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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错误和罪行

成仿吾

第一节 鄂豫皖边区党和人民英勇奋斗创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1931年“九一八”前，我从德国回国，不久，党中央派我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担任省委宣传部长。张国焘是先我于4月间到鄂豫皖根据地的。在这本书的开头，我先介绍一下这个根据地的发展概况。 　　鄂豫皖根据地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的大别山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面积仅次于中央根据地的第二块大根据地。早在1923年到1927年，我党就先后在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的黄冈、黄陂、黄梅、孝感、麻城、黄安、商城、六安、霍邱等县建立了党的组织，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广大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1927年5月，鄂东十县，农民协会会员达七十多万人。1927年7月武汉汪精卫集团叛变后，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的精神，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先后爆发了黄(安)麻(城)、商(城)南和六(安)霍(山)起义。大别山区国民党的统治比较薄弱，地形对我又比较有利，有党的长期工作基础和经过斗争锻炼的革命群众，在上述三次起义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这是当时的一个重要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的优秀干部。 　　黄安、麻城在1927年春就分别成立了中共县委，领导了农民运动，建立了县农民自卫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两县县委与省委失去了联系。9月初，黄安县委派郑位三等到武汉找到了党的长江局机关，长江局书记罗亦农向他们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要他们立即回黄安组织武装起义。10月间，湖北省委先后派王志仁、吴光浩等一批政治、军事干部到黄安，成立了以王志仁为书记的中共鄂东特委，统一领导黄、麻两县的武装起义。11月3日，鄂东特委召开两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决定以两县农民自卫军和农民义勇队为骨干，夺取黄安县城。11月13日，黄、麻两县起义部队和数万农民，一举攻克黄安县城，消灭了反动武装，活捉伪县长，建立了黄安农民政府，曹学楷当选为政府主席。这是三省边界地区的第一个工农政权。起义后建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潘忠汝、吴光浩任正副总指挥，戴克敏任党代表。12月5日夜，国民党反动派派一个师袭击黄安县城。敌众我寡，四百多人的鄂东军突出重围后，只剩下七十二人和五十多枝长短枪，县委书记王志仁、总指挥潘忠汝等壮烈牺牲。这支红色武装从挫折中开始懂得了必须依靠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在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的领导下，部队转移到黄陂木兰山，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1928年春，在木兰山和黄冈的大崎山等地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清剿”和围击。4月间，工农革命军重返黄、麻地区，在流动游击斗争中，党组织和部队逐渐感到，如果没有一个稳固的立足点，单凭流动游击，是不能坚持长期武装斗争的，弱小的革命武装，就有可能被优势的敌人吃掉。经过对敌斗争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逐渐摸索出了一条武装割据的道路。即在鄂豫两省黄、麻、光(山)三县边界，敌人统治薄弱的柴山堡地区，依靠广大群众，利用有利地形，开始实行武装割据。为了适应红军和地方工作的发展，7月间，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10月间，重组鄂东特委，王秀松任书记。 　　1928年12月，党中央派巡视员曹壮夫到鄂豫边区传达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六大”肯定了当时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政治形势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并对机会主义、盲动主义进行了批判，发布了党在民主阶段的十大政治纲领；“六大”还提出党在红色区域的主要任务是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最大限度地扩大红军，彻底实现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等等，这些，对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1928年冬，鄂东特委根据半年多边界割据的经验和军事斗争的需要，提出“学习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准备创造东起皖西英山、霍山，西至武胜关鄂豫边界整个大别山脉的武装割据，这使边界斗争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 　　随着军事上的不断胜利和地方工作的开展，到1929年5月间，鄂豫边界割据发展到纵八十里横一百三十里的区域，边界地区的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已结合起来，初步形成了鄂豫边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为了加强根据地的建设，进一步贯彻“六大”的决议，5月30日鄂东北特委(4月间由鄂东特委改组，徐朋人任书记)召开黄安、麻城、黄陂、孝感四县县委和三十一师师委第二次联席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临时土地政纲》和形势任务、扩大游击战争、政权问题等决议，把鄂豫边的红军游击战争，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正当鄂豫边根据地日益巩固和扩大的时候，1929年5月6日立夏节在豫东南爆发了商南起义。 　　商城在1926年就有了党的县委，1927年7月，革命失败后，党组织遭到破坏，1928年春，商城县委恢复整顿了商南的党组织，并召开了党团员会议，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选举产生了南邑区委。8月，南邑区委召开干部会议，讨论了武装起义的计划和土地革命等问题。会议决定由詹谷堂、廖业琪等负责发动群众的工作，派周维炯、漆德伟等乘反动派在县、区扩大反动武装的机会，打入民团内部开展士兵运动，伺机夺取敌人武装。从此，农运、兵运同时并进。1929年，党的“六大”决议传达到商南，当地党组织随即根据“六大”决议进一步发动群众，积极培养起义骨干力量，革命力量不断增强。自1928年秋冯系军阀侵入豫东南后，苛捐杂税繁重，加上1928年大旱，秋收仅二、三成；商城、固始一带春荒严重，群众对革命的要求更加迫切。冯系军阀在豫南兵力薄弱，且与流窜商固一带的土匪李老末时有冲突。 　　由于商城县委遭到破坏，1929年2月，豫南特委同鄂东特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商南党组织由鄂东特委领导。鄂东特委曾先后派徐子清、徐其虚等到商城帮助工作。这时又成立了中共鄂豫边特别区委，由徐子清任书记，积极领导起义的准备工作。 　　1929年春，反动政府派出“清乡委员”，督促各地加紧“清乡”，同时在民团内部清查所谓可疑分子，党组织和起义计划随时有暴露的危险。形势紧急，鄂豫边特别区委于5月初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先发制人，在5月6日立夏节晚发动武装起义，趁敌人忙于过节，打它个措手不及。计划由周维炯等在丁家埠、李家集民团内部发动革命兵变，结合广大群众，消灭乐、和两区反动民团，夺取敌人武器，建立革命军队，实行武装割据。并成立了起义指挥部，由徐子清、肖方任正副指挥，周维炯负责军事，廖炳国负责各处联络。这次起义由于经过较长时期的秘密斗争，积蓄了力量，建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而且计划周密，时机得当，因而迅速取得了胜利。周维炯等在立夏节晚上，酒席筵间夺取了乐区民团团总杨晋阶部的武装，其他地方行动也很顺利，士兵起义和农民起义紧密配合，一夜之间，起义武装便控制了乐、和两区。起义武装于5月9日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师，周维炯任师长，漆德伟任副师长，徐其虚任党代表，随即开展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到8月，在豫东南地区初步形成了一块广袤六、七十里的根据地。 　　继商南起义胜利后，1929年11月又爆发了皖西的六安、霍山地区的总起义。 　　早在1925年，六安就建立了党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党派舒传贤等一批在外地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相继回到六安、霍山，同在当地活动的党员周狷之等汇聚，积极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11月，中共安徽临时省委派员到六安，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及临时省委的决议：整顿、发展党的组织，建立秘密农会和工农武装，准备武装起义。1928年元月，六安、霍山两县党组织合并，成立六霍县委，开展了组织整顿工作，抓住六霍地区大旱的时机，领导农民进行抗租抗债的斗争。县委还采取了争取大刀会下层的策略，使大刀会内部很快起了分化，会众日益倾向革命。1929年4月，诸佛庵民团在打进去的共产党员领导下，举行起义，编为县委直接掌握的游击大队。7月，六霍县委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专门研究了武装起义的问题，并决定报请中央，成立中共六安中心县委(辖六安、霍山、霍邱、英山、寿县、合肥六县)，并成立六霍暴动总指挥部。10月6日，召开六县党代表大会，传达党的“六大”决议，讨论和检查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大会正式选举了六安中心县委，舒传贤任书记。 　　11月8日，独山起义取得了胜利。六安中心县委于9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区及临近各县迅速组织武装起义。在一个多月时间里，连续爆发了西镇起义、七邻湾与流波*(左石又童)起义、徐集民团起义以及桃源河起义。1930年1月20日，起义的游击队胜利会师，中心县委召开县委常委和游击队党团联席会议，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徐百川任师长，姜镜堂任政治部主任。红三十三师、三十二师结合赤卫队及广大群众，积极扩大游击战争，不断获得胜利，形成了纵一百八十余里，横约百里，人口三十余万的皖西根据地。 　　这样，从1927年冬到1930年春的两年半中，鄂豫皖边区党组织领导人民在举行了黄(安)麻(城)、商(城)南、六(安)霍(山)武装起义的基础上，在这个地区创建了三支红军和三块革命根据地。当时，这三个地区还是分散的，没有联成一片；党的组织相互虽有联系，尚未统一起来；红军虽有统一建制番号，但没有统一的领导和指挥。 　　1930年初，中央巡视员郭述申在巡视了鄂东北、豫东南的工作后，到上海向党中央负责人周恩来汇报三省边界地区的情况。不久，周恩来召集郭述申、许继慎和熊受暄开会。周恩来讲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宣布中央的决定：统一鄂豫皖三省边区党的领导，建立鄂豫皖边区特委；统一鄂豫皖三省边区红军的军事指挥，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部。宣布郭述申任鄂豫皖边区特委书记，许继慎任红一军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4月郭述中等到黄安，在黄安北部的箭厂河召开了鄂豫边区特委和红军领导干部会议。根据党中央决定，宣布成立鄂豫皖边区特委，由郭述申、何玉琳、王平章、徐朋人等九人组成，郭述申任书记，统一了三块根据地党的领导。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个师红军合编为红一军，许继慎任军民，徐向前任副军长，曹大骏任政委，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并组成了红军前敌委员会，重大行动由特委和红一军前敌委员会开联席会议决定。6月，召开了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边区工农民主政府，形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鄂豫皖特委的建立、红一军和边区工农民主政府的成立，使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三块分散的革命根据地的党和政权，实现了统一的领导。使虽有统一建制、番号，而实际上还没有统一指挥的三支红军部队，组成为一支集中统一领导的正规红军。这对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1930年5月，中原地区爆发了蒋、冯、阎军阀大混战，根据地周围敌人的兵力因而大为减少。红一军乘机大举出击，在京汉路沿线连战皆捷，在皖西作战也节节胜利。从6月到8月的三个月中，先后攻克霍山、英山、罗田、云梦、花园等城镇，歼敌七千余人，扩大了根据地，到10月间，红军发展到五千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改善了自己的装备，军事、政治、后勤工作，都进一步得到加强。 　　在这段期间，鄂豫皖边区也受到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这一“左”倾指导方针。10月18日，党中央向鄂豫皖特委发出《关于党务、政治、军事综合指示》，把李立三“左”倾路线方针在这里的主要错误基本纠正了。11月，党中央派曾中生到鄂豫皖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统一领导党和军队。曾中生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北伐战争时期他曾从武汉到南昌和蒋介石辩论，严正地批评了蒋介石的反动倾向，他文武双全，很有才能。他来鄂豫皖前在中央军委工作，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央根据地的情况和经验很了解，并受到深刻影响。他到鄂豫皖后，蒋、冯、阎军阀战争已经结束，敌人开始对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攻，他召开了原鄂豫皖边区特委和临近各县县委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建立了鄂豫皖临时特委和军委，统一领导了反围攻斗争。1931年2月初，鄂豫皖临时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正式成立了鄂豫皖特委和军委，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 　　1930年冬和1931年3月，敌人先后对鄂豫皖边区发动第一、第二次围攻，每次都使用了十个师左右的兵力，以曾中生为首的鄂豫皖特委，广泛地发动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军民共同英勇战斗，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和第二次围攻。 　　第一次反围攻胜利后，1931年1月，红一军与蔡申熙领导的红十五军在长竹园会合，合编为红四军，邝继勋任军长，余笃山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参谋长，曹大骏任政治部主任。辖两个师一个独立团，第十师师长蔡申熙，第十一师师长许继慎。这支红军的情况，邝继勋在1931年4月15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全军官兵夫共一万二千人，其中战斗员九千人以上，质量较高。全军党员一千六百人，成分大多数是翻身的农民，党能起核心作用，意志统一，中下级干部都是由斗争中产生的。 　　关于鄂豫皖根据地的情况，1931年2月10日曾中生给中央的报告中说：三个赤区都分配了土地，建立了政权，创建并扩大了工农红军，正在打通相互的联络。赤区的工农生活确实改善了，废除了苛捐杂税，得到了土地，一切政治上的自由平等都确定了。他们热烈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农民都能自愿地从精神上、物质上帮助红军与政府。赤区周围的工农群众，都盼望红军，过去在群众中有过一定影响的红枪会、大刀会、联庄会、剿共会等组织都相继解散，连反动的民团也说红军来了我们就缴枪。 　　在第二次反围攻前，红四军曾正确地组织了进攻作战，1931年3月奔袭双桥镇，全歼敌人的一个整师，俘敌师长岳维峻以下五千余人，取得了空前大捷。 　　两次反围攻斗争取得胜利后，主力红军发展到四个师，成为有两万多人的正规兵团，地方武装也有很大的发展，根据地也扩大为东西长三百余里，南北宽一百五十余里的广大地区，已拥有人口二百五十万。红军的战斗素质愈来愈提高，根据地愈来愈巩固，作战、建军、根据地建设等各项工作，也都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第二节 张国焘是怎样爬上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地位的？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早年就学于北京大学。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但又是党内一个著名的老机会主义分子。虽然他在参加党的初期曾为党做过一些工作，但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和两面派，后来堕落成为叛徒和国民党的特务也并不奇怪。党内出现张国焘、王明、林彪、江青这类野心家、阴谋家，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是沉痛的教训。这些野心家的罪恶行径，同无产阶级革命家犯错误，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研究、揭发这些野心家，是为了汲取历史教训，增强革命队伍的警惕。     　　建党初期，张国焘从事工人运动，在工作中进行无原则的小组织活动。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在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在第一次大革命中，他犯过许多右倾和“左”倾错误(主要是右倾错误)。在1927年上半年，他积极执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政策。大革命失败后，他曾阻挠南昌起义，对革命表示极大的动摇。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国焘作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受到了批评。 　　张国焘不仅是一个犯错误最多的老机会主义分子，而且1924年5月他在北京被捕后，就曾可耻地出卖了党组织，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叛徒。据解放后查获的北洋军阀政府内部档案[1001]3499记载，张国焘供出了李大钊是共产党在北方的领袖，并供出张昆弟、黄日葵、高君宇、范鸿劼、陈佩兰、缪伯英等多人为共产党员。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党营救出了关在京津等地监狱中的工会领导人。张国焘被营救出狱后，一直对党隐瞒其叛徒面目和叛卖罪行。他五十年代在香港出版的《我的回忆》一书中，却把自己描写成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英雄”，说他在受刑时“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敌人审问他时，“概以‘不知道’三字答复他”，使“他们一无所得”。张国焘的无耻谎言，掩盖不了铁的事实，只是更暴露了他丑恶的灵魂而已。 　　1928年张国焘到莫斯科，在那里住了三年多。1931年1月下旬回到上海，正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在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依仗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夺取了中央的领导权。他们在所谓“反右倾”的纲领下，执行“左”倾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从而把持了中央的领导岗位，并有系统地派遣代表，逐级夺权，在党内实行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发展了机械过火的斗争。张国焘在莫斯科时，和王明等人有过矛盾和冲突。回国后，他看到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把持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又有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作后台，就转而投靠王明，并拼命吹捧四中全会和王明，急急忙忙于2月7日和3月5日，连续在党内刊物《实话》上发表了《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路线上的斗争》、《执行党的路线与加紧两条路线上的斗争》两篇文章，宣扬“四中全会是完完全全接受了国际路线”，“它彻底批评了立三路线，……反对了三中全会调和路线，革新了党的领导机关，指出了党的当前任务，要求全党在实际工：作中揭发立三路线和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吹捧王明“是坚决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最好的同志”。为了取悦王明等人，他还大肆叫嚷：“反对四中全会便是反党反国际的”，他攻击反王明路线的人是“企图利用派别观点来掩盖他们反党反国际的行为”，“就是借所谓反陈绍禹派为名，反对党和国际却是实”。他还给反王明的人戴上“右倾分子”和“立三路线残余分子”的帽子，主张对他们进行“严重打击”和“深入的肃清”。张国焘大肆宣扬“只有坚决的拥护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四中全会革新了的党的指导下努力工作，……才是真正拥护国际路线，才能把国际路线执行出来，使中国革命得到新的胜利”，并竭力向王明等表白他愿意充当他们的小伙计。王明等人对张国焘这种“虔诚”的态度自然很赏识，加以他是中国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在党内有一定的影响，把他拉到小宗派里来，可以作为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得力工具。因此，张国焘很快得到王明的重用，被任命为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派他以中央全权代表的身分到鄂豫皖根据地去夺权。在他于4月初动身去鄂豫皖根据地后不久，王明等以中央的名义在5月6日发出指示规定：中央局的责任，应当是中央在当地的直接的代表，他有权否认党委的决议，甚至有权力解散党委，领导党委帮助党委工作。中央局应指定鄂豫皖区域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统帅此区的一切武装力量。这样，张国焘就成了王明等在鄂豫皖根据地的“钦差大臣”。他积极地在鄂豫皖根据地推行王明路线的各种过左政策，假借“肃反”的名义乱杀革命同志，在组织上实行家长制和个人专断，在军事上实行军阀主义和退却逃跑主义。结果，严重危害了党和人民英勇斗争所创建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但是，张国焘却在《我的回忆》中厚颜无耻地吹嘘自己是“披荆斩棘，艰难缔造”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的“园丁”；把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说成是由于他“推行新政策”、“整肃”等“各种努力的结果”，而对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则说成是“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苏维埃运动”的“先天缺陷有以致之”。他把鄂豫皖根据地的丧失归罪于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但上述的大量事实，有力地驳斥了他的这些谎言。 　　我在鄂豫皖苏区与张国焘共事的一年中，曾和沈泽民等省委的一些同志向中央控告张国焘的倒行逆施。张国焘却坚持其错误和罪行，不但不知改悔，反而愈演愈烈，终至身败名裂。我在这本小册子里将我所知道的叛徒张国焘的种种错误和罪行及其恶果记述下来，以便大家和后代认识和识别这个党史上的老机会主义者、野心家和反革命两面派的本来面目。 　　第三节 张国焘积极贯彻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及其在军事行动方针上的错误 　　正当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时候，王明“左”倾路线统治的临时中央派张国焘、陈昌浩于1931年4月到了鄂豫皖。他们到达前，红四军解放了新集，使鄂豫皖根据地有了一个中心点(后来是鄂豫皖分局的所在地)，这是红军的功绩。5月12日，以张国焘为书记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正式成立。从此，张国焘积极贯彻王明“左”倾路线，阴谋建立他对鄂豫皖的党和红军的军阀主义的个人统治。面对根据地的一派大好形势，他不得不说几句“好话”，如1931年5月24日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这一苏区是有了相当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已产生了强有力的红军”；“群众对红军是非常拥护的”；第二次反围攻的胜利，就是由于“红军、苏维埃已经具备一些基本条件，并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当地同志和红军将士英勇的奋斗，由奋斗已获得伟大的成绩”等等。他承认曾中生等到鄂豫皖根据地后，形势“有了相当的转变”，说他“努力对付敌人之‘包围会剿’获得一些成绩”，“纠正了一些立三路线最明显的错误”，“团结了整个干部而得到当地同志一些信任”等等。但是同时，他又横蛮地说：上面的那些成绩“不能证明党内路线已经是正确的了”，曾中生等“仍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1931年11月25日张国焘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又完全否定了鄂豫皖根据地过去的成绩，甚至说，“这一苏区整个说来，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路线”。因此，他强调“当前的任务是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实际中作彻底的转变”。于是他积极贯彻执行王明路线过“左”的土地政策和其他过“左”的政策。     　　鄂豫皖根据地的黄安部分地区，1928年冬就开始了土地革命。1929年6月发布的鄂东北《临时土地政纲》和12月发布的《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这两个早期的土地革命的文件，基本上是正确的，是根据“六大”决议的精神结合当地的土地革命经验制定的。对没收土地的范围和各阶级的政策同“六大”决议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1930年春，根据地在后一文件指导下，全面开展了土地革命，后来虽曾受过立三路线“反富农斗争”和“办集体农场”等“左”倾政策的影响，但曾中生到根据地主持工作后，就纠正了“左”的偏向，进一步开展了土地革命。正是土地革命的胜利，为鄂豫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为红军的发展和壮大以及反围攻斗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张国焘对鄂豫皖土地革命的成果却视而不见，在1931年7月1日召开的鄂豫皖区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出了“重新分配一切土地”的决议。接着，便开展了一个贯彻王明路线“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重新分配土地的运动。在1931年9月11日鄂豫皖军委政治部发布的怎样分配土地问答提纲中，全盘否定了过去的土地革命的成果，说“因过去路线上的错误(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土地革命的利益大部分被豪绅地主和富农窃去了，雇农、贫农、中农、工人(要土地耕种的)没有得到土地革命的利益”，“因此，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富农土地包括在内)，重新分配一切土地，是党目前领导广大农民深入土地革命的紧急任务”。这个提纲还极力宣扬“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说：“地主阶级的土地被没收后，不能取得丝毫的任何土地；富农如果要种田地，可以给以较坏的劳动份地，但必须自己劳动去耕种”。9月1日，张国焘还在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总结中提出：“对反动家属可以罚他做苦工，否则驱逐出境，不得分土地”。这种不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的过“左”政策，就会使他们流离失所或铤而走险，走上反动道路，破坏社会秩序，影响根据地的安定。而在经济上消灭富农的政策，就会影响中农的生产积极性，对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同时，在重新分配土地中还严重地侵犯了中农的利益。首先表现在实行打乱平分，使一部分中农的土地在平分一切土地时被侵犯。其次，1931年7月14日鄂豫皖中央分局通告第七号规定：“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分别，主要的是在是否有剥削性”。按照这一规定，就会把一些有轻微剥削的富裕中农划为富农。这样作的结果，损害了中农利益，影响了对中农的团结。 　　在经济政策方面，实行消灭资产阶级的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主张“把捐税的负担移至有财产的剥削阶级身上”，对民族工商业课以重税。实行不适当地提高工人工资和缩短工时的过“左”的劳动政策。这些政策实行的结果，造成工商业店铺的倒闭，加上敌人的封锁和摧毁，使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发生极大的困难。 　　在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张国焘认为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不可能存在第三派势力或中间营垒。这种形而上学观点，使他看不到国民党的中央军和西北军之间的矛盾，因而对蒋介石和西北军的矛盾也未加以利用。西北军的将领吉鸿昌被蒋介石派到鄂豫皖地区“剿共”，因受红军影响不愿与红军作战，被蒋介石勒令“解甲归田”。当时，吉鸿昌派人与红军联系，张国焘竟拒绝与吉联合，并将吉部来使杀害。知识分子是革命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而张国焘却对知识分子采取歧视的态度，1931年9月1日，他在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总结中说：“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同志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这是很正当的办法。” 　　在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攻之后，张国焘在军事方针上，时而右倾保守，时而“左”倾冒险，对于他的错误方针，红四军的领导人曾经进行了抵制。 　　当时，蒋介石正积极准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攻，对鄂豫皖区暂时取守势，这正是红四军转入进攻，积极向外发展的良好时机。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建议：以一部分力量留在商城南部山区被地主反动武装盘据的所谓“亲区”①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来肃清“亲区”的反动武装，大部兵力应迅速向外发展，南下出击黄梅、广济，恢复原十五军所在地区，进而威逼长江，牵制敌人，配合中央苏区反围攻斗争，同时解决经济和粮食困难，以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但是张国焘却借口所谓“巩固苏区”，拒绝了这一正确建议，反而命令红四军主力到“亲区”剿匪。结果，全军大军云集在“亲区”方圆数十里的山区，反动地主武装分散“打游击”，我军无用武之地，给养更成问题，加以两次反“围剿”以来，全军不仅没有发过一个零用钱，而且衣服草鞋都弄到非常困难的地步。因此，红四军负责同志徐向前、曾中生等一致向中央分局建议，主张留两团兵力在“亲区”，继续剿匪，以主力打下英山，直取薪水，发展阵地，以配合中央苏区。张国焘不仅再次拒绝接受这一正确建议，而且还指责这是“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而来一个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直到7月间，周围敌人仍无进攻迹象，同时由于援助中央苏区反围攻任务所迫和红四军领导同志的一再坚持，张国焘才同意向外发展的意见。但由于他的无理阻挠，贻误军机五十多天，使红军南下向外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张国焘对军事一窍不通，但又不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专横跋扈。他虽然被迫同意了向外发展的意见，却又从右倾保守转向“左”倾冒险，竟限令红四军在一个月内打下英山，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以震动南京。 　　7月中旬，红四军军部(此时徐向前调任军长，邝继勋调任十三师师长)率领六个团南下，8月1日攻克英山，全歼守敌一个团。徐向前、曾中生等红四军领导人分析当时的情况，一致认为：鄂豫皖红军应紧密地配合中央苏区的行动，占据敌人要点，打击敌人的主力，牵制敌人去江西的军力。如果出击潜山、太湖、安庆地区，在敌我力量的对比、群众基础以及有效地配合中央苏区反围攻斗争等方面，都有许多不利；还不如转到出击蕲(春)、黄(梅)、广(济)，直捣武穴为好。而且鄂东南地区的这块根据地恢复以后，还可以和黄麻、皖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便于巩固。因此，红四军便一面报告分局，一面举兵南下。 　　由于坚持了正确的行动方针，红四军从8月1日英山之战到9月1日止，一个月内，占领英山、浠水、广济、罗田及沿江一带，消灭敌人七团以上的兵力，尤其是消灭徐源泉的两旅以上兵力，缴获步枪四千多枝，迫击炮二十八门，机关枪二十六挺，无线电一台，子弹炸药刺刀无数，俘虏官兵五千以上。而且，这次行动牵制了敌人原拟调往江西的部分兵力，有效地配合了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并直接与江南湘鄂赣红军配合中央根据地的行动联系了起来。黄(安)、广(济)、英(山)地区的地方工作，也得到了相当的恢复，组织了八百余人的地方武装，农民纷纷起来斗争，分配土地，肃清反动势力，大力支援红军作战。在经济方面，缴获和筹集了银元七万元，黄金二十余斤，白银一千六百余斤，解决了南下部队的全部军装，解决了部队的经济困难，大大减轻了老根据地人民的负担。 　　虽然张国焘在黄安县委及军区党委联席扩大会议上作的结论中，不得不承认“红四军在英山、蕲水、广济一带行动，在军事上获得了大的胜利，相当地发动了这一带的群众工作与游击战争，部分的进行了分配土地的工作”。但由于这次行动是否决了他的东打安庆的方针而取得的胜利，因此他怀恨在心，无理地指责红四军领导“在政治上重复已经破产的立三路线”，“放弃援助中央苏区”，“违抗分局命令”，并强令红军北返。红四军除执行分局指示外，对南下和东进的是非曲直向党中央和中央分局作了申诉。徐向前、曾中生8月20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在长期斗争中深深感到了红军如果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有广大工农政权的力量维系着，则如此艰苦困难的生活，任何人也受不了的。因此，红军的根本问题还是政治的坚定问题，一切英雄的个人单纯军事观点的领导，在此要完全失掉作用。同时，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根据地几百里的阵地，如果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上却忘记了巩固根据地发展的任务了。我们深深认识到中央根据地胜利伟大，就是有了强度的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自然这与把主力军缩在根据地范围来防御敌人计划是根本不同的。”曾中生在9月5日给中央分局的信中，针对张国焘指责红四军“放弃援助中央苏区”的谰言，指出：配合中央苏区的行动，是要以占领敌人的要点打击敌人主力两者并重，而且在今日技术拙劣的红军，其战略目的应后者越过于前者，同时要能真正巩固自己的阵地，向敌人作有把握有准备的进攻，尤其是要整个苏区有全盘的计划与准备工作，才能集中主力向外发展，而更有全盘部署进攻有力阵地，如此才不致因局部的问题而影响全部的计划，这样与那绝对没有准备而发命令去占大城市和高喊进攻安庆，威胁南京的主张是丝毫不相同的。信中还批评打安庆的错误说：“安庆之取是不能离开全国形势的估量的，而且沿江近处之要镇没有工作，城市驻兵没有工作，城市及近郊党的力量是根本没有关系，英山到安庆四百里的非苏区是山地，又有民团匪军，而后方运输、使役、侦探、干部并无多少的准备，以一月为限，命令合近代编制一师不足的红军去取安庆威逼南京，这恐近于夸大狂了。我们真不懂责限一月必占安庆之命令与李立三路线责限两星期必占安庆之命令有什么分别了!”这些实事求是的批评，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但张国焘充耳不听。他恼羞成怒，完全不顾红四军南下胜利的事实，竟蛮横无理地指责红四军改变了他错误的东进计划是“违抗分局命令”，甚至把军政治委员曾中生撤了职。接着又借肃反之机，大肆残杀许多与他有争议的好同志，以巩固他在鄂豫皖根据地党内和红军内的军阀主义的个人统治。 　　① 亲区，又称清区，位于河南省商城县南部的一个方圆数十里的山区，当时为顾敬之团匪盘据，阻碍鄂豫边的新集和皖西金家寨之间的联系。 　　第四节 张国焘排除异己，乱杀革命同志的罪恶的“肃反” 　　张国焘为了在鄂豫皖根据地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和建立他军阀主义的个人统治，“下车伊始”就全盘否定鄂豫皖根据地过去工作的成绩。胡说这里的红军在李立三“左”倾路线时期遭到了完全的失败，红军中没有真正的党。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诬蔑鄂豫皖根据地“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高利贷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把黄麻地区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说成是“土匪行为”；说商城党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帜”，“脚踏两只船”的国民党，连“土匪流氓都被纳入党”；皖西“六、霍、寿县等处的党组织，始终是地主富农分子占绝对优势”等等。他捏造上述种种罪名来为他的所谓“路线转变”、别有用心的“改造”和排除异己的“肃反”制造舆论。他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竟然宣称：党委之间发生意见分歧以书记意见为准，为其独断专行制造理论。如有一次在分局和省委的会议上，他与沈泽民同志对一个问题有不同意见，他竟威胁沈说：我是分局书记，我能解决你的问题。他专横跋扈，肆意打击敢于抵制错误路线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余笃三反对王明“左”倾路线，被他撤了红四军政委的职务；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定侯，写文章反对根据地内给工人过分提高工资影响工农联盟，被扣上不可救药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加以批判，并被撤职；鄂豫皖特委委员徐朋人，反对给富农分坏田和在春耕大忙时期反复平分土地，被戴上不可救药的右派小组织分子的帽子，被开除出党；中央分局委员曾中生、舒传贤，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曹大骏，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政委庞永骏，原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等，也都因为批评和抵制张国焘的种种错误而受到围攻和打击。黄麻地区的八个县委书记，被他撤换了七个。 　　我是1931年11月7日抵达鄂豫皖根据地的。当时，张国焘为了独揽大权于一身，把苏维埃政府完全搞成一个空架子。省苏维埃主席王平章兼黄梅县委书记，主要在黄梅工作，代主席是一个不识字的妇女，新集的苏维埃主席也是一个不识字的妇女。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便于他操纵政权，使苏维埃政权成为他个人专政的工具。 　　张国焘特别急于争得他个人的兵权，红四军北返途中，他便迫不及待地派他的追随者陈昌浩赶去接替曾中生的政治委员职务。9月13日陈昌浩到麻埠接任，坚决贯彻张国焘“改造”红四军的指示，开始进行“肃反”。本来，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是革命斗争中一个重要的任务。鄂豫皖边区各地的党组织，一开始就把肃反锄奸工作当作一项重要任务，并在斗争中取得了成绩，保证了党和红军的巩固与纯洁。但是张国焘的所谓“肃反”，却是把肃反作为宗派主义的排除异己的迫害手段，以便建立他在党和军队内的军阀主义的个人统治。3月，政治保卫局在后方医院中破获了一个所谓“AB团”的组织，张国焘就借此硬说鄂豫皖革命队伍中“必然有一个反革命大组织”。于是保卫局就滥行捕人，严刑逼供。而敌人施行的离间红军干部的反间计，更成为张国焘在红四军中开展大肃反的根据。 　　英山解放后，国民党特务头子曾扩情，以黄埔军校同学的旧关系，派了两个小特务到英山找红十二师师长许继慎，并带有诡称许继慎已和敌人勾结、表示欢迎许投奔蒋介石的信件。这两个特务到达后，许继慎马上将他们逮捕起来送交军部，军民徐向前，政委曾中生及时对来人进行审问，并根据许继慎的一贯表现，认为“许不会有什么问题”，“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遂将该特务连同信件及军部意见送中央分局处理。 　　许继慎是北伐战争时叶挺独立团中英勇善战的指挥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的组建者和领导人之一，是一个优秀的红军将领。他在1901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土门店的一个中农家庭，在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时，就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是安徽学生界的领袖，1921年初，首批加入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秋，他遭反动派通缉而逃亡上海，在上海大学旁听。1924年春，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黄埔军校中党所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中的骨干，坚持与国民党右派作斗争。他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中历任排长、连长，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参谋长、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团长等职，参加过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英勇善战，屡立战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许继慎到上海党中央工作。1930年春，他受党中央委派到鄂豫皖根据地组建红一军，担任军长和鄂豫皖特委委员，对红一军的组建和发展、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粉碎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两次反革命围剿中，他屡建战功。1931年5月，许继慎任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皖西分会主席兼十二师师长。在军事行动方针问题上，他反对张国焘冒险东进的错误意见，主张红四军主力南下，並经常批评张国焘的机会主义错误，因此为张国焘所忌恨；特别是张国焘阴谋夺取兵权，许继慎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正要寻机对许继慎等进行打击和迫害。所以当张国焘接到送来的特务头子曾扩情的信件后，根本不问事实真象，主观武断、无中生有地把许继慎等主张红四军主力南下的正确意见与特务的信联系起来，在后方逮捕了红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之妻和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用刑讯逼供和诱供等恶劣手段，逼出一套所谓许继慎、熊受暄等人“确有准备把部队拉到长江边准备投降蒋介石”的所谓全盘反革命计划，进而诬蔑红四军的南下“是曾中生受了那些反革命分子的怂恿和蒙蔽”。这样，张国焘就把反对他的错误的冒险东进的军事行动方针的同志，打成了反革命，以便杀一儆百，树立他的绝对权威。 　　陈昌浩赶到麻埠红四军军部后，首先逮捕了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等二十余人，当夜严刑拷打追问，没有得到什么口供，这说明逼供出来的所谓许继慎等准备把队伍拉到长江边投敌的全盘反革命计划是毫无根据的。但陈昌浩却在部队北返途中，边战斗边捕人，把许继慎、周维炯等部队领导人逮捕了起来。9月底，部队移住白雀园地区，张国焘由新集来到白雀园亲自主持“大肃反”。这次“大肃反”，采用种种骇人听闻的非刑逼供手段，造成了毒打成招的严重后果，以致错杀了大批好同志，几乎把参加领导黄(安)麻(城)、商(城)南、六(安)霍(山)起义，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与红军的、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干部，统统强加上所谓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罪名，残酷地加以杀害。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不仅极力掩盖他的滔天罪行，说：“这次的肃反案，被捕者约六百人，……实际被整肃的有许继慎等百余人，其中判死刑者约三十人，判处各种刑期的徒刑者约百人”。(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107页)而且还把自己打扮成为制止了肃反扩大化的正确领导者。他说：“其时军中弥漫着肃反的狂热”，他“立即设法制止”，下令“不得擅自捕人”，“禁止用刑逼供”，“才抑制了这股狂热的泛滥”。(同上书，第105页)还说什么“切不可任意株连”，“已被捕的嫌疑人犯，……多数均须按照情节，予以较轻的处罚或无罪释放”。但是，纸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史实，人们只要把张国焘粉饰自己的谎言和他当时的罪恶言行加以对照，就会作出准确无误的判断。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更是记忆犹新：曾几何时，张国焘在黄安县委及军区党委联席扩大会议的结论中，疯狂地叫喊：“现在红四军中发现大批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反革命派的活动，就是阶级斗争到了剧烈程度的表现。”“怎么不发现改组派!？怎么不发现第三党、AB团!?就是一万二万改组派也不奇怪。”陈昌浩也曾在1931年11月22日在鄂豫皖苏区彭杨军事政治学校的讲话(这个讲话张国焘当时曾多次的介绍)中说，这次肃反中被他们戴上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帽子，作为反革命分子杀害的，仅在红四军中，就有两个师长(许继慎、周维炯)，一个政治委员(庞永俊)，八个团长(潘皈佛、吴云三、高建斗、王则先、肖方、王明、魏孟贤、曹光南)，五个团政治委员(封永俊、江子英、袁皋甫、吴精赤、刘性成)，两个师政治部主任，十二个团政治部主任，各级经理处、参谋处副官亦有许多，连排长亦有一部分。 　　关于鄂豫皖苏区地方机关这次“肃反”的情况，郭述申在1981年2月21日曾回忆说：“白雀园‘肃反’以后，张国焘又把军队中的那套‘肃反’搬到地方上，又杀了很多在地方工作的领导干部。我在陂孝北任县委书记时，县苏维埃主席魏祖圣同志(大革命时是孝感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是当地的农民领袖，1927年配合黄、麻起义，破击京汉铁路就是他带领农民协会会员干的)，是个好同志，被张国焘用‘肃反’名义杀掉了；我在陂安南工作时，第二任县苏维埃主席陈金台同志(第一任是李先念同志，带领陂安南参军的大队到红军中工作去了)，也被张国焘利用‘萧反’杀掉了。张国焘是通过‘肃反’，达到他排除异己的目的。” 　　这次“肃反”完全由张国焘一手控制的政治保卫局进行，别人无权过问。我当时是红安中心县委书记，但根本管不了肃反工作。我的秘书是个很好的革命青年，也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被抓走，给“肃”掉了。当时的省委所在地新集是一个三千多人的镇子，“肃反”闹得晚上没有行人，白天人们也不敢一个人走路。和我一起到鄂豫皖的六个同志，有三个被张国焘杀掉了。 　　红四军领导同志后来回忆说：当时在苏维埃政权中，党的各级机关中、工会中与群众中逮人杀人的现象也和在军队内一样。地方上著名的革命同志中，被张国焘利用“肃反”名义杀害的有：罗山群众领袖郑新民、麻城群众领袖王宏学、县委书记贾全，孝感县委委员刘纪云，原鄂豫边特委书记徐朋人，黄安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鄂东革命军党代表戴克敏，红三十一师政治部主任陈定侯，黄安党的发起者王秀松、戴继伦，商城县委书记李悌云，及皖西道委书记方英等等。鄂豫皖红军的缔造者被杀害的也很多。张国焘忽视群众利益，借“肃反”破坏军民关系。群众中被捕杀的人更是难于计算，造成地方上的恐怖现象，使群众对苏维埃政权产生怀疑和不信任。由于这一“大肃反”，红军部队中的大批知识分子和有军事知识、有战斗经验、勇敢而机智的干部被“肃”掉了，使红四军在军事理论上与作战指挥上大大削弱，整个部队元气大伤，战斗力大不如前了。从此部队指战员的文化程度也一落千丈，并且在部队中造成反对知识分子、反对戴眼镜者的恶劣倾向，使红军几乎成为一支愚蠢的军队了。这一“大肃反”在党内、苏维埃政权内、军队内与地方群众中造成了严重的赤色恐怖，搞得人人自危，侥幸未被“肃反”的同志也终日惴惴不安，不知死之何时将至。“大肃反”甚至荒谬到在第四次反“围剿”时还在逮捕人，甚至为了收集徐向前同志的“反革命”材料，还逮捕了他的家属，这怎么能不造成红军干部中的恐惧心理呢?的确，由于张国焘一意孤行推行罪恶的“大肃反”，大大损伤了鄂豫皖根据地党政军民的元气，无容置疑地成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     　　尽管张国焘大搞其罪恶的“肃反”，但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的红四军的广大指战员，仍然前仆后继英勇不屈地和敌人战斗，不断地取得胜利；在不知道明天的命运如何、甚至明明知道要被捕被杀的情况下，也很少有人动摇逃跑；当被捕的指战员被暂时放出来编成突击队时，仍义无反顾地冲锋陷阵、不惜牺牲地打击敌人。如果张国焘不是从个人野心出发争个人的兵权，不是搞排斥异己的宗派主义，为什么对上述情况竟然视而不见，甚至还强调要“到处从发展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去寻找反动线索”呢?他在1931年11月24日鄂豫皖分局给鄂豫边特委的信中，提出“从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中”、“从日常生活的表现中”去发现“反革命”，别有用心地将日常生活问题、思想意识问题、一般政治问题和反革命问题混淆起来，实行严刑逼、供、信。结果，正如红四军领导同志后来所指出的，由于这一罪恶的“大肃反”，把许许多多的红军缔造者、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与敌人血战中久经考验的干部，竟以反革命罪名——改组派、AB团、第三党——被“肃”掉了，使这些优秀的共产党员含冤地下，其惨痛令人不能卒书。这就是当时(1931年11月25日)张国焘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所吹嘘的“可以为全党教训，特别是各个苏区可以利用”的肃反“经验”。这段骇人听闻的悲惨的历史，岂是张国焘的几句谎言所能掩盖得了的? 　　第五节 从盲目轻敌到右倾逃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几乎被完全断送 　　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下辖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共有红军三万人。 　　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5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在反对敌人第三次“围剿”中，利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统治发生危机的有利形势，举行了黄安、杜付店、苏家埠三次进攻战役，歼敌正规军约五万余人，取得了鄂豫皖红军空前的大胜利。蒋介石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计划，因受到这一严重打击而破灭了。这一胜利也使红军和根据地在原有基础上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红军发展到五万人，根据地面积扩大到四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三百五十余万。 　　为什么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大肆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并开始实行军阀主义统治后，红军还能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根据地还会有这样大的发展呢?这是因为：     　　第一，当时客观形势对我有利，根据地和红军已打下良好的工作基础。“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国民党反动统治内部矛盾尖锐化，有些地方实力派表示同情抗日或借机反蒋；蒋介石对我苏区发动的第三次围攻，遭到惨败。鄂豫皖根据地在已取得两次反围攻的胜利之后，地区扩大了，有可能以较多的人力物力支援红军作战；红军已发展到三万余人，战斗素质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而且能够以较大规模的运动战歼灭成旅成师的敌人；地方武装也普遍地建立起来，赤卫队发展到二十多万。 　　第二，作战指挥的正确。在反围攻作战中，总指挥徐向前没有机械地执行张国焘的“占领一、二中心城市”，准备短期内“造成湘、鄂、赣、闽和河南、安徽整片赤区的基础”的错误方针，而是从实际出发，在过去已经创造出的良好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和发展了“围城打援”战术，因而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第三，正如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党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因为有广大的干部、党员群众和广大的军民群众在一起，进行了积极的工作和英勇的斗争，因而在许多地区和许多部门的实际工作中，仍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在战争中，在军事建设中，在战争动员中，在政权建设中，在白区工作中)。正是由于这种成绩，才能够支持反对敌人进攻的战争至数年之久，给了敌人以重大的打击；仅仅因错误路线的统治，这些成绩才终于受到了破坏”。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前，掀起了参军拥军的热潮，仅1932年6月到8月，就有七千四百六十人参军，群众支援的军粮达四万余石，现金十一万元，鞋袜四万余双。在反“围剿”中，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正确地组织了红军的进攻作战，干部党员在战斗中冲锋在前，起着模范作用，人民群众积极参战支前，游击队、地方武装到处袭扰敌人，充分发挥了根据地和红军的巨大威力。在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和根据地人民全力支援配合下，终于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战役的巨大胜利。 　　总之，在王明“左”倾路线开始贯彻，张国焘的军阀主义统治开始建立以后，这一段的反“围剿”作战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是由于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是正义的，受到全体军民的衷心支持和拥护，鄂豫皖的军民是英雄的军民，加以客观形势十分有利，过去有良好的基础，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正确指挥，党的广大干部党员和广大军民的努力奋斗。此时张国焘积极地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大搞军阀主义的个人统治，不仅无助手反“围剿”的胜利，反而阻挠甚至破坏了胜利的发展和巩固。特别是张国焘在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更会造成非常危险的后果，只是由于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实事求是的正确指挥，才避免了危险，取得了胜利。然而张国焘竟把违反他的指示而取得的胜利吹嘘为他领导的结果，真是无耻之尤!事实上，正是由于他在土地政策、肃反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等方面的错误，他的军阀主义的个人统治，他对形势的“左”倾估计，和在军事上极端片面地提出了所谓坚决进攻中心城市的战略，不仅影响了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巩固和发展，而且招致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 　　1932年6月间，蒋介石在出卖了上海爱国军民的“一二八”抗战之后，集中五十万大军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坐镇武汉指挥，组成了左、中、右三路军，除左路军专门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外，中、右两路的二十四个师零两个旅全力围攻鄂豫皖根据地。敌人这次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围剿”，不仅兵力庞大，而且进攻部队中有三分之一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他们在战前作了充分的准备；在战术上采取稳扎稳打，并进长追，逐步压缩，企图“聚歼”红四方面军于长江北岸。红四方面军面临的情况虽然比过去严重，但是仍然存在着粉碎敌人围攻的有利条件：在取得第三次反围攻胜利后，部队更加壮大，士气愈益高昂，械弹更加充足；根据地迅猛地扩展，使红军作战有更广阔的回旋余地和更广大的群众支援；而敌人屡遭挫败，心有余悸。因此，如果主观指导正确，是有可能粉碎敌人的“围剿”的。     　　但是，张国焘被第三次反“围剿”的节节胜利冲昏了头脑，对形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从而对第四次反“围剿”采取了极端错误的方针。 　　早在1931年12月23日黄安战役胜利的当天，鄂豫皖中央分局就在紧急通告中，把这一胜利说成是“完成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并提出了“夺取中心城市”的口号。1932年1月10日，张国焘又在鄂豫皖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宣扬说：“国民党主力只剩下了七个师，其余都是杂色部队，红军现有这样的力量，已是不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张国焘的这一轻敌思想，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因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而被迫迁都洛阳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2月17日鄂豫皖省委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中，就提出了所谓“偏师”说，认为“国民党政府的迁都洛阳，一方面表示国民党由于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失败，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所斥逐的走狗，或者宁可说是降了级的走狗。不过降级却是地主、资产阶级所欢迎的，因为从此在进攻苏区与红军的战场上主要的火线将由帝国主义者所直接担负，而国民党的洛阳政府和其他军阀政府，只担任偏师的任务。……同时，日本的积极进攻武汉，将使鄂豫皖苏区要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冲突。摆在各苏区尤其在鄂豫皖苏区面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我们快要和帝国主义直接战争”，“同时，也就向鄂豫皖苏区党提出了一个严重的任务，就是：采取坚决进攻的策略，……消除苏区向南方发展的障碍，夺取武汉门户，与湘鄂西取得联系，造成红军在长江边与京汉路线行动自如与苏区包围武汉的形势”，“以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战争和准备夺取武汉，完成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这个荒谬的“偏师”说，连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临时中央也都感到太过份了，在3月6日给鄂豫皖分局的信中批评他们“不顾事实的胡说”。但是，张国焘在3月给临时中央的报告中还一再重复他的机会主义观点。3月26日，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四方面军已率第四、第二十五军共五师十二团之众向六、霍行动，决心拿下六、霍，配合全国红军大举向敌进攻，积极准备同帝国主义作战，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3月31日，他和陈昌浩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又说：“现在我们不但以打破敌人‘包剿’推翻国民党统治为中心口号，并在三月前即提出与帝国主义作战为中心口号。”苏家埠大捷后，张国焘更加头脑发热，在6月18日给中央的电报中，更认为目前“已根本消灭尽‘围剿’”，转变到与敌人“全局决胜负”的时候了。他根本不承认中国革命战争中敌强我弱的这一基本事实，不相信“围剿”与“反围剿”长期反复的规律。因此，他对新的严重的“围剿”的到来，毫无准备，仍然继续其“坚决进攻的战略”。 　　由于这种错误的形势估计和错误的战略方针，其结果必然在政治上思想上放松了反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准备工作，因而在军事方面和群众动员上都没有完成应有的准备工作。6月上旬已发觉敌人积极部署第四次“围剿”，党中央6月5日的军事训令，也已将蒋介石亲任鄂豫皖“围剿”总司令，大军云集汉口等地，准备向鄂豫皖根据地大举“围剿”的情况，通知了红四方面军。张国焘不是适时地转入反“围剿”的准备，而是继续向京汉路出击。7月初，分局开会讨论军事行动方针，徐向前又在会上提出暂时停止进攻作战，将连续作战已七个月的、已十分疲劳的红军主力在适当地区集结休整待机，并肃清根据地内小块白色区域的反动武装，进行反“围剿”的准备。但张国焘不顾中央的通知，又拒绝了徐向前的正确建议，要红军南下夺取麻城，以实现其“威逼武汉”的计划。这就使敌主力得以从容展开，向根据地腹地推进。这时，张国焘仍无视已经十分严重的敌情，反而进一步提出“打下麻城、宋埠、歧亭、黄陂、……打到武汉去，实现数省政权的首先胜利，完成同帝国主义作战的先决条件”，“很快把武汉拿到手里来”等“左”倾口号，并又命令四方面军主力二次围攻麻城。到8月上旬，敌陈继承、卫立煌两纵队，全力向黄安七里坪猛扑，张国焘才被迫决定撤麻城之围。但这时他没有实行诱敌深入、待机破敌的正确方针，却命令红军主力仓猝迎击进犯的敌人主力，以为这样就可以给敌人以迎头痛击，一举而粉碎敌人的“围剿”。事头上，他的这种错误的战略指导思想，使红军更加陷于被动的地位。这样，从6月上旬到8月上旬两个月的反“围剿”的准备时间，被张国焘白白地耽误了；使红军、党员和党的领导机关以至根据地人民，对敌人的严重围攻，在精神上、组织上、物质上完全处于无准备的状态。后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深刻地批判这种“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说：“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也不相信‘围剿’反复这一规律。在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则有所谓‘偏师’说，那里的一些领导同志认为第三次‘围剿’失败后的国民党不过是偏师了，要进攻红军，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身出马担当主力军。在这个估计之下的战略方针，就是红军打武汉。这和江西的一些同志号召红军打南昌，反对进行使各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工作，反对诱敌深入的作战，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以及认为‘反对五次“围剿”是革命 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等等，是在原则上一致的。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种下了鄂豫皖边区反对第四次‘围剿’、江西中央区反对第五次‘围剿’斗争中的错误路线的根苗，使红军在敌人的严重的‘围剿’面前不得不处于无能的地位，给了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损失。” 　　张国焘的“偏师”说和所谓“坚决进攻”的错误战略方针，是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同时，他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大搞军阀主义和进行罪恶的“肃反”，也是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张国焘把红军看成是他个人的资本，以我为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干部战士不进行政治教育，大搞惩办主义，不仅士兵，就是师一级的指挥员，对他的倒行逆施稍有冒犯，也是一顿毒打。他又让主力部队大量吞并地方武装，以致在敌人进攻时，使主力红军由于地方武装削弱而缺乏必要的配合。他主张同优势的敌人硬拚，一次在七里坪他对我夸口说：“我们的军队一往无前，整整齐齐地前进，把敌人打退了。”在这种错误方针的指挥下，广大红军指战员虽然英勇奋战，并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却不能获得应有的效果，只能打得不偿尖的消耗战。张国焘不爱护、不关心红军官兵。例如，由于不注意卫生等原因，有许多人发生了烂脚病，而张国焘为了行动方便，自己带着队伍走了，让敌人来残害我们的战士和同志。有一个叫金仁的朝鲜女同志，在莫斯科留学时曾反对王明路线，在新集时又对张国焘有意见，也被张国焘在燕子河丢下不管而牺牲了。 　　8月上旬撤麻城之围后，8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冯寿二、七里坪与敌人进行了两次激战，发挥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指战员前仆后继，奋勇冲杀，浴血苦战，反复与敌展开肉搏，共毙伤敌官兵五千余名。这时敌人恃重兵以固守，战局形成对峙。张国焘再次对形势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他在29日给中央的电报(关于黄安战斗的报告)中说：“进攻黄安之敌……两次被我击溃……敌被击溃后，已无斗志，军阀又起冲突，敌经济恐慌急剧，全国群众革命情绪更为高涨，我全国红军应趁此时机起来消灭‘围剿’，迅速完成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由于这一错误估计，他不使红军避开敌人主力，实行有效的机动作战。红四方面军虽多次击溃敌人，但因张国焘战略指导上的错误，未能扭转战局。在敌人大军压境，前堵后追的严重情况下，张国焘由盲目轻敌、狂妄自大一变而为右倾恐敌，认为“今天打出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红军只有打一仗，没有打二仗的力气。”9月13、14两日他连连电中央告急，要求“紧急动员各区红军及工农群众急起策应”。中央根据地在接到党中央14日转去的张国焘13日的电报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作了对红四方面军冲破敌人第四次“围剿”的指示。通知张国焘红十六军在通山、咸宁两次胜利，一方面军向北作战均是对鄂豫皖的配合策应行动，并根据中央根据地反“围剿”的经验，分析敌人对鄂豫皖区的第四次围攻，整个形势已不同于去年，但其战略战术颇似去年三次“围剿”对付中央区之并进长追，并益加坚守据点，稳扎稳打。指出中央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的战略与战术经验，可以根据目前形势与红四方面军的优点，灵活运用。并建议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于我们的地方，掩护我主力目标，严格地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而不宜死守一点。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迅速转移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敌人“围剿”。当时，这无疑是能挽救危局的唯一正确方针，但那时的张国焘已失去了打破敌人围攻的信心，所以不但没有贯彻中央军委这一指示来挽救危局，而且竟在燕子河召集会议，提出“出潜(山)、太(湖)打游击”的计划，正迎合了敌人包围压迫红军于英山以南长江岸边加以消灭的战略目的。这一错误主张，幸亏遭到多数同志的反对而被否决了。张国焘惊慌失措，急忙率红军主力部队逃跑，从鄂东北、绕过豫东南、皖西北又转回鄂东北(有人讽刺说，这是张国焘搞的一次“武装游行”)。到10月初，鄂豫皖根据地已损失了六分之五，这时张国焘完全丧失了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粉碎敌人进攻的信心，产生了向四川转移的打算。这不仅是因为战局不利而产生的错误想法，而且有它深刻的思想根源。他早就对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没有信心，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前途感到悲观。但惯于耍两面派手法的张国焘，这时虽已决心西逃，却仍然秘而不宣。10月14日，他在河口以北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行动方针。这次会议我也参加了。我记得张国焘在会上振振有词地说，红军向外线转移，只是让主力跳出包围圈，打击敌人，保卫根据地。他再三声明，他决不走，决不离开鄂豫皖根据地。10月15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四个师越过京汉路转至外线。正如徐向前同志在《鄂豫皖红军反围攻的斗争》①一文中指出的：“这时如有照顾全局的战略计划，打破围攻仍有可能”。但张国焘却畏敌如虎，张惶失措，率四方面军主力一味向西逃跑，还把四方面军的四部电台全部带走，完全置鄂豫皖根据地于不顾。这样，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了，根据地的人民遭到了巨大的灾难，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① 见《星火燎原》选编之二，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第381页。 　　 记叛徒张国焘/成仿吾.—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