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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张国焘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错误和罪行

成仿吾

第一节 党和人民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位于陕西南部和四川北部。红四方面军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是有深刻的社会基础的。 　　川陕交界的大巴山区，重峦叠嶂，地势险要。通江、南江、巴中境内山岳纵横，地形复杂，山上苍松翠竹，浓荫密布，这里进可攻，退可守，极有利于红军的回旋、发展和进行游击活动。 　　川北一带盛产稻、粱、茶叶、桐油、甘蔗、木材，有铁、煤、铜、锡等矿藏，物产丰富。川北人民大多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劳动群众以勤劳刻苦著称，妇女作活，不亚男人。在红四方面军到来之前，广大工农群众在当地军阀、地主的残酷统治和剥削下，生活非常痛苦。四川军阀自1920年实行“防区制”后，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据地自雄。刘湘占有川东和重庆一带，刘文辉占有川西及西康一带，邓锡侯占有川西北一带，刘存厚、田颂尧、杨森则分占川北一带。各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连年混战。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到1934年，四川军阀的混战共达四百八十次之多，兵燹所至，田地荒芜，庐舍为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四川各军阀在其“防区”，任意横征暴敛，荼毒人民。军阀们不仅每年要多次征收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青苗捐”、“门牌捐”、“清乡捐”、“屠宰费”、“酒税”、“印花税”、“壮丁费”、“马路费”、“招待费”、“人口捐”、“草鞋捐”等等；而且还要实行田赋“预征”，一年数征。统治川北的军阀田颂尧，由一年三征激增到一年十四征，1931年已预征田赋到1951年。邓锡侯的防区内，1931年前已预征到1961年。田颂尧等军阀还强迫农民大量种植鸦片以收重税，他们对种植鸦片的要收“烟捐”，对不种鸦片的则要收“懒捐”。 　　当地的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也十分残酷。在川北地区，仅占总人口9%—12%的地主，却占有土地的74%—80%；而占总人口60%—70%的贫雇农只占有很少的土地。广大农民不得不忍受封建地租和高利贷的残酷剥削。农民须将每年收获物的七、八成以地租形式交给地主，农民自己仅得二、三成。高利贷的月息竟高达10%左右。一般是春借一石粮，秋后还二石。贫苦农民一日三餐大多是红苕、包谷汤，有的地方甚至吃观音土。徐以新同志告诉我，红军初到川北时，看见许多贫苦的男女青年光着上身，穿一条破烂的单裤，儿童则啼饥号寒，真是惨不忍睹。 　　川北广大人民对军阀、地主的黑暗统治和残酷剥削，怀着强烈的仇恨，蕴藏着反抗反动统治者和变革现状的迫切要求。在红四方面军到来之前，许多地方就多次发生过群众性抗捐、抗税、抗租、抗暴的斗争。前面所说的南部县、南、巴地区人民的斗争，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党在川陕地区有着长期工作的良好基础。早在大革命时期，在川北、川东、川西和陕南地区就建立了 党的组织，一直领导着当地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川北地区，1928年，中共四川省委在南充、阆中、南部等县建立中心县委和区委后，发动当地人民参加农民协会、赤卫队、红军游击队等。1929年间，阆中、南部等县党组织，先后领导当地人民开展抗捐抗暴的斗争。1929年6月，共产党员邝继勋，曾率领川军邓锡侯第七混成旅在遂宁县射洪起义，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这支队伍转战于渠县、蓬安、南部、阆中、仪陇等地，虽遭敌人镇压而失败，但却给予反动派以有力的打击，影响甚广。1932年11月阆中、南部党组织发动了著名的“昇保暴动”，起义队伍在总指挥张逸民领导下，同当地反动派展开了英勇斗争，这为迎接红四方面军入川，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后来，党又派张逸民到南江县土著武装任玮璋的部队中进行革命活动，发动任部二千多人起义，加入红军，编成红军独立师，任玮璋任师长，张逸民任参谋长，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到红四方面军入川前，川北通、南、巴地区的抗捐抗粮、武装暴动风起云涌，规模空前浩大。在川东，1929年4月，共产党员王维舟、李家俊等，在万县、宣汉间的固军坝，领导当地人民起义，建立了川东游击军第一支队，队伍迅速发展到一千多人，后因被立三“左”倾中央调去进攻武汉，途中被优势敌军包围而遭挫败，但对社会震动很大。1931年春天，王维舟、李光华又在梁平的太平场、虎城场等地领导农民起义，进行游击战争，组成一支三千多人的川东游击纵队，李光华任司令员，王维舟任副司令员兼总指挥。这支队伍不久又因奉令调去围攻武汉而于途中受挫，李光华牺牲，王维舟率数百人突围，回到梁平、达县、宣汉、开江交界地区，坚持斗争，开辟了梁平、达县、开江三县交界地区的游击根据地。这些地区的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争，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为红四方面军入川创造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奠定了基础。正如朱德所说：“有着这一批川东游击队伍，才使入川的红四方面军能迅速扩大起来。”① 　　以上所述说明：川陕边区广大人民与军阀、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当地人民又有革命斗争的传统，而军阀之间更是矛盾重重。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地区，有革命性很强且有斗争经验的群众可以依靠，有敌人之间的矛盾可以利用，又有有利的地形，丰腴的物产，也就是说，具有建立农村根据地所必需的主、客观条件，这正是红四方面军进入该地区后，能够牢牢立足和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1932年1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由陕南翻越巴山进入川北地区。当时，川北军阀田颂尧的大部兵力正在嘉陵江以西参加军阀混战，通、南、巴地区敌军防务十分空虚。红军出敌不意，势如破竹，仅仅一个月，就解放了通、南、巴地区。敌田颂尧见其防区被红军占领，急忙从嘉陵江沿岸抽兵回击，都被红四方面军击败。红四方面军当时虽然只有一万五千人，装备也差，但却打败了优势的敌人，歼敌三个团和一个保安队，击溃敌八个团，迅速取得了进军川北的重大胜利，从而建立起川陕革命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入川迅速取胜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广大指战员在党的领导下英勇奋战。这支从鄂豫皖根据地转战而来的工农武装，是长期在党的培养、教育和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革命队伍，具有较高的阶级觉悟和斗争经验，在同敌人作战中英勇顽强。腐败的四川军阀部队在和它初次交锋时就被打得落花流水。 　　第二，当地广大群众对红军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当红四方面军进入通、南、巴地区时，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川北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非常高涨。他们敲锣打鼓，抬猪送匾，充当向导，运送物资，热情地欢迎和支援红四方面军为工农解放作战。 　　第三，党充分利用了川陕地区敌人之间的矛盾。当红四方面军解放通、南、巴，集中力量打击田颂尧时，在万源、达县一带之敌刘存厚按兵不动，袖手旁观。敌杨森见红军来势很猛，为保存实力，也不愿对红四方面军实行坚决阻击。蒋介石正忙于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无暇西顾，并企图假手红军削弱川军实力。加以四川军阀对蒋介石存有戒心，当红四方面军入川时，国民党中央军肖之楚、刘恩茂两师曾尾随红四方面军到达川陕边，四川军阀田颂尧怕被中央军吞并或受挟制，急忙致电南京，声称“川北之匪我可负责肃清”，以阻止中央军入川。 　　由于以上诸种因素，红军很快打败了敌人，在川北站稳了脚跟，奠定了川陕根据地日后发展的基础。其实，当时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入川的重要意义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当红四方面军已胜利进入通、南、巴地区后，张国焘还没有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的决心。而当时广大红军指战员，则强烈要求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傅钟同志回忆说：我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出来，长途跋涉了三个多月。这三个多月，我们历尽艰险，不停地走，不住地打，战胜了敌人的前堵后追。全军同志每天都盼望着找千地方，落个脚，安个‘家’。翻过大巴山，一进四川，举目南眺，山川连绵，山中有田，田边有川。同志们都情不自禁地说，川北地方太好了，进可攻，退可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②当红四方面军翻越巴山，从两河口进入泥溪场时，路旁数百群众手执红旗，热情地欢迎红军，这是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以来遇到的最热烈地欢迎红军的动人场面。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极为兴奋，战士们纷纷说：“现在到了好地方，再不能走了。”“这就是我们创造苏区的好地方。”“这样好的地方该要立脚吧!……”正是在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张国焘才不得不暂时停止他的无止境的退却逃跑。 　　红四方面军进入通、南、巴地区后，便着手发动群众，进行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工作，这是关系到红军能否在这一带站稳脚跟的根本任务。可是，张国焘并不想建立革命根据地，他在《我的回忆》中说：“我们当时最需要的是休息，其次是补充军队所缺乏的装备，第三才是建立根据地。”③张国焘把“休息”放在第一位，把创造根据地、建立革命政权放到次要又次要的地位。当时广大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并没有按照张国焘的打算去做。在红四方面军解放通江的第五天，即1932年12月29日，便在通江建立了以邝继勋为主席的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1933年2月，又在通江先后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和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着重讨论了创建川陕根据地的问题，正式成立了以袁克服为书记的中共川陕省委，并成立了以熊国炳为主席的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 　　中共川陕省委与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建立。 　　关于如何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在红四方面军党内军内存在着分歧和斗争。红四方面军入川之初，张国焘在通江两河口的茶铺里，就拟出一个机会主义的入川纲领，打算不执行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正确方针。张国焘的入川纲领要求，立即实行他的约法三章，即：第一，废除苛捐杂税；第二，减租减息，第三，保障人民安全。张国焘要用他的约法三章代替土地革命，说什么：“土地革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威力。事实证明，目前土地革命并不足以壮大红军，不过是使红军得到暂时的局部的胜利，鼓舞为数甚少的农民起来分配土地而已。”张国焘还说“在建立政权上，我决心扬弃苏维埃的公式，因为这个公式不适合西北落后地区”，鼓吹组织一个所谓“四川全省人民政府”。张国焘这个入川纲领是极端错误的，它取消了我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全部基本纲领、方针和政策，也暴露出张国焘对中国革命的悲观失望和动摇，这是他向党中央大闹独立性，大搞军阀主义、逃跑主义、分裂主义的总根源。如果党当时不去认真地搞土地革命，如果实行张国焘的这个“入川纲领”，那末，川陕地区广大的贫苦农民要求分配土地的强烈愿望就会落空，川陕革命根据地也就巩固不下去。 　　张国焘把他的“入川纲领”电告中央后，立即遭到中央的坚决反对。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中共中央对于红四方面军的脱离鄂豫皖区，西行到川北，甚表不满，认为是右倾的逃跑主义。它获知我们的入川纲领之后，竟来了一个哀的美敦式电报，要求我们立即改正。”张国焘承认，“中央要求我们立即扯起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分配土地。至于废除苛捐杂税，反对防区制度和禁烟等，只能当作附属的条款。最后并严重警告，如果我们能改正这个错误政策，中央仍信任张国焘同志为中央全权代表，在没有建立中央分局以前，代表中央指导党政军三方面工作。否则，中央将考虑撤换领导的必要措施。” 　　中央严厉地批评了张国焘的“入川纲领”，“徐向前、陈昌浩和其他两三位重要干部”表示拥护中央的电令，不赞成“入川纲领”，要张国焘“避免与中央争执下去”。张国焘说：“我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衡量全局，终于接纳了他们的意见，表示让步。”“表示遵从中央的指示，立即建立川北苏维埃政府”。 　　这样，党的关于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开展土地革命的重要方针和指示，才得以在川陕革命根据地贯彻实行。 　　红四方面军进入通、南、巴，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是个严重的威胁。蒋介石一再要求四川各派军阀立即停止内江，共同对付红四方面军。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在1933年1月取得所谓“共同谅解”后，停止了在川西的火并。1月底，蒋介石电委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并发给军费二十万元，子弹一百多万发，促其迅速组织对红四方面军的围攻。田颂尧立即在成都宣布就职，委副军长孙震为“前敌总指挥”。 　　2月中旬，田颂尧调动三十八个团近六万人，分左、中、右三路纵队，气势汹汹地向通、南、巴根据地实行三路围攻，企图乘我立足未稳之际，把红四方面军消灭在川北。进攻之敌在人员与装备上均占绝对优势，红军人数不到敌人的三分之一，装备也比敌人差得多。当时，张国焘面对优势敌人的进攻，曾一度发生动摇，企图把红四方面军拉走，撤出川陕根据地，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和许多同志都不同意撤离。他们认为，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好不容易着手开辟了根据地，还能再向哪里去?这里背后是大巴山，翻过山是汉中平原，哪里没有敌人?只有坚决打，打垮了敌人的围攻，才有出路。在多数同志的反对下，张国焘的逃跑企图终于被制止。 　　根据敌情和川北山高路险，易守难攻的特点，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徐向前等同志决定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后，主动撤出南江、巴中、通江县城，向东北部山区转移。敌人进入我根据地后不断受到我军民的袭击，伤亡日增，供应困难，士气沮丧。这时，红四方面军集中主力，转入反攻。5月下旬，在空山坝地区，红四方面军主力同敌人激战三昼夜，全歼敌七个团，击溃敌六个团。敌军全线溃退，红军乘胜追击，相继收复南江、通江、巴中三个县城，又歼敌六千余人。至此，田颂尧的三路围攻，被红四方面军彻底粉碎。历时四个月的反围攻战争胜利结束，共歼敌二万四千余人，田颂尧的反动军队损失将近一半。 　　敌人的三路围攻被粉碎后，根据地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面积扩大一倍以上。这时，川陕革命根据地北起陕南镇巴、西乡，南至仪陇、江口，东达万源，西抵广元和苍溪附近，纵横二、三百里，面积近三万平方公里，全区人口达三百余万。 　　在反三路围攻期间，根据地内进一步开展了土地革命，建立地方武装，肃清内部股匪，这些斗争与反围攻斗争紧密配合，促进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红军反三路围攻的胜利，也促进了反动统治营垒内部的分化。1933年4月，陕西地方实力派杨虎城及驻陕南的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孙蔚如部，因对蒋介石排斥异己的政策不满，同时看到川陕红军力量的发展壮大，知道同红军作战没有前途，在同情我党、思想进步的民主人士杜斌丞和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南汉宸、武志平等同志的推动下，杨虎城、孙蔚如派遣其参谋武志平(武是杨、孙的谈判代表，但按照我党的指示进行工作)到川北与红四方面军联系，要求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共同对付蒋介石，不让蒋介石的势力进入西北地区。 　　关于这些事，徐以新同志曾和我说过以下的情况。当武志平来到通江时，正赶上空山坝大捷，红四方面军一下子向西南打出去，扩展了七、八个县。武志平虽是地下党员，但并没有讲明他的真实身分，讲了可能就坏了，因为张国焘不相信地下党，说知识分子可能是特务，陕西省委先后派来的几个人都被他杀了。武志平来后，先见了曾中生，曾中生向张国焘汇报了。正好当时我们红军也需要在陕西方面有个安定的后方，于是张国焘把徐以新从前线找回来，决定派他去陕西联络。张国焘、曾中生对他说，我们的方针是向四川发展，而且胡宗南的部队已经尾随我们到了天水一带，所以最好和杨虎城、孙蔚如达成互不侵犯协议。要他去了解杨、孙的意图，了解敌人内部的一些情况，并尽可能看看在杨、孙周围有无可以争取的人。 　　徐以新和武志平在5月27日由苦草坝出发，31日到达汉中，6月1日正式和孙蔚如进行会谈。孙蔚如见了他，说杨主任(指杨虎城)的意见，双方可以协调一下。接着孙蔚如向他提出了一些问题进行摸底：第一，孙问他红四方面军到四川来后还走不走?在四川能否站住?他说完全有条件站住，陕西方面的代表(指武志平)不是亲眼看到了吗?空山坝大捷，敌人比我们多两倍(二十多个团)，结果田颂尧被我们打垮了。我们的脚跟站稳了。第二，孙问我们对胡宗南采取什么政策?他说，胡宗南跟到我们屁股后面来就坚决打，陕西方面能配合更好，不愿配合让路也可以；不配合、不让路，只要不帮助胡宗南就行。第三，孙问他对他们采取的态度。他说，对你们陕西方面，我们希望保持友好的关系；以巴山为界，你不过来，我不过去。经过这次会谈，大体上取得了协议：双方互不侵犯。孙蔚如表示：如果红军打蒋介石的嫡系，西北军可以提供方便。孙还向他讲了胡宗南部队的一些情况。徐以新在汉中还见到了杨虎城派来的秘书王宗山(此人当过孙中山的秘书，留美学生)，并和他非正式地谈了几次。王和孙的意见是一致的。随后，徐以新就回到根据地，向张国焘、陈昌浩和曾中生汇报了会谈的情况。他们又让他再次去汉中，继续和孙蔚如商谈互不侵犯及共同抗日的问题。6月24日，他与武志平再度到汉中。这次谈判更为具体，双方达成了如下秘密协议，(一)互不侵犯；(二)配合打胡宗南；(三)红军可在汉中设立交通站。这次由于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使我红四方面军减轻了对陕南方面的顾虑。孙蔚如还把军用地图给了我红四方面军，并告知其兵力配置情况和胡宗南、四川军阀兵力的配置情况，使我军无后顾之忧，得以集中全力向南发展，对付四川军阀。这些都对根据地的巩固起了积极作用。以后，我们在汉中又设立了交通站，开辟了一条从西安到汉中，再到通江的红色交通线。武志平曾从这条路线给我们送来了有关物资、药品、电讯器材和地图等。后来，潘自力、刘瑞龙、廖承志等同志也都是从这条交通线进入川陕根据地的。 　　当徐以新同志第二次去汉中达成协议后，孙蔚如很高兴，还大摆筵席，把他们的亲信都找来和徐见了面。孙蔚如说，我们陕西今后一个时期大概可以安宁了吧!徐以新回到根据地将会谈情况向张国焘、陈昌浩和曾中生作了汇报。可是，张国焘后来不遵守协议，向孙蔚如部队发动了进攻(即陕南战役)，没有利用已经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来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这是一个很大的失策。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为准备迎接新的斗争，在南江县木门村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在徐向前同志主持下，决定将四方面军原有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将第十师扩编为第四军，王宏坤任军长，周纯全为政委，下辖第十、十一、十二师；将第十二师扩编为第九军，何畏(抗日战争初期叛变)任军长，詹才芳任政委，下辖第二十五、二十七师；将第十一师扩编为第三十军，余天云任军长，李先念任政委，下辖第八十八、八十九、九十师；将第七十三师扩编为第三十一军，王树声任军长，张广才任政委，下辖第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师。 　　这时，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为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副主席，曾中生为参谋长，下为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总指挥为徐向前，副总指挥为王树声，总政治部主任为陈昌浩，副主任为傅钟、曾传六。全军共四万余人。 　　1933年6月25日，中共川陕省委在通江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曾中生代表省委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党的任务》等决议，对加强党的建设、扩大红军、深入土地革命、健全各级工农民主政权等工作作了具体的规定。 　　为贯彻执行党代会的精神，8月1日，在巴中召开了川陕省工农兵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目前政治形势和川陕省苏维埃的任务》的决议，会议发出粉碎以刘湘为首的军阀部队新的围攻的号召，选举了以熊国炳为主席的新的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会。 　　此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都得到了新的发展。 　　自川陕根据地红军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后，田颂尧元气大伤，被迫转入防御地位；杨森和刘存厚，也因实力不足，各图自保。这时，蒋介石虽已授意四川势力最大的军阀刘湘，要他出任四川“剿匪”总司令，统率各派军阀对红军发动新的进攻，但刘湘与刘文辉自6月间又开始的混战还未结束，刘湘高唱“先安川后剿匪”的调子，暂不能马上抽出部队来进攻红军。因此，红四方面军乘敌人内部矛盾重重，互相观望之际，集中兵力，接连向敌人发动进攻。8月12日，红军发动仪(陇)南(部)战役，连克仪陇、南部、阆中之嘉陵江以东地区，歼敌三千人。9月22日，红军发动营(山)渠(县)战役，连克鼎山场、营山、同口等地，歼敌四千余人。10月17日，红军发动宣(汉)达(县)战役，连克宣汉、达县、万源，俘敌四千余人。 　　这三次战役，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共歼敌近两万，重创刘存厚、杨森部队，把田颂尧的残部赶过嘉陵江以西，解放了仪陇、昭化、苍溪、广元、阆中、南部、宁强、营山、蓬安、渠县、达县、宣汉、万源等县的广大地区。这就进一步推动了川陕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敌人在红军的赫赫声威面前吓得胆颤心惊，田颂尧被迫辞去川陕边区“督办”职务，刘存厚被蒋介石革职查办。 　　1933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在宣汉与王维舟同志领导的川东游击军胜利会师。会师后，川东游击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王维舟为军长，杨克明为政委，不久又调罗南辉为副军长，全军共一万余人。至此，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四个师一万五千人发展到五个军约八万人，创立了包括二十三个县(市)的革命政权，五百万人口的革命根据地，四方面军和川陕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① 朱德：《祝王维舟同志五十六寿辰》，载1952年6月3日《解放日报》。 　　② 傅钟：《大巴山的烽火》，《星火燎原》丛刊第二辑第73页。 　　③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153页。 　　第二节 张国焘继续以“肃反”为名，进行排除异己、乱捕乱杀的罪恶活动 　　随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居心叵测的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独揽党、政、军大权，践踏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军阀主义统治。 　　张国焘惯于以“肃反”之名，实行其宗派主义统治，在干部中排斥异己，打击报复。 　　小河口会议时，曾中生、余笃山、朱光等曾对张国焘擅自撤离鄂豫皖根据地，无止境地向西退却逃跑等错误，提出过严肃的批评。张国焘对此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此时，红四方面军在通、南、巴地区站稳了脚跟，这是党和广大红军指战员艰苦奋斗的结果，但张国焘却把这一胜利看作是他的“路线”的胜利，于是把那些反对过他的逃跑主义、军阀主义的干部统统诬之为“右派”。1933年2月，张国焘在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开始发动所谓“反右派斗争”。他说“在红四方面军脱离鄂豫皖赤区过铁路西征的艰苦斗争中，右派就开始形成起来。”他无中生有地诬陷曾中生、余笃山、朱光等说：“这些同志就在脱离鄂豫皖赤区的艰苦斗争中，惊慌失措起来，结果滚到了右派的怀抱。”“右派就散布一种‘往那里去’这种动摇军心的口号。在紧急关头，散布‘群众不满领导’，‘领导内部不一致’以及种种瓦解红军的口号，来助长悲观失望的心理。……右派又与托陈派、改组派、AB团、第三党联合起来，形成小组织的活动。”张国焘特别攻击在党和红军中有很高威信的曾中生，他说：“曾中生以这种立三路线的观点反对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形成小组织式的斗争，结果，助长了改组派、AB团、第三党。”他狂叫：“我们党再不能让这种人来糟蹋，必须执行纪律。”后来，张国焘便以“右派首领”的莫须有罪名逮捕了曾中生同志。 　　徐以新同志曾和我谈起这段历史，他十分愤慨和沉痛地说：“那是1933年8月1日，曾中生同志和我是同一天被张国焘逮捕起来的。记得那一天，我从前线回来，参加通江阅兵，我是阅兵总指挥。张国焘、陈昌浩都出席了。当天晚上，陈昌浩打电话要我去保卫局，说有重要会议；我去了，才知道是要抓我。陈昌浩对我说：张主席(国焘)让我叫你来的，在四方面军中你是仅次于曾中生的反对张主席的第二号人物。张主席曾经和你谈过了，你为什么一直不检讨?你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不过你和曾中生不同，你还年轻，在保卫局好好反省，还可以快一点出去工作。我听了很气愤，我不服。我过去和陈昌浩在莫斯科是同学，当时就拍桌子和他争吵起来。我问他，谁是‘右倾机会主义’?难道‘右倾机会主义’就要进保卫局吗?陈昌浩说，你在保卫局的院子里还可以走动走动，但不能出去。我问他：曾中生呢?他说，曾中生也来了。从此，再也没有让我见曾中生同志。” 　　徐以新同志以敬佩的口气说：“曾中生同志可以说是党在鄂豫皖、川陕根据地的正确路线的一个代表。在政治上，他关于建立根据地政权和进行土地革命的主张都是正确的。在军事上，他主张收紧阵地，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反对和敌人硬拼，主张把军事斗争同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结合起来。在经济上，他主张要发展和繁荣根据地内的经济，来支援战争。在工作作风上，他很讲民主，联系群众，平等待人。不搞肃反扩大化那一套错误的东西。” 　　徐以新同志深为感慨地说：“曾中生同志和我是同学，在武汉时期我们就相识。在根据地时，他经常到我那里来谈天。他对我说：同张国焘这个人很难讲原则，他说的话不一定可信，他答应的事不一定兑现。……” 　　徐以新同志还特别提到，曾中生同志被张国焘逮捕后，在被关押期间，他一方面坚持原则，继续同张国焘进行斗争；一方面，他以顽强的毅力，写出了《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优秀军事著作。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阐述了红军作战的基本战略战术思想，这些思想和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是一致的。张国焘也承认：“此书甚有价值”，并且还加了批注，在1933年10月初印成单行本，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印发给各部队。这本书在红四军中很受欢迎，对红军的建设和反围攻斗争起过重要作用。徐以新同志沉痛地回忆说：“曾中生同志和我后来都是被绑着进行长征的，他在卓克基被张国焘秘密害死了。”阴险毒辣的张国焘，事后反而诬蔑曾中生同志“逃跑投敌”了。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这段时间内，张国焘不断借“肃反”之名，肆意打击、陷害曾经批评过他的同志，打击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干部，用恐怖手段对待党内军内的斗争，用“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和镇压了一大批革命干部。1933年3—4月，当反对敌人三路围攻的斗争处于紧张阶段时，红军指战员正在前线浴血奋战，张国焘却借口部队内部“不纯”，下令在红军中“肃反”。先后杀害了红十师参谋主任吴展，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主任舒玉章，原红四军第一任军长、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邝继勋，原鄂豫皖军委政治部主任余笃三，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赵箴吾，原川陕独立师师长任玮璋、参谋长张逸民等好同志，甚至对广大红军的基层指挥员也进行残酷迫害。 　　张国焘为了推行其军阀主义统治，竭力把川陕根据地搞成他的“独立王国”。他对中央和白区党派来的许多干部，采取宗派主义的打击、迫害政策。党中央从上海调全国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参加领导工作，任省总工会秘书长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1934年10月廖承志参加川陕根据地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时，张国焘借口有人提出廖承志的父亲廖仲凯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母亲何香凝原是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就把廖承志长期关押起来，直到长征时期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党中央和周恩来一再要求下，才释放了廖承志。廖承志同志曾回忆说：“张国焘把中央派到四方面军的干部杀了不少，包括同李克农、钱壮飞同志一起对保卫上海党中央的安全做出决定性贡献的胡底同志，也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了。”①中共四川省委为支援根据地的斗争，曾先后派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等二百多人，来根据地参加各级领导工作，其中有不少是曾经留学苏联的知识分子干部。廖承志同志回忆说：“张国焘还把四川省委派进川陕苏区的干部几乎杀尽。当时我和罗世文、朱光同志等也被张国焘监禁起来。”② 　　三十三军是川东革命人民发展起来的革命武装，张国焘对之进行了宗派主义的歧视政策，对该军军长王维舟先是不信任，最后撤消了王维舟的军长职务。王维舟回忆说：“我同张国焘于1922年曾在苏联列宁所召集的东方和平会议上见过面，在四川这段时间，常与他见面，对他提出过很多的建议，但他都不采纳，一意孤行。从改编为红三十三军以后，在这一阶段中，处处受到张国焘的歧视，改编以来我军人多弹少，武器、弹药也缺乏补充，张国焘对我军待遇也不一样。”“最不幸和最令我痛心疾首的，是经过党多年培养出来的三百余青年革命干部遭受了无辜的杀害。这些同志几年来在地下艰苦的环境中，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未遭反动派杀害，却在自己内部，在张国焘叛徒‘左倾’路线的毒手下牺牲了。……但是战士们都是从多年游击战争中锻炼出来的，他们不怕张国焘的内部屠杀，坚决相信无产阶级的政党总有一天要放出灿烂红光照耀着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全体同志都认为我们是革命的组织，坚信总有一天会弄清是非的。”③这表明，当时许多革命同志，虽遭张国焘的残酷迫害，但他们对革命事业始终忠贞不渝，不为革命阵营内部暂时出现的逆流、曲折而动摇，表现了革命者的高尚情操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应该指出的是，张国焘特别仇视知识分子干部，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干部有文化，有能力，有斗争经历和经验，不易为张国焘蒙蔽、欺骗和支配，因而他对这些干部格外憎恨。他有个臭名昭著的公式：“知识分子必然出身地主富农，地主富农必然是国民党，国民党必然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杀。”正是在这个反动公式的借口下，白区党派到根据地来的知识分子大都被张国焘杀害了。 　　总之，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张国焘的宗派主义、军阀主义恶性膨胀，竭力排斥异己、乱捕乱杀，把党内思想斗争和肃反混淆起来，用“逼供信”代替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杀害了大批优秀干部和革命同志，造成了革命力量的极可痛心的损失。张国焘正是假借所谓“肃反”、“反右派”之名，把大批有理论、有经验、有能力的革命干部打下去，以便他能大权独揽，为所欲为，实现其军阀主义的个人统治。 　　在社会镇反问题上，张国焘同样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以乱捕、乱杀代替了明确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当时，在根据地内，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是很激烈的。各县的确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如“川北剿共义勇军”、“盖天党”、“靖卫团”、“大刀会”、“扇子会”等等以及其他各色反革命分子。这些无疑是应该取缔、追查和惩治的。在“川陕省总保卫局”及各县保卫局的具体领导下，也确实镇压了一批应该惩办的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和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可是，在张国焘的过“左”的肃反政策方针指导下，对人、对事不作具体分析，对凡参加过反革命组织或反革命活动的，不分主犯从犯，不论情节轻重，同等治罪。总之，张国焘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肃反政策是军阀主义与恐怖主义的混合物，他一手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误杀了许多革命同志和无辜群众，对革命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①② 廖承志：《教诲铭心头，恩情重如山》，《<敬爱的周总理 我们永远怀念您>续编》，北京出版社1977年版第395页。 　　③ 王维舟，《我的回忆》，《革命回忆录》(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出版。 　　第三节 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 　　随着个人统治地位的加强，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作风比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正如后来中央在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时所指出的：“在川陕苏区时，他的机会主义倾向又逐渐发展。” 　　首先，张国焘在红军中推行军阀主义的思想、作风，削弱了红军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领导，削弱了红军同根据地人民的密切联系。 　　众所周知，红军是建立在为人民革命事业而斗争的思想基础上的，红军力量的源泉，红军之所以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最主要的是依靠党的正确领导，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 　　张国焘实行军阀主义，违背以上的根本原则，给红军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在军事工作方面的表现是，在军队和党的关系上，他不把军队看作是实现党的纲领、路线、政策的工具，而把它看作是实现其个人野心的资本。他否认党对军队的领导，否认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在军队中竭力扩张他个人的势力。他违背党的干部政策，以他个人的利益和好恶为标准，来识别干部、使用干部。无原则追随他的，他都认为是“好干部”加以重用，团长一下可以提升为军长。凡和他有过不同意见或批评过他的，他就将其撤职，甚至杀掉。张国焘提倡所谓“在机关枪口下提拔干部”，如他看见余天云打仗还可以，就不问其思想作风如何，一下便将他由三十六团团长提拔为三十军军长。张国焘在军队中不大力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不用党的纲领、路线、政策武装广大指战员，不引导干部认真总结自己的斗争经验，却提倡愚民政策，竟至鼓吹不识字的就是“好兵”，企图利用别人的无知以售其奸。 　　在官兵关系上，张国焘在军队中保留了旧式军队对士兵的打骂制度，用军阀带兵那一套办法来代替说服教育和人民军队区别于旧式军队的必要的民主生活。他纵容自己的两个亲信军长余天云、何畏，在红军中任意骂人、打人，生活腐化，影响很坏。 　　在军政关系上，张国焘极不尊重地方政权。他将地方政权看作是军队的附属品，说地方政权“大体还是军队的办差机关”。张国焘提出所谓“改造政权”的口号，其目的是打击和撤换地方政府中有能力的干部，以便于他对地方政权的控制。他撤了省工农民主政府内务委员会主席杨克明(知识分子干部，川东老党员，曾任三十三军政委)，换上一个不识字的妇女张廷福；还撤了省工农民主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张逸民(知识分子干部，老党员，当过旅参谋长，曾领导过南部钟升寺暴动和任玮璋部队起义)，换上一个在县里做儿童团工作的只上过二年小学的十六岁的孩子向思爵；将省工农民主政府副主席罗海青撤掉，换上一个不识字的曾任县委司务长的祝义亭；将省工农民主政府的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余典章撤掉，换上一个文盲、无工作能力的赵建章。他将省土地、粮食、裁判等委员会的主席，都换上了一字不识的农民。虽然这些同志本质很好，对革命忠心耿耿，但是他们文化低，能力弱，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不能胜任工作。张国焘就利用这些同志的弱点，建立他军阀式的个人，统治。 　　在军民关系上，张国焘破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纵容某些指战员袭用旧军队打骂群众，打骂支援军队的向导、民工等军阀作风。张国焘对地方武装，采取任意强编、连根拔的政策，人们称之为“拔萝卜”。这样，使地方失去了本身必须的武装力量，使主力红军作战时缺少地方武装的密切配合，成了“独臂将军”。尤其是在红军退出川陕苏区时，张国焘竟丧心病狂地下令将大路两旁的老百姓住房烧掉，致从千佛山到威州一百七十多里长的地区大路两旁的民房几乎烧光，极严重地损害了群众的利益，极严重地破坏了军民关系。他却美其名曰“坚壁清野”。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张国焘不仅大肆推行他的军阀主义个人统治，而且继续大力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张国焘竭力否认“九·一八”事变以来国内阶级关系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否认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东北是为灭亡全中国，否认国民党统治营垒内部的分化。1934年11月2日，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党政工作大会上的报告中，鼓吹日本侵略者侵占我东北是为了“进攻苏联”。张国焘在“打倒一切”的“左”倾冒险主义思想支配下，拼命鼓吹“在执行路线的时候，就要打击一切右倾机会主义，打击一切不坚决执行进攻路线的分子。使全四川、西北的一省数省的革命首先胜利实现起来。” 　　由于张国焘大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都产生了“左”的错误。这表现在： 　　在土地革命方面：张国焘刚入川时，曾一度反对在川陕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在1933年临时中央多次要求其“坚决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的督促下，川陕根据地内，普遍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这对满足广大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发动群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支援革命战争，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进行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张国焘又从极右跳到极“左”，继续推行其“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张国焘主持制定的《平分土地须知》中规定：“这些被没收土地的原有主，没有任何权利取得土地。地主豪绅的家属，如没有参加反革命的活动，可由苏维埃编成强迫生产队，在苏维埃政权监督下做苦工。”“富农在不反抗苏维埃和自己耕种的条件下，可分给一小部分坏的土地给他。”川陕 根据地内并规定了许多过“左”的劳动政策，如主观地规定雇农工资增加若干，工作时间要减少若干，等等。而且常常混淆富裕中农和富农的界限，破坏了联合中农的原则，使贫农陷于孤立。由于土地政策方面的错误，加上战争频繁，农村劳动力减少，使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生产发展受到很大影响。 　　在经济工作方面：为了支援革命战争和改善人民生活，党和苏维埃政府曾领导根据地人民努力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张国焘执行超越民主革命阶段的“左”倾政策，对工商业不是采取扶持，而是采取打击的政策(巴中恩阳乡就有“打倒资本主义”的石刻标语)，动辄将资方关押或对其实行罚款和没收其财产的错误做法，严重地破坏了根据地工商业的发展。这里，从通江县毛裕镇的一个统计材料，可以看出张国焘对工商业过左政策所造成的恶果。 　　通江县毛裕镇工商业情况的变化 　　毛裕镇工商业的变化，反映了张国焘过左政策对根据地上商业的摧残。同时，在根据地政府自己开办的企业和剩下的一些工商业企业中，由于实行过左的劳动政策，造成了经济上的混乱和损失。当时，在私人工商企业中，片面强调保护工人利益，完全不顾资方利益，结果企业停产，工人失业，根据地经济萧条。公私企业中，在张国焘过“左”政策的支配下，工会片面强调八小时工作制，要求增加工资福利，而完全不考虑当时的企业是小城镇的落后手工业生产，特别是处在战时的特殊情况。这样不适当地把长远利益和暂时利益对立起来，把发展生产和照顾工人福利对立起来，把企业行政和工会对立起来，结果大大破坏了公有经济。 　　在统战工作方面：张国焘无视“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的事实，主张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无视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抹煞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同买办豪绅阶级在政治态度上的区别，把整个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他甚至把“工农兵学商抗日大联合”的口号看作是欺骗群众的反革命口号，“要坚决揭露和批判”①。这种“打倒一切”的作法，不仅不能打倒真正的敌人，反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当时，在川陕地区的各地方军阀与蒋介石及其嫡系部队胡宗南等的矛盾是很深的；但张国焘却不去认真利用，而是采取一概打倒的政策。1933年夏天，杨森害怕红四方面军占领其统治地区，曾秘密派人和红四方面军联络，红四方面军派军委参谋长吴芝生去成都与杨森谈判。随后杨森又派夏炯与陈昌浩当面谈判，希望红四方面军向绥(定)、宣(汉)发展，杨森的代表并且声称暗中可以给予配合。可是，谈判刚结束，夏炯正准备回成都向杨森汇报，张国焘就发动了营渠战役②，下令向杨森部进攻。结果促使四川军阀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红军。再如，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两次去汉中和杨虎城、孙蔚如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后来，也被张国焘破坏了。此外，当时刘存厚在前线和红四方面军也有过联络，接触。刘湘因害怕蒋介石派部队进川，也派过代表来根据地谈判，要求红四方面军的进攻放松一点，他愿意和红军妥协，以便对付蒋介石。但张国焘没有利用四川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没有实行统一战线政策来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③ 　　尽管如此，川陕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仍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发展。这是由于“八七”会议以来党制定的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的纲领符合川陕地区广大人民的切身要求，川东北、陕南的党组织在四方面军到达以前早就领导当地人民进行抗暴斗争，组织革命武装，准备了建立根据地的良好基础。川陕苏区的党、红军和人民执行了党的土地革命、苏维埃运动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正确方针。张国焘所推行的各项错误政策，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党政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抵制。如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曾抵制过不经调查研究，一律乱杀保、甲长的错误。在土门会议期间，到会同志一致反对肃反扩大化，曾一度迫使张国焘停止了在部队下层人员中肃反。 　　但是，张国焘推行军阀主义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结果，毕竟给川陕根据地的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它限制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大大破坏了根据地取得最终胜利的可能性。 　　① 《中共川陕省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提纲》 　　② 李天焕：《红四方面军在川北之发展与建设》，《川陕苏区历史资料汇编》。 　　③ 据徐以新同志谈话记要。 　　第四节 张国焘在反对“六路围攻”中的错误。张国焘破坏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的战略部署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蒋介石反动派的恐惧和仇恨。1933年7月，蒋介石任命四川军阀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决定对红四方面军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10月12日，刘湘正式就职于成都，他纠集田颂尧、邓锡侯、杨森、李家钰、刘存厚等四川大小军阀一百一十多个团约二十万人，兵分六路，从西起广元，东到城口的千里弧形战线上，向川陕根据地发动大“围剿”。在“围剿”即将开始之际，红四方面军本应迅速转入反 “围剿”的准备工作，调整部署，休整部队，准备战场等等。但是，张国焘却为红四方面军在前几次粉碎敌人围攻的胜利所陶醉，没有及时转入战略防御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而是继续鼓吹“不停顿地进攻”，命令红四方面军主力分头向开江、开县发动进攻，企图击破敌人的“围剿”于其开始之前。因为红四方面军进攻路程过远，兵力分散，而敌人的援兵源源赶到，红四方面军被迫转入防御，陷入被动地位。鉴于敌人兵力强大，红四方面军总部徐向前等同志根据前几次反“围剿”斗争的经验，决定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由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统一指挥，将红四方面军兵力部署在东、西两线。以东线为重点，集中红四方面军二十几个团，在万源、宣汉、达县一线，主要对付敌第五路；以红四方面军十余团，在北起广元，南沿嘉陵江东，迄渠县以北的西线广大地区，钳制敌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各路。 　　从1933年12月到1934年4月底，红四方面军收紧阵地，英勇作战，在广大群众的配合下，先后粉碎了敌人发动的三期总攻，歼灭敌人三万五千多人。从1934年6月到9月，红军又从东线到西线，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期总攻。 　　在这期间，不懂军事的张国焘远在后方却横加干扰前线作战的部署。1934年8月，正当红四方面军在东线向敌人发动反攻之际，张国焘却要红四方面军向右旋转包围敌主力第四师范绍增部，而前线总指挥徐向前根据当时情况，决定红四方面军要向左旋转围攻敌刘湘主力第三师等部，张国焘却固执己见，硬要红四方面军实行了右旋转，致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机会，形成了双方对峙的局面，从而使东线反攻没有取得更大的胜利。虽然有张国焘的瞎指挥的干扰，但总的说来，在反“六路围攻”期间，红四方面军还是在总指挥徐向前等同志的具体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正确的作战方案。张国焘在政治上是搞投机、搞阴谋的行家，但在军事上却是无知的，因此，在严酷的战争实践中，他的专横跋扈的瞎指挥作风，不得不有所收敛。 　　经过近十个月的激烈战斗，红四方面军终于取得了反“六路围攻”的巨大胜利，歼敌八万余人，缴枪三万余支。在这次反围攻斗争中，红军也伤亡了三万人左右。敌总指挥刘湘惨遭失败后，不得不打电报向蒋介石请罪辞职。他声称：官损五千，兵折八万，以后“难乎为继”，请免“剿匪”总司令等本兼各职。 　　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一面对刘湘表示挽留，给四川军阀打气；一面调兵遣将，准备重新发动进攻，组织“川陕会剿”。 　　这时，张国焘却为这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激烈战斗和敌人组织新的围攻所吓倒，对坚持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失去信心，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他认为，川陕革命根据地在反“六路围攻”中消耗很大，枪枝弹药和粮食等物资异常缺乏。用他自己的话说，“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已无发展前途；加之他看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已被迫离开江西根据地进行长征，便认为中国革命已走向低潮，难以在原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了，因此他企图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再次实行退却。 　　1934年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巴中县的清江渡召开了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议，会议主要总结反“六路围攻”的经验，积极准备力量粉碎敌人正在策划的“川陕会剿”。会上，徐向前同志作了《关于反对刘湘六路进攻的总结报告》。会议号召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坚决斗争，加紧一切工作，充实自己的力量，冲破‘川陕会剿!’”。 　　会议期间，当四方面军领导人就当前行动方针问题交换意见时，张国焘提出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向甘南发展的退却主张。徐向前等则认为，川甘边界是比较有利的发展方向，根据地也须向外发展，但不同意放弃川陕老区，而主张依托老区，发展新区。张国焘的错误方针虽被抵制了，但他并未从思想上真正放弃其错误主张。 　　1935年1月，蒋介石进一步加紧策划“川陕会剿”。一方面，派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监督川军“进剿”，并乘机夺取四川的军政大权；另方面，又调动胡宗南等嫡系部队进入四川，准备参加“会剿”。面对敌人的进攻，张国焘更加惶恐，说什么：“与其被敌人赶走，不如主动撤走”。因此，他在1935年1月给中央的电报中声称：“东方城口一带，山大，穷困，人口少；西方有嘉陵(江)、剑阁、碧口之险。再采取决战防御，亦非良策。”他大肆制造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舆论，再次准备退却逃跑。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地区。党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率领中央红军继续进行长征。1月19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向川、黔边转移，准备北渡长江，和红四方面军会合。1月22日，中央打电报给张国焘，通报中央红军当前的战略意图，及中央对红四方面军的行动要求。中央指出，中央红军决定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长江，若无障碍，约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为使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以前，密切地协同作战，中央要求四方面军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湘，集中红军主力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若红四方面军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则对配合中央红军最为有利。对接应红军过长江，实行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这样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重大战略决策，张国焘不在党政军组织中认真传达贯彻，不积极研究实施方案，而是对抗中央的重大决策，擅自决定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于1月下旬北上，2月攻克宁强，占领沔县，围攻褒城，直达南郑城郊。这时陕军杨虎城、孙蔚如向蒋介石连电告急。蒋介石派其四十九师(伍成仁部)、六十师(陈沛部)、六十一师(杨步飞部)和王耀武旅到达陕南。胡宗南的一部到达陕西西南边境地带近逼宁强。虽然红四方面军进攻陕南先后占领宁强、阳平关、沔县等地，歼敌四个多团，但是红四方面军也有伤亡，我九军二十五师师长潘幼清、三十军八十九师副师长丁继才等均在此战役中牺牲。红四方面军不得不返回川陕根据地。 　　张国焘发动陕南战役时宣扬说，战役的目的，一是寻找并打击胡宗南部，二是和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会师。陕南战役的结果证明，它不仅是象张国焘自供的“陕南战役失败了”，而且暴露了张国焘向中央闹独立性，大搞分裂主义的罪恶嘴脸。张国焘发动陕南战役，完全是他破坏中央红军渡江和红四方面军会师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的借口，是他欺骗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借口。 　　张国焘在陕南战役中提出“打到汉中去，活捉孙蔚如”的口号，并消灭孙部三个团，这就破坏了红军和杨虎城部孙蔚如三十八军约定的“互不侵犯，共同反蒋”的秘密协议，失信于同盟者，破坏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孙蔚如当时曾派代表武志平来我根据地责问“为何不遵守秘密协议”。直到西安事变时，杨虎城、孙蔚如还向周恩来提及这个问题。 　　陕南战役结果证明，它不仅不利于分化敌对阵营以扩大、团结同盟者，并且给蒋介石进军陕南以借口，使川陕根据地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第五节 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和张国焘的错误 　　由于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命令其集中主力向西南发动进攻，以配合中央红军在泸州附近北渡长江的战略计划，使大批敌军乘机南下，沿长江重点布防，阻止红军北上。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在泸州附近渡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而转向川、黔、滇边一带活动。而在这时，张国焘却又大力鼓吹西进，发动嘉陵江战役，并美其名曰“配合中央的战略行动”。事实证明，这两个战役都没有配合中央的战略行动，都不是执行中央的指示。相反地却阻碍了中央红军按期渡江并和红四方面军会师。 　　嘉陵江是四川的四大河流之一。江阔水深，奔流湍急。当时统治嘉陵江沿岸及其以西地区的是四川军阀田颂尧、邓锡侯两部。1935年3月间，红四方面军开始发动嘉陵江战役，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二六三团是渡江的先遣部队。3月29日凌晨，该团在苍溪塔子山附近强渡成功，三十二军在苍溪以北的鸳溪口强渡成功，九军也在阆中以北顺利渡过嘉陵江。红四方面军各部乘胜前进，先后攻克阆中、剑阁、南部、昭化、梓潼、青川、中坝、彰明、北川等地。敌十二个团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临梓潼，北达四川甘肃边境的广大地区。 　　这次嘉陵江战役，从战术或局部讲，取得了不小的胜利，这是广大指战员英勇作战的结果。但是从战略或全局讲，这是张国焘目无全局，自行其是的错误行动。张国焘发动陕南战役和嘉陵江战役，破坏了中央关于实现中央红军渡江并和四方面军会师的战略计划，推迟了集中中国工农红军以开创革命新高潮的进程。 　　在红四方面军准备嘉陵江战役的时候，张国焘借口前方需要补充兵力：擅自把东线红四方面军和游击队逐渐向西调动。当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稍得胜利之后，未经任何会议讨论，张国焘就由东到西实行所谓“收摊子”，把根据地内所有的游击队集中起来，编成四个独立师，把根据地的妇女工作人员集中起来，编成两个妇女独立团，连同地方机关和工作人员、地方乡以上干部，全部由他率领撤离川陕根据地，跟随主力红军渡嘉陵江西去。川陕根据地仅仅留下三百余人和枪，交原绥定道委书记刘子才等带领，坚持斗争。在撤离根据地的过程中，张国焘丧心病狂，不顾广大指战员的反对，强令部队实行所谓“坚壁清野”，把沿途的房屋、资财焚烧毁坏，造成人民群众的巨大损失。到中坝时，张国焘还下令丢弃在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时参军的一部分少年，致使这些孩子后来在抵抗尾追的敌人时大部被俘。部队和后方机关全部撤至嘉陵江西岸以后，广大指战员才知道川陕根据地又被张国焘断送了。这正如李天焕同志所回忆的：“我当时非常盲目，一直到过了嘉陵江占领了中坝之后，还不知是脱离川北苏区，我总以为是扩大苏区，打运动战，结果后来听一个从后面来的同志说通、南、巴已经没有我们的人了，现在我们的屁股已经转过来了，即嘉陵江东岸不是我们的后方，而变成前线了。”① 由我党和广大军民经过两年浴血奋战、艰苦创业建立起来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就被张国焘白白葬送了。从此，红四方面军再次陷入无根据地作战的困境，坚持川陕根据地革命斗争的群众和干部遭受了敌人残酷的蹂躏。 　　张国焘一直为自己的错误和罪行进行诡辩，说他发动嘉陵江战役是执行中央指示，他放弃川陕根据地是“执行坚决进攻，集中兵力，突破敌包围线”，他还扬言谁怀疑他放弃川陕根据地的主张，谁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就是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凯丰在《党中央与国焘的分歧在哪里?》一文中，有过一针见血的揭露：“退出通南巴时，恰好是四方面军战胜刘湘以后，中央曾根据这种情形，认为退出通南巴是不应当的。这种估计是正确的。国焘想把退出通南巴的责任放到中央身上，说中央有命令要他退出，这完全是凭空造谣，中央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指示。当中央决定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方针时，曾经要他们向西南发展，配合一方面军，并没要他们退出通南巴。” 　　① 李天焕：《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的发展与建设》，《川陕苏区历史资料汇编》。 　　 记叛徒张国焘/成仿吾.—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