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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从立三路线到王明路线 第一章 白区党的团结工作

张国焘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四中全会压抑了立三路线，也严重的打击了一班反立三路线的老干部，并使米夫的党徒陈绍禹等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机构。陈绍禹(即王明)等这些留俄学生中的布尔什维克，受着莫斯科政治气候的影响，经由米夫的直接领导，在中共内部首先推行阴谋诡计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倾的立三路线，又将反立三路线的何孟雄等老干部视为右派，加以排除，结果造成了中共支离破碎的局面。他们由此出发，以莫斯科的教条，统治了中共达五年之久，成为有名的“王明路线”。我于四中全会闭幕后约十天，到达上海，为了挽救党的危机，只有忍痛号召党内团结。不久，中共的领导重心，又分散转移到各苏维埃区去了。 　　我的太太也早已厌恶中大的斗争，很想早日归国。一九三○年圣诞节后，我们由鲁克斯旅社搬到一个秘密住所，搜购一些适用的衣物，从事改装。我们居然得到两张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护照，护照上用的是假名字，籍贯是江苏，年龄相仿，注明系由德国留学返国。我们依照这种身份，改装得惟妙惟肖。我们虽未到过柏林巴黎等城市，但学习了那些城市的情况，特别注意街道名称、华侨住所和中国领使馆所在地等等，以便应付查询。我们这种做作，经过一对招待我们的俄国年轻夫妇的考验，认为合格，于是便踏上归程。 　　我们伪装由柏林动身回国，路经莫斯科，因我的太太患病停留了几天，现在病愈才又从莫斯科上车。一九三一年元旦后的 几天，我们坐着橇车到达车站，和普通旅客一样，经过查验护照和换取车票等手续，搭上了东行国际列车的头等卧车。一个俄国乞丐在车站上用俄语向我们讨乞，我们对他摇摇头，表示完全不懂俄文，只给了他几个“哥别克”了事。我猜想这乞丐是奉命试探我们，是否会在无意中露出形迹。 　　国际列车的头二等卧车内，多是外国旅客，以日本外交官员为最多。曾有一个日本旅客对我们这一对从莫斯科上车的夫妇，颇感兴趣，想从攀谈中获取一些甚么消息，但他没有如愿以偿。此外，卧车中另一位中国旅客，像北洋的官僚，似乎姓王——我已记不很清楚了。我主动的找他攀谈，我们时常在一道。他似是奉着“关外王”张学良的使命，到欧洲去有所活动之后归来的，所以他不愿吐露他曾旅行过的地点和目的。他大概以为我是南京政府的新贵，对我的旅行目的，也不多所探问。这样，我与王某的接触，对我们夫妇旅行的目的，多少有些掩护作用。 　　车行到中俄边境，停在一个俄国车站上听候检查。一个我所认识的高高个子姓金的高丽人，是检查员之一，他悄悄的向我说：你沿途发现过甚么可疑人物吗?如果对你们安全有问题的话，我可以用扣留你们的名义，将你们接下车去。我告以毫无问题，用不着在这里下车。我们的列车经过检查以后，便开到中国境内满洲里车站。 　　我们夫妇和王某一同在满洲里车站下车；转车赴哈尔滨。不少日本人分布在车站各个通路上，那些熟读人面照片的日本暗探，穿戴着厚厚的皮衣皮帽，连面孔都遮盖着，瞪着眼睛，注视着我们这些旅客，这似乎也引起了王某的反感，他向我说：这里各车站都布满了日本的暗探。 　　我则别有感触，不觉向王某冲口而出地说：总算回到自己的国土了!王某并没懂得我这话的真正涵义，却接着表示：这是我们的国土呀，南京国民政府老是将东三省当作特别区；其实，这和别个省区相较，不都是一样的吗?他继续说了许多不赞成东三省特殊化和希望南京与奉天消除成见的话。他也露出了他的要人身份，当地军警当局都来伺候他，为他奔走。我这个同行者，也得着他的庇荫，避免了军警的盘问。我想起国内的政治矛盾，居然能为我所利用，这不能不说是意外的事。 　　我们夫妇很顺利的到达了哈尔滨。王某曾表示要尽地主之谊招待我们，我婉词谢绝了。在哈尔滨下车的时候，王某在一些官吏迎接和军警敬礼声中，步出车站，我们也随着他大摇大摆的出来，避免了军警的检查和日本暗探的噜苏，坐上一辆的士，到了一家白俄旅社投宿。 　　我们由哈尔滨经大连，搭上一艘日本轮船直赴上海。一切都出乎意外的顺利。但船开航后，一个日本侦探竟麻烦了我们约两个钟头。不知怎样，他似知道了不少我们的旅行经过，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国际列车上坐头等，而此时竟改坐统舱的事，表示奇怪。他故意向我说起官舱内住了一些南京政府的官员，要我去看看他们。这些，都被我一一应付过去了。于是他拿着我们的护照，详细检视，似对护照的真实性有些怀疑。最后，他跟我讲：在大连和日本船上，你们是安全的，放心好了，可是你们在上海上岸时，得特别留心! 　　这个日本侦探的种种表示，除令我心神不安外，还触发我不少的想象和感慨。那艘轮船在平静的海洋上航行，我置身其间，不敢到舱面上散步，也不敢和我旁边的太太谈论甚么，闷处舱内，那里说得上舒适愉快，但也不妨碍我发泄幻想的幽情。 　　首先我觉得在大连和日本船上不会有危险的那句话，大致不会是假的。我想起以往瞿秋白周恩来等路经大连时，都曾被日本侦探指出他们的真姓名，但结果并未引起麻烦而获释放了。我设想那侦探很可能也知道我的真姓名，只是在船舱，众目睽睽，不便多说罢了。日本侵略者的作法，一向是乐于看见中国各派互相残杀。在他们看来，该杀的中共和那不肯就范的蒋介石，彼此厮杀得更为热闹点，该是多有趣呀。如果中共能和李闯王一样打到对方的首都，国民党内也爆出—个吴三桂，使“满清”得以因利乘便的入关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那该多么好。不管时移势易，也许野心家们觉得满清可以这样做，日本皇军当然可以做得更胜一筹。可叹那些勇于内争的中国人，对于外侮之来，觉察得未免过于迟钝。 　　日本人不仅在南满线上，而且在中东线上大小车站满布暗探，究竟是何居心?我在思考、再思考。他们在这国际通道上的露骨活动，两年半前还不敢公开，现在为何明目张胆，不再掩饰日本攫取东北的野心?果然，九个月后，东北的河山突然变色了。我躺在统舱内的铺位上想起布哈林果有先见之明。我旅居莫斯科时，加拉罕和鲍罗庭都向我谈论过日本侵占满蒙灭亡中国的野心。我又联想到从斯大林到米夫，似都没有重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我猜测他们不会毫无所知，如果不是有意做作，便是不敢触怒日本，或者另有打算，让远东的火山爆发后再看风驶舵。 　　“在上海上岸时，得特别留心!”这句话老在脑海中打转转。我那时才确切的认识到，在莫斯科住了两年半，对中国近况竟然隔绝得这么厉害，简直成了半聋半瞎，一切都有点惘惘然。我有点后悔为甚么要直奔上海，为何不在哈尔滨多住几天，看看风色，再定行止，绕道往上海，是有多种方法的。在上海上岸时会遇到甚么风险?总想不出头绪来，只有返回现实来设想。我确认南京的断头台是在等候着我，脱离了莫斯科的樊笼，步入危机四伏的“自由天地”，万一有一着之差，就是性命交关的事。我得聚精会神的观察四周的一切，要辨别是否有人识破我们的行藏，要留心旅客们对上海的谈论，以期增加了解，并注意伪装以掩人耳目。我必须竭尽心力，作死里逃生的设想。 　　真是运气，我们夫妇于一月二十日左右，安然到达上海，住在东方旅馆。几天以前何孟雄等十七个重要老干部就是在那间旅馆内开会被捕的，而我们又适于此时住进那里，真是无巧不成书。幸好我的太太在我们住进这间旅馆以后的一个钟头，就在马路上遇着了沈泽民，使我们很快的与中共中央联络上，并获知了何孟雄等被捕的不幸消息。我们立即离开旅馆，搬到中央组织部暂住。在那里我会见了新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赵云(即康生)和秘书陈铁铮(现名孔原)等人。 　　那些同志见着我，便向我叙述何孟雄等的被捕经过。何孟雄任过上海区委书记，他与担任重要宣传工作的林育南及任少共中央常委的李求实等十七个重要干部，因反对米夫派陈绍禹等，假东方旅馆一个房间秘密集会，竟全体被捕，这件事震动一时。他们向我叙述的最初谈话中，沈泽民默默寡言，也不敢直说何孟雄等是右派和反党：赵云、陈铁铮等都为这些同志的不幸而悲伤，也深恐牵连中共所有机构和同志的安全。尤其令他们担心的，是一般同志的不满情绪和有些同志竟树起了反中央的旗帜。主持全国总工会的罗章龙，主持海员工会的陈郁和上海区委委员徐锡根、余飞、王克全等，都不满四中全会的决议，反对米夫派的行为，已有一些分裂性的活动。这在显示，受尽折磨的中共似乎已濒于灭亡的边缘。 　　我一到上海就遇着这次重大变故，不禁叫苦连天。我悔恨来迟了。假如我能早到两个星期，那些不幸事件也许可以避免。何孟雄等都是我的老战友，而且是公开支持我的，如果我在四中全会上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抑制一下米夫、陈绍禹等的胡闹，他们何至冒险，另行秘密集会?现在事已至此，只有赶快了解情况，速谋补救。 　　当天我又会见了周恩来，他熟悉全盘情况，态度也频持平。他对何孟雄等的被捕极为难过，他认为如果我能早到，和他们事先谈谈，可能一切迎刃而解。他指出四中全会的政治决议①是不错的，即何孟雄等对之亦无异议；他自己也在会上承认了对立三路线采取调和态度的错误，他这一自白为会众所满意，因而继续担任中央工作。他说明何孟雄等所不满意的，是陈绍禹等留俄学生毫无历练，就径行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因而反对四中全会关于中央人选的决定。现在罗章龙等同志对于何孟雄等的被捕，发生极大误会，竟认为是由于陈绍禹的告密而遭暗害。周恩来说话素来是四平八稳的，只说明事态的要点，不轻易表示自己的意见。他那次也是这样，对何孟雄、罗章龙、米夫、陈绍禹等人都不加褒贬，对此严重局势，也保持平静。但他也忍不住要求我向各方解释误会。 　　周恩来还告诉我，四中全会后，米夫偕陈绍禹即赶回莫斯科去了，现在代理米夫职务的是一位波兰同志。他要安排一个时间，约我和那位波兰同志会面。周恩来并未向我说明米夫和陈绍禹为甚么匆匆的赶回莫斯科去，我猜想他们是将四中全会的结果，尽先去获致克里姆林宫主人的认可。也许米夫这个小官僚所最注意的，是他自己在莫斯科的地位，而不是真想对中国革命有所贡献。他在共产国际内，居中国革命指导者的地位，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中共中央内，他的亲信门徒已占据要津，在他身边又有陈绍禹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资格与他互相唱和。从此他大可为所欲为，青云直上了。 　　第二天晚上，我和周恩来同去看那位波兰同志——这个人我就只见过一次，名字也已忘记了。他说明他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后，便开始板着面孔向我说：你是何孟雄那些反党分子所拥护的人，你是否拥护四中全会的决议，请明白表示。假若你不赞成，共产国际准备将你撵出中央政治局。周恩来在旁听着，似也觉得有点不像话，因此抢着说了几句为我解释的话。我抑制住我的愤怒，故意面对着周恩来说：我回国是准备和同志们一道奋斗的，并不是来闹纠纷的，共产国际也表示过对我信任。 　　那个冒失的波兰青年不看风色，又喋喋不休的说了一些反右派的话，他竟主张用暗杀手段对付罗章龙。他对何孟雄等的被捕，不特毫无同情，反说那些反党分子是自投罗网。他认为罗章龙是何孟雄等的智囊，现在又发表反党言论，因而要立即予以制裁，用极机密的手段消灭这可恶的反对者。周恩来对此不置可否，但曾说到：现在党内意见分歧，需要分别疏通，不可逼使反对者走到反党方面去，张国焘同志回国了，我们正好在这方面一致努力。那位波兰人听了周恩来的话，无词以对，我们的会谈，至此也就不欢而散。 　　我对那波兰人的印象十分恶劣，我叹惜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代表，竟是一代不如一代。我觉得他不过是米夫手下的小卒，只知玩弄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手腕，残害反对者。他们将莫斯科的斗争作风，硬生生的移到中共地下组织里来，这是会毁灭中共的。我想到共产国际对我没有诚意，我不相信那位波兰人对我的态度是自作主张的表现；大概共产国际在玩弄两面手法：当面对我表示信任送我归国，然后又给他的代表以另一种秘密指示。也许立三路线没有纠正以前，它有求于我，四中全会后，便又觉得不再需要我了。而它那个蠢才代表，不过对那个秘密指示冒失的向我背诵出来罢了。 　　这件事刺痛了我的心，使我整夜不能入睡。我讨厌共产国际，叹息它变质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从那个波兰人的那种杀气腾腾的言词和气派看来，那是甚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同志们指责和怀疑米夫和陈绍禹等暗害了何孟雄等十七位老干部的话，似以也不是任意捏造。米夫不等我回国，就召开中共第四次全会，用独裁手段将陈绍禹等安置到中共中央及其各级机构去，粗暴打击何孟雄等。他们做了这些见不得人的事，又在我回国到上海的前夕，急忙溜之大吉。这一切的表现，是何等的丑恶。 　　我详加分析，便觉米夫等这些罪行的发生决非偶然，而是独裁专政的必然后果。共产专政制度产生了玩弄权力的斯大林暴君，理想和道义早被淹没了，正人君子大多无法立足，高高在上的暴君需要一群鹰犬，来实现他的独裁权力，自然有一群逢迎权势的群小，像米夫那样的小丑，任意胡作非为。那不信任我的共产国际和米夫这样的对头，他们决不会放过我这个富有正义感的人，因而我的前途将会荆棘丛生。我觉得即使极度忍让，也将难逃厄运。我在莫斯科时，曾以书面对共产国际表示过忠诚，我也曾决意谨守诺言。但现在共产国际，对我这样背信弃义，我如果反抗，也是义正词严的。 　　我素来将中共和共产国际分别看待，我对中共有难以形容的感情。好像中共是我亲生的儿子，我一直全心全意爱护它。最初我觉得这小孩子发育得很好，后来经过数不清的变故，我的期望减少了，有点觉得这孩子多灾多难，不太长进。我和任何父亲的心情一样，孩子虽不争气，但仍然是自己的儿子。我最痛恨斯大林对待自己的同志采取残暴的手段，我向来是反其道而行之，对自己的战友采取友爱和宽容的态度。因此，我一向不将陈绍禹与米夫等量齐观。我认为陈绍禹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不过是在米夫错误领导之下，犯了不少的过失。现在在中国极端白色恐怖之下，他们既然准备冒死奋斗，将有逐渐改过的机会，我不应排斥他们，宜大量宽容，不究既往。 　　我当时采取的方针，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心情下取决的。我曾设想如果当时揭发米夫派的罪恶，要求立即举行中共五中全会，将陈绍禹这一群撵出中共中央，局面将会难于收拾。如果何孟雄等没有被捕，或许我可以这样做，现在没有了他们，那就煞费考虑了。因此我的答案是“投鼠必须忌器!”换句话说，就是决不能使中共陷入更大的混乱，甚至万劫不复的境地。我也曾反躬自问，我能脱离这些是非，置身事外吗?我能消极下去，甚至脱离中共的战线吗?答案是：不可能!主要是不忍见中共就此完蛋。我的结论，是应当忍受牺牲，从事积极挽救中共的工作，任何其他的设想，都是行不通的。当时要急救中共，就只有根据四中全会已有的决议，号召党内团结，消除纷争。我明知这样做的一个副作用，将会稳定米夫派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但当时也顾不了这些，只有从危机中挽救了中共再说。 　　中共六次代表大会后，向忠发一直担任总书记。因为他无能，他几乎被人忘记了。李立三任宣传部长时，中共中央的事大多由他决定。现在李立三倒下去了，中共中央形成周恩来与陈绍禹合作的局面；重要的事大多取决于周恩来。我这次会见向忠发时，觉得他仍是遇事说不出一个要领，除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以外，便没有甚么确切的主张。 　　中共第六次大会所选举出来的政治局，到那时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瞿秋白的政治局委员资格，由四中全会取消了；但我仍尽先去拜访他，请教他对党事的意见，他不愿多谈，只表示将从事写作，意态消沉。李立三蔡和森则在莫斯科，他们的政治局委员资格也先后失掉了。项英那时已到江西苏区。剩下的只有向忠发周恩来和我三人。四中全会将非中央委员的陈绍禹补选为政治局委员，这是最为人反对的事；他又随米夫到莫斯科去了。四中全会也将中央各机构改组：组织部长由老干部赵云担任，宣传部由留俄学生张闻天沈泽民负责，工运由杨尚昆(留俄学生)代替项英，少共中央书记则由秦邦宪(留俄学生)接替任弼时(他已去苏区)。 　　在这种局面之下，我遇事只有和周恩来商谈，而我和周恩来的一切商定，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曾向周恩来说明我要号召党内团结的意向。我不赞成将抱有不同意见或犯过错误的同志斗争掉，主张爱惜他们，说服他们，信任他们。只有少数执迷不悟的，坚持反对四中全会、破坏团结的同志，才应受到制裁，但也不能采用超纪律的手段。中央自身也应有所调整，不要使同志们觉得有某些人在把持。周恩来赞成我的意见，并应允分别采取具体措施来实现。 　　我第一次参加的政治局会议，约在我到上海后的第五天，出席的人，除我们三个政治局委员以外，还有秦邦宪赵云张闻天杨尚昆等。(这种并非由政治局委员以平等权利参加的会议，是四中全会后的创例)。周恩来首先以便于秘密开会为理由，提议由向忠发张国焘周恩来等三人组成常委会，为最高决策机关；其余中央各部主管人，根据常会决定，进行工作，但必要时得列席常会，讨论有关其主管的事务。这个提议很顺利的通过了，其作用是为了使那些新进的领导人物退让一步，以缓和党内反米夫派的气氛。 　　我和周恩来分别向一般同志进行说服工作。我与不少同志个别谈话，间或参加支部小组会议。我向他们说明我的团结方针和努力的经过，对于他们有过的反对意见不予责备，但强调现在同志们除团结奋斗外，别无出路。我这样做，收到很好的效果。同志间彼此不满的情绪减低了，相互间的信任逐渐恢复。例如当时反对四中全会决议的陈郁，态度有所改变，就是明显的例子。但罗章龙则极力避免和我见面，我想说服他的企图终于失败了。结果他仍是被开除党籍，使我不无挥泪斩马谡之叹。 　　周恩来进行团结工作，所遭遇的困难远过于我。譬如黄警魂的事，就是一个例子。黄系黄埔第一期学生，是周恩来的好友，一直在他所领导的军事部担任重要工作，因受不住党内斗争的打击，企图回到他的蒋校长那里去工作。周恩来进行说服无效之后，竟把他当作叛徒处决了。事后，周恩来向我叹惜的述及黄警魂这个叛徒，因反立三路线受到打击，竟由悲观失望走上了叛徒的道路，这是很痛心的事。当时的激烈残酷斗争，于此可见一斑。 　　黄警魂的事，使我大吃一惊。周恩来见我难过，又向我补充说，黄警魂有一亲笔信，向蒋校长表示要弃暗投明，立功赎罪，并曾当面承认信是他写的，经过再三劝说，仍倔强的坚持原意。至此周恩来认为证据确凿，时机紧迫，乃断然处置，“先斩后奏”。但周恩来从未向我叙述怎样搜到黄警魂的信件和用甚么方法处决他，这大概是周恩来所主持的特务工作的秘密吧。我曾板起面孔向周恩来说：中共纪律的最高制裁是开除党籍，决不可像握有政权的苏共那样动辄采取非常手段。周恩来也曾向我解释，以前没有这样做过，这还是第一次。只用以对付立即可能危害全党的叛徒，决不宜用之于抱有不同意见的反党分子。当时罗章龙那些反党分子，没有受到超纪律的处置，也许：就是这些话的结果。但这也仅收效一时，后来独裁的毒手，特务的伎俩，还是以势不可当的气势发展下去。 　　中共四中全会后，中共暴露出种种危机，其中最突出的是陈绍禹等之上台和何孟雄等被捕。此外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是一般同志所不知道的。像黄警魂的被杀和那波兰人的态度，始终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也从未向外宜泄过。现在让我就许多同志向我谈到的，而我又大致可以记忆的，概述一下，以了解当时中共内部的状况。 　　当时多数同志的谈论以何孟雄为中心。读者或能记忆何孟雄是最初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支部和中共北京支部的一员，虽然没有同我经常一起共事，但自始就是我的亲密战友。一九二七年何孟雄在李大钊等被害后，不能在北方立足，调到上海工作，历任上海区委委员等重要职位，曾一度担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与李立三常有争论，因而成为老干部派的代言人。一般同志提起何孟雄就会联想到在莫斯科的张国焘、蔡和森，在江西苏区的毛泽东、项英，以及在北方的刘少奇等，有点老干部的味儿。如果谈到反立三路线，往往会叙述何孟雄是怎样怎样说过的。似乎在中共多数中坚干部的心目中，何孟雄一度是中共正统派的代表。 　　一九二八年，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原系反对瞿秋白盲动主义的何孟雄，根据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指责李立三没有遵照决议实行。一九二九年，蔡和森被撵出中共中央的时候，何孟雄进而指责李立三违反了第六次大会的决议，其所作所为，实是瞿秋白盲动主义的继续。到了一九三○年上半年，何孟雄更进而策划推翻李立三的统治。他指责李立三使中共蒙受重大的损害。在何孟雄看来，这些年国民党内斗不已，军阀战争，愈演愈烈，实予中共很多复兴的机会。由于李立三的错误，中共不但没有乘机获得充分发展，而且不断遭受许多挫折。何孟雄瞧不起李立三，不信任他的领导能力，说他只是一个煽动家，根本不能做舵手，如果再让他胡闹下去，中共就会完蛋了。 　　我所遇见的同志，都没有提到李立三之要求苏联出兵东北、外蒙，进攻京津，来配合他夺取武汉的那个“天才计划”。这是共产国际极为愤怒的事，似乎没有人知道。也很少人说到应联合富农抑或反对富农的问题，似乎这都是莫斯科的清谈。何孟雄及一般同志所知道的，是李立三那些革命高潮之类的左倾空谈。他们多根据日常体念和切身痛苦来批评李立三。他们讽刺李立三这尊大炮只会吹牛，一味言过其实，好大喜功，揠苗助长。他们举出很多实际的例子，例如应该在若干大城市发动工人和知识分子，为这件事或那件事来反对国民党之类，但李立三若非不重视，便是只凭主观乱搞一通。比如，某一个工厂的工人，因为切身痛苦而酝酿罢工，李立三硬要提出一些工人不能接受的过高要求，所得的结果，往往是吓走了工人群众，不但罢工不成，而且使得有些中共党员和工人活动分子因而被捕和被开除等等祸害。在农村中也是一样，不让企图再起的农民有准备力量的机会，老是命令他们作力不胜任的进攻。总之，那些满怀郁抑的同志们，常这样慨叹：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共在广大工农群众和知识青年中，已培育了相当基础，虽经清党反共和白色恐怖的残酷镇压，仍在各处埋藏和保留着不少的根苗，经过瞿秋白、李立三的胡闹，这些根苗也几乎丧失殆尽了。 　　李立三朝夕梦想凭苏维埃和红军来打天下，虽也获致可观的发展，但一般同志还是认为他坐失良机，没有达到更好的成绩。我没有听见过同志们根本反对苏维埃路线的说法(当时只有托洛斯基派曾这样说)。一般同志大多认为苏维埃路线是既成事实，或者说要反对国民党，那就非要竖起苏维埃的旗帜不可。一般批评都集中指出李立三对此作法甚有偏差。同志讥讽李立三专爱发号施令，中毒之深，似是他生活中的鸦片烟瘾一样。他务虚名而不求实际，重量而不重质。他坐在那间秘密的办公室中，俨如统帅，颁发军队番号，签署委任状。譬如某一地区有几名游击队，他便委派一名司令：某一地区如果有百人左右，他就颁发一个师或军的番号。因此他纸上的兵力，总在不断增加，革命也就高涨起来。李立三于是左一个命令，右一个命令，指挥今天进攻这里，明天又进攻那里；或者，凭他的主观，指示甚么应当做，甚么不应当做，声斥这样，褒奖那样，忙个不停。至于如何进行土地革命，如何用各种方式组织农民斗争，训练各种人才，充实苏维埃，协助解决各种困难，实际掌握红军，增强战斗力量等等，李立三不是不去刻苦研究，便是不够重视。 　　李立三一向爱搞甚么行动委员会，一九二二年，领导安源矿工罢工和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时，都曾这样做过。一九三○年六七月间，当他认定中国革命形势已经成熟，须在全国范围内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时候，更命令所有中共各地组织、少共和工会等等都混合起来，组织成行动委员会。所谓行动委员会，即是暴动指挥部，其组织人员，由李立三自上而下指定，其所进行的工作，也是直接有关暴动行动的。李立三这种作法，遭受何孟雄等的反对，也使共产国际大伤脑筋。他们都认为李立三根本违反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即是取消了中共、少共和工会的经常工作，如争取群众、宣传、组织、教育、训练等等日常工作。一句话，没有这些经常工作，即等于根本取消了这些组织。 　　一般同志更讨厌李立三乱发命令，任意惩罚的作风，指斥他蹂躏了党内民主。他们形容从前瞿秋白惩罚同志的时候，有点阴森森的，如今李立三却有点耀武扬威的气概。李立三撵走蔡和森，开除陈独秀，都做得有声有色。虽然不少同志因此消极了，或者走上托洛斯基的道路，幸而还没有伤害到中共的根基。中共一般中坚干部，多是与李立三同起同坐的老战友，应该是不能随便撵走或任意开除的。李立三老是怒责他们右倾或是机会主义的残余。但实际惩罚，除了调动职务、降级、警告、留党察看等等外，也别无其他办法了。不少同志，形容李立三粗枝大叶。他从前搞职工运动的时候，老是打冲锋、放大炮，刘少奇总跟在后面替他收拾烂摊子。如今他坐上了中共中央领导的宝座，仍然一味唱黑头，周恩来跟在他后面埋头苦干。当时中共中央的实际情况，只有周恩来知道，一切实权都在周恩来掌握中。他也不完全了解各地中共组织的活动实况。同志们的不满情绪，他也不完全知道。甚至何孟雄等酝酿反对他，他也不深知其原委。也有同志这样说过：幸好他粗枝大叶，不然更不得了。 　　许多同志也埋怨周恩来，说他没有尽力纠正李立三的错误，一味追随李立三。有些同志指出，只有周恩来能够影响李立三，甚至可以左右他的动向。他也了解一些李立三的错误，有时也会在不动声色之中加以修正，但从不与李立三正面冲突。他比较了解中共各级组织的情况，也知道若干同志对李立三的不满，他不是故作痴聋，就是不着边际的解释几句。日子久了，同志们也就不指望他能够改弦更张。有些同志，说周恩来的性格圆滑，为了避免是非上身，不敢负起他应负的责任。有人说周恩来和李立三是半斤八两。自一九二四年，他从法国归来后，就进入黄埔搞军队工作，没有参加过领导群众的基层任务。不懂领导群众的艺术，只知招兵买马，因而他的思想与李立三极为接近，又怎能希望他纠正李立三那种军事冒险的作风。 　　一九三○年上半年，在莫斯科大清党以后，陈绍禹等即陆续返国，李立三对他们所采取的压抑手段，陈绍禹等也曾表示过反对。该年夏天米夫也来到中国，他奉共产国际的命令，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指导中共，并纠正李立三的错误。这样，米夫派就完全卷入了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之中。 　　陈绍禹等返国后，多派到上海区委属下的各分支机构担任较低级的工作，因而与原在上海区委内工作的何孟雄多所接触。在何孟雄与陈绍禹最初几次谈话中间，即发现彼此意见极为接近。何孟雄强调必须本身力量充实和坚强起来，才能获致胜利，陈绍禹说明共产国际主张巩固苏维埃根据地，扩大和充实红军以及在广大国民党统治区域争取群众的政策，并指斥李立三对于此一政策诸多违反。他们这样彼此唱和，一个了解实况，一个引经据典，登时成了志同道合的战友。在米夫来到上海之后，陈绍禹以充当翻译之故，建立了彼此经常接触的关系。在事态发展中，陈绍禹因能居间勾通米夫与何孟雄的关系，陈曾向何吹嘘米夫，也向米夫说明何的主张和他的中共的潜势力。 　　关于对米夫陈绍禹等的态度，一般老干部发生了不同的意见。大体说来，何孟雄认为米夫主持中大，亟谋训练一批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成为中共的领导骨干，似乎未可厚非。何也觉得米夫除反瞿秋白外，没有过分排斥张国焘等的言论，大致是可信的。何认为陈绍禹等确是懂得马列主张，再经过一番锻炼，将可大用，因为老干部应以宽大胸怀，奖励后进，不可因小故而有歧视之意。何认为推翻李立三的统治是首要任务，并应提携陈绍禹等人，再经过陈绍禹来打通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米夫等人的关系；如此共策进行，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罗章龙当时极力反对何孟雄的看法和作法。罗曾赴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亲自领教过米夫的手法，因向何孟雄指出，米夫趋炎附势，那里有甚么领导中国革命的抱负，不过在反拉狄克斗争中，在维持他本人在中大的统治的挣扎中，俨然是一个马列主义的口头革命家，在那里猎取权势的朋党而已。现在他又因利乘便，利用此朋党来控制中共。陈绍禹等走入了米夫的邪门，如疯狗一样，逢人便咬，那里能干得出好事来。在罗章龙看来，决不可联络米夫派去反立三路线，宁可让李立三统治中共中央十年八载，也不可让米夫派在中共当权。 　　米夫和陈绍禹等的名誉是太不好了。中共内部没有人为他们说好话，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则根据中大斗争的经过指责他们。但因为大多数人不能忍受李立三的胡闹，对陈绍禹等便存有原谅与容忍的忠厚心理，因而很多就与何孟雄采取同一步调。就因为这件事，罗章龙日益消极，终于一步一步脱离中共，在沉痛心情之下，不愿和我见面再谈论此事。就因为这些事情，何孟雄所领导的反李立三运动也显得有些不够坚强。一九三○年九月间，中共三中全会未能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来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这次全会除表面接受共产国际政治指示外，李立三瞿秋白等仍控制中共中央，当权如故，反指斥何孟雄陈绍禹为右倾反党分子。这就使共产国际觉得立三路线的顽强，须采取进一步干涉中共的手段，一面调李立三到莫斯科去，一面策划举行另一次四中全会，改组中共中央。 　　陈绍禹等初时对何孟雄极力表示友好，遇事推崇老干部，因而他们合作日趋密切，彼此讨论到代替李立三的人选问题。何孟雄似不止一次透过陈绍禹转告米夫要求我回国之意。到了三中全会后，何孟雄具体提出李立三瞿秋白都须退出中共中央，由我和蔡和森回国继续负领导中央之责，周恩来只有在改正错误后，才可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何孟雄曾向陈绍禹表明，他们自身领导反立三路线，应避免争权之嫌，何况又不是中央委员，按理不能成为政治局委员，因而应在原来中委中选出二人来继任李、瞿的遗缺。接着何孟雄又以三十几个老干部的名义，要求共产国际派我和蔡和森回国，这就是柏金斯基找蔡和森和我谈话并派我回国之由来。 　　也许就因为何孟雄对我的拥戴，为米夫所最不愿闻，因而使出了阴险的绝招。米夫联络好了周恩来，在四中全会上让周恩来认错得到会众的宽容后，通过政治决议，周恩来即以征得共产国际同意的名义，提出补选陈绍禹为政治局委员，以及张闻天秦邦宪等出任中央要职的议案。何孟雄当即起而反对。接着陈绍禹突然改变态度，指斥何孟雄等为右派，表示在克服了左倾的立三路线之后，应立即转过头来反对主要危险的右派；又说何孟雄刚才反对共产国际的表示，简直是公然反党。 　　经过一番争吵，四中全会也就一哄而散，未经表决，陈绍禹等就这样打进了中共中央。如果不是国民党帮了米夫陈绍禹等的大忙，消灭了何孟雄这一批人，陈绍禹的江山又那里能坐得稳。事情如此这般的过去了，只留下一些中共老同志在那里叹惜伤感。他们是否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专政是玩弄不得的，决不会局限于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对付阶级敌人的必要方面，必然会用来在共产党内争夺权力，必然会发生米夫陈绍禹等在中共四中全会上表演夺帅印的那样一幕。 　　虽然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了解从立三路线到王明路线的种种经历，但上面所说及的演变轮廓却是相当清楚的。一般同志都知道我在莫斯科曾吃尽米夫派的苦头，现在苦心孤诣讲团结，自易收一时之效。我当时所讲的话，指出这些年来我们的损失大极了，现在还剩下一点点，不要在我们的手中断送光了；失去了何孟雄等，已是无法挽救，谨防再因内部纠纷招致更多损害；现在只有忘记某些惨痛的过去，减少互相猜疑，让我们团结奋斗吧。当时由于我的这些感动人的话，掩盖了米夫陈绍禹等一切罪行。但他们所种下的恶果，几年之后，仍然使他们垮了下来，后来毛泽东在延安的整风就是针对他们而发的。如果我们再想一下现在中苏关系恶化的历史根源，米夫派的“德政”不会不活生生的遗留在中共首脑们的心目中。 　　中共内部的危机不仅限于上海，显已普及到每一角落，其中尤以中共北方各省组织的反中央倾向最为可虑。以中共北方区委为中心的中共北方各省组织，自一九二七年四月李大钊等被杀害后，又接连遭受过若干次摧残，中共中央似也没有大力援助过它们，后来李立三老是指斥北方区委右倾，引起多次争吵，因此弄得彼此关系恶劣。我把上海方面的党内紧张空气扭转以后，即建议到北方去一趟，举行一次北方区委紧急会议，从事挽救。我此行在当时是十分冒险的，但也没有别人可以代替。我的建议，经中央同意并作了一些必要的安排以后，二月中旬，我就循海道直航天津。 　　我到达天津后，立即去找设在日租界的中共秘密交通站，这是我所知道的惟一联络地点。我在交通站内，会见了一对我所不认识的青年夫妇，从他们口里我知道这地点极不安全，他们准备迁移。他们埋怨中共没有为他们的安全着想，一切都是因陋就简。他们知道了我是住在法租界一家旅社里，来时又直接经过租界的大马路，他们很为我的安全担心，因为在那条大马路的路口上，有一个叛徒张开运②经常守在那里，专门猎取中共人员。 　　我知道了这对青年夫妇的不安心理，曾多方予以鼓励。他们告诉我应邀前来与我会晤的同志们，多数可于当天由北京等地赶来，至于会议的地点，除这里外，他们以为并没有更适当的地方，因而我决定明天一早，就在这个交通站举行会议，并要他们假装过生日，让到会人们充当祝寿的亲友，以掩耳目，他们也告诉我下次来时，如何绕道避免经过日租界大马路。 　　第二天一早，我首先到达这个开会地点，应邀来的同志接着陆续来了。参加会议的连我在内共有九人，聚在楼上的卧室内，围着一张方桌，桌上还摆有麻将牌九等赌具，以备必要时作为掩饰。那对充当主人的青年夫妇，则在楼下应付。 　　担任会议主席的是北方区委书记陈原道，他在一九二七年，任过中共河南区委的组织部长，曾在莫斯科中大就读，也是反米夫派的重要分子，于一九二九年初归国，参加北区工作，后来升到区委书记。其余到会的多是从北京来的，太原开封各有一人参加，济南西安等地的同志则未赶到(到会者的名字，我已记不清了，也许现在北京任要职的人中，有参加过这次会议的)。 　　会议开始后，到会者都觉得为了安全起见，应节省时间，尽早结束。我则认为这次会议举行不易，应尽量发言；不受时间限制；我建议到会者，脱掉皮鞋，以免走路声传到隔壁去；不要吸烟，以免烟雾从窗口冒出；低声讲话，不要引起邻人的注意；我还鼓励他们自由发言，不要有任何顾忌，以便将长时间积下来的问题，一一澄清。我的这些建议，使与会者精神为之一快。到会者的发言非常动人，他们所追述的事，有些为我闻所未闻。有人追述到北方各地组织，自李大钊先生被害以后，遭受敌人的种种摧残，为之凄然泪下。有的指出八七会议后的中央，对北方组织颇有歧视，仿佛这是机会主义影响较深的地区，不禁愤慨叹惜。有的以党内纷争和同志们不满情绪为虑，并举一九二八年少共北京市委书记张金彪(即张慕陶)，利用托派口号，带走四十多个团员，另行组织一个少共中央，形成分裂的局面为例。他们纷纷批评李立三在六次代表会议以后，不顾北京实况，乱发命令，如某一同志新到国民党军队中任下级军官，李立三即命令他发动兵变，这无异是白白送死；同时他又命令北方组织，配合南方各处的暴动计划，要求他们做些破坏交通等工作，这种任务不仅毫无意义，而且耽误了北方组织本身争取群众的独立任务。北方区委为此曾多次表示过异议，但被中央斥为机会主义。 　　北方区委执行李立三命令的结果，是组织被破坏，同志被逮捕，而李立三却又无法善后。北方区委得不到中央的支援，即有所请求，也十九是碰钉子。李立三这种鞭策同志的作风，引起了同志们的离心倾向。同志们有的消极了，有的抗不遵令，甚至会议都很少人出席，纪律也废弛了。“党既不爱护党员，党员为何要服从党。”这句话是北方同志那时常说的。他们这次要求我设法改善中央这种作风，并赋予北方区委以实现本身任务的较多权力。 　　他们对于四中全会是否克服了立三路线，颇有怀疑；对于陈绍禹等的当权，深感危惧。曾有人询及四中全会后，是不是中央完全为米夫派所控制?周恩来是不是成了米夫派的傀儡?何孟雄等的被捕是不是米夫派的告密?也有人问我：“你这次回国，有何善策挽救党的危机?” 　　当时，我十分难过，热泪也不禁夺眶而出。我极力安慰他们，并说明我的看法。我要求大家忘记过去，一致团结，从新做起。我的这些话得到陈原道的热烈响应，他表示相信我能挽救北方组织的危机，要求到会者提出各项具体的建议。 　　经过几个钟头讨论，我把种种意见归纳起来并作出结论，大要是：一、以前中央各种错误指示概行无效，同志们因不满这些指示而受到的谴责和处罚，除张慕陶那一班人外，一律取消。二、此后工作应遵照六次代表大会、四中全会和这次北方区委紧急会议的决议进行。三、北方区委及其属下各级组织，应注重联络暗藏在各工厂各铁路各学校以及农村中和军队中的同志和同情分子，致力于秘密组织工作，扭转消极气氛，利用反对帝国主义的热情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的要求，展开活动，争取群众；并注重领导陕西及其他各地游击战争的发展。四、北方工作具体进行步骤应根据北方实情决定，中央应尊重北方区委意见；北方区委也要尊重所属各级组织的意见。五、分配同志工作的时候，应尊重同志的自愿，顾及他们的安全。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扩大党内的民主。六、如同志不幸被捕，应极力援救，对被捕者的家属，也要有适当的援助。 　　参加会议的同志对于这些结论十分满意；有的觉得是重见天日，有的表示各地组织将因此恢复元气，有的说这是“热”和“爱”代替了“鞭”和“剑”。我也说明北方组织如果能做好这些初步基本工作，不难实现在北方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我们的会议到夜晚才结束，到会者所提出个别的具体问题，都一一获得适当的解决，分别离去。我和陈原道最后才离开那里。临行他向我表示今天一切都圆满解决了。他要我尽早返沪，他将根据今天的结论分别作成书面决议，呈报中央并通告各地组织。晚十时左右，我们才握手告别。我此后没有再见过他，也不知道他是何时丧失了生命的。 　　翌日，我仍循海道返回上海，向中央作了此行的交代。不几天，北方区委关于这次会议的正式报告，也送达到了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领导，遵照这次的决议行事。北方区委这样的表示，是这一两年所没有过的事，因此，中央同志都为之欣慰；同时，这件事在其他各地同志间，也引起了良好的影响。这样，党内洋溢着和谐的气氛。 　　我在上海天津这样活动，感动了向忠发。他向我说：我从前骂过你是机会主义者，现在才知道你对党有这么大的贡献，因而我相信你真实的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他这是由衷之言，但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依理说来于党固属有利，可不一定是共产国际的路线。事实上，我的这些努力，也许对于刘少奇以后的白区地下工作的成就，不无助力；但在我离开中共后，经过那些留俄学生的教条主义的残害，这点助力，也就大大减色了。 　　① 四中全会决议案全文见：南昌行营编的《赤匪反动文件汇编》第二册第四二四页至第四三四页。 　　② 张开运是留俄的华侨，加入俄共后转为中共党员，曾为沙发诺夫所赏识，和我相识，他在北方工作了一个时期，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他成为北方著名的反共行动分子。 　　 我的回忆（下）/张国焘.—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