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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党对张国焘的批判。张国焘叛逃及其可耻的下场

成仿吾

第一节 党对张国焘的错误及罪行的批判  　　1936年11月底，当红军在甘肃东部山城堡等地初步击退了胡宗南部的穷追进犯以后，红军总司令部和红军大学就离开了主力部队，前往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和党中央会合。张国焘这时看到西路军已被敌人割断，只好和朱总司令一同去保安。总司令部一行于12月2日到达保安，受到毛泽东等党中央负责同志和保安军民的热烈欢迎。十天之后，发生了“西安事变”。在中央政治局讨论“西安事变”的处理方针时，张国焘又表现极左，坚决主张杀掉蒋介石，继续内战。对于这一点，他在叛逃后发表的《张国焘敬告国人书》曾矢口否认，说这是“别有企图之造谣”。可是在《我的回忆》中，他公然把中央负责人都说成主张杀蒋，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他自己当时“觉得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疑是养痈遗患”。叛徒、野心家张国焘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就是这样出尔反尔，信口雌黄的。 　　党中央派周恩来等同志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以后，于1937年1月由保安进驻延安。在中央内部，开始了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张国焘这时也不得不写了《从现在来看过去》一文，勉强承认自己“在政治上是原则性的错误，在组织上是组织路线的错误。”2月27日，凯丰发表了《党中央与国焘的分歧在哪里》一文，详细分析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在政治形势、军事战略等十几个问题上的错误，指出，“国焘路线的性质是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张国焘本人却不肯认真检查承认自己的错误。3月间，西路军惨痛失败的消息传来，引起了包括红四方面军干部在内的党内军内同志对张国焘的一致愤慨。 　　3月27—30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的错误，31日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路线是农民的狭隘性、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及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在会上，张闻天、凯丰等从理论上系统地批判了张国焘反党反中央的种种谬论和他的错误路线的性质；朱德深刻地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罪过及他实行的退却逃跑路线；贺龙揭露了在二、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企图以军阀式的手段吞并二方面军的行为；参加会议的一些受张国焘迫害的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也义愤填膺地揭发了张国焘实行肃反扩大化，打击知识分子、排斥异己的种种罪行。在同志们的揭发批判和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张国焘在会上表示承认错误。我当时也参加了对张国焘的批判，他在会上痛哭流涕地站起来低着头表示承认错误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4月6日，张国焘写了《关于我的错误》。他在检讨中说：“我上次那篇《从现在来看过去》的文章，虽然揭发了一些错误，但是非常不够，甚至对自己错误没有从基本上去了解。 　　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许多同志对于我的错误的彻底揭发，使我对自己的错误有更深的了解。的确，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的最坏的表观，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这错误路线不仅在各方面表现它的恶果，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而且造成极大罪恶，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 　　中央政治局关于我的错误的决议，我不但完全同意，而且对于我自己是最大的教育。…… 　　我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但是我与那些背叛共产国际的‘左’右叛徒基本不同之点，就是我始终拥护共产国际。……     　　我并且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曾经和我在四方面军一块工作过的同志，应当在党中央路线领导之下，坚决与我的错误作斗争。我自己宣布我的错误路线已经完全破产，每个同志与我的错误作毫不留情的斗争，是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最重要的一个保障。”① 　　为了给张国焘悔过自新、并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的机会，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暂时把党的组织结论保留起来，张国焘的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都继续保留，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也和张国焘在党内搞残酷斗争、经常借“肃反”为名杀害同志形成鲜明对照。虽然以后的事实证明，张国焘的检讨不过是虚伪的两面派手法，但是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对教育全党同志，特别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起了重大作用。 　　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在党内和红军内广泛深入地展开了揭发、批判张国焘路线的斗争。4月间召开了一、四方面军干部参加的反张国焘路线大会。4月24日，中共中央出版的《党的工作》副刊发表了《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系统地分析批判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军阀土匪主义，揭露了张国焘从党的“一大”后就一直进行反党小组织活动。指出他分裂党分裂红军，一直发展到另立伪中央，并非偶然。在镇原、平凉地区的原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也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政治整训，清算张国焘的错误。4月初援西军总部召开第一次活动分子会议，4日红四军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随后红三十一军也召开同样的会议，深入检查和批判张国焘路线。25日援西军总部再次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由任弼时进一步传达解释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四军、三十一军从上到下，从党内到党外，都深入揭发批判张国焘路线的错误及其在红四方面军内的种种表现。这次教育以干部为主，通过学习党中央决定和有关文件，着重回忆历史、进行对比，对张国焘路线进行批判。大家深刻地分析讨论了历史经验和张国焘的一系列错误和罪恶：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放弃川陕苏区、懋功会师后反对北上、擅自南下、分裂党分裂红军、坚持西进、造成西路军的惨痛失败……。活生生的事实，使广大干部深刻认识到张国焘对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危害。许多同志想到和自己一起工作的许多党和军队的优秀干部，竟为张国焘假手“肃反”所杀害，更是声泪俱下，对张切齿痛恨。同时，同志们更看清了党中央路线的正确，表示一定要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到6月底，这一斗争在取得巨大成果后胜利结束。与此同时，在西路军进入新疆的同志中(对外称“新兵营”)，也开展了这一斗争。 　　在这次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坚决反对采取过火斗争，一直强调把张国焘的错误与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相区别。党中央《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中央对于在国焘同志领导下的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苦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在干部中开展后，在延安抗大学习的四方面军的少数同志，一时思想不通，产生了一些抵触情绪。为此，毛泽东同志亲自找他们谈话，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毛泽东同志在谈话中指出，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四方面军去的，张国焘的错误，应当由他自己和党中央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毛泽东同志的谈话，使这些同志非常感动，解开了思想疙瘩，认真学习有关文件，积极投入对张国焘的批判。以后，毛泽东同志又强调对一、二、四方面军干部的使用要一视同仁。中央还对此专门做出了决定，决定指出：原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都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英勇奋斗，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党中央对张国焘本人继续采取帮助教育的态度。当时缺少教员，中央负责同志大多数都到抗大任课，我因负责中央党校的教务工作，也曾邀张国焘去讲授了一段时间的政治经济学。不久抗日战争爆发，8月间党中央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安排张国焘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然而张国焘却始终态度消极，总是出去游玩。抗战爆发后的延安，工作十分紧张，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在日夜忙碌，而张国焘却常常把边区政府的工作推在一边不管，喝得醉醺醺地招摇过市。当时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看到张国焘这种与众不同的闲散样子，都感到很奇怪。张国焘的这种表现，反映了他不愿意改过自新，重新作人。按他自己以后的自白，他这时对工作已经“心灰意懒”，只准备伺机出逃，背叛革命，另寻出路，以实现其个人野心了。 　　① 《党的工作》第31期，1937年4月12日。 　　第二节 张国焘背叛革命，投降国民党反动派，作走狗的走狗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一方面我们党的影响扩大了，大批革命分子参加进来，另一方面大资产阶级也着重用“软”的办法加强了对我党的破坏活动，拉拢和腐蚀我党内的极少数动摇分子和意志薄弱者。在张国焘这种满脑子个人野心的人看来，他在党内已经失去了“市场”，而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实行的“溶化”，诱降政策，则为他提供了实现个人野心的新机会。1938年4月，国民党要在陕西省中部县的黄帝陵(位于陕甘宁边区南边的国民党统治区)举行祭奠，张国焘就利用代表边区政府祭黄陵这个机会，逃出了陕甘宁边区。 　　4月2日，张国焘未经中央允许，就以祭黄陵为名离开延安。4月4日，他在祭陵时与主祭的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勾搭上，第二天就一同到了西安。在西安，他不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而住在国民党高级官员专用的西京招待所，与国民党官员和特务多次密谈，拟于4月7日乘坐胡宗南所备的专车去武汉。他的警卫员张海对他的行动产生怀疑，马上给八路军办事处打电话，向办事处负责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报告了这一情况。林伯渠同志立即赶到车站，反复劝说张国焘不要走，可是张国焘执迷不悟，还是登车去了武汉。 　　林伯渠立即向党中央作了报告，党中央随即致电在武汉工作的周恩来、秦邦宪和陈绍禹，要他们寻找张国焘，促其觉悟，回党工作。周恩来立即布置人到汉口车站等他。4月11日张国焘乘车到了汉口，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要他到办事处住，可是张国焘硬是住进了汉口大华饭店。为了争取张国焘回党工作，周恩来亲自赴大华饭店，对张国焘反复进行批评和规劝，张国焘仍然执迷不悟。他明明是准备去投靠蒋介石的，这时却作贼心虚地说什么：“我感觉到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去作老百姓，我家里饭有得吃的，我以后再不问政治了。”第二天张国焘被迫搬入八路军办事处，却又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向蒋介石“汇报工作”，周恩来决定陪他去。见到蒋介石后，张国焘开口就自称“在外糊涂多时”，周恩来当即驳斥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回来时走到江汉关码头上，张国焘乘周恩来与别人谈话的时候，竟抽身逃走，到一个他与国民党方面约定好的旅馆住下。当天，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在李克农同志的率领下几乎全体出动，四处寻找，加上地下党的配合，到深夜才把张国焘找回来。 　　为了最后挽救张国焘，党中央仁至义尽，作了最大努力，指示周恩来、秦邦宪和陈绍禹等再次找张国焘谈话。4月17日，周恩来等人正式向张国焘提出三点办法：“(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最希望的)；(二)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时期；(三)自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张国焘回答认为第一条不可能，可以在第二、第三条中选择，并说要闭门考虑两天后再作答复。然而谈话后不到一小时，他就耍手腕支开两名警卫人员，逃下楼去，跑到太平洋饭店门口，坐上一辆有三名国民党武装特务保护的汽车而去。逃走时他写给陈绍禹、周恩来、秦邦宪三人一封信称：“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寓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张国焘从此正式叛党。第二天(即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为了给张国焘最后一次回头的机会，这个决定延迟到4月22日才在武汉我党的《新华日报》上公开发表。张国焘同天在国民党的《扫荡报》上发表了《张国焘声明》，接着又在5月6日发表《张国焘敬告国人书》，为了掩盖自己的叛变罪行，竟颠倒是非，无耻地中伤我党，胡说什么他来武汉是与“中共中央负责人商讨抗日问题的”，“不意商讨未竟，即受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之处分”。到了六十年代，他在《我的回忆》中，又不得不承认“在汉口的时候，周恩来、王明、秦邦宪等曾对我的脱党行为加以阻难，但我意已决，无法挽回。”这真是张国焘的自供状。这与《我的回忆》一书后面作附录的《敬告国人书》中的那篇造谣奇文自相矛盾，正好打了自己一个响亮的嘴巴。一贯造谣扯谎，一贯看风使舵，这就是叛徒张国焘的政治哲学。 　　张国焘叛逃了。尽管他在我们党内有十七年的历史，而且在这十七年中，从党的“一大”起，除了“三大”以外，一直是历届中央委员，并长期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逃跑时仍身踞高位，但是他的叛逃并无损于我们党的一根毫毛，反而成为纯洁党组织、教育全党的一件好事。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总结的：“我们有经验一条，就是张国焘跑了并不坏。”张国焘的叛逃一方面纯洁了党的队伍，另一方面从反面教育了全党，使全党全军特别是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更迅速地认清了张国焘的真面目，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担任最高领导职务达五、六年之久，由于他一贯制造个人崇拜，制造“张主席一贯正确”的神话，有许多同志对他认识不清，一时拥护过张国焘的主张，有的同志在战争中也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过张国焘。他们这样做，从根本上讲，都是出于对共产党的热爱和拥护，都是出于对中国革命的忠诚，一旦他们看到张国焘背叛了党，成了叛徒特务，就马上一致加以唾弃，如跟随他到武汉的警卫员张海，就对他的叛逃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最后张海在周恩来关怀下回到了延安。只有刚到延安的张国焘的老婆杨子烈表示要去找张国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满足了她的要求，把她和张国焘的儿子礼送出境，并希望她能规劝张国焘。在对待张国焘的问题上，我们党真正做到了宽大为怀，仁至义尽。而张国焘本人却自甘堕落，自绝于党，终于成为历史的罪人。 　　张国焘叛变后，反革命气焰异常嚣张，首先发表了他的反革命“声明”和“敬告国人书”，对我党我军和革命人民大肆诬蔑，要我党和革命人民交出军队和革命根据地，以实现蒋介石反人民的所谓统一。他梦想成为蒋介石的一只得意鹰犬，充当扑灭中国革命的大刽子手，他还梦想成为一个能够和中国共产党抗衡的假共产党的大头目。蒋介石对张国焘的叛变投靠，一开始也大为高兴，以为捞到了一个反共的法宝，并同戴笠讲，这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张国焘到武汉后，蒋介石立即派陈立夫找张国焘密谈，以为可以挖出反共妙策。但是，中国人民的道德是一贯鄙视和愤恨叛徒，和叛徒不共戴天的。当时，不论在我党我军，不论在全国各界进步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中，都一致厌恶唾弃张国焘。张国焘曾找陈独秀，企图拉他另组织一个“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唱对台戏，以便鱼目混珠，破坏中国革命。但遭到陈独秀的拒绝。陈说自己“没有那个能耐”。 　　张国焘企图拉大旗，组织假共产党，公开大规模反共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蒋介石就把张国焘交戴笠“运用”。戴笠把张藏在武昌的一个极为秘密的地方严加保护。此后，各个特务组织轮流找张国焘谈话，索取有关我党我军务方面活动的情报。张国焘幻想投靠国民党能得到高官厚禄，实际上蒋介石只把他当做“走狗的走狗”来使用。张国焘虽然得到一个“中将”和“国民参政员”的空头衔，实际身份不过是挂着“少将”衔的戴笠手下的一名特务。在军统局里，他被安排当了个“特种问题研究室主任”，在重庆磁器口军统局办的特务训练班“讲课”，每周讲两小时，内容主要是如何从思想上、理论上反共。此外还给特务机关写教材。后来他又挂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属下的“反共设计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的头衔，其任务就是对共产党进行“策反”，作反动宣传和破坏活动。从1940年3月到1945年7月，张国焘在第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中名为参议员，但很多参议员也不齿于和这个叛徒为伍，使他实际上“无政可参”。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以后，他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兼任“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委员。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蒋介石叫张国焘草拟一个管理全国粮食和物价问题的方案。他对此十分积极卖力，到处搜集材料，熬了几个通宵，写成一份万言书向蒋复命。 　　无耻叛徒张国焘充当特务后十分卖力，出卖了他所知道的我党的一切情况，并积极为国民党出谋划策。在军统局特务头子戴笠的安排下，他参与向陕甘宁边区设立策反站，向太行山区的八路军一二九师(系红四方面军改编成的)进行渗透。他们干了一年，一切计划全部落空，不但从我党我军中拉不出人来，也无法打进我党我军。以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只好搜罗在各地叛变的叛徒，先后把郭潜(抗战时任南方工委组织部副部长时被捕叛变)、何畏(原红九军军长，抗战时期叛逃)、徐梦秋(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时被捕叛变)召集来和张国焘一起搞“策反”，可是仍无成果，各地策反站也只得相继撤销。就以原红四方面军来说，在抗战初期剩下的还有一万多人，而在整个抗战期间叛变投降国民党的不过何畏、朱德崇(原红三十三军参谋长，抗战中在冀鲁豫区因腐化被发观叛逃)几个。我们党和军队钢铁般的团结，以及广大干部战士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终于使叛徒张国焘之流和他们主子的美梦成了泡影。 　　由于走狗劳而无功，国民党特务头子对张国焘的态度也起了变化。据当时接近戴笠的沈醉先生回忆，张国焘刚到军统局时不仅是戴笠宴客时座上最受欢迎的宾客，也是戴笠引为最得意的部属。戴笠在请客前还常常向人介绍：“明天你来吃饭时，便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了!”可是后来由于张国焘的特务活动毫无成绩，就再也得不到主子的重视，几个月都见不到戴笠一次了；即使见到了，不是被戴笠当面讽刺几句，就是被严厉训斥一番。有一次戴笠暴跳如雷地拍着桌子骂张国焘，吓得张国焘从此就怕见戴笠了。张国焘为了反共甘当奴下奴，真是罪有应得。 　　第三节 张国焘反共四十年，冻死异乡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特务机关见张国焘已经没有多少可利用的价值，就把他发遣出去。1946年张国焘曾短时间担任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江西救济分署的署长和江西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不久就被排挤去职，到了上海。张国焘到上海后，纠集一些潦倒的反共文人如纪弦、魏道明、郑学稼等，于1948年6月在四达路(旧施高德路)办起《创进》周刊，以貌似公正的面孔出现，从思想上理论上进行反共宣传，但并没有得到主子的赏识。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规定，凡持反共立场的报刊，按月份给较市价便宜的官价白报纸，张国焘等人办的反共刊物《创进》却没有得到这种待遇。后来经过托人说情，才得到官价白报纸。1948年冬，张国焘眼看着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就象一只丧家之犬，于11月中旬逃到台湾，在台北市租住了一栋房子栖身。他在台北住了近一年，国民党既没有安排他“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后来他在台北的住房也被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大员强占，连栖身之处都没有了。1949年冬天他又携家移居香港，化名“凯音”，参与顾孟余等人组织的所谓“第三势力”的反动活动，成为所谓“民主战斗同盟”的头目之一，并任《中国之声》杂志的社长。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市场黄金涨价，张国焘孤注一掷，以其仅有的全部卖身费五千美元作押金，在香港金融市场上倒卖黄金，以图厚利。结果金价下跌，张国焘赔尽了老本。张国焘除了靠儿子任教来维持全家生计外，便靠向美国领事馆出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情况为生。由于美国情报人员只是零问零买，给钱很少，使张国焘形同乞讨，潦倒异常。1956年我党召开八大时，张国焘想回到国内，但又不肯答复我方提出的公开认错这个先决条件。六十年代初，他接受美国肯萨斯大学之约，用了四年时间撰写《我的回忆》，做出他最后一次的出卖。据闻在这四年中，肯萨斯大学每月仅以研究费名义给他两千元港币。以至于他的老婆杨子烈在为《我的回忆》作序以及在她自己的回忆中，都哀叹生活贫苦。《我的回忆》成书后，张国焘得到一笔稿酬，后来其妻杨子烈也写了一本《往事如烟》的回忆。其后十余年，他一家主要靠这两本书的版税为生。1968年，张国焘和杨子烈一起迁往加拿大多伦多去投奔他们的儿子。1977年他由于中风，生活不能自理，又请不起人照顾，经申请住进该市一所免费的老人病院，并受洗礼入了基督教。 　　加拿大多伦多市的老人病院是官办的慈善机构，由修女充当护士，服务态度很差。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在院内突然死亡。据1980年1月1日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第三十六卷第一期载蒋帮特务、前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著文称，他在张国焘死后与张的老婆杨子烈通了电话，杨子烈讲了死亡原因，说：“12月初，当地大雪不止，这位终日睡在官办的老人病院狭窄病床上的老人，转身时毯子即掉在床下，自己无法拾起，想叫人也无人来助，暖气关闭，只有咬紧牙关受冻。12月3日5时起，他忽然大吐大呕两小时，就此昏迷不省人事，待叫医生诊断，竟已气绝。”对于张国焘竟遭冻死，杨子烈哀叹道：“我们做共产党二十年，反共四十年，一生未享到半点幸福，天道真不平呀!”其实，这正是一个背叛共产主义事业，腼颜事敌的叛徒的可耻下场。 　　张国焘是五四运动高潮中被卷入革命洪流的。张国焘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并且一直在党内和革命队伍内身居高位。在我党领导的惊天动地的伟大革命运动中，张国焘一再在重大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上屡犯严重错误。大革命时期，他反对农民运动，不准备深入进行土地革命。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我军转入历史性伟大长征后，他一直无视全国抗日革命高潮的兴起，多次违抗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一再把红军拉入少数民族为主的西部边疆地区，准备偏安一隅。张国焘很早就在党内搞宗派主义，随着他逐渐掌握了更大权力和更多的军队，他的个人野心恶性膨胀，在党内、军内大搞军阀主义、分裂主义，分裂党、分裂红军，竟至丧心病狂地成立伪中央，企图与中央分庭抗礼。党中央以及各级党组织对张国焘的上述错误，及时地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并且耐心地等待他痛改前非，继续革命。但是张国焘这个反革命两面派当他理屈词穷时，总是当面口头认错，背地里又暗中搞鬼，顽固坚持其反动立场，一直到背叛党、背叛革命，当了走狗的走狗，无耻地了结其反革命的一生。 　　张国焘的丑恶历史给人们提供了一部生动的反面教材。我们每个党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正确的思想，在工作中犯或多或少的错误，这都是很难避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坚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锻炼并增强自己的党性。同时，我们要时刻警惕那种个人野心家，及时地揭露他们，以免他们给党和革命可能造成的大破坏。王明、林彪的叛党叛国，也正是在这条道路上步了张国焘的后尘。这些都从反面告诉每一个参加我们党的同志，一定要注意同个人野心和封建主义的观念实行彻底决裂，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党内，不论是党的领袖人物，还是普通党员，都必须同样地遵守党的纪律，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张国焘叛逃后不久所强调的，我们要“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的一系列光辉论述，是吸收了党内许多历史教训而作出的科学的经验总结。这些论述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党的建设的宝贵财富。 　　作为我们党最老的党员之一的张国焘，堕落为这样一个叛徒特务，曾经引起过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一阵兴灾乐祸的叫嚣，认为是我们党的致命“危机”。可是对于我们真正的革命者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奇怪和了不起的事情。张国焘刚刚叛逃后，朱德同志对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谈起这件事时说得好：“我们的党也出现过叛徒。中国革命就好比一列长途列车。有的人在小站就下车了，也有人上车，而大多数留在火车上，直到列车抵达目的地。张国焘所采取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为我们军队招致了严重损失。但是我们党的正确领导，部队的政治意识和忠诚，终于纠正了他的政策，加强了我们的军队和党。张国焘可以断送更多的人的生命，但绝不能扭转历史的进程。”②近代的中国社会是阶级关系极其错综复杂的社会，在中国的民族解放和向共产主义前进的滚滚洪流中，也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总会有少数不良分子混入，总会不断有个别人中途落伍，甚至滚向敌人的营垒。但是我们党的事业，始终以排山倒海之势磅礴向前。张国焘这样的个别败类，虽然能给我们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可是就在那个时候也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绝大多数同志英勇奋斗的信心。在张国焘当叛徒大肆反共后不过十来年，我们党就领导人民取得了全国的胜利，使这个无耻叛徒和他的主子们丧魂落魄而逃。象徐梦秋、涂振农(抗战时任南方工委组织部长时被捕叛变)等叛徒，还落入了人民的法网。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三十多年里，我们取得过伟大的成就，也受到一些暂时的挫折。在我们党内也出现过王明、林彪、江青、康生这样的叛徒、败类。社会上也有少数人极端夸大了我们遇到的困难，并影响到对党的事业的信心。然而，“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我们老一辈革命者和新一代青年人通过回顾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既能克服无数困难，迎来新中国的诞生和今天的春回大地，我们也就一定能通过艰苦努力，到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光辉灿烂的明天。我们每一个同志都应该始终坚定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应该为实现我们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努力奋斗，贡献出我们的一切力量!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16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②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398页。 　　 记叛徒张国焘/成仿吾.—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