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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章 飘泊在上海 |
| 杨子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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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上海共产党的机构大遭破坏。地下工作人员被捕者日衆。前数年国民党凡捉到共产党，不管三七二十一，有杀無赦，杀了这多年，共产党还是杀不完；而且共产党还有了游击队。大概当道者仔细想想也不是办法，现在忽然改变了政策，捉住了共产党，不但不杀，而改用怀柔优待政策，使之为国民党工作，以毒攻毒。他们用连环跟梢办法，破获了上海共产党中央分局的机构。中央分局书记李竹生第一个被捕。这自然使人吃惊!代理书记盛忠亮，不数月又被捕；黄文杰继任代理，不久又被捉去。差不多不到半年，捉去了三个中央分局书记，上海党的大小机构几乎被破坏殆尽。后来我在延安遇见柯怪君（庆施），他说：「当时上海只有一个军委机构存在，其他都完了。」他那时是军委主持人，同他的旧式妻子住在一起，盛忠亮被捕后，我曾避乱住在他家。
李竹生被捕后，我又要搬家。这时我坚决要送母亲和儿子回乡，以免发生意外累及无辜的老人及稚子。但儿子不愿回去，说：「舍不得离开妈妈!」经再三哄慰，并往先施公司购买一架新的脚踏车，又去书局买了许多儿童读物和一部精忠岳飞传，他才欣然应允随外祖母回汉口。天真的孩子直到此时，并不知自己的爸爸姓甚名谁?一向跟着外婆家姓。他现在能看小说,知识渐开，时时追问自己的爸爸在甚么地方?做什么事?请妈妈告诉他，将来也像薛刚的儿子薛葵样，一旦相遇，两人通名报姓就可父子相认。我听了孩子这种稚气的说话，觉得又好笑又伤心。只得也学小说口吻哄他道：「儿呀!你年纪尚幼，等儿长到一十二岁，那时妈妈一定告诉你爸爸在哪儿……。」这不过是一时搪塞孩子的话，谁能预料事情真的凑巧，正当孩子十二岁那年抗战爆发，国共再度合作抗日，孩子到了延安，会见了爸爸，这才知道他不姓杨而姓张，国焘给他取名张海威。
自母亲和儿子回到汉口后，我就带着侄儿长宏和表妹张姑住在白俄公寓。盛忠亮代理中央分局书记，此时连送信的人也没有了，只有派张姑去，可怜的小姑娘什么也不懂，到了送信的地方就被捕了。我此时是绝对足不出户的；因为据情报：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孙纪明和王永成（西崽）供出了上海党的很多机构地名，捕去了好多同志。这还不足，他们还站在马路边等人；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工作区域的划分，天天站在隐避的地方等，看见同志来了，就暗示特务暗探跟梢，一个跟一个，企图一网打尽。这办法异常收效，很快盛忠亮被捕，张姑被捕……我的母亲回到了汉口，就把孩子交与在汉口江岸铁路工人子第小学校教书的小女儿杨子玉。子玉已在武昌女子师范毕业，在校品学兼优，循规蹈矩，不喜政治，孩子跟着她该是最安全而使老人放心的。故不辞辛劳，老人家又来上海陪伴我。谁知她来了不到两个月，突然子玉和孩子在汉口江岸小学内被捕。这真使我吃惊而愤怒!孩子何辜?妹妹何罪?为什么要捉他们呢?而且一关就是半年，这就是中国的法治!也可见当年掌握政权的人是如何的胡作非为!
上海共产党中央分局最后一个代理书记是黄文杰，他当时同杨长宏等住在一块，我和母亲搬往法租界一间前楼，准备随时会有事情发生，住的地方一点文件不放，没有证据，法租界是不捕人的，不像公共租界的捕房任意捉人。我住的地方只有侄儿长宏和黄文杰知道，可是他们并不常来，白色恐怖厉害，横竖目前一点什么事也不能做，大家还是少出门为上。而我们又准备搬家，看定了静安寺路静安别墅的房子，付了定洋约好明日上午九时杨长宏去洒扫，大家在那里会面，最迟后天搬家。在静安别墅我和长宏分手回到住处，母亲已弄好夜饭，母女俩人，高高兴兴的谈天吃饭，九时休息睡觉。
大约是夜半四点钟的时候，一阵打门声响。有人高声嚷道：「开门!开门!」
我和母亲从梦中惊醒，睁眼一看，房门隙缝中透露着明亮的灯光，似有无脚数步息率声。我明白是什么回事。虽暗自吃惊!但很镇静!故意提高嗓音问：「谁呀?半夜三更敲门?」
「开门!我们是查抄鸦片烟土!」外面大嚷。
「来了!」我翻身下床，走到妈妈床边，贴着她的耳朵低声说：「妈妈，不要怕!不要说话!」
「快点开门!」又是一阵大嚷。
「忙什么啦，人家不要穿衣服吗?」我镇静地慢慢的说。
这时候突然记起墙上挂的那件雨衣，口袋里有一张小收条，是昨天发给同志们的生活费的收条。我伸手摸左面口袋，又摸右面的口袋，都没有，算了!这张小条子，不要紧，就是被发现，也容易对付。
「通……」打门声。
我扭燃电灯，抽去门闩，虎的拥近十数条大汉!还有外国人。这情景我是经验过的!当年在北京被捕，那时年轻，不免有些急躁和紧张，现在一点也不觉骇伯，镇静而温婉的向一位穿西装的中国人说：「你们查抄鸦片烟土吗?我们并不抽鸦片呀!喏，这是我的妈妈，东西都在这里，请你们查看吧!」我首先把手提小皮箱打开，放在他们面前，小箱子上面放的是化装品、雪花膏、胭脂、口红、香水、丝袜、精巧的小手帕……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电发，指尖涂着鲜艳的寇丹。他们并不看这小箱子，仅用手摸摸就说：「关上吧!」他目不转睛的盯着我，仔细的盘问姓名、籍贯、职业……我都一一从容回答。我自称是演员，是演电影的，在X X电影厂工作（当时记得很清楚，如今忘了），其他如姓名籍贯平日早已编好记熟，问答起来，如数家珍。穿西服者点点头，表示信任。其他的人，用力翻被铺床帐，连垫褥也扯翻在地板上，还用电筒照射床底，网篮也被拉出来，乱抓一顿。看看都没有什么东西，那个穿西服者和洋人低声咕噜了几句，就向我说：「对不起!」挥一下右手领着这一群人蹄蹄踏踏下楼去了。
我关上房门，轻轻吁口气，扭熄电灯说：「妈妈，睡吧!」心想天幸小箱子没有被翻看，否则下面一叠叠的共有千余元的钞票，他们若发现，见财起意，也许会节外生枝咧。最可庆幸的是这里未放一点文件，更没有熟面孔的人跟着同来，不然，实在不堪设想!明天他们若是再来呢?我的心砰吓一跳!痛定思痛之余，反而失去刚才的镇静和大胆。不能再睡了，坐起来，轻轻对妈妈说：「刚才那群人，不是抄查什么鸦片烟土的呀!那是藉口，你老人家明白吗?」
「是的，我明白!」妈妈的声音有点颤。
我立刻下床，紧紧握着妈妈的手说：「千万不要怕!妈妈!事情已经过去了，女儿不是好好地在你身旁吗?但天亮后，我必须离开这里，去碰宏儿，昨天已经约好今早在新房子里会面，我们应当今天就搬家，我见了宏儿，立刻要他来接你。万一不幸有何意外，我们都不来，你也不要躭心忧急，三天后，你就请求房东嫂嫂，帮你买船票，送你到招商码头，乘轮船回汉口吧!这些家具，你可以便宜卖给收买荒货佬，留一两样送房东嫂嫂，妈妈你看这样好不好?」
「好!」妈妈声音低哑。
「妈妈!你千万自己保重!不要躭心我们!」我躺在妈妈怀里，热泪欲滴。
「…………………………………………」
天亮了，我略事梳洗，提着小皮箱，顺手带了两件换洗的内衣裤，就离开了妈妈。下楼时，住在亭子间的房东嫂嫂大声在房中不知对谁讲：「搜查共产党啦!」我一惊，用手扯扯大衣领，从从容容走下楼梯。出得弄堂，略略侧视，看是否有人跟梢，信步慢慢走一段路，拐了个弯，就坐上黄包车，告诉车夫拉到静安寺路……我怀着紧张的心情，恨不能立刻见着宏儿，要他飞快通知黄文杰同志，千万别再到妈妈住的地方，那里昨夜已经……车行得似蜗牛爬行，我这才发现拉黄包车的是一个又瘦又弱的老人。心一急，手心有点冒冷汗，不禁催他道：「拉快点呀!」
「小姐!路远，侬要多赏点钱啫!」老车夫喘唏唏地说。
「好，给你六毛钱，行吗?」
「八毛钱!小姐!」
又走了一段路，他似乎实在拉不得了!就把车停在另一个车夫旁边，伸手索取四毛小洋说：「其余四毛等拉到地方给这个车夫，小姐!」
坐在车上，我越是心急，越觉得车拉得太慢，伸手想看表，这才发现忘记带手表，也不知现在几点钟?宏儿这孩子素来勤力，大概早就将房屋扫除清洁，等我不来，也正感心焦咧?好!今天下午一定要搬，家具要从新去买，只搬妈妈的铺盖箱笼……旧木器不值几文，就送给房东嫂嫂……但必要叮嘱宏儿，接奶奶时，在路上要特别小心，多调换两次黄包车，以避免跟踪。我正思想得出神，忽然格枝一声，黄包车停在静安别墅的大门口。我急忙下车，给车钱时，车夫硬要五毛，我也默默地照付。走进弄堂，看见昨天那个穿青黑色制服，手提长枪，守门的山东老乡很有礼貌地跟来，用锁匙开新房的大门。没看见宏儿，我暗自吃惊!在屋内四处望望，静静的说：「这时候还不见我的工人!他来过了吗?」
「没有，他没来过，太太!」
「唔，我去打电话，等一会再来!」我扯谎说。
走出弄堂，我暗想糟了啊!倘若不是发生意外，宏儿怎的这时还不来呢?心中一阵刺痛!但转念也许因事躭搁；也许记错日期?等会他也许要来的。现在我怎么办?我往何处去啊?依然回到妈妈那儿去吧?顾虑很多，不敢冒险。去住旅舘吧?坐上黄包车，路经慕尔鸣路时，看见卡尔登大戏院，心想：住旅舘时间尚早，何不进电影院去坐坐……说老实话，住在上海多年，只有妈妈带着孩子和侄儿们有时去看看电影，自己很少进电影院，难道今天还有心情看电影吗?不过想多消磨一段时间，想着就下了车。当年上海各电影院是随时可以购票入座，一场未看完的电影，可以接连的看下去，看电影的人少，坐位又多，你愿意坐前排，坐后排，都听由自便，无人干涉。
我走近购票处，忽见一个西装毕挺，面貌白净，右手拿一个「四梯克」，年约三十的男人，正站在卖票台近旁徘徊，似乎是等什么人……他见我买好戏票，他也立刻掏出钞票买票，跟着后面走进电影院。我找着位子坐下，他似乎就在背后一排。我当然不敢回头望，同时也不虑有它，只静静的睁着双眼看电影。但头脑昏乱得很，心中像塞着块石头，真不知电影演些什么?正在这时，突然一只人手伸来，我吓极!心想这才碰着鬼!本来想喊、想骂，忽然记起从前老师告诉我的话：「女学生遇着这样的事，不要喊，也不要怕，只有走开，不理!」当年在武昌蛇山曾遇见登徒子非礼，在北京大学第三院也遇着同样的事，都轻轻避开了事。难道现在还能够声张吗?於是我慢慢站起，弯腰低头，轻轻走向旁边一个坐位，暗悔来电影院。这家伙不会是侦探，当然又是一个登徒子，我心中明白。但若此时不走，电影看完时离开，他又跟出来怎办?走吧，还是快点走啊!出了电影院，坐上黄包车，看见后面并没有人跟出来，我才松了口气。任车夫慢慢地拉，我只用手指指前面，车夫不知道客人要向何处去?坐在车上的客人也不知道自己将往何处去?忽觉腹中一阵鹿鸣，我这才记起从半夜起身直到现在竟一滴水也未沾唇。望望街边商店挂的时钟，才一点钟，天呀!今天的时间如何过得这样慢呢?这半天竟像几年似的难过啊!
我走进一间大饭店，也无心看它的招牌，不知是否吃饭时间已过，抑是饭店生意清淡，偌大的饭厅，竟没见一个客人。我走进一间小房里，茶房送来一壶清茶，放下门帘，恭谨的站在一旁。我仔细端详菜单，点菜。不久他端来红鲜鲜的一大盘红烧蹄膀，一盘冬筲雪菜炒肉丝和一大碗热腾腾的炸菜肉片汤，外加一碗白米饭。这足够三个人吃，一人如何吃得完呢?就是再多两个人也未必吃得光。我像生病似的懒懒拿起筷子，夹了一片蹄膀，喂进口中，细细咀嚼，味同嚼蜡!无法咽下，舀一瓢汤喝，也觉无味，饭是更难入口。今天是忧愁塞满肠胃，对着这样鲜美的食品，竟无法下咽。平日的胃口不知到哪儿去了?我素来喜食红烧蹄膀，当年在北京，常常同范鸿劼、高君宇、徐全直、陈比南、夏之栩等到北大第三院附近小饭舘，他们限定每人必须点菜一样，我每次叫的都是红烧蹄膀，因此他们都知道我爱吃蹄膀。今天我迷迷糊糊地又要了蹄膀，竟一片也难咽下!难道就这样让它原盘端回?茶房不会怀疑这位女客人有神经病吗?不好，我伏筷思忖，用筷敲敲碗碟，茶房掀起门帘，伸进头来。
「来四两五加皮!」我幽悠地说。
我大口的饮酒，想用它来麻痹自己的神经、兴奋自己的肠胃。像吞药似的勉强吃了两块肉和用汤泡吃了半碗饭，就要水漱口。结账时，茶房望望满盘子的菜，又低头偷瞧一眼女客人。我装着看不见，提着小皮箱转身走了。
走在马路上，我的心似铅块般的沉重，马路上行人稀少，有的是急驰而过的汽车，还有慢慢拖拉着走的人力车。我默忖：「宏儿莫不是到妈妈住的地方去过，未见我归来，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找我?倘此时能像那年和国焘从莫斯科回上海时，在马路上幸遇沈泽民。现在忽然碰着了黄文杰或者柯怪君，那该多好啊!」想到这里，我禁不住仰头四望。天呀!人海茫茫，何处去寻觅熟识的友人呢?我一眼瞧见了一个旅舘，不知那个旅舘好，或者不好!管它呢，住进去!总比逛马路安全。共产党人脸上也没有刻字，怕什么?
这间旅舘很宽敞，不下於东方旅舘，设备颇整齐。我托茶房买了一包十支装强盗牌香烟，我本不喜抽香烟，平常也不赞成国焘吸烟。今天一切反常，我公然要抽香烟，想借香烟以镇定愁思烦乱的心。可是那心直跳!躺在床上，闭着眼，不让脑思想；但它不听指挥，依然是不断的想着：「宏儿也许在我刚刚离开静安别墅时就带着扫帚等等来了，致使两下错过，我怎不在那儿多等一会?我为什么刚才由饭店出来，不再去一趟静安别墅呢?明天我一定要再去看看；也许他们都等在那里……唉!不会啊!我离开静安别墅时已快十一点钟，他们怎能无端端爽约呢?若非发生意外，多半凶多吉少……啊!」我胡思乱想，禁不住一身冷汗。香烟一支接着一支的抽。「拍」的一声电灯从门外扭熄了，房内一片漆黑。我软弱的躺在床上，衣服也懒脱，听着街边叫卖，隔壁房中男女嘻笑……一声声刺痛我的心!实在无法入睡，也不能按下这沉重烦乱的心。明天，决不能再住旅舘；但到哪儿去呢?唉!十支香烟都抽光了，这又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烟熏得我舌干唇焦，脑袋胀刺刺的很难熬忍。站起来，注满一大杯冻开水，骨碌碌呷干，想冷静一下紊乱的精神，时候还早，再躺一会吧!心跳得像钟摆……八点钟了，喊茶房拿水来，洗脸时，我看见自己的右手中食两指焦黄，於是就暗暗发誓，今后不再抽烟。
坐在黄包车上，清凉的晨风，迎面吹来，刺胀的头脑，略感愉快!抵静安别墅，那位守闸的山东佬，又无语的跟着来替我开门。我知道宏儿和黄文杰完了!心中一阵难过；但立刻不露声色，力持镇静的谎言说道：「这房屋不要了，我们已在法租界租了房子，订金可否……?」
「噢!卅元订金不能退还哟，这是规矩!」他偏着头说。
「退一半行吗?」我故意说
「不成!不成!」他连连摇头。
「 ……………………………………………」
我走出弄堂，几乎要晕倒。自廿岁离开女子师范校门，不久加入共产党之后到北京念书，所来往者皆同志!之后结婚、坐牢、到莫斯科、在上海秘密工作，十余年来，六亲断绝，除党与同志外，不同任何人来往。现在一旦与党和同志们失去联系，天呀!这怎么办?去找谁呢?谁的地址也不知道!还是回妈妈那儿去吧!母女相依，心灵最安慰。想着就坐上黄包车，毫不犹疑的直拉法租界X X地(弄堂名及地名全忘)，车快行到妈妈住处的那个弄堂时，远远看见两条大汉分坐弄堂口的两条櫈上，这是以前未曾见的。我一怔!心想「何必呢?这毫无代价的牺牲，能安慰老人吗?倘夜间那群人又来，说我冒充电影演员，连姓名等等都是假的……。」我咬咬牙，车跑过去了。
「小姐，侬到啥子弄堂呀?」车夫喘着气问。
「噢，到了……」我又扯谎了。
付了车钱，故意走入附近的一个小弄堂，装着寻找房屋，在弄堂内慢慢踱了一圈，又慢慢走出来。再雇一辆黄包车，又向妈妈住的地方去。看见弄堂口仍坐着那两条大汉，我把心一横对车夫说：「拉爱文义路，静安寺路口。」看报纸，知道那里有一间开办不久的上海妇女补习学校，目前实在别无办法，只有进学校读书以掩蔽自己，同时可以把愁苦忘却，专心致力於学习。野鸡式的学校在上海多如牛毛，只要有钱，随时可进。天幸我还有钱，否则不堪设想。想着当年颜昌颐同志在东江与党失去联系，后来经过千辛万苦逃到上海，身边钱财用尽，流落在上海街头作乞丐，等找到党时，头脸都肿了，不久病死。还有好几位女同志流落去做舞女……我不禁打了个寒噤。
上海妇女补习学校是靠街边的一栋两层楼房，进大铁门是个小院，走上两级石阶进入屋内。近门有一张书枱，一位穿灰黑色芝蔴绒长衫，黑发，瘦长，戴金丝边眼镜，年约四十上下的先生坐着。他从眼镜框下面看我一眼：「找啥人呀?」
「我是来报名补习的。」
「补啥子科呀?」
「英文和中文打字!」
「好呀，你填写这表格!」
他给我一张四方形的白纸印黑字的表格，籍贯我填的是河南人，姓名杨精勤……表格填好就照数缴交学费。我说：「初从乡下来上海，无地方，希望住宿在学校。」
「学校宿舍小，已经住满人，对面新开不久的妇女寄宿舍，喏!」他手指着门外说：「我写张纸条介绍你去，食宿都极便宜。」我坚持要住校，他无可奈何地说：「侬自己上去看看，若有空地方，侬就搬来……。」
我高高兴兴走上楼，看见一间长方形房间里，有四张小铁床和放得乱七八糟的箱笼书桌椅子，看样子已经够挤拥。但若果有人指挥把乱放的东西整理好，靠窗户边不是还可以放张床吗?住在内面的四位女生，看样子，年纪都比我大，苍白的面孔，静得像修女。我同她们打招呼，只有一个人对着我裂一下嘴轻轻嗯嗯，其他三人都低头不睬。我不得要领，快快地走下楼来，问那位穿长衫的先生要张条子，提着小皮箱儿，走出校门。
一辆电车，嘀嘀嗒嗒，歪歪颠颠，经过学校大门前，风掣电驰般过去。我跨过蛇样的电车轨道，走到上海妇女宿舍，照样填表缴费，选了一间比较便宜的房间住下，这房间在楼下，显得阴沉沉地，一股潮湿味。房内摆着四张单人床，只有一人住，其余的人多住楼上。吃饭时仅有一桌人，可见寄宿的妇女不多，显得异常清静。静是最好的，让我仔细思量一下将来的事。但此时我头昏脑胀，心乱如麻，想什么呢?与共产党失了联系，同志们一个也碰不着了；然而人总要活下去，而且要好好的活下去。我坚强的自信，三年五载总要找着党，想到这里，我的心神稍感平静。
目前只有一件事，最使我忧愁，那就是躭心我的妈妈。睡梦间，我淌下许多眼泪，透湿了雪白的软枕；吃饭时，一念及妈妈，立刻放下碗筷，一粒也难下咽。我深自后悔，后悔自己怎的那样胆小和脆弱，糊糊涂涂竟抛下老母，一人单独出走。之后虽两次过门，又无勇气进去，让一字不识，一人不识的年迈老母，独居枯室，依闾望儿，担惊受闷……万一那群人又来干扰，或竟将她老人家捕去，关进牢狱……我一身冷汗，不敢再往想啊!现在我不仅后悔，还在咒骂自己。
我开始写信给我的侄儿南海，他早从狱中放出来，妹妹子玉和孩子也已出狱。我要他们速来上海接老人，并隐约暗示他们，自己现在是孤苦一人，失掉一切友人，飘泊在上海。发信时，我为慎重计，总是夜晚走到离学校较远的地方去投邮，我躭心被人察出自己住的地方，未敢将地址告诉家人，一切处处谨慎。
我已经在补习学校上课了，我想把自己埋藏在书堆里，什么都不思也不想，结果一点无效。我忧念妈妈，痛恨自己，夜不成眠。白天头脑昏昏沉沉；既不能好好饮食，只感身体虚幌幌地。我又恐惹人思疑，表面力持镇静，强装硬眼不使人知。此时的我，真是：「忧愁诉与谁，痛苦只自知啊!」
不知又过了几星期，一天早晨，我阅上海申报，在广告栏有一段小故事：「姑母，祖母已平安抵家，释念!侄海。」这明明是南海登载的启事，我写信回家要他们这样做的。现在我放心了，只要妈妈平安无恙，其他在目前不可能求得之事，我是一概不去想它。从此我才能安然睡觉，食量渐增。专心致力於英文和打字，看书阅报，同时和住在女生宿舍的四位女同学混得很熟。她们都是长年失学的人，中文只是小学程度，写一段周记都觉得闲难。每到星期六，她们请我代写周记，帮助做算术习题，因此我同她们的感情日增。其中一位年约四十岁，胖胖的贵州人，据说是XX阵亡军长的姨太太，还生过梅毒，样子虽然白白眫胖的，可是一身是病。她中文程度最差，我尽力帮助她，她对我最好，要我叫她姐姐。当年我三十二岁，报名二十八岁，未婚。我骗她们说自己虽然中学毕业，然学無专长，故欲学好英文及打字，冀得一艺之长，以自立谋生。她们似甚相信。上海妇女寄宿舍很静，也很严肃，本可以长住，但每天经过电车轨道来往四次，心中总躭心会撞着什么人，有点惴惴不安。一天我同这四位同学讲，想搬来和她们同住一房，贵州姐姐首先赞成，大家都无话说，就七手八脚帮着整理房间，搬运行李，睡床就放在窗户旁边，从此我的心才稍感安定，每天足不出校门一步，心静如止水似的致力学习英文和打字。因此英文测验时，连一个符号也不会写错，每次总是一百分。教英文的是一位笃信基督教的女老师，她对我开始另眼相看，表示特别喜欢。这一点也不稀奇，凡是在学校用功，成绩优良的学生，在校中总是被老师们喜爱，同学们暗自钦羡的对象。英文女教师的丈夫是位牧师，家住愚园路底。星期天她邀我们数位同学去她家玩，她有两个英俊聪敏的男孩子，大的八岁，小的六岁，我看见他俩，就想起自己儿子，暗自神伤。英文老师亲自下厨做点心待客，夫妻儿子和客人围坐一堂，这又使我不胜感慨。自此以后，她虽再邀，我深恐触景伤情，都婉言谢辞了。每逢星期六或星期天，同学们有的回家；有的出外参加XX游艺会；有的去看电影或绍兴戏，我一概不去。她们大约觉得我是用功的书呆子，不喜浪费光阴在玩乐上，也不疑心。在这里要特别提出来的就是那位贵州姐姐（姓名全忘），她邀我到上海闸北国民党XX党部去玩，乍听时，使我暗吃一惊，心想这地方怎能去呢?但她每每相邀，纠缠不休，拒绝次数太多，又恐引起猜疑，反而不美，不如敷衍一下，也不要紧，量那儿不会有认识的人。大约是一个星期六晚吧，饭后天已近黑，同贵州姐姐乘车到了闸北X X党部，进门一个大院，有几个赤膊的汉子正在院中演太极拳。走进大厅，大厅正中挂着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先生的肖像以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党国旗。也许是夜晚吧，厅内不见有什么人，贵州姐姐牵着我到一间小房里，那儿有一位穿中山装的人，她介绍说：「这位是XX先生!」我嗯嗯，这只耳朵听进，马上就从另一只耳朵溜出去，丝毫不记得他姓甚名谁?那位先生笑容可掬的弯腰让坐，由小木柜内取出一碟花生，一盘糖果，似早就准备好的。听差送上三杯香茶，我装作乡下姑娘，未见市面的样儿，羞切切地不说一句话，他们讲些什么，我都懒得听，坐了一会，就起身要走。那位先生送上车，再三说：「以后请常来玩!」
我闷闷的坐在电车上，贵州姐姐怪亲热的笑着悄声说：「你看XX先生好吗?」
「又未生病，有什么不好?」
「咳，你晓得吗?我对他讲你，他很钦慕你啊!」
我微微一怔，低头一声不响，只想作呕。
回到学校，越想越不舒服，自此以后，就设法疏远贵州姐姐，除睡觉外，我总一人坐在课堂自修，周记也懒帮她做，见了她讲话总是淡淡然。她很叹气，但我假装不知道，她邀我出外，我一口谢绝。
我每日下课，就在楼下练习打字。校中报名学习打字的人不多，而且都是走读生。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她们走后，打字机空着，我就坐下来练习；因此打字进步很快。倘假以时日，这两门功课，相信都能学好。谁知命运之神，似乎专同我开玩笑，我不能再待下去了，我心理起了变化，要立刻离开学校。记得是星期日的下午，补习学校的教员、学生、校工、娘姨、厨师统统出街去了，只我一人坐在楼下静静的打字……。
「吱……」电铃响了!
我停止打字，走去开门，门开处，但见一张熟识的清秀的美人脸儿，天呀!她不是夏之栩的义姐吗?平日大家都跟着之栩叫她姐姐。当年在武昌她结婚时，之栩曾邀约我、全直、比南、有义和许多同学去吃喜酒。之后她的第一任丈夫病死，才嫁给刘伯庄。伯庄也是共产党员，四川人，不知哪位顽皮的同志，替伯庄起了个绰号叫他「刘姥姥」。当第二次去莫斯科时，「刘姥姥」夫妇同之栩们住在一起，大家见面依然是亲亲热热的叫她姐姐。现在我不是要找朋友吗?她不正是我最熟识的老朋友吗?为什么不一手拉着她，叫她亲爱的姐姐，向她诉说失去了共产党的联系……我不如此做，见了她，好似遇着鬼似的往后退；她也同样往后退走，她一口汉口腔问：「X X先生在吗?」我说：「不在，她们都出去了!」她说：「好，好!」两个人都用惊奇的眼光对望，都装着不相识；都像碰着鬼似的向后退。她仓慌离去，我闩上校门，心直跳!本来早已平静得似湖水样不起一点漪涟的心，即刻不平静了。脑海中思潮起伏，字也不能再打，书也看不进去，真是的，这样不巧怎会撞着她呢?若果她是夏之栩多好。刘伯庄和陈独秀、彭述之等脱离了共产党，党骂他们是「托洛茨基派」、「托匪」、「叛徒」、「反革命」。我心想：我怎能同她们相认呢?岂不有沾自己的清白!将来对於党恐怕有口难辩，跳下黄河也洗不清啊!虽然目前是孤苦伶丁，无依无援，万分需要朋友，虽然过去都是「老友记」，也曾共过患难，但现在……她回去一定对刘伯庄们讲刚才的奇遇，他们必定惊疑我怎会在补习学校，为共产党作地下工作吗?她是来找X X女教员，这位女教员是昨天刚搬进校中来的，戴一副金丝边近视眼镜，面貌白白净净看样子很年轻，她又是什么人呢?我心中很放心刘姥姥夫妇等不会出卖自己；但他们会讲，「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不行，此地再也不能一日居了，必须马上离开。唉!「我走向何处去呢?」心情十分痛苦难受。
回乡下家里去吧!家有安静的环境，有慈母相依为命。想到这里，恨不得今晚就走。至於沿途有否危险?前途如何?将来如何?都不能想了，也不愿去仔细思量了。我一心只想躲开刘伯庄等「托匪」「叛徒」、像躲避「魔鬼」似的。
我收拾打字机，把它放归原处，撫机暗叹，功亏一篑!对英文我也是无限的留恋。又念着缴交了半年的学膳宿费，仅仅读了两三个月，还有两个多月的费用，是否要求学校退还呢?算了吧!不去惹麻烦了!要走就走吧!我垂头无力的上楼，走进卧房，把衣物书籍整理……猛然记起钱存在静安寺路邮政局，今晚怎能走呢?於是强压住烦乱焦灼不安的心，颓然倒在床上，任它楼下门铃声响……再也不愿下楼。
日西沉，天渐渐暗下来，同学们像倦鸟归巢似的，一个个回到宿舍。我见她们进来，伸长喉管，故意一声长叹!
「哟!平日最乐天的妹妹，怎的也叹起气来了呀?是谁欺侮你……?」贵州姐姐抢先过来握着我的手。
「不，我接到家信，说家母病重，要我立刻动身回去……」我颤声撒谎，不知怎的竟淌下泪来，是心情郁闷的发泄，还是贵州姐姐对我的热忱友情使我暗自感伤呢?
「哟!我就没见你有什么信来……」她撅着嘴凝视我。
「笑话!我在楼下接着信，你怎会看见?」我一凛!但仍倔强的自辩。可是我竟忘了今天乃是星期日，邮局不送信。於是我装着生气，挣脱她握着自己的手，翻身向里不睬她。
「走!我是走定了啊!天!希望你快点亮!」我暗自默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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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焘夫人回忆录 往事如烟/杨子烈著；香港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编辑.—香港：香港自联出版社，19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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