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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延安会议前后

路海江

张国焘到保安后，党中央正为促成全国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而斗争。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和朱德、张国焘等19名红军将领联名致书蒋介石，再一次要求蒋介石“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①12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发出第一号通电，转达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任命中革军委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等23人为委员，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七人组成主席团，并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虽然张国焘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地位不谓不高，不谓不重，但与以前相比，因新组成了军委主席团，故张国焘的作用实际上已被削弱。 　　几天后，西安事变爆发。12月13日，中央召开了第一次讨论西安事变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张国焘在这次会议上作了发言，他说：“我只说到关于西安建立政权问题。我们要以西安为抗日中心，就包含了以西安为政权中心的意见。”“在西安事件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问题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的问题。”“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②在他发言之后，凯丰、张闻天、博古等都不指名地批评了这种错误主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于1937年1月13日由保安进驻延安。在中央内部，开始了对张国焘一系列错误的批判。迫不得已，张国焘于2月6日向中央写了一篇《从现在看过去》的检讨，勉强认识到“在过去一个时间中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和组织上的对立，这在政治上是原则性的错误，组织上是组织路线的错误”。同时表示：“我应该申明坚决脱离过去有过的错误，而且反对过去的错误，并且劝告过去与我有同样观点的同志们，应当坚决反对和脱离过去的错误。”③ 　　为了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进行系统的揭发批判，肃清张国焘的错误在党内军内的影响，以教育全党全军，特别是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中央政治局于1937年3月27日至30日在延安召开了扩大会议，历时4天。 　　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洛甫、博古、朱德、张国焘、凯丰、林伯渠、林彪、彭德怀、任弼时、贺龙、董必武等56人。在3月27日的会议上，张国焘“痛哭流涕地站起来低着头表示承认错误”。④他承认“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会上，有30多人发言，揭露了张国焘反党反中央的罪恶事实，历数其对革命的危害，并深挖了张国焘机会主义的历史根源。许多同志提出，要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并开除其党籍，撤销其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等职务。在3月30日的会议上，洛甫代表党中央提议，暂不给张国焘做组织结论，因为在估计到张国焘错误的重大性质之后，也还应该考虑到他在党内的历史，是个老同志，曾参加过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并已开始承认错误。为了挽救他，还应该给他时间，在实际行动中改正错误。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同意党中央的提议。⑤ 　　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决议明确地指出了张国焘错误的内容、性质、危害及其根源，确定了开展对张国焘路线斗争的正确方针。决议认为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他忽视中共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中的决定作用；张国焘路线是农民的狭隘性、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及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在这个决议中，中央对红四方面军的英勇斗争也给予了充分的估价，划清了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同张国焘之间的界限。中央强调指出：“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当受到严重的打击。中央号召四方面军的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周围，来完成当前的伟大任务。” 　　中央这个决议，推动了反张国焘路线斗争的开展。对于深受张国焘路线之害的四方面军部队来说，更加重要。当时，四方面军一部分离职学习的干部在红军大学等学校中积极参加了这个斗争。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的反张国焘路线斗争则在援西军总部党委领导下进行。此后，西路军进入新疆的部队和陆续回到陕北的人员，也相继开展或参加了这个斗争。 　　4月6日，张国焘写了《关于我的错误》的声明书，表示：“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许多同志对于我的错误的彻底揭发，使我对自己的错误有了更深的了解。的确，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这错误路线不仅在各方面表现它的恶果，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而且造成极大罪恶，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⑥ 　　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至6月底在取得了重大成果之后胜利结束。但是斗争中也存在着缺点：“对张国焘的错误缺乏具体分析，属于他执行王明路线的都归结为张国焘路线。而西路军的失败则说成了张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在斗争中有过‘左’的做法。波及面过宽，使一批四方面军的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⑦ 　　经过这场斗争，张国焘搬出延安城居住，心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回忆说：“我独自隐居在那里，闭门谢客，连电话都不装置，我游玩于山水之间，俯瞰延安熙熙攘攘的情形，冷静旁观。”⑧对于中央发给他的各项文件、会议通知，“总是置之不理。不去出席，也不告假。”⑨ 　　当时延安涌来了许多革命青年，各学校都缺少教员。应中央党校的老部下成仿吾之邀，张国焘前去讲了几个月的政治经济学。⑩这段时间，他还写了一篇《论中华民国底宪法》的论文，主张放宽民主自由尺度。 　　为了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制订指导全国抗战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22日至 25日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张国焘出席了会议。他表示同意洛川会议确定的政治路线，并且愿意工作。这样，虽然在这次会议解除了他的军委副主席职务，党中央又安排他担任另一项重要工作。8月30日，毛泽东在给叶剑英的复电中，拒绝康泽所提丁惟汾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任，主张必须以林伯渠为边区政府长官、张国焘为副长官。在与国民党的多次谈判，国民党方面终于答应了中共的条件。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为边区政府主席团成员。下辖23个县(市)，面积 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⑾但是，张国焘对这个安排却不满意，“始终态度消极，总是出去游玩”，还常常“喝酒醉醺醺地招摇过市。当时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看到张国焘这种与众不同的闲散样子，都感到很奇怪”。⑿ 　　伍修权后来也有相似的回忆：“由于统战工作开展，林(伯渠)老受中央委托去西安代表我党中央进行统战工作，边区政府主席职务就由张国焘代理。我被任命为边区政府的秘书长，……其中也确有这么个含意，看张国焘是否搞鬼。”“我和张国焘共事了半年时间。秘书长的工作主要管边区政府内部事务，当时没有多少文件要草拟，都是具体工作，其中包括受党的委托，协助张国焘的工作。当时，我还是尽力之所及放手工作的，对张国焘也保持一定的警惕。他对我也一样，彼此互相戒备，心照不宣。张国焘对工作很不起劲，不大管事儿。”⒀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一行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当时王明的头衔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成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等。12月下旬，王明找张国焘谈话，问张国焘和毛泽东在毛儿盖会议上争论的症结何在时，王明说其中有“托派暗中作怪”，并说原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秘书长黄超就是托派。王明并告诉他，李特、黄超等人已在新疆被处决。王明的话使张国焘非常吃惊。他思前想后，自己背着分裂党、另立中央的包袱，害怕王明加害于己。张国焘回忆说：“由于这种重大的刺激，我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脱离中共。”⒁主意已定，张国焘便“寻找最近的机会离开延安。这虽是一次冒险，可是心情感到特别轻松。我对延安的一切已不关心，每天再三思考的已是如何能实现我的决定”。⒂ 　　注释： 　　①《毛泽东年谱》(上)第617页。 　　② 转引自张培森等《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③《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第61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④ 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第139页。 　　⑤《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第190页。 　　⑥《党的工作》第31期，1937年4月12日出版。 　　⑦《红四方面军战史》，第408页；《许世友蒙难记》，《追求》1992年第2期；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册，第566页。 　　⑧《我的回忆》第3册，第368页。 　　⑨《我的回忆》第3册，第368页。 　　⑩ 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第142页；《我的回忆》第3册，第371页。 　　⑾《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大事记》，《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 　　⑿ 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第142—143页。 　　⒀《中共党史资料》第2辑，第192页。 　　⒁《我的回忆》第3册，第428页。 　　⒂《我的回忆》第3册，第428页。 　　 张国焘传记和年谱/路海江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