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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替中共中央看守秘密机构

杨子烈

当国焘同我在上海分别时，曾再三相约，三两个月，最迟半年，定能重聚。却不料这一别竟是漫长的六年多啊。而陈昌浩和杜卓强虽未死别，却成生离。原来陈昌浩到鄂豫皖后，适值沈泽民病死，他就代替沈泽民的地位和张琴秋同居，将杜卓强轻轻抛弃。之后杜卓强在上海被捕，抗战时我在重庆遇着了她，她依然是零丁一人，终日为衣食而奔忙，提及往事，唏嘘不已。 　　再说自国焘和昌浩去后，我和卓强一心痴想不久将会同赴鄂豫皖边区工作，又岂料这种痴想，很快就被事实所粉碎。我始恍然觉悟此时不比往时，往时是陈独秀和一般老干部负责中央，国焘时常南来北往，奔忙北京广州……一去数月，两人会少离多。那时他走后，我与二三女同志住在一起融融穆穆，不识离愁。如今一切都变了，陈独秀先生离开了他辛苦耕耘的共产党，一般老同志走的走了，死的死了，撤职的撤职了，目前代替他的是斯大林一手培植出来的毫无实际工作经验的幼稚的心狠手辣的，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陈绍禹、张闻天、秦邦宪、李竹生等等。瞿秋白和邓中夏都受到严重的处罚，被打入冷宫，住在上海连生活都成问题。在这种残酷严峻的气氛之下，党（他们）要你做甚么，你还敢说个不字吗?莫斯科斗争的残酷教训，还不够使人心惊胆寒吗? 　　记得在国焘走后不到一星期，一天清早，陈铁铮同志来了。他进门就说： 　　「你们这地方住不得了，马上搬!」 　　「发生了甚么问题?」我和卓强吃惊得同时问。 　　「也没有甚么严重的事。」他含糊地轻摆一下手。 　　「搬往哪里去呢?」卓强问。 　　「卓强同志搬到宣传部，子烈同志搬往组织部。」 　　「不，我们俩人愿意住在一起，不要拆开我们!」我和卓强同声说。 　　「那怎末行呀?党是这样决定的，这是党的命令!……」陈铁铮冷冷地说。 　　「………………」 　　「………………」 　　我与卓强同住在这里不到一星期，这间房虽已交两月租金，但并未曾住满。我实在不愿离开自己亲手布置的房间，尤其是同国焘住过的唯一值得纪念的房子。这家具，这一点一滴的什物，都使我留恋。他们并不清楚说明为甚么要搬；也不听我们的要求。我俩只有服从，服从才是好同志。就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我和卓强万分惆怅的分了手，以后更少见面。 　　组织部是一座一楼一底的石屎房子，我对它并不陌生。一九三〇年我同国焘由莫斯科回上海时就住在这里。那时留俄同学曾月华和她的爱人丁XX住在亭子间，现在不知他们搬到哪儿去了。亭子间住的是另一对我不认识的年轻夫妇，他们姓甚名谁，我都没有心情询问。楼下灶批间住的仍然是那个专会洗毁人家漂亮衣服的老娘姨，我闷闷的一人住在前楼。阴历的二月，上海的天气早晚都还很冷，不幸那天又是阴天，房屋内更显得冷阴阴地。夜间我躺在床上，这不做美的天，竟点点滴滴的下起雨来。冷雨敲在玻璃窗上，凄凄作响，一声声刺入我的心房，使我通宵达旦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安睡。 　　黎明时，雨声渐息。我头昏昏地正欲假眠，「呜呼呼……」粗大的呼叫声，把我从昏睡中惊醒，一股屎尿骚臭气味，撞入鼻腔。楼下老娘姨开门声，倒马桶声，开水喉声，竹刷子刷洗马桶的喳喳声……我翻身坐起，感觉两脚冰冷如石，一夜竟未能温暖。是被盖太单薄呢；还是肢端血管收缩，血行缺乏热力呢?唉!管它啊!谁有心情去思想这些!目前，我唯一的意念就是希望自己的母亲和儿子快到上海来。想到这里，再也睡不得，急忙披衣下床，推开窗门，只见风已息，雨早停，清新的天空现出奇异的彩霞。我向它吐了口长气……即匆匆下楼，胡乱梳洗一下，早餐也懒得吃，就慌忙出门，去看朱仲芷同志。仲芷是萧劲光的爱人，他们都是湖南人。从前在莫斯科时，萧劲光到列宁格勒学军事，他托我照顾仲芷。他说仲芷年轻胆小，他客气而深情的把妻子向我介绍一番。当中国共产党大学清党时，要出身及甚么的等等证明，吓得仲芷悄悄对我说她的所有证件都放在劲光处，现在想写信要他寄来学校，但又躭心会被秦邦宪等取去检查甚至遗失，因此忧急不知怎么办?请我帮忙，把信件寄至「留克斯」由我转交，我当然满口应允。从此对仲芷的认识就更深了一层。现在萧劲光早已去了中央苏区，她和她的父母弟妹同住在上海(弄堂名早已忘记)。本来她的家庭一直安安逸逸住在湖南长沙，她的父亲是湖南周南女校的校长，马日事变后他辞职避居在家。自毛泽东的妻杨开慧在乡间娘家好端端被何键捕去枪毙，使仲芷的父亲极为震惊。他虽非共产党员，但他的长子长媳，女儿女婿都加入了共产党，积极为党工作。他想杨开慧不过是毛泽东的妻子，并未做一点甚么，住在娘家养育孩子，可算是标准式的贤妻良母。今竟遭人杀害，这长沙还能再住下去吗?於是悄悄全家迁到上海。我从莫斯科回来，就去看仲芷，家信托她代转，她也概然应允。事先约定如果我母亲和儿子来上海，就先到她的住处，故我每隔一两天就去她家看看，那天我刚进大门，正欲直奔东边厢房……。 　　「搬走了!」客堂里的那位瘦削面孔、满头白发、小脚房东老太太，扁着嘴，幌動一下右手说。 　　「噢!」我猛一怔!旋即镇静而和婉的说：「搬，搬到啥子地方去咧?」这是敷愆的问。 　　「弗知!」房东老太太两手一摆。 　　「噢，对弗住，麻烦侬!」我礼貌的慢慢退出。 　　「天呀!她们搬走了，这如何得了呢?我的母亲和儿子来了找谁呢?」我痛苦的暗想。感到一阵头脑胀痛，无精打彩的返回组织部，赵云(康生)和陈铁铮早已来了。他们是每天上午来处理一切事务，下午才走的。我告诉他们朱仲芷全家搬走之事，他们彼此对望一眼，不出声。我难过得想大哭，但哭不能解决问题，作急也无用，我忍着泪坐在梳化上默默地思考。一会我起身对他们说： 　　「我要到朱仲芷住的那个弄堂找一间房子，住在那儿守候我的妈妈和儿子。」 　　「不好吧?朱家搬走，一定是房子出了毛病，你搬去万一……」赵云同志关切的说。 　　「不要紧，我偷偷地住在另一家屋子里，不去朱家住过的地方，不怕!……」我坚决的说。 　　X X X X X X 　　现在我就住在这个弄堂的前楼厢房，一间长方形的房屋，最巧的是这间厢房的窗口正对着弄堂马路。弄堂口的墙壁上贴满了分租招贴的小红纸条儿，有的写着现有的地下统厢房两大间招租，光线充足，水电俱全……有意者请至XX号……有的写着客堂背后，有的是亭子间，还有灶批间或阁楼等等。这些都不合式，最合式的是这间前楼厢房，离朱仲芷先前住家的那间房屋，只隔四户人家，它在弄堂底，这间厢房在弄堂中。站立在房内窗前，挺着胸脖，头略向外，就能够看见弄堂底房屋的大门口。弄堂中来来往往的行人，一目了然。最可喜的是没有人能看见我，第一这是个单边死弄堂，对面只是座高墙；第二这窗户装着百叶窗，有时我心虚，怕引起人们注意，或落雨天，就把百叶窗帘放下开个缝隙，立在窗前向外偷瞧。此时我是真忘了满怀的离愁和身心的疲劳，全神贯注的守望着窗口，盼望母亲和孩子的到来。我每天除下楼随便买点菜蔬外，决不离开窗口一步，进房就闩上房门，暗自紧张而兴奋的伏在窗口，望呀!望的……肚饿时就将火水炉移在窗旁的桌上，三把两把洗好米，放在炉上，慌忙伸头窗外，巡视一遍。油锅滚了，把洗净的菜，赫的一声倒进锅里，铲两下，又慌忙爬着窗门……饭菜煮好了，我端着饭碗，夹点菜，立在窗前，吃一口饭，向外望一眼，也尝不出菜饭是何滋味。天黑了，知道今天母亲和儿子又不会来了，才关上窗门，收拾一下碗筷，扭熄电灯，颓然倒在床上，只觉头颈痠痛，两足麻木，疲惫已极，昏然睡去，一夜无梦。天亮起身，工作如前。如此数日，母儿毫无消息，我悄自忧闷；但仍是不怕累、不休息的耐心的站在窗前……我深深相信，亲爱的妈妈和儿子，不久定会到来。 　　不记得又过了几天，一日下午，太阳光洒在百叶窗格子上，耀眼欲花，我感觉头痛口干，而热水瓶内一滴水也没有。於是提着壶下楼，托房东嫂嫂往弄堂口老虎灶代买滚水，藉此在门外站站，暗思倘若此时母亲和儿子来了，那多妙啊!我正一人痴痴呆想，蓦然一双熟识的面孔出现在眼前……。 　　「哦!」我像遇着长远未见的亲人似的又惊又喜。 　　「你怎的也在这儿?」仪表静雅的周恩来同志低声说。 　　「唔，杨……」穎超望着我微笑。 　　我初以为他们来找我，欢喜得急请他们上楼。三个人沉默着再未讲话。谁知他们走进前楼，我看见一位身材矮小，白胖胖脸儿的女人，怀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正坐在床边喂奶。她看见恩来夫妇，悠然站起，掩上怀，笑脸相迎。我呆立在房门口，想走进去；但主人和客人都未相请，冒然跟进，是不是好呢?退出吧!似有好多话想对恩来夫妇讲，正在进退维谷……穎超似已看透我的心意，走过来轻轻扯一下我低声说：「进去坐坐!她也是我们的同志!」 　　「噢!」我望着奶孩子的女同志微笑点头。 　　恩来夫妇未有介绍，我们彼此也未互通姓名；因此我始终不知道她是谁。相信她也不会知道我叫甚么名字。孩子被母亲放在床上哇哇大哭，母亲忙着斟茶敬客，并走向门旁，伸手想关门……。 　　「不用关门!」恩来轻轻做一下手式。 　　「唔!儿子，儿子，不要哭!」邓穎超双手抱起床上哭叫的孩子。 　　「真糟!你们怎的都住在一栋房屋里?快搬!刚才我们上楼梯时，亭子间里，那位望着我们笑的漂亮的女孩子，你们看见了吗?她也是我们的同志呀!」周恩来皱眉悄声说。 　　「噢!」我也感惊异!但简单的对他们说：自己搬到这里住，目的完全是等候母亲和儿子，因此她们一天不来，一天不能搬走。只有请她们两位同志先搬；同时等母儿来后，想找恩来同志谈谈去鄂豫皖的事。 　　「好好!你来找我吧!」他很大方的将自己的地址写与我，但申明在这个月内可以，下个月也要搬家……。 　　我迅速回到自己房里，关上门，慌忙站在窗口向下望。心中忐忑不安!后悔躭误了偌久的守望时间，莫不是母亲和孩子来过，找不着人，又走了?天呀!那才糟透啊! 　　谁知天下的事，真有这样巧的，说起来连自己都不信。恰恰就在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和儿子及侄儿南海来了，他们扑了空，抱着万分惆怅的心情，不得已又乘原车回到四马路去住旅馆，我哪里会知道。 　　又是一天过去了，从此我再不敢轻於下楼，怕的是又遇着熟人。因此买小菜提水洗衣等等，都拜托房东嫂嫂，讲定月给大洋一元的酬劳。从此，滚水、小菜等等，每天清早都送进房来，衣服浆洗得明洁整齐，丝毫用不着自己操心，深悔怎的早不如此……? 　　我每天仍是紧张的站在窗前，暗自心焦得欲泣。屈指计算，妈妈应该到了，怎的还不见来呢?是不是路上发生了意外，妈妈年老，乡下人第一次出远门，又拖着小儿子，车船劳顿，生病了吗?我不敢再想!一阵冷风吹在脸上，水渍渍地，哗!落雨了!我如梦初醒，随手关上半边窗门，伸颈外望，弄堂地上湿碌碌的。突然哗啦一声，淋得我满头是雨，急缩回头，用毛巾揩拭……。 　　「真是的!那位吴先生搬到啥子地方去了呢?唉!我们是从乡下来的，找不着他，乍法得了啊!」满口枣阳县的土语。我非常熟悉这种音调，禁不住心跳，急伸头向窗外伏瞰，一个穿阴丹士林布长衫，头戴一顶白色草帽的十六七岁的男孩子和一位手撑黑色雨伞的年约四十上下的男人，边走边讲。我大喜，眼见他们快要走出弄堂口，我心急，颠着脚尖，双手紧抓窗槛，忘形的挺着脖子，提高嗓音大叫：「南海!南海!」当时真顾不得惹人注意和大雨淋头。 　　「嗳!你在哪儿叫我呀?」那男孩子仰起草帽，回过头来，张目四望。 　　「在这儿，这儿!」我离开窗口，走出房门，跑下楼梯走到弄堂去迎接侄儿南海。 　　他看见我，咧着嘴欲哭似的哑着喉咙：「我，我，我找……」说不出话来。 　　「哦!你找吴先生吗?真不巧!他们全家都回乡下去了!」我赶紧以目示意，打断他的说话。 　　「唔!你就住在这里呀?」那位撑黑色雨伞的男人，惊奇似的瞟了我一眼，接着说：「他跑了好几趟，我也不知道吴先生搬到哪儿去了。他焦急得很，我才陪他出去寻寻看的。」他用手指着南海，他似乎认识我；因为当朱仲芷全家住在这儿时，我常常来。他就是那位满头白发的房东老太太的大儿子。 　　「噢!谢谢您!他就是吴先生的内侄儿。」我指着南海临机说谎话：「我们都是亲戚，吴先生生病，因此全家回乡去，他们两下错过。」 　　「唔唔!」他点点头。 　　他似很相信这种说话：因为朱仲芷的爸爸住在这里，确是有病，脸色苍白，每日躺在床上，起不来。所谓吴先生就是朱仲芷家住在这里所用的假姓。 　　同房东大少爷周旋已毕，我就引侄儿南海回到楼上房里，他淌下泪水轻轻的说：「我们到上海已经三天了，找不着你，住在四马路旅馆，钱也快用光了，奶奶和我都焦急得甚么似的……」 　　「好侄儿」别伤心了，现在我们应高兴!走，我们马上去接奶奶!」我忍着泪抚慰他。 　　到了旅馆，妈妈带着孩子住在一间窄小阴暗的房里，看见我，一把拉着，老人家哽咽难言……。 　　「哦!妈妈，真对不住啊!害得你……」我拥抱着妈妈酸着鼻子说。 　　转身看见一个年约四五岁的小童，穿一身土布花衫裤，手中揑着一个截断半节的西餐小刀儿，坐在床上睁着双亮晶晶的大眼望着我，「哦!我的儿子!」我禁不住弯腰抱他，吻他的双颊。 　　「毛毛儿，快叫声妈妈，她就是你的妈妈啊!」老人家低声对孩子说。 　　「……………」 　　雇了三辆黄包车，就离开旅馆。回到住处，我心头上的一块大石彷佛落了下来，忧闷烦乱的心，稍感到一点快慰。 　　为了酬谢那位房东大少爷陪南海寻觅吴先生的一点善意；也为了多次麻烦他们，我把妈妈从乡下带来的土仪糖果送了两包去……第三天就轻快的搬离了这个弄堂。横竖上海租不出的空房很多，搬家几乎成为共产党人的家常便饭。 　　我自从母亲和孩子来后，就立刻去找周恩来夫妇。他们住的是楼上两间统厢房，那房子有点古旧，房间宽大，楼梯又厚又宽，上楼时可以瞧见二房东客厅里的摆设，家具皆是青一色的红木；因此恩来他们房里也有一两件红木桌椅。不知是二房东原有的旧物，抑是为了适应环境，特意购置的呢?楼下厨房也很宽大，有三四娘姨在那里忙着洗米干甚么的。邓穎超的妈妈正独自坐在桌旁一人玩骨牌。她看见我，颤巍巍的起身，头晃动两下，脸上露着笑容。我赶快向前轻轻扶着她说：「妈妈，长远不见了，你老人家好?」同志们向来都是随着穎超叫老人做妈妈。 　　「好，好!你也好?」 　　「颖超他们?」我问。 　　「还未起来!」她用手指着里面一间小房，低声咭笑。 　　「谁来了?妈妈!」穎超大声问。 　　「是我呀!」我不等老人回答，就一步跳进小房里去。 　　恩来和穎超躺在雪白的珠罗纱帐里，穎超睡在里面，恩来睡在外面，床角里放一个铺满草纸的空香烟罐，那大概是吐痰用的。恩来见我进来，慌忙扯开半边蚊帐，笑着说「你好早呀!」 　　「已经九点钟了，还早吗?」 　　「杨大姐请外面坐，我起来啦!」穎超欲披衣坐起。 　　「不要，不要，我只要说两句话就走，下午一点还要搬家，我的母亲和孩子已经到上海五天了。」 　　「唔，那好了!」 　　「我想到鄂豫皖去，请恩来同志转告中央。我的母亲他们仍然可以回家去……」 　　「嗳哟!又想国焘了!」穎超眯着眼笑。 　　「不，不要玩笑，你们看在上海有甚么工作好做呢?我们必须要工作……」 　　「好好，让中央讨论一下，过几天回信你。」恩来郑重的说。 　　过了很久我得到的答覆，仍然是那句老话，「鄂豫皖交通断了，路上难走。」 　　我无可奈何的惟有同母亲儿子耐心的安静的住在上海为共产党中央看守秘密机构。起初住分租的房子，到了「一二八」上海事变后，就搬往新开路一栋小洋房里。那时为了适应环境，装场面，一定需要男女仆人。党内一时难找适当的工人同志以充当烧饭洗扫等杂役，又不能向上海荐头房去雇请女工人。商量的结果，只有写信回乡，请我的表妹张姑和第二个侄儿杨长宏来上海。当时他们都是十五六岁的少年，男孩扮做杂役，女孩做女工人，这样一个有老有小的家庭，对共产党地下工作是个最好的掩护。三层楼小洋房内，陈设着一色的崭新的柚木家具，大的穿衣镜，新式的梳化椅，粉白的墙壁，光洁的地板，窗上悬挂着红色窗帘。在对着大门卧房的窗户上经常放着盆花，金黄色的菊花，娇艳的玫瑰，丁香或紫罗兰时时更换。在张姑睡的亭子间（后门）的小窗上也系着一条耀眼的绿色洗面巾，这都是秘密机构的暗号。同志们来的时候，在大门外面，先仰头观看窗前的盆花是不是好好的放着，若果是的，就转到后门敲门。自然也要小心望望后窗上那块绿色毛巾有没有，否则，就应该机警的不要敲门，不要进去；因为该屋已经发生问题，再进去或有被捕的危险。 　　在秘密工作时代，共产党每一个机构都设有暗号。至於安放甚么物件，那是不一定的，只要来往该屋的同志们互相约定就行。这个时候上海共产党中央分局的书记是李竹生，陈绍禹、张闻天、秦邦宪等大概早已去江西中央苏区或莫斯科了。李竹生天天到我的住处看文件或开会议，有一天他带来一位灰发碧眼，面貌清瘦，年约五十多岁的老洋人，据说是波兰人。他进门就送给我的儿子一大盒装璜美丽的巧克力糖。之后，每星期来一二次，每次总带大盒或小盒的糖果。李竹生悄悄的对我说：「他就是第三国际驻上海的代表。」劝我以后不要出门工作，恐防碰着人跟踪。现在派与我的工作就是阅看湘鄂西和鄂豫皖来的文件，有意见批出来，传下去。过去我是经常到一两个地方去送文件的，为慎重计，都是把文件伪装在巧克力糖盒或饼干盒内，以防万一。我很喜欢到同志们住的地方去，也喜欢有同志来自己的地方，聚在一起做烧鸡、煮鹅、吃酒谈天。就是这样认识了黄杰女同志，她是湖北人，她的爱人曾锺生，也是在鄂豫皖边区，因为这一点关系，她和我一见如故，谈得格外亲热。她人很甜，个子不高，乌黑的秀发，白胖眫的脸蛋，最美的是屁股特别大，孩子都喊她大屁股阿姨，她总是咭咭的笑，不以为忤。她很爱曾锺生，希望能够和我同去鄂豫皖，这也是我的愿望。 　　鄂豫皖交通早已恢复，我常常用白手巾写秘密介绍信交男同志带进鄂豫皖，但他们（党）总推诿着不让女同志走。我心里明白，女同志在上海作掩护工作异常重要；况我有这样的一个家庭，他们怎会放我走哟!於是蹉跎复蹉跎，一年又一年的糊糊涂涂的过下去。为了打发这苦闷的岁月，我买来一架留声机和许多唱片。京剧如上天台、小放牛、草桥关……时代歌曲如桃花江、妹妹我爱你……每天无事时，就开留声机跟着它学唱京剧及歌曲，以吐胸中郁闷之气。 　　我的儿子已经读小学二年级，他开始读书时，就要求从第一课教到最后一课。这大概是小孩子的好奇心使然，但教的人感到吃力。为了使他不再纠缠，就限他在一小时内拿书来背，从第一课背到最后一课。谁知他不到一小时就来背书，不但可以从头背到尾，而且能够由尾背到第一课。我很惊奇现代儿童的聪慧，比自己幼年聪敏智慧得多。古人说：「一目十行，横流倒背。」深信不是夸张之词。我将儿子送到上海徐家滙上海小学时，他尚未满六岁，小学一年级的课程在家已读完，英文也读了第一本，故他住宿在上海小学时就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可惜当时的环境太坏，不能就其所长好好培育教养他，当他七岁时就又跟着外祖母回到汉口，后来在汉口被捕，还坐了半年牢狱，这些事你叫人从何说起?唉! 　　每逢星期六我同母亲到徐家滙上海小学去看视孩子，侄儿南海也去。南海初来上海时本要求住学校，因为他才初中毕业，我应当送他读上海高中以求深造或使他回武昌住中学。但我那时的思想的确中了毒，所谓一念之差，害了侄儿的终身。如今每念及，还是十分难过。当时我和一般同志都认为学校是读死书，我们要读活书、做事、活动、活学活用，社会就是一座大学。像高尔基何曾进过学校的门?他不是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大文豪?因此瞧不起学校，不赞成侄儿再入学校读死书。他年轻无知，人又纯朴，精明能干，在这种环境之下，他自然热中共产党，不久他就加入了青年团。陈铁铮带他住在另一地方，我们的住处不让他知道。不到三个月他就被捕，这时他尚未满十八岁。据说他在狱中受尽了苦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入鼻中，但他始终未说出党的任何机构地址，这是当时在上海，党所得的情报。但我们不会放心，立即把寄宿在上海小学的儿子接回。仅仅念了三个月的书，学费缴付半年也只有放弃。 　　半年之后大概新开路住屋又发生问题，又要即刻搬家。记得那时天气很冷，是快过旧历年的时候，上海王家沙花园有一栋大洋房出顶，党用很贵的价钱租下。洋楼前面小花园里栽满了花草树木，园内有绿色如茵的草坪。过旧历年时，我到先施公司买了两盆梅花，放在客厅里，窗帘低垂，满室幽香。爱文义路王家沙花园对面有一个民智小学，现在我才又把儿子送去寄宿。这时住三年级，二年级的课程早已在家读完。我买了很多儿童读物及通俗小说，如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西游记等等，他都能阅看，而且能用手比脚划动作讲解出来。在上海小学时报名杨敏之，现在改为华敏之，他一样记得，不会弄错。家就住在学校对面，每星期六接回家，星期一清早送入学。他明知家在对面，也从不一人跑回家。有时因为开会事忙，迟去接他，他一人背着书包，站在校门口，校役看见惊异的问：「华敏之，同学都返去哉，侬啥事弗走呀?我送侬返去，好嘸?」「不!妈妈会来接我的!」「不来接，哪能办?」「不来接?那我就不回去!」其乖和可爱如此。 　　这个时候周恩来和邓穎超都早进入中央苏区，他们（党）也要瞿秋白去。秋白向党请求允许杨之华同去，但张闻天等坚持不许，因此秋白也生气不去。「好!党的命令你不服从!」从此就不给生活费。在一个时期，迫得秋白刻图章度日，但这究竟不是办法，又过了大半年（不记得若干时），最后秋白只有低头答应去，杨之华留在上海。秋白到苏区后，常常托交通同志带信给之华。有一天李竹生和黄文杰在新开路我的住处开会，李竹生对黄文杰说：「你看瞿秋白这家伙又给他老婆捎信来了，差不多交通同志来上海，每次都有她的信，真讨厌，这次不要把信转交与她。」我默默地坐在旁边未敢插言，只感到阵阵心寒。暗想国焘确是硬汉，当年去鄂豫皖时，明知他们不会允许我同去，也决不向他们请求! 　　瞿秋白病三期肺结核，身体一向不好，这是同志们都知道的。杨之华照护他的病体是无微不至的，他差不多离不得之华，这也是当时一般老同志所深知的。若稍有爱惜同志之情，何至於故意将他们分开呢?倘若他们不故意分开秋白和之华，使他俩同入苏区，秋白或不会被捕而死，到了中央苏区，若当时中央对同志稍有关怀和爱护同志之心，秋白也不会死。现在瞿秋白成了「烈士」!你晓得这烈士心里包含了多少伤心泪? 　　秋白走了，之华照例搬家。李竹生等派一个男同志跟之华同住，晚上他要和之华同睡一床，气得之华抱被褥睡在地板上。这是黄杰同志到之华处送信，之华悄悄对她说的。当时谁敢反抗这种可耻的措施马上不给生活费!这就是当时在上海的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对待同志们的残忍手段。 　　还有邓中夏同志最初大概也是不接受（党）他们所派遣的工作，也是被断绝生活费。中夏同老婆（李家小妹妹）住在杨树浦区的一间阁楼，靠李小妹妹每天到纱厂当女工，获得微薄的工资穷困度日。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因此邓中夏就毅然答应（党）他们派往任何地方工作，自然很快就被捕而死去。这是在延安时李家小妹妹亲口对我说的。她说：「大姐，在上海中夏每天天未亮就起身帮我梳头(李家小妹妹有一把秀美的长发)，煮饭给我吃，说我在工厂工作养他，太辛苦!他对我不知多好。」 　　李竹生担任上海中共中央分局书记，他们这一群「布尔什维克」把有病的秋白派往苏区而不让之华去；把身强力壮的邓中夏派往危险的白区，让人捕去杀死，其用心之狠，实令人发指。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上海各报登载惊人的消息，在上海姚主教路XX花园洋房掘出死尸若干具，在武定路XX洋房又掘出死尸若干具，在新閘路也掘出若干具，这都是顾顺章当年在上海做共产党特务时亲手的杰作。阅报后真使人毛骨悚然，吓怕得几乎吃不下饭。大屁股阿姨黄杰来了，她同我两人悄悄讲，想不到他们这样残忍，真躭心自己住屋也埋葬着死人啊!两人互嘱小心，她就走了。这是我同黄杰最后一次的会见。之后她调往何处工作，生死存亡，无法知道。 　　湘鄂西是夏曦担任共产党中央分局书记的地区，他也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人物。此人生性多疑而阴狠，凡是不顺从他的意见而同他争论的同志，他都加上一个A·B·团间谍份子罪名，推出斩首。张琨弟就这样死了。我的表弟王承护（王一鸣）也这样被他杀害了!我阅湘鄂西来的文件记载「王一鸣，A·B·团的间谍，反党叛徒，已就地枪决，张琨弟同样。」这实在令人震惊、愤恨、难过!我对李竹生等说：「夏曦太胡闹了!别人我不知道；但张琨弟和我的表弟王一鸣，我敢说他们决不会是间谍。一个是出生入死，工作多年最忠实的老同志；一个是身带八彩，转战鄂北，也是最忠心於党的老同志。夏曦这样枉杀同志，实在無法無天，你们应当写信去指责他才行呀!」 　　同时我暗想，夏曦这样胡搞，岂能持久?果然消息传来，夏曦死了!他是行军时不慎失足掉在急流里淹死的。跟随他的勤务员等，听见他落水，回头笑笑走了。这就是作恶多端必自毙的榜样!在延安时，张闻天说得更好，他说： 　　「夏曦这家伙杀死同志太多，同志们冤魂不散，把他拖下水去了!」 　　 张国焘夫人回忆录 往事如烟/杨子烈著；香港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编辑.—香港：香港自联出版社，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