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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从鄂豫皖到通南巴

成仿吾

第一节 张国焘擅自放弃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始则盲目轻敌，调动红军同敌人死拚硬打，后见敌人重兵入侵，便惊惶失措，仓皇退却。1932年10月，他擅自放弃鄂豫皖根据地，拉着队伍，从鄂西北，往豫南，入关中，到陕南，一味被动地向西退却逃跑。 　　在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前，张国焘既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也没有正式通知鄂豫皖省委负责人；没有向部队和群众作必要的动员和解释；更没有留下必要的红军主力以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张国焘自己也承认；“我们离开鄂豫皖西行，中共中央事先是毫不知道的。”①鄂豫皖根据地的“一般高级干部不仅没有机会参预决策，甚至不能完全明了决策的底蕴，大多数同志不赞成远离鄂豫皖苏区”。②当时，徐向前等同志，因鉴于前几次仗没有打好，敌人的重兵已向根据地云集而来，红军在内线作战的回旋地区已经很小，难于在内线粉碎敌人的进攻，因而也同意红军向外线转移作战，意在调动敌人，歼灭敌人，再打回根据地。可是，张国焘却为敌人气势汹汹的进攻所吓倒，准备放弃鄂豫皖根据地。他虽名义上也打着“转移外线”的旗号，实际上他畏敌如虎，刚遭受一些挫折，便慌慌张张一味往西盲目退走。 　　张国焘从鄂豫皖根据地带走的红军约有二万人左右。计有红四方面军的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和红二十五军的七十三师等四个师和少共国际团，共十三个团(第十师的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团，第十一师的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团，第十二师的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团，第七十三师的二一七、二一八、二一九团)。10月11日晚，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河口地区集结后，分左右两路纵队向西越过京汉铁路，往鄂西北方向退却。 　　事先，我们鄂豫皖省委的同志没有想到张国焘真的会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因为张国焘在河口(黄柴畈)会议上曾一再表示：为了保卫苏区，他要把部队带到苏区外围去打击和消灭敌人；他发誓决不会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他发誓的样子，我至今仍记得十分真切。他盘着双腿，坐在高处椅子上，身子前后摇晃着，两眼半睁半闭的，双手比划着大声说：“我发誓、发誓……，我绝不离开你们，绝不离开苏区。”谁知他那信誓旦旦的样子，竟包藏着险恶的祸心。我们当时认为他带领部队到外线去，打破敌人的围攻后，还会回来的，因而没有想到他竟会“一去不复返”了。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带着部队跨过京汉铁路往西去，我们也回到根据地中心区，继续开展工作。过了几天，陆续有掉队的伤病员从京汉铁路西边回来，我们问起西去部队的情况，他们说：“张主席带着队伍一直往京汉路以西去了。”我们估计他可能带着队伍到鄂豫边(房县、均县一带)，和那里的红军会合；因为那里有我们的红军游击根据地。因此，我们仍等待着红四方面军主力打回来的消息。根据地的群众，也热切地盼望着红军主力打回来，他们做了糍粑，打了草鞋……准备迎接自己的队伍。过了好些天，又有一批掉 队的伤病员从京汉铁路以西地区回来了，我们问起他们，他们摇摇头说，“别再等他们了，张主席已经带着部队一直往西去了。”我们心中开始感到惴惴不安，我们猜测：张国焘是否带着队伍到湘鄂西与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三军会合去了?又过了好多天，张国焘率领红军西去的消息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后来，我们从缴获敌人的报纸中，得知张国焘已带领红军到了陕西。这时，我们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料定张国焘是不会再回根据地了。我和沈泽民等同志对张国焘这种口是心非，不告而别，置根据地军民生死于不顾的作法非常愤慨，省委许多同志都愤愤地说：“告发张国焘!到中央去告张国焘!……” 　　当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蒋介石反动派的气焰越发嚣张。蒋介石一方面调遣部队继续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清剿”，对根据地军民实行野蛮、残酷的血腥镇压和屠杀；另方面，他立即派遣反动军队，对红四方面军主力实行围追堵截。敌胡宗南(第一师)、李默庵(第十师)、蒋伏生(第八十三师)、罗启疆(独立三十四师)、肖之楚(第四十四师)等部跟踪追击，刘恩茂(第六十五师)、冯鹏翥(第六十七师)等师则在前面进行堵截，企图围歼红四方面军于鄂豫边地区。 　　张国焘眼见大批敌军前堵后追，更加惊惶失措，深怕被敌人围住，因而一遇敌人，便掉头转向，只想躲开敌人的主力，不敢在有利条件下对敌人实行反击。其实，当红四方面军转移到京汉铁路以西地区时，如果就在那一带实行外线战略反攻，打击敌人，以调动进攻鄂豫皖根据地之敌回师向西，则红军仍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这一带有桐柏山、大洪山的有利地形，有鄂豫边游击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并可以和鄂中地区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三军协同作战。如果当时有照顾全局的战略计划，红四方面军利用这些有利的条件，在我鄂豫皖根据地内线作战红军的配合下，同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那末，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攻，打回鄂豫皖根据地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可是，右倾畏敌的张国焘，根本没有返回鄂豫皖根据地的信心和决心，而是一味盲目西进。10月13日，当红四方面军到达湖北洛阳店时，张国焘便要派人侦察去潼关的路线，企图往潼关方向退却，由于徐向前等同志的反对而未能成行。10月16日，当红四方面军到达湖北鲍家店时，部队曾在这里召开了师以上的干部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以后的行动方针。多数同志主张红四方面军挥师南下，与数天前在附近经过的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以便集中红军力量，歼灭和打击敌人，等待时机，再打回鄂豫皖根据地。但是，张国焘对周围的敌人很恐惧，因此他既不准备与红三军会合，也不想打回鄂豫皖根据地；而以红军集中起来目标太大和给养困难为理由，拒绝了这个建议，决定仍继续西去。不久，张国焘便将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改称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了。这公开表明了他决心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向大西北逃跑。对此，张国焘却美其名曰实行所谓“战略退却”。退却逃跑与战略退却在原则上是根本不同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③可是张国焘的“退却”，却不是有计划的战略步骤，而是仓皇的乱闯；他不是“准备反攻”，而是由于害怕敌人而一味逃跑，从而使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受到很大的损失。 　　这样，红四方面军转移到外线后，虽然广大指战员准备打回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也曾计划在京汉铁路以西地区实行反攻，歼击敌人，创造条件，打回鄂豫皖根据地；但是，由于张国焘顽固坚持向西退却，从而使红四方面军被迫长期处于到处流动、遭敌围攻的困境。 　　10月19日，当红四方面军进到枣阳、新集地区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便蜂拥围拢上来。敌李默庵的第十师、蒋伏生的八十三师和罗启疆的独立三十四旅等，尾随追击红军，敌肖之楚的四十四师从左侧进击，敌胡宗南的第一师从右侧进击，敌刘恩茂的六十五师和冯鹏翥的六十七师，则在红军的前面沿沙河一带阻击，企图围歼红军于枣阳、襄阳、宜城、新集地区。这时，张国焘西去受阻，红四方面军先后在新集、土桥铺等地，同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在与敌人争夺乌头观、宋家集、吴家集等阵地时，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战斗和肉搏冲杀，双方互有胜负，形成对峙局面。于是，张国焘便要红四方面军向西南由丰乐河渡汉水到鄂西行动。但敌范石生五十一师等部的增援部队陆续赶到，截断了西南方向的去路。红军被追连夜向西北退却。红四方面军到达枣阳西南的土桥铺地区，敌刘恩茂、冯鹏翥等师在前竭力堵截红军，敌胡宗南、范石生等师又从两侧攻来，红四方面军又同敌人展开激烈战斗，才通过了敌人在沙河一带的防线，继续向西北转移。 　　这两次战斗，红四方面军共击毙敌人三千余人，缴获机步枪千余支，子弹百余箱；但红四方面军亦受到重大损失，共计伤亡一千余人，战后不得不将少共国际团分别补充到其他各师中去。这次突围战，虽经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冲破了敌人的包围，击破了敌人围歼红四方面军的企图，但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由于张国焘盲目退却所造成的被动局面。 　　10月下旬，张国焘带领部队，继续向西北方向退却。自湖北枣阳，经七房岗，往河南新野、厚坡、淅川方向走去。沿途所经之地，甚是荒凉。当地人民因连年遭受旱灾及兵燹之苦，都已纷纷外逃，因此田地荒芜，不见人烟。红军忍饥挨饿，冒着寒霜冷雨，日夜兼程，历尽艰辛。这都是张国焘的错误所招致的苦难和恶果!而广大红军指战员是从土地革命战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革命战士，他们虽然尝遍了天灾人祸所造成的难以忍受的痛苦，仍然意志坚定，不畏难不叫苦，经历十天的长途跋涉，在淅川以南涉过了丹江，于11月初到达鄂豫陕边界的南化塘。红军到达此地后，稍作休息，准备在鄂豫陕边界建立根据地，形成汉水上游的红色区域，以与湘鄂西、鄂豫边、陕甘边的红军和根据地互相呼应。但尾随之敌胡宗南、肖之楚、刘恩茂、范石生等师跟踪而来，从南化塘东、南、北三面围攻红军。张国焘见敌人围攻上来，深为恐惧，便认为在这一带无法立足，决定从鄂陕边的漫川关进入汉中。 　　11月中旬，当红四方面军到达漫川关以东地区时，敌陕军三个团已在漫川关据关防守，堵住红军的去路；敌胡宗南的两个旅已进到漫川关东南的住岭、雷音寺一带，向红四方面军发动进攻；敌肖之楚师已占领漫川关东北的张家庄、马家湾一带，对红四方面军进行拦截；敌刘恩茂、范石生的两个师也尾追红四方面军到达漫川关东面的当山、大沟口一带；敌冯钦哉师则从漫川关北面的石窑子向南压迫，与诸敌呼应。敌人企图把红四方面军围歼于漫川关附近的深山狭谷之中。这时，张国焘在敌人的四面围攻面前，更加惊慌失措，丧魂失魄，急于逃走，就主张红四方面军分散突围。如果按照张国焘的意见去做，红四方面军将有被敌人各个击破、全军覆没的危险。在这极端危急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从实际出发，分析了当时的具体情况，认为漫川关的东北面是敌人兵力的薄弱环节，应从此处突破敌人包围。他据理力争，终于说服了张国焘，决定从东北面敌人的薄弱环节突围出去。于是，以第十、十一师的一部分部队抵抗西面和南面的敌人，而以第十二师为主，七十三师配合，往北突围，经过英勇奋战，反复冲杀，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全军翻过野狐岭，抢占竹林关，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继续往西北方向行进。当时，红四方面军在巍峨险峻的秦岭山脉的深山老林中攀岩涉水，攀藤附葛，栉风沐雨，饥疲交加，日夜兼程，许多战士的腿脚冻裂得出血，体弱伤病者更是无力行走。指战员们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中回想起在鄂豫皖根据地行军作战时，受到广大群众热情支援的情景，更增加了他们对鄂豫皖根据地的怀念，也更激起了他们对张国焘拉着队伍一味向西北退却的不满。红四方面军经过艰苦行军，于11月15日到达陕西商县西面的杨家斜。 　　当时，红四方面军原拟于商县以西取道凤凰嘴进入汉中、镇安、柞水地区。但当红四方面军到达凤凰嘴附近时，敌胡宗南的部队已由山阳抢先赶到凤凰嘴，对红军进行阻击。张国焘见敌赶来就慌了神，急忙命令红四方面军掉头向北。红四方面军经曹家坪、丰家河、库峪、汤峪，于11月下旬进入关中平原，逼近西安附近的王，曲、子午镇。这时，国民党十七路军总指挥兼陕西省主席杨虎城立即派孙蔚如的十七师在王曲、子午镇一带对红军进行阻击，而尾追之敌胡宗南、肖之楚、刘恩茂、范石生等师也都蜂拥向关中追来。红四方面军先后在王曲、子午镇等地同敌人展开激战。红军七十三师在王曲击溃陕军的阻击，但红十一师却在子午镇被陕军截断，红十师便立即折回，配合十一师将陕军击溃。12月初，红四方面军南进到达户(鄂)县南面的傍徨镇，分前后两个梯队继续行军，但后梯队又被胡宗南部截断；同时，敌刘恩茂、肖之楚和孙蔚如等师也都从东面、北面纷纷围拢上来，对红四方面军后梯队形成东、西、北三面包围之势，而南面又是险峻的秦岭高山，不易攀越。这时，红四方面军前梯队即派出一部配合后梯队作战，夹击敌人；经过激战，终将敌击溃，红四方面军才得继续西行，到达周至(盩厔)县附近。红军沿途辗转苦战，历尽艰难困苦；而张国焘每遇阻敌，便慌张掉头转向，因而使红四方面军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困境。 　　当时，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北出关中后，就打算要把部队继续拉向西去，实现其向大西北退却的计划。可是，红军到达周至县时，即被敌人的骑兵所阻，难以西进。那时，党中央也在11月27日向红四方面军发来电报，指出：四方面军应“在豫鄂陕边建立新的根据地，……继续向西入陕与长期行动是不适合的”。同时，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这种无止境的退却也普遍表示不满。张国焘在上下各方面的压力下，才不得不改变主意，让部队南下，向汉中前进。 　　12月初，红四方面军再次翻越秦岭。这时，已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雨雪纷飞，战士衣单粮缺，但仍坚持行军，有时完全断炊，不得不宰杀战马充饥。经七日行军，连翻九座高山，经老君岭、下佛坪、黄柏源等地；在12月9日，红四方面军到达秦岭西麓城固县的小河口。 　　当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南城固县时，受到了陕南特委、城固县委和当地群众的欢迎和支持。 　　陕南这一带，长期以来就有党的活动和党领导群众斗争的基础。早在1926年，这里就建立了党组织，大革命失败后的第二年(1928年)，成立了陕南特委，并领导城固县农民协会进行抗捐斗争，附近西乡、南郑、洋县等县的农民纷起响应，震动很大。1932年11月，为了迎接红四方面军的到来，陕南特委决定，立即在城固北*(外厂内邑)靠山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并指示城固县委，马上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配合红军，牵制敌人的主力，掩护红军的行动。所以，当红军到达城固地区时，城固县委便主动派人来与红四方面军联系，进行慰问，提供情报，担任向导，支援粮食，掩护和安置红军伤病员。当红四方面军“抵达城固县升仙村、许家庙一带时，城固县委立即动员起来，开展拥红活动。城固北区的六、七个区，党的工作中心在文川，当时有一个区委，三个支部，日以继夜地工作，主动向红四方面军总部介绍汉中地区情况，报告敌情，为红军筹集粮食，赶制鞋袜。……他们拎着一筐筐的红桔和鸡蛋，背着一袋袋的粮食，敲锣打鼓，扶老携幼，慰问红军”。④这时，广大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在深受长期转战之苦以后，对此感到格外亲切温暖，因而要求建立根据地的心情也就更加迫切。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原鄂豫皖特委书记曾中生同志，他沿途不断访问群众，询问向导，对所经各地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他认为汉中是个好地方，可以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当时，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对张国焘擅自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盲目西进，到处流动，使部队受尽艰难，屡遭挫损，深表不满。许多干部和战士议论纷纷：“为什么要放弃根据地?”“究竟要到哪里去?”“走到哪里是个头?”甚至有的干部直接指责张国焘是“逃跑主义”⑤。张国焘自己也承认：“有些政治工作干部，总以为我军在鄂北一带兜圈子，目标仍是指向鄂豫皖区。等到他们知道我军行动的箭头指向西面，就开始有所疑虑。他们纷纷议论，向西是没有前途的，远离了全国的其他苏区。这些见解与中央的指斥如出一辙。”⑥但是，张国焘对由于他的错误所造成红军的被动局面，不但不从主观上进行反省检讨，承担责任，反而把撤离根据地的原因说成是由于根据地的地位不利所致；胡说什么：“鄂豫皖地处平汉、津浦两路之中，滨大江之侧，为敌人必争之地”，并说鄂豫皖“地区狭窄，非大兵久居之地。”当部队转战到达河南淅川时，张国焘在给中央的电报中，不但不引咎自责，还将其未能粉碎敌人围攻的责任，推卸给中央、工农群众及其他各根据地。他厚颜无耻地说这次敌人的围攻之所以未能粉碎，是由于中央“未能供给最低必需的干部”，没有得到四周群众的“最低赞助”，而各根据地红军“未有更有力的配合”，等等。张国焘这种诿过于人的谎言，不仅不能消除广大干部对他的怀疑和不满，却暴露了他两面三刀、居心险恶的丑恶灵魂。     　　红四方面军到达城固县小河口时，部分干部同张国焘进行了一次公开的斗争。曾中生、邝继勋(原红四军军长)、余笃三(原红四军政委)、舒玉章(原四方面军参谋主任)、张琴秋、王振华(红军总部干部)等同志，对张国焘擅自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实行无止境的逃跑极为愤慨，他们商议派人到党中央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要求中央迅速采取措施加以纠正。经过讨论，决定推举曾中生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写成书面意见，交给张国焘，对他的错误领导提出批评，要求停止向西北无止境的退却，迅速在陕鄂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希望他采纳大家的意见并将此意见转告中央。⑦ 　　张国焘鉴于广大干部对他的不满日益加剧，被迫于12月10日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王振华、朱光、刘杞等同志对张国焘的错误提出了批评。批评他在肃反、土改等各项工作中的错误；特别是批评他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由盲目轻敌到仓皇撤离的错误；批评他在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后，无上境地退却，不准备实行战略反攻，不打算建立根据地的错误；还批评他在领导工作中缺乏民主作风、独断专行，等等。最后，大家希望他改正错误，要求他以后及时把行动方针报告中央。张国焘在会上极为孤立，于是玩弄起他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他表示欢迎大家对他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并表示此后要加强集体领导，会上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随后，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委任张琴秋同志为总政治部主任。另方面，他对大家提出的批评意见则含糊其词，不作正面回答，更没有把曾中生等同志提出的意见和四方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报告中央。实际上，张国焘是要蒙混过关，继续向中央封锁消息，并伺机对提意见的同志进行打击报复。 　　这次会议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张国焘的错误，因为张国焘掌握领导大权，他的两面派手法暂时蒙蔽了一部分人，广大干部对张国焘的错误还缺乏更多、更深刻的认识。但这次会议，对制止张国焘的逃跑主义，迅速确立根据地，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小河口会议后，红四方面军总部根据指战员们的要求，考虑到陕南地区北傍汉水，南靠巴山，地方党组织有一定的工作基础，当地群众又受过革命的影响，因而准备在城固、西乡、镇巴、紫阳、安康一带建立根据地。 　　12月11日，红四方面军南渡汉水，终于摆脱了长期被敌人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进抵城固县的上元观地区。在上元观，红四方面军召开了党团活动分子会议，检查和总结西行以来的政治工作。决定部队一边休整，一边发动群众。于是，部队和地方党组织相配合，在西乡县钟家沟等地建立了十几个红色政权，并帮助建立起陕南第一游击大队等地方武装。 　　在开展工作中，红四方面军了解到陕南这一带连年旱灾欠收，粮食极缺，大军久驻，部队的给养将有很大困难。同时，红四方面军总部从陕南地下党组织提供的情报，得知四川军阀正在混战，川北敌人的防务极为空虚；而且那边物产丰富，红军回旋的余地也大。陕南特委还向红四方面军总部详细地介绍了川北一带党领导的蓬勃开展的革命游击战争和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对创造根据地极为有利。原来，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四川省委便派人到川北南充、南部、仪陇、蓬溪一带开展工作，先后建立了南充中心县委和阆(中)、南(部)县委，积极组织农民举行起义，开展游击战争。1930年到1931年，四川省委、南充中心县委相继派遣干部到南部等县，在升钟一带积极发展党、团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在很多场、镇建立起区委，参加农协、赤卫队和游击队的农民达七千多人。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广大人民纷纷起来进行反对地主、军阀的革命斗争。1932年11月，南充中心县委和南部、阆中等党组织领导昇钟、保城等地农民，掀起了抗租、抗息、抗捐、抗税的革命斗争，当地的赤卫队、游击队改编为川北工农红军，张逸民为总指挥；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昇保暴动”。这支起义队伍打垮了国民党反动的区政府，缴获了敌人不少枪支，镇压了一批恶霸地主，并多次有力地打击了从南部、阆中、剑阁等地调来围攻红军的反动军队。后来，由于反动派调集优势兵力进行镇压，这次轰轰烈烈的革命起义遭到了失败；但这次起义锻炼了群众，在人民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在苍溪，地下党组织也积极领导当地人民开展游击战争。1930年，四川省委和南充中心县委派罗世文、于江震同志在苍溪三川、龙王等地建立党支部、成立农民协会，开辟游击区，发动游击战争。1932年，王文焕又在这一带组织农民暴动，张贴标语、传单，并提出“赶民团、迎红军”的革命口号，同时，四蛮寨、回龙场、五里子等地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也都举行了暴动，进行游击活动。 　　特别是通(江)、南(江)、巴(中)地区的农民斗争更是风起云涌，声势浩大。1932年下半年，该地区人民的抗捐抗粮斗争已发展成空前规模的群众运动。运动由初期的“官逼民反”的自发性斗争逐渐发展到接受党的革命影响的斗争，农民由最初痛打军阀田颂尧派下乡收款的委员、团丁，一直发展到有组织的公开的武装斗争。1932年8月，国民党南江县长姚垒勾结当地豪绅地主，为扩大反动地方武装，购买枪支，决定“预征烟款”，对群众大肆搜刮。1932年9月，长池的群众首先爆发了“闹款”斗争，打死了下乡收款的胡委员，打死打伤反动军警十多人，揭开了抗捐运动的序幕。南江其他地区的人民也纷起响应。10月初，全县各地群众，身背沙罐、破棉絮，沿途高呼“打倒田颂尧”的口号，浩浩荡荡地走进县城，冲进县府，大闹大堂，进行请愿示威；反动县长、团总等吓得魂飞胆丧，四处躲藏；最后被迫答应免去烟捐，并给闹款的群众每人发两吊钱路费，抗捐运动取得了胜利。 　　在南江人民抗捐斗争胜利的影响下，1932年11月，通江地区也爆发了全县人民的大规模的抗捐斗争。斗争首先以距离南江较近的草地、涪阳、新场等地开始，然后波及全县各地；从少数群众打团总、保长、收款委员开始，后来发展到广大群众手持刀枪棍棒，纷纷到县城去闹大堂。当时，通江地区的群众斗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获知了川北斗争的情况后，感到在川北一带建立根据地，比陕南更为有利。为此，1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西乡县钟家沟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挥师入川，建立以川北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2年12月17日，红四方面军经过思想动员和一定的物质准备后，便以七十三师二一七团为先遣队，向川北进军；沿途经天池寺，核桃树，翻越巴山，抢占两河口，直下通(江)、南(江)、巴(中)。途中所经大巴山，当地人称“二百一”：即上山要走七十里，山上要走七十里，下山要走七十里；而这二百一十里的崎岖山道，由于兵匪扰袭，行人绝迹，小道多为荆棘所掩没，当时又值隆冬，冰雪封山，气候恶劣。红军长途转战，体力消耗很大，战士衣单鞋缺，翻山困难确实很多。但广大指战员发扬了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12月25日，红军先遣队进占通江；1933年1月1日，红军解放南江；1月23日，又进占巴中，先后歼敌三个团，击溃敌八个团，实现了进军川北的作战计划，奠定了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回顾红四方面军自1932年10月中旬，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西行，到1933年1月下旬到达川北通、南、巴地区，先后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行程约五千里左右。由于张国焘的退却逃跑，盲目西进，致使红四方面军在强敌围追、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沿途遭受无数艰难困苦，部队损失约五千余人。这决不象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轻松：“我们这个大探险队在这一带过了一段流浪生活，有时与敌玩玩捉迷藏的‘游戏’。”⑧张国焘的所谓“捉迷藏的游戏”，其实就是他对敌人的恐惧而产生的逃跑主义；这是使红军受损失的主要原因。可是，张国焘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胡说“这是一场惊人的退却战。我当时认为造成这场不可避免的退却战，是由于中共中央的苏维埃政策发生了严重的缺陷之故。”⑨这完全是颠倒黑白的一派谎言。事实上，在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之前，中央已有书面指示，指出放弃根据地是错误的，而张国焘无视中央指示，擅自放弃了根据地。后来，虽经中央多次批评⑩，张国焘仍未改正错误。在张国焘仓皇退却所造成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由于徐向前等红军指挥员的因势利导，灵活机动，和全体战士的英勇奋战，才克服了沿途所遇到的绝大困难，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最后在到达通、南、巴的时候，仍保存了红军一万五千人左右的基干力量。红四方面军在结束了这一极端艰险的行军之后，又开始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英勇斗争。     　　①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171、173页。 　　③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97、200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④ 余洪远：《永恒的怀念》，《陕西日报》1981年7月28日第3版。 　　⑤ 1981年9月14日徐以新同志回忆谈话。 　　⑥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173页。 　　⑦ 见《张琴秋同志的声明书》，1933年《干部必读》第33期。 　　⑧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147页。 　　⑨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151页。 　　⑩ 1933年3月15日和8月25日中央致鄂豫皖电等。 　　第二节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军民继续坚持斗争 　　张国焘擅自带着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使鄂豫皖根据地的革命斗争陷于严重困难的境地。 　　我们鄂豫皖省委的同志对于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而西去的行动，思想上没有准备。省委虽曾于10月中旬开过第一次扩大会议，但只是对根据地反“围剿”斗争作了一般布置，没有考虑到独立坚持斗争的问题。加之根据地被敌人分割，部队分散，一下很难实现统一领导，因而根据地军民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都很被动。 　　由于张国焘擅自拉走四方面军主力，鄂豫皖根据地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严重的。当时，敌人以十五个师又两个旅约二十万兵力对根据地实行“清乡”。反动派提出“民尽匪尽”的血腥方针，对苏区人民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敌人大批屠杀干部、党员、群众。敌军所至，尸骨遍野，火光烛天，庐舍为墟。在金家寨附近的柳树湾，红安县的闵家河，六安县的上楼房等地，敌人一次就屠杀群众千人以上，人民的财物被洗劫一空，大批妇女被蹂躏或贩卖外地。在敌人的疯狂进攻和摧残下，鄂豫皖根据地的大部地区被敌人占领。但是，具有英勇斗争传统的鄂豫皖根据地人民并没有被敌人的疯狂进攻所吓倒，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战斗。 　　当时，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沈泽民领导下，继续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斗争。1932年11月，省委在红安召开军事干部会议，决定将留在根据地的原二十五军七十五师的两个团和二十七师的三个团重新编成二十五军，由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下分七十四师(由徐海东任师长)和七十五师(由姚家芳任师长)，全军约七千人。同时，省委整顿了各地的游击队。蒋介石本来认为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后，只要来一次“清乡”，就可以把留下的红军消灭。可是，和敌人的预料相反，留下的部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建成了新的红军主力，他们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配合，不断给敌人以有力打击。12月中旬，蒋介石再次下令对鄂豫皖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划区“清剿”，将我根据地划分为两个“清剿”区，东为“高(城)罗(田)清剿区”，西为“经(扶)黄(安)清剿区”。蒋介石限令在1933年1月底以前，将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彻底肃清”。 　　这时，我鄂豫皖省委从缴获敌人的文件中，了解到敌人划区“清剿”的反革命计划，同时，得悉张国焘已将红四方面军拉到了陕南；12月30日，省委召开了临时紧急会议，愤怒谴责张国焘的“逃跑右倾机会主义”①，进一步明确了独立坚持斗争的思想。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以师为单位分开活动，并组建红二十八军，(由七十四师一个团，原二十七军一个团和二十五军的一个营组成)军长廖荣坤，政委王平章，全军共三千人，开赴皖西北地区坚持斗争。     　　这个时期，我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先后在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中给进攻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取得了反“清剿”斗争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和斗志。但在反“清剿”胜利的形势下，党中央发来要求“夺取七里坪、河口、红安中心城市”的“左”倾指示，因而省委再次号召夺取七里坪、新集、红安等中心城市作为红军当时的主要任务，命令红军围攻敌军固守的七里坪等地；结果，不仅久攻不下，反使我红军受到了严重损失。根据地军民的处境更加困难了。 　　1933年10月6日，鄂豫皖省委在红安县紫云寨召开了第三次扩大会议，检查工作，总结经验，确定今后的斗争方针。会议决定派我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揭发张国焘的逃跑行为，同时要求中央派军事干部加强鄂豫皖根据地的领导工作。因为鄂豫皖根据地的四部电台都被张国焘带走了，我们同党中央的联系很困难，所以只好派我亲自去向党中央作详细汇报。 　　临行前，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在我的衬衣上写了一封介绍信，署名是用俄文写的。当时，从红安到上海，非常不容易。敌人在根据地周围层层封锁，企图困死和围歼我根据地军民。为了突破敌人的封锁线，省委派了一个四百多人的独立团和由陈先瑞、韩先楚等组成的四十人的便衣队来护送我。我们在黄陂和孝感一带打了一个多月的游击，终于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我先到武汉，后又由武汉乘船到上海，在福州路找到了个便宜的小旅馆住下。这时已近严冬，旅馆里又冷又湿。我从根据地出来前就害疟疾，这时已患病八个月，连上楼的力气也没有了。更使我焦急的是，原来接头的党的联络点，已经转移，找了一个月，也没有找到接头的人，我贫病交加，真是到了最困难的时候。后来，我想起了过去熟悉的郑伯奇，他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工作。我找到他，向他打听一些熟人，他说，都不在。我又问起鲁迅，他说国民党官办报纸骂鲁迅是“准共产党”。于是，我决定去找鲁迅。我先到内山书店去联系。鲁迅很快就约我到一家白俄开的咖啡馆见面。我们见面时都很高兴。我说：“我要找党的关系，请你帮助。”鲁迅立即答应道：“你来得正好，再过几天就没有办法了!”原来瞿秋白同志正准备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当时，我就把所住的小旅馆的地址和接头的暗号告诉了鲁迅。这样，我很快就找到了有关同志，和党接上了关系。当时，党中央上海分局的组织部长黄玠然派组织部内交通主任高文华和我接头，并把我转移到一位印刷工人家里去住。我向上海分局作了汇报，上海分局通过地下电台向党中央报告了情况。很快，瑞金回电，要我在1934年1月11日赶到瑞金开会。 　　1933年12月30日，黄玠然派上海局组织部外交通主任老刘(即何叔衡同志的女婿陈刚)和我们几个人同行，经过十天艰苦的历程，终于到达中央苏区。 　　到瑞金那天，正是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开会的第二天。邓颖超同志接待我们，让我赶快换衣服参加大会。于是我脱下旧棉袍，重新穿上了红军军装。下午到会场，周恩来同志热情地和我握手，并高声向大会介绍：“鄂豫皖的代表成仿吾同志来了。”当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紧握恩来同志的手，不知说什么是好。在全会上，我作了简短的发言，主要是汇报鄂豫皖苏区的困难和说明我出来找中央的目的。 　　五中全会后，我向党中央详细地汇报了工作。参加这次汇报会的有张闻天、王稼祥、李维汉等同志。我具体地叙述了鄂豫皖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困难情况，愤怒地揭发了张国焘擅自放弃鄂豫皖根据地的逃跑行为，要求中央调派军事干部加强鄂豫皖根据地的军事工作。我特别记得，当我列举事实揭露张国焘逃离鄂豫皖根据地的罪恶行径时，同志们都很愤慨。张闻天同志说：“张国焘这个人，我知道。……”。 　　当时，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我也同李德谈了张国焘的逃跑行为。我说，张国焘带着红军实行所谓“游行示威”，从鄂北到河南，入关中，进陕南，他不知在向谁示威?结果，把队伍拖得精疲力竭，使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李德当时虽然在军事指挥上犯有严重错误，但他对张国焘的逃跑行为，也是不满的。 　　1934年2月12日，中央发出了《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信中写道： 　　“中央听了成仿吾同志的报告后，对于鄂豫皖苏区这一时期斗争的总结与你们今后的任务，作如下之指示： 　　自前年四方面红军西去后，省委再组织我们武装力量，创造了红军——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并领导着这些军队与广大工农劳苦群众，为保卫鄂豫皖苏区与敌人作了最艰苦的斗争。正由于这种坚持不屈的英勇奋斗，才使国民党军阀对鄂豫皖苏区凶恶残酷的摧残，遭受了极大的阻碍和困难，苏区得以支持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并没有象阶级敌人所预料那样容易和顺利来荡平这个区域，在这个区域中来恢复他们的反动统治。”接着指示信对鄂豫皖根据地过去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批评，指出“省委当前的任务，在于保全我们的活力，保全我们的队伍，重创造新的苏区、新的根据地，整理、锻炼和强固我们的力量，创造新的主力红军，同时扩大开展游击战争，为恢复原有苏区而斗争。”② 　　中央决定派程子华同志去鄂豫皖根据地，参加军事领导工作。程子华同志来找我。我向他详细地介绍了鄂豫皖根据地的情况。1934年6月，程子华同志离开瑞金去鄂豫皖根据地。临行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找程子华同志面谈，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工作再次作了重要指示。周恩来同志指出：当前在鄂豫皖地区，敌人占绝对优势。敌人用碉堡、封锁线，把我根据地压缩和分割成几小块。敌人的驻“剿”和追“剿”部队，不断地对我攻击、堵击、追击。我们的根据地缩小了，红军不断伤亡，变小了。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将发生极大的问题。接着，周恩来同志说：中央决定了，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就能把敌人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根据地的敌人减少了，留下的部队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就能够保存我们的鄂豫皖老根据地。③ 　　程子华同志带着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离开瑞金，经广东汕头到上海，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同志引路，经武汉北行，在柳林车站下火车，步行进入我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埋伏圈，被红军“俘虏”了，送到红军司令部。这样，程子华同志就见到了省委书记徐宝珊(沈泽民同志已病故)等同志，传达了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这时已是1934年9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鄂豫皖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向鄂豫陕进军。省委决定程子华同志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同志为副军长，吴焕先同志为政委，率领二十五军长征北上。鄂豫皖根据地的党组织把留下来的一部分武装，又重建红二十八军(原红二十八军已于1934年4月编入红二十五军)，在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同志等领导下，继续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我鄂豫皖根据地人民是英勇不屈的。根据地虽然不断遭到敌人的疯狂进攻和摧残，又先后遭受王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但根据地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斗，前仆后继，继续把大别山地区的革命火炬高高举起。 　　① 见鄂豫皖省委1933年1月5日给党中央的报告。 　　② 《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 　　③ 程子华：《为党掌握武装而斗争》，《红旗》杂志1978年第8期。 　　 记叛徒张国焘/成仿吾.—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