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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第二章 移向苏维埃区域

张国焘

一九三一年初，中共的苏维埃运动获得可观的发展，尤其是军事上的胜利，该年一月间，江西的红军在永丰龙冈一带，消灭国民党军队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张本人被俘，缴枪四千余支，冲破了国民党对江西红军的第一次围剿。同时，鄂豫边的红军，也在九里关一带消灭了岳维峻师的大部，岳本人被俘，获枪两千余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各大城市的原有根基，历来是中共的支柱，已残破不堪，而这些边远地区的军事胜利使得我们大为兴奋，认为苏维埃的曙光已现。中共中央常委会不愿坐失时机，因而决定将中共的主力移向苏区。 　　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和广东暴动相继失败后，其所剩下来的残部都退向偏僻的山区，开始游击的生活。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重视这些游击队的活动，认为这在中国苏维埃运动上，是有其伟大的前途的。六大政治决议案指出：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革命应先在一省或几个重要省区之内胜利。不过这个决议案又警告，这还只是一种展望，目前尚没有实现的可能。 　　一九二九——一九三○年间，散处各地的中共游击队，克服了重大的困难，继续不断地在发展。国民党内各派军人内战不已，是促成这些发展的主要原因。立三路线的形成也是以这同一客观环境为背景的，李立三一向夸大这些发展，特别在一九三○年七月间，彭德怀部一度攻下长沙之后，更鼓舞着他向前冒进。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是到来了，各地革命的形势已趋于平衡的发展，现在，不仅要攻取大城市，获得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而且在苏俄军事支持的条件下，要获致全国范围的胜利。 　　当时国民党削平群雄的战争，于一九三○年九月间暂告结束，国民党虽还没有完成统一，显然代表最大军事势力的蒋介石是战胜了，国民党的地位也因而大大加强了。中共的苏维埃政策，限制了它自己，使它不能在连续不已的国民党内战中捞上几把。单凭游击战争打天下，虽然乘机获得一些零星胜利，但实力仍是渺小得很。如果冷静地估计一下这些形势，那就很容易发觉，不仅李立三的狂妄想法甚为可笑，即共产国际所强调的巩固苏维埃根据地，又何尝不是中共一时无力实现的任务。 　　我很注意考察苏维埃和红军的实况，从不完全和不甚正确的材料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梗概。根据李立三所颁发过的红军番号，有江西东南部朱德、毛泽东所统率的第一军，湘鄂西洪湖地区贺龙的第二军，赣西地区彭德怀的第三军，鄂豫皖边区邝继勋的第四军，赣西地区黄公略的第五军，湘鄂边萧克的第六军，广西西南部李明端的第七军，俞作柏的第八军，赣南罗炳辉的第九军，赣东北方志敏的第十军……和湘鄂赣边孔荷宠的第十六军等等。此外，还有一些纵队司令等类的番号。在这些番号之中，只有三处值得一说，江西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部合计约有一万五千支枪，鄂豫皖边区红四军约有一万支枪，以及湘鄂西贺龙部约七千支枪。 　　也只有在上这三个有军事实力的地区，形成了一些县的和乡镇级的苏维埃政权，在其上也相应形成了江西苏区，鄂豫皖边苏区，湘鄂西苏区。细考其内容，无论在那一方面说，它们都很难说是一个政权，如果名之为游击根据地，那要恰当得多。那些苏区确是由枪杆子打出来的，也靠枪杆子支持住，在困苦条件下，挣扎着力求与土匪有别，还说不上对全国或者对农村土地革命，有甚么号召作用。散布在湘鄂赣粤桂闽浙豫陕川等省边远地区的游击队和游击区域，都在为增加枪杆子而努力，东游西荡，等而下之，更说不上有什么较稳定的游击根据地了。 　　从这些游击区来的文件，都是大声疾呼要求中共中央给予各种人力物力的支援。其中大多是要求医药器材，无线电等通信器材，兵工器材等，甚至要求望远镜、指南针、手表等类东西。所要求的人员也是以具有专门知识的为多。李立三似没有根据各地呼声要求过共产国际接济，反将各游击队秘密运送到上海的金银，留作中共中央之用，一时成为李立三的主要财源。米夫似也没有接济过游击队，老是强调应由游击队自身设法解决。 　　上面所述，仅为一些大概情形，已可从中知道巩固苏维埃根据地是何等的不易了。换一句话说，这要靠力量，尤其是军事实力。如果中共有实力巩固一个苏维埃根据地，就不难获致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甚至在全中国范围内的胜利。中共四中全会决议建立和巩固苏维埃的根据地，并经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强有力的苏维埃政权机关，这是中共的主要任务。但党内对这一决议的了解和解释，有程度上的差别，因此酿成后来许多纠纷。 　　米夫和他的门徒似乎相信他们手中的鞭子能产生中国苏维埃政权。他们一直在制订土地革命方针及分配土地的细则，以为这里面有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此外，还制订一些苏维埃政策，颁发下去。他们以为只要运用他们手中的鞭子，反右倾，反左倾，驱策着整个中共队伍往前直奔，中国苏维埃就成功了。这种狂妄想法确实与李立三的荒谬不相上下。 　　当时中共一般干部(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觉得应该有一个巩固苏维埃根据地的奋斗目标，但须长期努力才能实现。何况巩固苏维埃根据地的口号，比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那句口号也较切合实际，而事实上亦非如此做不可。首先中共的本钱只剩下这些苏区和红军，如果不为它们提出一个奋斗的目标，一致为此努力，那就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我认为一切决议不可视作死板教条，应根据实况，具有伸缩性来予以执行。 　　当年三月初，我看到一份赣西南少共区委控告毛泽东的文件，这个文件是指责毛泽东一贯违反中央指示，一意孤行，走到了反党反革命的境地。内容是陈述赣西南中共区委和少共区委以及不少的将领，大多拥护中央的领导(即立三路线)，而毛泽东却不敢和敌人战斗，不遵守中央进攻南昌的命令，带着部队逃跑，显然是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三○年冬，毛泽东不仅不改正错误，反利用肃清AB团的名义，杀害了大批同志，因此，赣西南少共区委要求中共对毛严予处分。 　　少共中央书记秦邦宪被邀参加中央常会，报告这件事的经过。他说明：一、据赣南少共区委来人的口头报告，与文件主内容是一致的，不过有些补充；二、这个来人系赣西南少共区委委员，曾来过上海数次，少共中央的同志们都认为这位同志可以信赖，这次他还带了几十两金子和其他文件来；三、据来人解释，中共赣西南区委对于控告毛泽东这个文件是同意的，至于没有共同具名，是惧怕毛泽东知道了，会将他们当作AB团清算掉。秦邦宪根据这些情况，认为这个文件和来人的口头叙述大体都是真实的。 　　秦邦宪接着陈述：赣西南中共和少共同志以及军队中一部分同志，早与毛泽东有许多意见上的分歧。在反毛斗争中，他们曾提出“拥护朱德，打倒毛泽东”的口号，但朱德在毛泽东挟持之下，表示支持毛；彭德怀则是不满毛的，在他的第三军内，不满毛的干部也占多数，赣西南少共区委认为，可能有少数AB团分子，混进了我们内部，这些人在反毛斗争中也可能兴风作浪。因为他们发现了AB团的破坏活动，毛泽东便不分青红皂白，将大批不满他的同志，也当作AB团逮捕起来，任意刑讯杀戳，在富田一个地方，便杀害了以百计的同志。参谋长陈毅在富田事件中，简直成了刽子手，这便形成江西苏区最严重的危机。 　　秦邦宪认为毛泽东确实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他指出毛泽东反对李立三的指示，可能是对的，但他自己也不免右倾；他只知道保全实力，利用诱敌深入的游击战术来打击敌人，但他忽视了进攻敌人，巩固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性。再则毛泽东也不了解反右倾主要危险的重要，而且江西苏区在土地问题和富农问题上，都发生过右倾的偏差；在富田事件中，毛泽东可能有意无意的将反对他的同志清算掉，这更是不可宽恕的。 　　中常会听取了秦邦宪的报告之后，觉得事态严重，不能立即作出决定，乃要求秦邦宪先行通知赣西南少共区委来人，暂时严守秘密，听候中常会处理。我忙着搜集有关这件事的材料，认为秦邦宪指斥毛泽东为右派一点，并无充分证据。我觉得以前何孟雄等曾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受到严重的打击；他们并不是失去斗志的人，只是认为在反立三路线的紧急关头，不应该强调反右倾，因而被视为右派；现在决不应当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就将苏区的老干部毛泽东等当作右派来整肃掉，这样做会使苏维埃和红军受严重的损失。 　　在中常会再度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曾指出：江西红军一月间消灭张辉瓒师这件事，就证明那里并没有甚么严重的危机。毛泽东以前不遵照李立三的指示行事，大体都是对的，他根据实况来指导军事行动，注重游击战术和政治纪律，这也都是切要之图。注重扩充军事实力，不勉强去巩固一个根据地，也是势所必然。毛泽东和江西苏区的同志们，都是艰苦奋斗的，不能视之为右倾，即使有些右倾的见解，也不过是观念上的错误而已。在肃反问题上，毛泽东似犯了严重的错误，他没有去区分反革命的首要分子和胁从者来办理，甚至将不是反革命的人，也当作反革命清算掉了，这是要予以纠正的。 　　中常会讨论的结果，决定：一、赣西南少共区委的报告表现了一些青年急躁的情绪，不能完全信赖，因而也不能判定毛泽东是右倾。二、将中央关于肃反的决定，附加说明，迅即送往江西苏区，作为纠正毛泽东等在肃反中所犯错误的根据，并催促毛泽东报告富田事件的真相。三、中央鉴于江西苏区已发生严重情况，应从速采取具体步骤，加强苏区和红军的领导。 　　如何加强苏区和红军的领导，乃成了迫切的问题。我在回国以前，中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派了一些重要干部到各苏区去，如项英刘伯承等之派往江西苏区，任弼时夏曦等被派往湘鄂西和湘赣边境等苏区。现在如果要进一步加强领导，就应将早已拟议的中央迁往苏区的案子付诸实施。这件事共产国际旋即同意。 　　周恩来为此提出了一个具体计划，经议决通过，其要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迁往江西苏区，由向忠发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等领导前往。在鄂豫皖和湘鄂西两区分别设立中央分局，前者由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前往主持，后者则由已在那里的夏曦关向应等主持。中央迁往江西苏区后，在上海另设中央分局，指导白区工作，预定由赵云李竹声等主持。 　　这个决议是中共将工作重心转到苏区去的一个重要关键，对于此后中共的发展有极大关系。我们当时的理想，是希望在江西能有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在那里竖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旗帜，联络长江以南各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共同奋斗，以期握有一省或数省的地盘。鄂豫皖苏区则为长江以北的主要核心，我们希望以那里为起点，向北发展，以期在大江以北掌握更广泛的地区。至于湘鄂西苏区则似是一个主要的卫星，对江西鄂豫皖两区，可以发挥掩护的作用，并且可以向西南飞发展。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具有雄图的尝试，虽然实现的条件尚属缺乏，但事势发展又非这样不行，因此，我们只有竭力以赴了。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实力既大部移往苏区，对广大白区的工作，自然更为削弱。当时中共的党员人数，是没有精确统计的，估计约在十万左右，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系在各个苏区和红军中，大多为农民出身者。这个事实也使我们对苏区工作寄予莫大的期望。周恩来是极端主张将力量集中到苏区去的，他经历这么多变故，深知中共在白区很难立足，势将继续被国民党破获摧毁。他决意将中共大部分干部调往苏区，他估计从白区可以调到苏区的干部，约有四百人。他准备将其中百分之四十调往江西苏区，其余两个百分之三十分别调往鄂豫皖和其他各个苏区。 　　我是自愿去鄂豫皖的。当时鄂豫皖区还保有较多的立三路线的残余，负那个区域领导责任的曾钟圣就是著名的立三路线的拥护者，我的同志们觉得我去那是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是游刃有余的。我自己也觉得我对那一带的情况较为熟悉，而且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驰骋的所在，我为之向往。 　　我摒当一切，准备起程，担负我的新任务。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远东局(即共产国际派驻上海人员所组成的机构)对这件事很注意。那个我所讨厌的波兰人，为此曾要求和我面谈，但我托词拒绝了。另外一位德国籍军事代表，我倒极愿和他谈谈，请教一些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 　　那位德国军人虽只和我见过一面，但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在第一次大战中，任过中级军官，手上带有伤痕，是他的光荣纪录。他年逾五十，具有冷静的头脑和丰富的知识。他奉命到江西苏区去，后来几次改装牧师前往，均为国民党军队所阻，未能到达目的地。共产国际乃不得不改派一位较年轻的德国军人李特去江西苏区，任军事顾问。那位李特似远不如他老练，与毛泽东等发生过不少磨擦。我想如果是那位较老的德国人去了，也许会有不同的结果。 　　他那次和我会面，表现很诚挚谦和，他要求我不要信赖翻成中文的军事书籍，一切要凭自己的判断去处理。他特别指出一个独当一面的指挥者，要预先想到如果打败了应该如何。在这游击战争中，是会经常遇到的，我觉得我的同志多富有勇往直前的精神，往往易于忽略可能受到的挫折。他的这种议论，实在切中时弊。我也觉得他不是一个巩固苏区根据地的教条主义者，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行事的人，即此一端，也远较米夫之类的人大为高明。 　　我们的计划在执行中遇着接二连三的困难。我自己是四月间到达鄂豫皖区的，但中共中央其他的人则因敌人的阻挠，直到当年八月间，才完成了前往江西苏区的任务。 　　我总结我在上海这一段时期的努力。虽相对的抑制了王明路线的发展，但他们究竟还是日甚一日的抓住了中央机构。那些教条主义的盲动主义者，遇着机会是会把事弄糟的。而且在共产国际的掩护之下，为害将是更大。他们不顾实情，死板板的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如在巩固苏维埃报据地这个问题上，他们往往不计敌我力量的对比和自己军事实力的可能损失，硬要死守这个地区或那个城市，如果任何人不这样照做，便被视为右倾的逃跑主义者。共产国际的其他决定，也一律被视为是御定的，不能改变的。这就是有名的王明路线的特色，其结果是使苏维埃运动硬化，招致了极严重的损失。如果不是日本的侵略，使中共回到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上来，也许整个中共会在苏维埃运动中完全葬送掉。 　　 我的回忆（下）/张国焘.—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