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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长征途中搞分裂

路海江

强渡嘉陵江后，红四方面军就开始了长征。1935年5月初，中央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准备在川西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5月初，在江油举行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面对川西北是少数民族聚居的事实，张国焘向会议提出了西北联邦政府的主张，张国焘认为在这样一个地区，暂时还不能组织苏维埃和实行分配土地，对于少数民族，政策的尺度更要放宽些。① 　　随即在茂县成立了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少数民族委员会和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张国焘任联邦政府主席，周纯全任少数民族委员会委员长。5月20日，张国焘和周纯全签署了《中华苏维埃联邦临时政府回番夷少数民族委员会布告》。5月30日，又以主席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②提出了建立藏族苏维埃和人民政府、民族自决、信教自由、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没收汉官和发财人的土地分给穷人、武装藏族劳苦群众、藏回羌汉穷人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等项纲领、政策，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在成立宣言中，还宣称：“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树立了西北革命斗争的中心，统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从此南取成都、重庆，北定陕甘，西通青新，进一步与中央红军西征大军打成一片”。这时，红一方面军正经会理、冕宁北上，两个方面军会师指日可待。为了迎接党中央和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热烈地展开了捐献衣物、鞋袜的活动，准备了大批慰问品。 　　6月8日，李先念率领的迎接中央红军的部队，攻占了懋功，两军会师在即。6月12日，张国焘从茂县打电话给徐向前，要徐代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写一份报告，火速派人送到懋功，转送中央，请示两军会合的方针，表示热烈欢迎艰苦转战的中央西征大军。③6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到达达维镇，当晚两个方面军驻当地的部队，共同举行了庆祝会师胜利大会。 　　两军会合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确定战略方针，统一作战部署，打破蒋介石的围堵计划，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党的团结，红军的团结，是实现这一任务的主要条件。然而会师不久，张国焘即和中央发生分歧，给党和红军的团结，投下了愈来愈浓重的阴影。④ 　　党中央根据当时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抗日民主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确定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是：继续北上抗日，即集中力量向东、向北发展，在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⑤张国焘、陈昌浩于6月17日致电中央：“同意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但又不同意中央的“目前计划”(四方面军全部及一方面军主力向由岷、嘉两江之发展，坚决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提出“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主张一方面军沿大金川北上占阿坝，四方面军折返茂县、北川，并进至松潘以西地区。或“暂时向南进攻”，反对党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因为事关重大，中央要张国焘速到懋功，“商决一切。”张国焘到懋功后，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张国焘最初主张“向南向成都打”，由于多数人同意集中主力向北发展，他后来也表示赞成北上。会议通过了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所作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根据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于6月28日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确定了“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⑥会后，中央派出李富春、林伯渠、刘伯承、王稼祥、李维汉等组成的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慰问。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拟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张国焘从两河口返回茂县后，他目睹一方军减员过多，开始怀疑中央路线。中央慰问团到后，张国焘提出了“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⑦张国焘借此向中央要权，鼓动川陕省委向中央建议：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周恩来任总参谋长。陈昌浩则致电中央要求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线总指挥，周恩来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并要求“中政局决大政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⑧此间，一些不利于两军团结的现象开始出现。张国焘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还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的情况，实际上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与此同时，博古、凯丰他们，则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⑨激起了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也给张国焘以挑拨的借口。总的来说，张国焘是依仗人多枪多，“怀有野心，想当头头”。⑩ 　　为了统一部队指挥，加强两军团结，胜利完成北上任务。7月 18日，中革军委公布了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的命令。21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会议，听取四方面军的汇报。张国焘首先发言，讲了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经过；徐向前汇报了红四方面军的情况，陈昌浩介绍了红四方面军政治工作的情况。会议开得比较圆满。中央领导同志一致肯定了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肯定了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但存在某些缺点。 　　8月初，党中央领导同志和红军总部来到毛儿盖地区。军委召集会议，重新研究敌情，确定行动部署。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叶剑英和徐向前出席了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因松潘地区敌人兵力集中，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夏洮计划以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夏河地区，突击敌包围之右背侧，争取在洮河流域消灭敌主力，达到创建甘南根据地的作战目的。⑾为实现这一新的战役企图，张国焘主张分左、右两路军行动，会议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组成，从卓克基北进取阿坝，控墨清，继而向北出夏河；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指挥部率四军、三十军、一军组成，以少部兵力担负扼阻和牵制松潘胡宗南部的任务，大部从毛儿盖北出班佑、巴西地区，万一无路可走，再改经阿坝前进。 　　部署既定，部队忙着做北上的准备，并派人侦察行进的道路。但是张国焘野心不死，又节外生枝，要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中央政治局于8月4日至6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通过了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的决定。⑿ 　　张国焘对会议没有解决“政治路线”问题，非常不满，阴谋破坏中央军委关于《夏洮战役汁划》的实施。8月2l日，右路军陆续出动。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于8月20日已攻下阿坝。张国焘无视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中左路军占领阿坝后，可速向右路军靠拢，以便集中兵力反敌，速出甘南的要求，仍坚持左路军以阿坝为后方，出夏、洮河地区，左右两路分兵北进。经中央再三催促，张国焘离开阿坝，可是刚过了草地，就又变了卦。9月3日，他借口不能过河，反对北进计划，进而实施南下了。⒀ 　　拒不执行中央电令的张国焘于9月9日致徐向前、陈昌浩转中央的电报中，提出了“南下”方针，命令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张国焘还电令陈昌浩，“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叫剑英看到电令，立即赶到中央驻地向毛泽东报告。⒁这样，党中央的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终于发展到针锋相对的地步。 　　9月10日凌晨，党中央为了贯彻已定的正确方针，毅然率第一、三军团先行北上。11日，中央致电张国焘：“(甲)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延误。(乙)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张国焘反诬党中央“不顾整个中国革命的利益。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破坏主力红军的团结，实行逃跑”。⒂ 　　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会议，对张国焘反党错误作出决定，严厉谴责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并且严肃地警告：“南下没有出路”，“南下是绝路”。⒃13日，张国焘在阿坝召开活动分子会议，作出所谓《阿坝会议决议》，攻击中央领导，诬蔑中央北上战略方针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而把自己的南下错误方针美化为“进攻路线”。为贯彻其南下错误方针，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以“纪律制裁”。⒄妄图以此来压制反对意见。在这期间，张国焘还对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施加压力，企图使他们表态反对中央，同时对拥护中央正确路线的干部进行打击、迫害。 　　党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仍然坚持党内斗争的方针，期望他悬崖勒马、翻然悔悟。9月14日，中央又致电张国焘，再次恳切希望其率军北上，为实现党领导全国抗日的战略方针而斗争。9月15日和17日，张国焘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和南下命令。声称：“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军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根据地，首先赤化四川。”⒅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脚木足)主持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开反党。他在会上发表了混淆是非，“蛊惑人心，欺骗性很大”的讲话，胡说：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不是单纯军事路线问题。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南下是终止退却的战略反攻，是进攻路线，而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继续其北上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直至发展到“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⒆他别有用心地要求“同志们应团结在这个高级干部会议的周围，信任总司令部的领导，暂不接受原有中央的命令”。⒇他宣布中央“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提出要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要大家表态。另立“中央”，事太突然，陈昌浩也没有立即发言。张国焘要朱德表态，朱德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又让刘伯承表态，刘伯承讲了一通革命形势相当困难的话。张国焘见朱德、刘伯承都不支持他，脸色阴沉，但不便发作。接着，就宣布了“临时中央”的名单，同时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21)张国焘自任“临时中央”主席。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分散了刚刚会合的红一、四方面军的力量，破坏了党的统一和团结，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 　　10月17日，张国焘为贯彻南下方针，实现在川康边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发出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经两个月的连续作战，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仅百仗一战，部队即伤亡近万人。一系列事实证明，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行不通的。相反，中央北上战略方针已取得了胜利，于 10月间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合。接着，又胜利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歼敌3个多师，使陕北根据地迅速扩展，红军不断扩大。根据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25日在瓦窑堡会议上，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央决议主要内容，于1936年1月16日电告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同日，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22) 　　在此之前，中央也与红四方面军保持着经常联系。当中央得知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之后，即于1936年1月13日电令其立即取消这一反党的非法组织。1月22日，中央又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这种行为“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23)并公布了俄界会议决定。同时，为了谋求党内团结，以便一致对敌，经朱德提议，(24)中央表示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后，可以暂时相互间发生横的关系。(25)1月24日，林育英再次致电张国焘，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后，“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26)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于1月下旬在任家坝召集会议，讨论中央瓦窑堡会议要点，大家一致拥护，张国焘也表示同意中央的新策略。中央的决议和中央对红四方面军的关怀，在部队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径，以及南下碰壁的事实从反面教育了广大指战员。因此，要求维护党的团结、要求北上抗日与中央会合的情绪，日益高涨。张国焘被迫于1月27日致电党中央，表示对瓦窑保决议“在原则上完全同意”，并提出对目前策略路线既渐趋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27)但实际上他的分裂活动仍未停止。2月上旬，制定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此后，部队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达维、懋功向西北转移。至此，张国焘南下退却方针彻底失败。 　　2月24日，林育英、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提出了方案，并指出：“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红军总司令部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一致赞同北上陕甘的第一方案。3月15日，总部机关抵道孚。当晚，张国焘召开干部会议，并作了《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提出我们现在要“会合二、六军来顺利的遂行夺取西北，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28)4月l日，他还在道孚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在这两次讲话中，他一面继续对中央进行攻击，吹嘘南下“正确”，百般为其南下错误方针辩解；一面对部队的不满言论和批评横加压制，说什么：“有了政权和红军的党”，批评要受“相当限制”，“任何一种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遭到铁锤的打击。”(29) 　　5月20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和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六军团负责人，提出“当前任务是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以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同苏联及外蒙订立抗日互助条约的计划”。“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在已经没有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分歧”，“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及蒋介石”。对于“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国焘兄之意暂时采取协商方式”。(30)中央的诚意和采取的措施，对促进张国焘放弃分裂活动，加速北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取消第二中央。7月2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红二、六军团于7月5日组成红二方面军。7月27日，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这标志着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彻底破产。此后，红二、四方面军一同北上，于10月10日同红一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 　　此后，根据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朱德、张国焘分别以总司令和总政委的名义，统率三个方面军，实施中央军委发布的《十月份作战纲领》和《宁夏战役计划》。中央这种顾全大局、不咎既往的做法，使大家很兴奋。张国焘也“舒展眉梢，显得轻松了许多”。(31) 　　1936年11月30日，张国焘和朱德同周恩来率总司令部直属机关人员抵达保安(32)，受到了红军大学师生的欢迎。 　　注释： 　　①《我的回忆》第3册，第212页。 　　②《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③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20页；《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1-52页。 　　④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21页。 　　⑤《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8页。 　　⑥《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9页、63页、第74页、第81页。  　　⑦《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9页、63页、第74页、第81页。 　　⑧《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5页、第89页。 　　⑨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27页、428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233页。 　　⑩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29页。 　　⑾《夏洮战役计划》，1935年8月3日。 　　⑿《红四方面军战史》，第331页。 　　⒀《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32页、133页、第139页。 　　⒁《毛泽东年谱》(上)，第471页。 　　⒂《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48页。 　　⒃《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系9月20日根据9月12日决定起草的，张国焘另立中央后，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见史纪辛文，《党史研究》1987年第1期。 　　⒄ 转引自《红四方面军战史》，第339页。 　　⒅《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55页，第223页。 　　⒆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58页。 　　⒇《我的回忆》第3册，第273页。 　　(21)《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230页。 　　(22) 转引自《红四方面军战史》，第347页。 　　(23)《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28页、第329页。 　　(24) 转引自《红四方面军战史》，第347页。 　　(25)《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28页、第329页。 　　(26)《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28页。 　　(27)《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31页。 　　(28)《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71页、第398页。 　　(29)《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400页。 　　(30)《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519—520页。 　　(31)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507页。 　　(32)《周恩来年谱》，第331页。 　　 张国焘传记和年谱/路海江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