不愿离开他，离开他是被逼迫的，是万不得已等等。我很觉厌烦，不，简直有点生气，不愿再往下看了。想不到同志们心目中敬爱的「老祖母」会做出这种胡涂事。 　　蔡和森等走后不久，我的大儿子出世了。这正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号，上午十二时（海参威的时间）。大概是第二天的下午吧?我无力的躺在海参威红色产科医院的病床上，床边放着一个婴儿，嫩红的小脸，乌黑的胎发，两片薄簿的小嘴唇最似他的爸爸。这小手小脚柔嫩得……呀!我真爱他呀!从前因过度的痛苦，带来多少的悔恨和烦恼，现在都已消释了。不但如此，今后还要不断地用全力培育他，使他长大成人，哪怕牺牲自己的一切，也甘愿，也乐意!我心中暗想。 　　海参威中国工人俱乐部的负贵人郭同志（名字记不起，凡是见面少的人，现在都不记得他的名字）送来一只烧熟的鸡。柯怪君和王同志们送来很多水果、饼干和牛奶。东西只能放在外面，由娘娘（女工人）拿进来给产妇，产房是不许任何人进来的。产妇所住的房间很大，每间对排五张床，共住十位产妇。这样的房，共有四间，这是我初进医院时各处走去看的，她们对于中国女人，都用奇异的眼睛去注视。 　　我一个星期后出院，接送都是柯怪君，因为找不着中国女人帮忙。那位俄国老婆婆很好，她帮助我洗涤婴儿和尿布，柯怪君还把他的藤箱盖折下来给婴儿做睡床，同志们的盛情是可感的。这个藤箱盖睡床，我到达莫斯科后才丢弃。 　　天气太冷，房内不够温暖，也许是初为人母的不识照料婴儿，这小生命时时啼哭。第一次做母亲的人，最怕听儿子的哭声，忍不住起身下床来抱他，尿布湿了，换上干净的，刚躺下，他又哭了，翻腾床上下，使我日夜都不能安睡，头痛腰酸，几乎不能支持。这时候想起了乡间的父母，也思念在上海的国焘。谁叫你不在上海生产，而要去莫斯科，这苦头是自己找的，怪不得谁啊! 　　幸好不久救星到了。大概出院后五天吧，上海又来了一批男女工人同志。张亮是上海内外棉纱厂女工人；还有一位男工人朱怀善。以后在长途火车上，他们都很热情帮助照料我和婴儿。 　　 张国焘夫人回忆录 往事如烟/杨子烈著；香港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编辑.—香港：香港自联出版社，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