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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党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红军长征的胜利

成仿吾

第一节 一、四方面军会师。两河口会议。张国焘阴谋篡党夺权和破坏松潘战役计划   　　1935年6月16日，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懋功县达维镇会合。6月18日，一方面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下进驻懋功。张国焘看到中央红军在长途转战后大量减员、装备简陋，他自恃人多枪多，就想篡党篡军。 　　长期被敌人分割的两支红军主力会合后，红军的行动方向是北上抗日，还是西进或南下?对于这个问题，党和张国焘展开了严肃的斗争。 　　党中央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在四川、陕西、甘肃地区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迎接全国革命的新高潮。北上陕、甘，接近抗日的前方，可以推动全国抗日高潮，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早在6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就发布了《为反对日本吞併华北与蒋介石卖国宣言》。16日，中央军委两次致电四方面军，指出今后一、四方面军的总方针应是向着岷江、嘉陵江之间发展，占领陕、甘、川三省边界广大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但是，张国焘反对党中央、毛主席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对形势作了完全悲观的估计。他认为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是中国革命进入低潮，处于“总退却”阶段，因此，他幻想求得与国民党军“休战”，苟安一隅。他极力推行他的“西进”政策，主张红军“卷起苏维埃旗帜”，向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退却。 　　早在两军会师之前，张国焘于5月18日就在茂县私自成立“中共西北特委”，31日又宣布成立“西北联邦政府”，自任主席，暗示今后中国革命重心在西康、西藏、青海、新疆一带。当时，党中央及时指令张国焘取消“西北联邦政府”。 　　两军会师后，中央多次电令张国焘率军北上，趁敌胡宗南部主力未到川北战略要地松潘之前，红军沿岷江两岸北上，攻占松潘。取得松潘这个咽喉要地后，红军就可以顺利地进军甘南、陕南和川北广大地区。6月17日，张国焘复电中央，说什么川北地区给养困难，岷江水深流急，不宜沿江北打松潘，而主张向西或向南行进，甚至提出了“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的行动方针。 　　西康、西藏、青海、新疆都是少数民族地区。那里人口稀少，经济不甚发展。如果按张国焘的意见退向这些地区，则不仅使红军给养、兵源都发生困难，更由于它远离全国中心地区，远离抗日前线，因而不能推动全国的抗日革命高潮。张国焘的方针显然是错误的退却逃跑方针。 　　6月26日，党中央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刘少奇、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刘伯承、李富春、林伯渠、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张国焘等。会议主要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周恩来副主席代表中央军委作报告，详细地分析了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形势，指出今后的战略方针应是向北发展，在岷山山脉以北地区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主张红军迅速前进，攻占松潘，消灭站脚未稳的胡宗南先头部队，向甘肃南部发展；要求两个方面军统一意志，统一指挥。张国焘发言则强调松潘以北情况不明，怕遇到胡宗南的主力部队。他说，打松潘可能遇到胡宗南的二十多个团，如果红军有力量消灭胡宗南二十多个团，就也可以向成都打。他提出“向南、向成都打”或西进青海的发展方针，但又吞吞吐吐地说向南、向西也有困难，也要碰上胡宗南的主力和川军。他在口头上也赞成军委提出的向川、陕、甘发展的方针，却又说北上有许多的困难和不利条件。 　　毛泽东主席在会上讲了话，提出应该力争在6月底以前控制岷江以北地区，要迅速打下松潘，才好北上甘南、陕南；如果不迅速打下松潘，天冷了，过草地就太困难了。他并指出四方面军是主张南下打成都的，应向他们作解释工作，一方面军、四方面军要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因为张国焘在会上没有公开表示反对北上，毛泽东同志为尽力争取张国焘共同北上，也没有直接反驳张国焘的南下、西进的说法，而是着重从正面阐述为什么要北上的道理。 　　会上，朱德总司令也主张迅速打下松潘，进占甘南。刘少奇同志也表示不同意向南发展，指出不能向成都去。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同志都发言主张向北发展，博古曾讽刺张国焘南下、西进方针好比是“麻雀钻阴沟”，这话曾引起张国焘很大不满。会后，毛主席还对博古说，不要讲这种带刺激性的话。在会上，张国焘的意见没有人赞成。他陷于孤立，只好言不由衷地表示同意北上。6月28日，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明确规定：在目前，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攻取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并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役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打击和消灭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使主力能够胜利地进军。决定强调指出：保守、偷安、退却、逃跑是当前的主要危险。 　　我随中央纵队经过两河口时，正值中央会议中间休息。张闻天和张国焘站在门口，走过来同我们打招呼。我看到朱总司令一个人远远地在村边踱步沉思，隐约感到会上恐有争论或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6月29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松潘战役的计划》，决定一、四方面军编成五路大军，迅速北上夺取松潘。张国焘从两河口回到红四方面军总部驻地后，公然违反他曾举手通过的两河口会议决定，致电中央反对集中主力打松潘。他抵制中央军委的军事部署，主张四面分兵出击。实际上他是怕打松潘、平武一线的胡宗南部。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大搞分裂活动，诬蔑中央犯了路线错误，扬言要“审查中央路线”，并造谣惑众说“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未解决”等等，以刁难中央，同中央纠缠。同时，他挑拨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关系，致使这两支兄弟部队之间发生了一些不团结现象。他还多方面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如指使他所控制的川陕省委，于7月9日向中央提议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并提出由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7月18日，陈昌浩又致电朱总司令，提出由张国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并要求给军委以“独断决行权”。又如指使一些人吹捧他的“革命历史和功绩”，提出要张国焘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党中央果断地批评了张国焘的非组织活动，驳斥了他的反党谰言。 　　张国焘用军阀、政客的卑鄙手段，企图拉拢和收买在一方面军和中央工作的干部。他利用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曾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的关系，指使陈昌浩多次找张闻天谈话，希望张闻天支持张国焘。他还派他的秘书长黄超给彭德怀送牛肉干、大米和银元，游说彭德怀支持张国焘。彭德怀后来回忆说：“送了一点吃的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元银洋引起我很高警惕：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①张国焘还亲自找王稼祥谈话，进行拉拢。这些同志都看穿了张国焘搞阴谋活动的卑鄙用心，坚定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作斗争。 　　当时，只有林彪阴阳怪气地说什么：“张国焘路线不正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我们才多少人呀?”聂荣臻同志当即严肃地批评了林彪。 　　当时，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为了增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争取张国焘本人改正错误，周恩来副主席向中央提出不再担任红军总政委职务。7月18日，中央军委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 　　但是，张国焘还是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迟迟不执行松潘战役计划，把四方面军滞留在卓克基一带，按兵不动。从7月初到8月中旬，停留四十余天，致使敌胡宗南主力乘机在松潘集结。张国焘贻误了战机，破坏了红军迅速攻占松潘、进军甘南的计划。如果当时按计划迅速抢占松潘，一、四方面军以五十多个团、十万之众的主力红军，完全可以击溃以至消灭胡宗南尚未集结的分散、孤立的二十七个团，占领松潘地区，打通进军甘肃南部的大路，从而可以避免西绕茫茫草地的困难。周恩来同志1943年见到胡宗南时，曾提到这件事。胡宗南说，“当时我们很困难，如果红军一进攻，我们非垮不可。”因为1935年7月上旬，胡宗南部只有一小部进入松潘。如果这时红军进攻松潘，胡宗南是守不住的。由于张国焘按兵不动，红军错过了乘敌之虚占领松潘向北发展的大好时机。 　　8月初，胡宗南部已在松潘集结，川军邓锡侯、刘文辉等部又重新攻占了懋功等县，企图把我军困死在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雪山草地之中。而寒冷的季节将到，那一带人烟稀少，粮食奇缺，如再拖延下去，就会因缺食少衣，困难百倍。 　　①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01页。 　　第二节 毛儿盖会议。红军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张国焘阴谋危害中央 　　为了挽救因张国焘贻误战机给红军造成的危险局面，党中央于8月4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村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①。这是继两河口会议后的第二个最重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一、四方面军的一些主要负责干部。会议期间，张国焘假装肚子疼，住在四方面军后勤部，基本上不到会。中央只得派周恩来副主席与张国焘联系，来回转达意见。张国焘又向会议提出他退向川康边的主张，遭到大家一致反对。8月5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了北上抗日的既定方针，批评了南下、西进等各种机会主义论调。 　　沙窝会议及其决议，对贯彻北上抗日方针，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会上，毛主席还作了阐明具体战役计划的报告。张国焘完全孤立，只好口头上表示同意会议决议。 　　由于张国焘拖延攻打松潘，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党中央不得不变更原定的北上进军路线，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8月3日，中央军委发布《夏洮战役计划》，要求迅速攻占阿坝，北向甘肃的夏河流域，突破敌人包围线的右侧，向东压迫敌人，以期在洮河流域消灭敌人，然后依托甘肃南部地区向东挺进，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为此，中央决定成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任命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杨尚昆为政治部主任(据杨尚昆同志回忆，毛主席当时对他说，同张国焘斗争要象吃牛皮糖，即要有韧性，不要象玻璃，一碰就碎)。同时决定把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分两路齐头北上。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由前敌总指挥部指挥。中央机关及所属中央纵队随右路军前进，从毛儿盖过草地，向班佑，巴西一带推进。左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其时九军团改称红三十二军)和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部指挥(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驻总司令部)，从卓克基出发，过草地、经阿坝再向班佑一带跟进。 　　8月15日和20日，左右两路军分头从卓克基、毛儿盖出发，左路军于19日攻占查理寺，21日占领阿坝。 　　就在这时，张国焘出尔反尔，反对中央拟定的出班佑、占甘南的计划，提出经阿坝，占夏河，西向青海、甘肃边陲地区退却逃跑的主张。张国焘还利用总政委职权，借口统一指挥，收缴了各军团、各军与党中央直接联系以及相互间联系的电台密码，使各军团、各军只能和红军总司令部联系，不能直接和中央联系。 　　为纠正张国焘这一错误主张，8月20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参加者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李富春、徐向前、陈昌浩、聂荣臻、李先念、林彪。毛主席在会上作了报告，经过认真的讨论，作出了《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要求红军主力速占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并向东发展，以便取得陕甘之间广大地区。决定还指出西出西康、青海，是危险的退却方针，执行这一方针，将被敌人封锁困死在那里。 　　中央军委派一军团二师四团佯攻松潘。毛主席对四团干部说，敌人以为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草地，北出陕、甘，我们偏要走敌人以为我们不敢走的道路。 　　8月20日，右路军先头部队出发进入草地。24日，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我军如果走向洮河、黄河以西，敌人将在东岸封锁我们，对我极为不利。左路军应迅速出墨洼、班佑与右路军一起打向洮河以东。徐向前也多次电告张国焘，要左路军立即走班佑，向夏河以东洮河、岷州前进。 　　右路军在草地艰苦行军七天，于8月底胜利到达班佑、巴西地区。这时左路军也过了草地，到达阿坝地区。 　　8月29日，右路军攻占包座，消灭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取得很大胜利。 　　9月1日，毛泽东、徐向前联名致电张国焘，指出右路军正等候左路军速来班佑，应乘包座战役胜利后的有利形势，集中右路军和左路军主力，向甘南岷州一带打出去。 　　左路军先头部队已进到阿坝地区东部的噶曲河边。这条河并不大，夏季下暴雨时，有洪水下来。河水时涨时消。朱总司令亲自进行了测量，水深只到马肚子，水流也不很急，完全可以徒步渡河。张国焘却借口噶曲河涨水，于9月3日强令已向班佑进发的先头部队退回阿坝。张国焘致电中央，谎称噶曲河不能徒涉，粮食只够吃三天，并胡说“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他又抛出对抗中央的南下计划，并要右路军也南返，回击松潘之敌，左路军备粮后也退回松潘。 　　前敌指挥部政委陈昌浩，这时也积极支持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南下主张。 　　这时，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在巴西党中央和三军团驻在离巴西以北十几里的牙弄一带。一军团作为右路军的先头部队，已北进到俄界地区(鄂盖)。为了作万全的准备，彭德怀同志指示电台人员另编密码本，恢复了同一军团的电台联系。 　　为了争取陈昌浩和四方面军北上，毛主席和党中央其它领导同志从牙弄到巴西开会，说服陈昌浩放弃南下的主张。同时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要右路军回头南下是错误的，要张国焘立即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在中国革命的这个紧急关头，张国焘竟于9月8日从阿坝给前敌指挥部陈昌浩发电，要陈昌浩胁迫中央和右路军南下，企图危害中央。这封电报发到前敌指挥部时，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先看到。他赶紧骑马到牙弄，把电报交毛主席看了，于是中央书记处紧急开会，决定率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及中央军委直属纵队共八千余人，迅速脱离险境，先行北上。 　　叶剑英同志立即赶回巴西前敌总指挥部，带上早已准备好的缴获敌军的十万分之一的陕、甘地区军用地图，与杨尚昆等一起，连夜赶向党中央预定的新的集合地阿西。 　　当晚，党中央用林伯渠同志主持的财经委员会名义下达通知：部队下半夜两点钟，出发去割麦子，筹粮食。部队二时出发，拂晓时，到达了离巴西约二十里的阿西，天亮时，叶剑英、杨尚昆同志也赶到了，部队继续沿包座河上游小道前进，经过两天的急行军，于9月11日到达甘肃南部边境的俄界。 　　9月9日清早，陈昌浩发观党中央和一、三军团先行北上，有些人吵嚷说要派兵追赶。徐向前同志严肃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才制止了派兵追赶这种险情的发生。 　　我当时随红军大学的队伍连夜走了几十里路，天亮后陈昌浩派骑兵宣传队来喊话，动员“南下”。红大教育长李特就煽动从四方面军来的学员南下，胡说中央北上是“逃跑”。李德看不过，去制止李特，两个人用俄语争吵起来。周恩来副主席得讯后，召集红大干部讲话。周副主席说：“北上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正确方针，你们愿跟中央北上的就北上。有人要南下也可以，将来你们会觉悟，会同我们走到一道来的。”在李特煽动下，从四方面军来的一部分学员跟随李特走了，一部分人则跟随中央北上。 　　党中央在北上路途中，多次致电张国焘，耐心说服他北上抗日。张国焘在12日致电中央和一、三军团，说北上“不拖死也会饿死”；同时还电令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 　　党中央随三军团到达俄界与一军团会合后，9月12日，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即俄界会议)，到会有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凯丰、邓发、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彭德怀、聂荣臻、李德。毛主席报告了关于同张国焘的争论及今后的战略方针，严肃地指明张国焘、陈昌浩的机会主义方针和军阀主义、分裂主义的错误和危害。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当时，有的同志主张开除张国焘，毛主席说，现在广大指战员还不明瞭中央和张国焘错误的斗争，需要进行广泛、细致的教育工作，所以《决定》暂时只发到中央委员一级。 　　1935年9月19日，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到达甘南哈达铺，休息七天，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支队”(又称“陕甘支队”)，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兼政委，王稼祥杨尚昆为政治部正副主任。在榜罗镇，看到国民党的报纸上说“陕北共军猖獗”，才知道刘志丹、徐海东等部在陕北开展土地革命，革命斗争很活跃，才知道陕北有革命根据地。党中央决定最后到陕北落脚。中央红军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同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① 这次会议，过去的党史书上都称“毛儿盖会议”。为了准确地标明会议地点，并与8月20日在毛儿盖举行的另一次会议相区别，故将这次会议称作“沙窝会议”。 　　第三节 张国焘分裂红军南下，擅立伪中央。从“南下”惨败到被迫北上 　　党中央在北上途中，连续七次致电张国焘，说服张国焘放弃南下计划，随中央北上，张国焘均拒不受命。 　　1935年9月15日，张国焘在阿埧召开四川省委扩大会议，公开策划反党反中央。会议是在一个喇嘛庙里开的，会场旁边演戏台子上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会上，张国焘首先发言，他对抗党中央关于北上方针的决定，公然攻击党中央的方针是“退却逃跑路线”，并且一再逼迫朱总司令发表宣言反对党中央。张国焘的秘书长黄超还骂朱总司令是“老右倾”、“老顽固”。朱总司令严词斥责张国焘的反党罪行，郑重宣布自己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并耐心地向干部宣传中央的正确主张。 　　阿埧会议一共开了两天，作出了所谓的“阿坝会议决议”，诬蔑中央北上抗日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把张国焘向南逃跑的路线美化为“进攻路线”，提出了“南下打成都吃大米”的口号。 　　阿埧会议结束后第二天，9月17日，张国焘发布“南下命令”，声称“大举向南进攻，首先赤化四川”。 　　9月17日晚，红三十军再经草地抵达毛儿盖，18日晚，红四军也穿过草地回到毛儿盖。同日，张国焘致电三十三军王维舟同志，要他们也重过草地坚决南返。 　　9月下旬，部队分别集结于马塘、松冈、党埧、梭磨一线。张国焘自恃有八万红军，势大力强，公开打出了反党旗号。10月5日，在松冈的卓木碉成立了伪中央、伪中央政府、伪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伪团中央。张国焘自封为伪中央主席、伪中央军毛主席，还强行把朱德、刘伯承和一方面军五、九军团的主要领导干部也列入伪中央委员会的名单。朱德同志明确地对张国焘说：我不赞成你那一套，我不能反对中央。张国焘在宣布成立伪中央时，还曾宣布从中央委员会开除毛泽东、周恩来、 洛甫(张闻天)、博古等同志。张国焘还出版了伪中央的机关刊物，由后来叛变革命的郭潜(即陈然)担任主编；设立了“红色中华社”，成立了“中央党校”、“红军学校”；还在川康一带建立了大金省委和地方政权机关，进行了一系列反中央的宣传和组织活动。 　　从10月17日起，由于南下的四方面军指战员英勇作战，刘文辉、杨森两部川军抵挡不住，望风而逃，红军连克丹巴、懋功等地。 　　10月24日，部队南下翻过夹金山，向宝兴、天全、芦山之敌发起进攻。战役开始阶段，红军进展顺利。11月9日在天全击溃敌刘文辉部，12日又在芦山击退敌孙震部。接着又攻占名山。面对这种暂时的局部胜利，张国焘洋洋自得。11月12日，在给一、三军团及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张国焘夸大并吹嘘天全、芦山战役的胜利。但是，就在这时，敌刘湘部的主力已经集中，红军面临着敌人八十多个团的围攻，张国焘南下方针造成的危险已经开始显露。但是，他仍要与刘湘主力在邛崃、大邑一带决战，命令红军竭尽全力向邛崃推进。11月16日，红军攻占了名山东北要镇百丈。这时，红军东、南、北三面受敌。敌人以十几个旅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疯狂反扑。红军苦战七昼夜，不得不在11月下旬撤出百丈一带阵地。百丈战斗是南下以后最剧烈的一次，红军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伤亡四、五千人。12月中旬，荥经一战，红军又牺牲了几千名英勇儿女。 　　这时，张国焘仍念念不忘他那个伪中央，继续进行其反党分裂活动。1935年12月5日，张国焘竟给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发电报，荒谬地要党中央和一方面军改称“党的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1936年1月6日，张国焘致电已经到达陕北根据地的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即张浩)同志，继续诬蔑党中央的路线是“机会主义路线”，“是失败主义的严重右倾”。 　　在获悉张国焘成立伪中央后，中央政治局在1936年1月22日作出了《关于在党内公布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同日，中央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一切反党的非法组织。1月24日，林育英同志代表共产国际致电张国焘，明确指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国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电报还指令张国焘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南局。这个西南局暂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张国焘与中央的争论可提交共产国际解决。同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为维护党的统一，也为挽救张国焘，致电张国焘，令其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南局并可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暂时与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这表明了党中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解决内部斗争的英明方针，表明了党中央为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为挽救犯错误的同志的一片诚意和极大的耐心。 　　中央到达陕北后不久，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并于12月25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1936年1月26日，党中央将此决议的内容摘要电告张国焘。但是，张国焘接到这一决议后竟大骂中央的决策是对阶级敌人“投降”，是“叛党”，还骂和资产阶级搞统一战线，就是放弃无产阶级利益等等。经过朱德等同志的耐心解释与说服，张国焘才表示把这一决议当作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接受。第二天，1月27日，张国焘给林育英、张闻天两同志发了一封长电，言不由衷地表示“在原则上完全同意”党中央1935年12月25日《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还文过饰非地放出“目前策略路线渐趋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的空气。 　　1936年2月中旬，敌薛岳部向天全、芦山地区的我四方面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四方面军被迫撤离该区，再度翻越夹金山，向西康东北部的甘孜一带藏民地区转移。 　　从1935年9月中旬张国焘私自率部南下，四方面军经过五个来月的艰苦转战，虽然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终因张国焘分裂红军的南下路线的错误，一直处于在强大敌人的围攻中孤军奋战，未能从根本上打开一个胜利局面，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根据地，不得不随时流动。五个月的连续苦战，使红军丧失了大量的有生力量。南下时，四方面军共有八万人，这时减员甚多，只剩下了四万人。后来，部队西进到甘孜地区进行整编时，四方面军原有的六十五个团，只剩下二十八个团。 　　甘孜一带是藏民居住地区，这一带本来就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粮食缺乏，现在几万红军驻扎在那里，粮食更加紧张。红军在这一地区实在难以生存发展。张国焘南下路线使无数革命同志英勇牺牲，使红军主力大受损失。严峻的观实，使人们认识到党中央关于“南下是绝路”的英明预见，认识到张国焘分裂红军、擅自率四方面军南下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 　　5月26日，中央又电询四方面军此后的具体行动方针。在中央的耐心说服和亲切关怀下，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渴望北上与中央会合，纷纷要求张国焘撤销伪中央。这样，在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的一再敦促下，在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的强烈要求下，在南下失败，西进不利，处境窘迫的情况下，张国焘才在6月6日召开所谓“中央纵队活动分子大会”，在会上虚伪地表示“我们不但在政治上完全得到了一致，而且组织上也得到了统一”，不得不宣布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北局①。但是，他在讲话中依然继续诬蔑中央的北上方针，并为自己的反党路线辩护，大言不惭地胡说什么：“我们南下以来得到极大的胜利”。 　　从1935年10月5日宣布成立伪中央，到1936年6月6日被迫撤销伪中央，整整八个月期间，张国焘骄横跋扈，称王称霸，干尽了坏事，同时也宣告了张国焘路线的破产，暴露了张国焘阴谋反党的丑恶嘴脸。 　　这时，陈济棠、李宗仁等发动了两广事变，蒋介石从陕、甘抽调兵力到湖南、江西一带布防，造成了我军向甘南发展的有利形势。党中央一再催促四方面军迅速北上，6月10日，张国焘被迫电告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同志和党中央，“拟于6月底出动”。但是，他仍然不按中央的军事部署行动，企图“向夏(河)、洮(河)西北”行进。 　　1936年6月下旬，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同志率领的红二军团、六军团与先期来到的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胜利会师。由于红军总司令部的电台控制在张国焘手里(他早就借口红军统一指挥，收缴了各军团和中央直接联系的电台密码)，他盗窃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向二、六军团发电，要他们长途绕道贵州、云南，进入西康，与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进入甘孜地区后，受到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热情欢迎，充分显示了两支主力红军兄弟般的亲密团结。甘孜会师后，二、六军团奉中央军委命令，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二、四方面军会师后面临的共同任务，就是迅速北上与中央会合，创立以陕甘宁为中心的西北抗日根据地，推动和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 　　7月1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到达甘孜会见朱总司令和张国焘。第二天，在甘孜召开了二、四方面军领导干部联席会议。这时，张国焘借口筹粮，主张在西康地区再停留一些日子，迟延北上时间。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等同志坚决反对张国焘的这个错误主张。任弼时明确指出，会议开完后，应立即北上和中央会合，决不能分裂红军，单独去青海。由于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坚决维护中央的正确路线，四方面军广大干部也从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张国焘分裂红军、擅自南下的错误，曾经一度追随张国焘、坚决执行南下方针的陈昌浩也被朱德等同志所说服，广大指战员都主张北上和中央红军会合，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终于失败。最后，会议确定了二、四方面军立即北上与中央会合的方针。7月27日，中央电告正式批准成立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 　　二、四方面军经过一个月的行军作战，终于在8月1日胜利穿过草地到达巴西、包座一带。这时，两个方面军紧密团结，士气十分高涨。 　　在二、四方面军出草地以后，中央在八月份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准备三个方面军互相配合，消灭敌毛炳文部，牵制与迟滞胡宗南部对西北的进攻，先机控制西(安)兰(州)大道，实现三个方面军的会合，然后攻打宁夏，打通与外蒙、苏联的国际交通线。但在攻占岷县、临洮等地后，张国焘又企图在这一带停顿下来，不愿继续北上与中央会合。 　　党中央为了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组成了由彭德怀、聂荣臻、左权等同志率领的西征军。这时，西征军已进入西兰公路以北的固原地区。中央为了争取主动，掌握先机之利，于9月19日又制定了在静宁、会宁地区以三个方面军主力会合打击胡宗南为目的的“静(宁)会(宁)战役计划”。张国焘又一次同中央对抗，拒不执行静(宁)会(宁)战役计划，竟私自命令部队自通渭、渭源、漳县地区向西撤退，企图渡过黄河，经青海、西宁大道翻越祁连山进入甘肃西部。张国焘的这一行动，破坏了整个战役部署，使敌毛炳文、王均部摆脱了原来被动孤立的局面，使敌胡宗南部五个师得以乘机集结，摆开阵势。张国焘这次向西逃窜，不仅破坏了整个战役计划，还给二方面军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局面。   　　在这紧要关头，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会议。会议整整开了一夜。会上，张国焘仍然坚持他那套反对北上和中央会合的错误主张。朱德、任弼时等同志对张国焘又一次反党反中央、分裂红军的阴谋，进行了严肃的不调和的斗争，坚决主张迅速北上与中央会合，坚决执行中央的静(宁)会(宁)战役计划，要张国焘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不得西出青海。这一次，几乎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赞成北上和中央会合，张国焘无可奈何，假惺惺地说：“好，党内是民主集中，我牺牲个人意见，同意北上。”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又一次挫败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 　　张国焘口是心非，出尔反尔，会议刚一结束，他就一口气跑到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漳县，根本不传达中央关于静(宁)会(宁)战役部署，也不传达岷州会议决定的北上和中央会合的方针。相反地，他利用广大干部和战士还根本不知道中央、西北局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主张的时候，煽动他们反对北上和中央会合，坚持西进青海分裂红军的错误主张。9月23日，西北局在漳县再次召开会议，对张国焘破坏岷州会议决定的行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徐向前、陈昌浩等四方面军领导同志坚持岷州会议决定，坚决要求率部北上和中央会合。 　　可是，9月26日，张国焘又致电曾传六等同志，擅自命令部队“由兰州西渡河，先占领甘北”。同日，张国焘用先斩后奏的手法电告中央，“四方面军已照西渡(黄河)计划行动”。以既成事实来要胁中央。9月27日，中央回电明确命令张国焘停止西进，并要原先在通渭的部队立即回占通渭，其余部队迅速北上。 　　由于张国焘一再拒不执行中央的战役部署，破坏了红军的统一行动，贻误了战机，致使敌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部得以迅速集结，占领有利阵地，而红军处境则十分被动、险恶，通过西兰公路时险些被敌截断。红军以大无畏的精神，克服了张国焘分裂主义造成的险境，经过艰苦奋战，一、四方面军于10月8日在会宁会师，10月22日，二方面军与一、四方面军会师。 　　全国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终于实现了。长征“以我们的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长征在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长征的胜利开创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从1935年6月1日，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合，到1936年10月三个方面军会宁会师，是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最频繁最猖獗的时期。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南下”、“西进”阴谋，使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历尽千辛万苦，屡处险境。四方面军的英勇指战员，三次过草地，四次越雪山，忍受着各种罕见的困难，与强敌周旋、鏖战，付出了重大的牺牲，成千上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有的倒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中，有的被雪山、草地的恶劣环境吞噬了生命，张国焘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由于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耐心的教育和争取，迫使张国焘不得不率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一同北上，避免了张国焘分裂主义可能造成的更大危害，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在会宁的胜利会师。在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关头，在和张国焘反党反中央的分裂主义进行坚决严肃斗争的同时，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受张国焘路线影响的同志以及张国焘本人，都采取了说服教育、促进觉悟的原则态度，终于团结了全体红军指战员、团结了全党，纠正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排除了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时张国焘可能造成的更大危害，这充分显示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领导的英明和成熟。 　　① 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同志原电是让张国焘方面成立“西南局”，因电文错译成“西北局”，故6月6日成立了西北局。 　　第四节 三大主力会师后，张国焘再次阴谋分裂红军 　　1936年10月，我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从而胜利结束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10月8日，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会宁胜利会师，10日，红军总司令部和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最后，二方面军也于22日到达会宁)。一年多来三过草地、四越雪山而历尽艰辛的四方面军指战员，见到了日夜盼望的一方面军战友，全军指战员无不欢腾雀跃。10月10日，在会宁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师大会，一方面军把久已准备好的大量毛衣、毛袜、毛手套和肉、菜等慰问品送给四方面军的同志，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央军委也联署发来了贺电。当天，徐向前、陈昌浩和李卓然三同志也联名向毛主席发了电报，报告了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兴奋喜悦心情。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共有身经长征锻炼的革命骨干五万多人，全军士气高昂，气壮山河。当时正面的敌情比较严重，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的第一军、王均的第三军(并附蒋军嫡系关麟征两个师)以及毛炳文的第三十七军都已蜂拥由南向北压进。但是，取得长征胜利而集结起来的红军，完全有条件打好几个歼灭战(山城堡战斗的胜利就是证明)，粉碎敌人“围剿”，创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更有力地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实现，以发展抗日民主新高潮。可是，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张国焘反党野心不改，再次分裂红军。 　　本来，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方面军西征军总指挥彭德怀就在驻地同心县通过电话向张国焘介绍了敌情和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希望张国焘以主力继续北进。10月11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要》，计划集中红军主力北上，在西安、兰州大道以北，黄河以东地区歼灭敌军，然后夺取宁夏，巩固和扩大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打通与苏联的交通线；以便获得物质援助，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要》规定四方面军以一个军进至靖远、中卫地区选择渡(黄)河点和造船，完成上述准备工作后，四方面军以三个军会同一方面军北上夺取宁夏；以两个军会同二方面军向南打击北援敌军。根据这一作战纲要，四方面军作了部署，红三十军向靖远县黄河渡口前进。10月23日张国焘和朱总司令一起到达打拉池与彭德怀、徐海东会面，次日致电中央表示完全同意战役计划要点。当时红四方面军以四军、三十一军作后卫掩护部队北撤。蒋介石飞陕督战，以胡宗南、王均、毛炳文部分头并进，并以大批飞机轰炸掩护，妄图一举把红军全歼于黄河东岸。在这种军情紧急的形势下，中央军委决定集中三个方面军的主力在黄河以东歼灭进犯之敌。中央调三十军过河，原是为了向北准备打宁夏战役，由于张国焘拖延打击沿西兰公路前进的南面敌人，使敌人主力占据了西兰公路沿线会宁、通渭等地，红五军损失较大，不得不放弃先打南敌的战役计划。张国焘为了实现他向大西北退却的计划，继三十军西渡黄河后又令九军、五军团也过了黄河，成为孤悬于河西的一支部队(即西路军)。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对红军很不利。红军西渡黄河后的最初几天，由于指战员英勇战斗，弹药也还未感到十分缺乏，加之马家军集中的兵力还不多，所以马步芳、马步青的两个旅连续被击溃，马其禄旅被围后惧怕被歼，还假意接受红军“联合抗日”的要求。当时以政委陈昌浩为首的四方面军指挥部为这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对形势的估计一时过于乐观，所以在向红军总部朱总司令和张国焘的报告中说，马步青部战斗力极弱，其一、二旅大部被我一击即溃，估计我三十军、九军有把握消灭该敌。并盲目相信马家军的假意表态，说他们愿与我互不侵犯，互不干扰，联合抗日。而当时的真实情况是，由于张国焘破坏了中央军委的先打南敌，然后打宁夏战役的军事部署，黄河以东敌情严重。为了争取主动，一、二方面军及四 　　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已向同心城以东转移。宁夏之敌马鸿逵部集中兵力于中卫、定远营方向阻击红军河西部队。马步青、马步芳也集中兵力围攻我渡河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宁夏战役计划也只好放弃。这时如果毅然冲破敌人的分割，河西军迅速渡河东返，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和一、二方面军配合，击破河东进犯之敌是完全可能的。但张国焘却于11月5日致电四方面军指挥部，提出河西部队最主要的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为此，行动要“机断专行”，要“不受一切牵制地独立去完成任务”。 　　陈昌浩、黄超以及李特等人一贯受张国焘西进甘肃、新疆边陲地区这个错误计划的深刻影响，自然都按照张国焘的这个主意行事，几次“机断专行”，不考虑中央一再建议河西部队东返的指示。这是导致西路军一九三七年二、三月在河西走廊最后遭到惨痛失败的重要原因。 　　 记叛徒张国焘/成仿吾.—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