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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 40岁

路海江

1月8日 致电西路军领导人，指出：“你们在甘北这一时期英勇卓绝的奋斗和用自我批评精神，检查过去工作中的错误来源，求得进步，都是值得敬佩的。”“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1月13日 中共中央从保安移驻延安。 　　1月中旬 中央派林育英到国民党区域从事职工运动。张国焘表示反对。认为林为调解党内纠纷的当事人，应暂留延安。张国焘找张闻天谈话，说(一)现在党内纠纷很容易解决，只须由林育英这位中央联络人，召集一次中央委员会议，一切都可以有妥善的交代；(二)中央改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之后，过去因苏维埃政策所有过的争执，已告消失，而且经过西安事变，新政策执行已有相当成绩，我将在会议上，表示撤销我有过的反对意见，并正式提议，由遵义会议所选定的中央政治局，恢复全部职权；(三)我对西路军失败，负有严重责任，将正式自请处分。① 　　1月30日 与毛泽东、朱德复电周恩来等。指出：“我们意见如下：(甲)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乙)但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 　　2月4日 与毛泽东、朱德致电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七军副军长吴克仁及全体指战员，对王以哲军长于2日遇难表示哀悼。 　　2月6日 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从现在来看过去》的检讨。说“我觉得我现在与党中央完全一致，原则上没有丝毫分歧”。“从鄂豫皖苏区到川陕苏区，我执行着四中全会的路线，从1935年12月决议以后，我执行着12月决议的路线。我不是中国党中央的反对派，也不是特殊政治见解的人物。我不是代表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也不是代表红军中的某一系统，更不是所谓实力派”。“1935年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因为当时目击一方面军减员和疲劳现状，就过分的估计了这一现状。由这里出发，就发生了为什么这样的疑问，发展到怀疑到五次‘围剿’中党中央的路线是否正确?”我的错误在于：过分估计了五次“围剿”中的主观错误；抹煞了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英勇奋斗，对五次“围剿”所受的损失过分估计，对当时中央提出的战略方针怀疑，对中央苏区在党、苏维埃和红军多方面建设上取得的成绩估计不够，分开红军，发展到对中央路线不正确的了解和组织上的对立。 　　2月6日 与毛泽东、朱德致电周恩来，“为巩固兰州计为推广驻区计，为防二马和配合西路军计，于学忠最好能调二、三师进驻永登、红城子一带，一部向古浪伸进”。 　　2月11日 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博古关于西安事变的经过与结束的报告。 　　3月4日 致电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希望他们能够按照中央3月2日指示，发展自我批评，从克服错误中求得胜利，希望他们“坚决拥护中央，在中央领导之下，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3月5日 同毛泽东、朱德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要他们想尽办法至少再支持30天。 　　3月23日至3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27日至31日，会议集中批判张国焘的错误。27日，张国焘首先作检查，承认自己“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31日，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3月27日 为解救西路军危局，同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 　　3月 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到延安后，曾要求中央举行一次高级干部会议，来检讨西路军事件。② 　　4月3日 同朱德、毛泽东等致电叶剑英，要他与顾祝同交涉西路军的善后问题。 　　4月6日 再写《关于我的错误》的检讨。说《从现在来看过去》的文章，“虽然揭发了一些错误，但是非常不够，甚至对自己错误没有从基本上去了解。”③ 　　4月24日 中共中央刊物《党的工作》副刊刊登了《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 　　4月下旬 毛泽东同张国焘谈话，说自己参加中共以来，曾三次被开除党籍，受过八次严重警告。 　　4月 张国焘开始搬到延安城外居住。自称：“心情有极大的变化”，“闭门谢客，连电话都不装置，我游玩于山水之间。”④ 　　4月至6月 应抗大教务长成仿吾之邀，去抗大高级班讲授《政治经济学》，“每星期9小时，分排在3个上午”。⑤ 　　5月2日至14日 出席中共苏区代表会议，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5月14日 就国民党派考察团来陕北一事，与毛泽东、秦邦宪、朱德致电周恩来，同意他们派考察团，并力争由张冲率领。⑥ 　　5月25日 洛甫、博古、毛泽东在复周恩来电中指出：现在应力争办到，边区政府委员9人名单为林伯渠、张国焘、博古、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⑦ 　　5月28日 在《解放》周刊发表论文《论中华民国底宪法》一文。 　　8月22日至24日 出席在陕西洛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军委中，张国焘未再进入。 　　8月30日 毛泽东在复叶剑英来电中，拒绝康泽所提丁惟汾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任，主张必须以林伯渠为边区政府长官，张国焘为副长官。 　　9月6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不久，中央派伍修权任边区政府秘书长，“看张国焘是否搞鬼”，但张“对工作很不起劲，不大管事”。⑧ 　　10月30日 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西路军失败的教训。 　　11月4日 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致电秦邦宪、叶剑英：向国民党提出并力争解决特区的范围和目前急需的经费等问题。 　　11月29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成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王明等回到延安。 　　本月 提出辞职，毛泽东和张闻天约他谈话，表示挽留。从此开始：便“有计划的将边区政府(代)主席职责；推交秘书长代行”。⑨ 　　12月9日至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张国焘等为委员。 　　12月下旬 王明与张国焘谈话。王明问张与毛泽东在毛儿盖会议上争论的症结何在时，王称其中有“托派暗中作怪”，并说李特、黄超⑩就是托派。经过这一刺激，张国焘觉得下一步王明就要整他了，便“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脱离中共”。⑾ 　　本年冬 与后防留守司令部司令肖劲光等到边区政府招待所看望来延安汇报党在国民党军17师的工作情况的胡振宇等。并在胡离开前的一天晚上，主持召开了欢送会。⑿ 　　叶挺到延安后，曾去看望张国焘。 　　注释： 　　①《我的回忆》第3册第354页。 　　②《我的回忆》第3册，第351页。 　　③《党的工作》第31期，1937年4月12日出版。 　　④《我的回忆》第3册，第361页。 　　⑤《我的回忆》第3册，第372页。 　　⑥《毛泽东年谱》(上)第675页。 　　⑦《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⑧ 伍修权回忆录，见《中共党史资料》第2辑。 　　⑨《我的回忆》第3册，第415页。 　　⑩ 李特，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黄超，曾任红四方面军秘书长，均为张国焘信任的干部。 　　⑾《我的回忆》第3册，第428页。 　　⑿ 胡振宇回忆，《丹心素裹》第2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张国焘传记和年谱/路海江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